阚道远，尹小龙 |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及基本启示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及基本启示

阚道远 尹小龙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处于现代化的“进行时”。因后发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先发国家现代化通常采用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两种主导范式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表现不佳,而“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却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凸显优势。后发国家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探索出“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该模式运行过程中,政党引领贯穿始终,并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在不同维度探索出多种类型。通过对比发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政党必须重视自身建设、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战略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而有力助推国家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政党中心主义”;后发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主权国家中,仅有33个国家完成了现代化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1],换言之,目前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现代化的“进行时”。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2]。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202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3]尤其在后发国家,政党引领现代化的责任更为重大。

“后发国家”主要是指二战后面临现代化建设任务的新独立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历史来看,部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长期主宰政坛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导政党”,它们建立基本秩序、推动生产力发展、营造稳定环境,不同程度地左右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向,有的甚至成为影响国家现代化成败的核心力量和关键因素。因此,从比较视野出发,研究世界范围内政党推进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和重要启示,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发展规律、政党执政规律和国家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内在逻辑: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可能

“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世界政党数量繁多、类型多样,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阶级基础、价值追求和政治主张,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也各不相同。”[4]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先发国家现代化存在“社会中心主义”(1)和“国家中心主义”(2)两种主导范式。然而,与先发国家存在极大差异的是: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与内外环境、政党具备的条件与禀赋以及赶超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最终使“政党中心主义”成为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新范式,即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后发国家现代化征程中,政党引领成为重要的现实选项。

(一)后发国家独特的国情呼唤“政党中心主义”的出场

与欧美等先发国家不同,二战结束之初,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且普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内态势和国际环境。从国内层面看,当时的多数后发国家仍以自然经济或传统经济为主,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发展程度低下,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十分不足,且因为部族、地域、宗教等历史和现实因素导致严重分化和碎片化的政治格局,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呈现出“一盘散沙”和“整体弥散”的典型特征,与成熟的现代国家和社会形态距离甚远。从国际层面看,历史上先发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进行全球殖民扩张,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纳入其殖民体系中,不仅蚕食和肢解其领土,控制其国家政权和扶植傀儡政府,还大肆开展经济殖民和文化渗透,将其民众作为奴役对象,这些国家和民族“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十分突出,必须奋起在绝境中寻找生存与实现现代化的出路。

在此背景下,以英美为代表的“社会中心主义”现代化范式(主张社会为变革的力量来源)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现代化范式(强调国家权力的能动性)[5]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水土不服和现实尴尬。因为,“社会中心主义”范式难以在后发国家找到支撑现代化的多元的社会力量、充足的社会资本和完善的商业机制,而“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所依赖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威和社会控制能力在后发国家亦付之阙如。所以,在后发国家仁人志士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经过屡屡受挫、不断求索,最终找到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依托——现代政党。现代政党的出场,作为一种崭新的组织形态和政治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后发国家社会整合、政治失序和群众动员等诸多难题,是应对严峻内外环境的组织保障,将民众重新组织和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引领,在其他力量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普遍乏力时展示出独有优势和成效。以政党为中心引领现代化遂成为后发国家的现实选项,而“社会中心力量的存在及其转换”[6]从客观上为理解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二)政党具备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天然优势

西方政党是成熟民族国家的内部产物,是“执行表达功能的表达工具”[7],其政策形成主要是服务于赢得选举。与先发国家政权体系内产生的竞选型政党不同,后发国家通常是具有突出的现代化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政党,在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实践以及不同力量的激烈竞争和残酷淘汰后,成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引领者。这些政党“以吸引人们归依并信奉其理念” 为目的[8],产生于国家政治失序和治理失败的环境中,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远大的政治抱负、高超的斗争本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往往通过革命等一系列手段夺取和持有政权,不仅成为“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9],甚至作为“半国家机构”或 “准国家机构”[10],对后发国家进行系统性重构,彻底改变其政治结构和政权结构,继而推动现代化建设。

一般而言,“强政党通常是与弱国家相连的”[11]。首先,后发国家政党作为不容于现有政权体系的“异质性”政治力量,难以容忍国家的衰败局面、局部改良的渐进路线和徘徊龟速的发展路径,他们将当权者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和羁绊加以消除,且不易与当权者妥协和合作,具有实现国家整体性、革命性、彻底性变革的宏伟目标和强大动力,在目标实现和手段措施上具有鲜明的实干特色。其次,因为其生存环境的恶劣和斗争形势的严峻,这些政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严密组织网络,能够使自身的“神经末梢”有效渗透进社会肌体开展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和政治动员。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2]。这种组织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政权更迭,也有利于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将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再次,后发国家政党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兴体制,使国家现代化逻辑与政党自身现代化逻辑高度契合,以政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引领国家现代化,以国家现代化促使政党持续保持自我变革的精神和动力,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彼此促进、交融升华;同时,后发国家政党建立的新政权对国家旧政党制度的结构性改造和重塑,避免了先发国家普遍上演的党际内耗和施政延宕,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更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赶超现代化的事业中,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现代化进程。

(三)赶超现代化使得后发国家难以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并不是简单模仿或重复先发国家发展历史的过程,恰恰相反,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方面,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范式,还是“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均存在其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社会中心主义”范式所依赖的社会自发性与国家整体性及长期性利益之间存在矛盾,正如拉斯基指出的,“在经济领域,国家变成了商业的附庸,国家的习惯也被商业所要求的新环境所改变”[13],这使得国家的必要干预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弱化,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则是不容忽视的“硬伤”。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鼓吹和输出现代化过程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刻意误导”[14]。而“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则容易产生国家权力的官僚化,使社会创造力和活力湮没在权力结构的强制和规训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甚至会引发通过武力扩张汲取现代化资源和化解内部系统性矛盾的政治风险,这是后发国家赶超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极力避免的。

另一方面,后发国家面临着比先发国家更加不利的时代条件。先发国家往往出于自私的动机希冀维持后发国家受宰制的地位,遏制和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史实并不鲜见;同时,相较于先发国家,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外转移矛盾的空间和余地十分狭小,需要更强的自我内部消化能力。那么,在后发国家系统内部调动资源、凝聚力量和消化矛盾的强有力的组织中枢就成为其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和变量。因此,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巴林顿·摩尔所总结的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到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再到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3)参见[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其发展时序上的前后接续和发展模式上的辗转递进,本质上也是对这一趋势的历史演绎和规律总结。正如格申克龙所指出的,后发国家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明显不同特点,不仅表现在更高的发展速度上,也“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15]。

二、主要类型: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可为

相较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两种主导范式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表现不佳,“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却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凸显优势。“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16],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两翼。政治建设是前提,是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经济发展是动力,是现代化的物质支撑;风险防范是保障,是防止现代化中断的有效手段。在“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实践中,后发国家主导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既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又采取措施处理不同类型的风险,搭建起现代化的领导、前提、动力、保障的四梁八柱,探索出“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在该模式的运行过程中,政党引领贯穿始终,并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实践。

(一)政治之翼:政党构建后发国家现代政权的三种方式

“在发展与现代化中,国家与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因素”[17],现代化的实现与政治建设息息相关,而政权构建、制度建立又是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有学者指出,工业主义“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制度”[18],工业化是表,制度架构是里。亨廷顿也认为,国家的发展首先意味着政治的制度化[19],制度和秩序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因此,后发国家主导政党的首要任务便是从落后衰败国家的废墟上夺取政权、建立基本制度,构建起能整合国家资源、动员广泛力量的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按照政党构建后发国家现代政权的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1.革命建国型

一些后发国家政党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摆脱殖民统治和肃清本国封建落后势力,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现代化建立规范秩序和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通过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古巴共产党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随后建立革命政府,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越南共产党通过八月革命、抗美救国战争,赶走侵略者、完成南北统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国型是政党在广泛动员基础上以武装斗争方式对原先社会进行彻底改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让民众掌握权力,对低效的组织体系和落后的制度架构进行系统性重塑,构建起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政权组织形式。此类型的政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较强控制力,也赢得了广泛认可,有助于集中各方力量推进现代化。

2.军人还政型

军人掌握政权的后发国家,军人出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重新将政权交还给政党,政党回归国家政治主流,并逐步探索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形式。1979年巴西新政党的创立得到允许和鼓励[20],为政党取代军人执政奠定基础,“自由阵线党”的若泽·萨尔内成为第一任民选政府总统,政党真正意义上掌握政权。1963年朴正熙参与政党政治竞选,成为韩国第5届总统,从军人转为政党领袖担任国家领导人。军人政权以恢复秩序与发展生产为目标,技术官僚和军事强人政治共同作用,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制度”[21]。政党掌握政权后,在吸收、运用军人政权的合理成分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会受到军人影响力尚存的困扰,正如美国学者威亚尔达所言,“即使文官仍在执政,军方也是非常接近威权主义统治的权力表面”[22]。通过军人还政而构建现代政权的政党往往面临掌控政权能力不足、执政合法性存疑、政权难以持续巩固的问题,未能构建完善的现代制度体系,难以为持续推进现代化提供良好秩序支撑。

3.宗主扶植型

在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后发国家,即便宗主国名义上退出了该国领土,但仍实际控制着该国政权,政党按照宗主国意愿构建政权形式。1946年菲律宾独立前夕,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在美国支持下成立自由党,阿库纳遂在选举中成为第一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同美国签订“美菲关系条约”“美菲军事基地协定”“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等多个条约,成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朴正熙从军人转为政党领袖参与总统选举并成功当选,也是在美国支持下实现的,“美国立足于韩国国内的政治现实,接受以朴正熙为代表的军人脱下军服参与竞选”[23]。南非国民党虽然在1948年取得政权,但是深受党内的荷兰白人后裔和亲英派的影响[24]。殖民统治给部分后发国家打下深刻烙印,使政党难以彻底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政党虽然名义掌握政权,但受制于政治强人或家族势力及背后的宗主国力量,缺乏独立自主性,叠加不健全的政党制度的影响,难以构建契合现代化的制度体系。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核心历史命题就是如何完成国家建构,跻身工业化强国,实现现代化转型。”[25]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是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提。在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相较于宗教、家族、种族等力量,政党在建构国家、推进政治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且各类力量以政党名义参与政治现代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无论是军人还政型,还是宗主扶植型,均助推了所在国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但会影响政党的自主性并阻碍其引领作用的发挥,而能够领导民众通过革命方式建立现代政权的政党,其组织动员能力和民众基础都为政党引领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经济之翼: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两种战略

罗荣渠曾按经济形态将现代化道路分为三大类型:“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26]后发国家身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对先发国家现代化历史和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对比学习,大多不是完全模仿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某一种发展道路,而是选择结合两者的优势,走“中间道路”,基本偏向混合型。但是政党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性质上差异明显,以战略性质为参照,更能凸显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特征。按照依附理论的分析,各种生产者(国家)的地位由他们在中心—外围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从而形成一种主宰依附关系,维持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27]。主导政党在引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又需要应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尤为重要。

1.独立自主型

后发国家政党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符合国情,无论是促进国内发展的战略,还是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都体现独立自主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依附性道路,“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超越[28],中国共产党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等体现独立自主的内容写进经济规划中[29]。朝鲜劳动党经济发展战略以“自力更生”为前提,强调始终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阿根廷正义党提出的“庇隆主义”也包含经济独立的思想,希望“把国家经济从监护、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下彻底解放出来”[30]。独立自主型的政党结合国情,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本国现代化要求,有助于发挥本国潜力和消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内部尚不存在足以产生市场经济的力量”[31],后发国家产生市场经济的土壤薄弱,市场主体自如生长的空间有限,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于主导政党制定的战略指引,而中长期性质的战略指引效果更为显著,“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2]。因此,独立自主型的政党基于对本国现实和全球化浪潮的分析,设置梯次目标,规定不同阶段任务及实施策略,以路线图方式引领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五年规划(或计划)”和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的目标设定,确定经济发展前进方向、阶段目标和政策措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南共产党领导全面革新开放以来,先后通过《1991—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06—2010年五年计划》《2011—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等经济发展战略,使越南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18年的55 423 320亿越南盾[33],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朝鲜劳动党也通过“七年计划”“五年计划”等经济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经济建设,还设立国家经济开发总局专门负责经济建设,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2.对外依附型

后发国家部分政党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性质上显示出对外部因素的高度依附性,不同政党对外依附的性质不同。首先,部分政党属于物质依附类型,即政党将完全依赖外部的资本、技术、机器等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战略核心内容。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执政期间,曾为获得西方支持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对国内企业和劳动者均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34]。阿根廷正义党曾在进行经济改革时,允许外资自由进入阿根廷证券市场,除少数业务需要得到国家证券市场监督委员会的批准外,其余业务均可自由进行,几乎没有任何限制[35],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政党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尤其是依赖外部资本,会被绑上全球资本控制的列车。在经济危机逼近时,一旦资本开始从本国撤离,经济泡沫就会被戳破,随之发生金融崩溃、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次生危机,经济现代化进程可能被打断甚至倒退。

其次,部分政党属于战略依附类型,政党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契合本国民众期待和具体国情,而是他国发展思想或模式的模仿或复刻,尤其是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现象比较普遍。1996年南非国民大会党政府以“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战略”取代“重建与发展计划”,这一政策转向被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视为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色彩[36],标志着南非国民大会党开始转向对外依附性质的经济发展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三届政府都先后推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37],不仅未能有效提升经济,还导致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丧失政权。政党一味模仿他国经济发展模式,虽能节省一部分探索适合本国资源禀赋、民众素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战略的机会成本,甚至在短期内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使经济获得一时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战略的“水土不服”会逐渐显现,不仅导致发展停滞,还有可能引发政局动荡,现代化也由此停摆。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也曾抨击过新自由主义范式,认为其在过去几十年破坏了非洲经济,应摒弃新自由主义,从务实角度出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38]。

最后,还有政党属于双重依附类型,即政党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高度依赖外部物质资源,还照搬照套他国发展战略。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时期,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大量引入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生产项目:一方面,大量借外债,到2000年外债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1%;另一方面,大量接受外国援助,到1998年,埃及累计接受美国军援和经援共460亿美元[39]。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债权人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40],埃及发展严重受制于美欧资本的控制,被迫全面走向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最终在2011年爆发“一·二五”革命,埃及现代化也遭遇重大挫折。政党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将他国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模式移植到本国,战略的可行性、持续性会大打折扣,如果还强烈依赖外部资源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那么经济现代化将会是“沙漠上的空架子”,随时面临倒塌的风险。

总之,后发国家身处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艰巨且繁重的现代化任务要求后发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从而为现代化提供动力。相较于国家主导和社会自发两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后发国家政党可以用其突出的经济战略制定能力、经济发展规划能力和组织动员协调能力将国家与市场结合,有力推动后发国家经济现代化。从现有经验来看,后发国家主导政党可以适当运用外部的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也可以合理借鉴外部的思想、战略、模式促进本国现代化,但是不能将完全依赖外部作为战略核心内容。相较于对外依附型,独立自主型的政党能够根据政党自身能力、本国实际情况和现代化规律制定合理有效、兼顾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予以坚持,持续性地引领现代化不断向纵深前进。

(三)系统稳定:政党为保障后发国家现代化而需防范化解的三种风险

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意味着新旧交替和深刻变革,“社会中没有任何一对因素能以同等速率适应这些变革,社会动荡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以致广泛的暴乱突如其来”[41]。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往往处于社会急剧动荡期和矛盾集中爆发期,各类风险挑战不仅单独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且存在产生叠加效应的情况。防范化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为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护航”,是后发国家政党不可回避的“大考”。民族宗教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较为突出的风险类型,主导政党在处理这三种类型的风险时,采取了不同方式,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1.民族宗教类风险及其处理

某些政党面对后发国家特殊民族宗教问题的现实,注重包容团结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整体上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以保障现代化正常运行。印度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四十余年的执政实践中,通过包容性的民族宗教政策整合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和民众,维护团结稳定,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埃塞俄比亚提格雷主导的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在1991年建立过渡政府时,提出建立一个基于广泛认同的联邦制国家[42],1995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遂使得其政局获得短暂稳定并能够发展经济。但是,也有不少后发国家政党未能处理好民族宗教类风险。如叙利亚复兴党在1963年执政后至2011年叙内战期间所采取的削弱宗教学者机构的独立性、加大对清真寺修建和仪式人员活动的监管力度、垄断清真寺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等对逊尼派及伊斯兰主义者的严格管理[43],激化了宗教力量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采取激烈态度对待少数群体,如柬埔寨共产党激进派在1975年革命胜利后,废除宗教、关闭寺院,对少数民族推行“高棉化”政策,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和文化宗教等一律被禁止[44],甚至酿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惨剧,成为后发国家处理民族宗教类风险的反面教材。包容整合不同民族宗教有助于化解民族宗教矛盾、避免社会撕裂,维护现代化进程的稳定。

2.生态环境类风险及其处理

部分政党将生态环境建设纳入现代化目标,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或者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1989年规划法的修改为界,经过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采取成立“花园城市行动委员会”(1965年)、建设生态平衡的公园(1990年代初)[45]等关键举措,将环境恶化的新加坡建设成为“花园城市”。埃及民族民主党曾采取组建环境事务局[46]、制定环境问题五年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成员参与制定《环境保护法》和《国家环境行动计划》[47]等方式,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进展。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但也有不少政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甚至因环境破坏造成了高昂的现代化成本,教训十分惨痛。如巴西联合党在执政期间片面追逐经济效益,导致亚马孙雨林的破坏,引发世界关注。后发国家政党在引领现代化过程中,应当谋求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统一,诚如威尔所说:“提倡生态现代化的人不是把环保视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视为未来增长的一种潜在的源泉。”[48]

3.贫富分化类风险及其处理

一些政党注重减小社会贫富分化,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展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积极推动减贫事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各方面关注社会福利和人民获得感,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将极度贫困问题解决,缩小了贫富差距。朝鲜劳动党在执政期间也推行多个领域的普惠制度,实行公平的社会政策,严格控制贫富差距。巴基斯坦人民党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了一系列有助于减小贫富分化的政策,包括提高工人管理权限和福利待遇的新劳工政策、减少土地垄断和保护佃户减轻赋税徭役的土地改革政策[49]、促进教育发展和减轻家长负担的新教育政策[50]等,有效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但遗憾的是,因部分政策激进,触动利益太多,改革很快以被迫改变政策、多位改革人物下台而告终[51]。此外,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先后实施“玻利瓦尔2000年计划”“2001—2007年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使命计划”等一系列追求绝对公平的计划,将社会公共支出占公共开支总额的比重从1997—1998年度的48.5%提升至2011—2012年度的70.8%[52],结果严重挫伤经济效率,最终政府不堪重负、经济面临崩溃。一方面,重视减少贫富分化、维护公平正义能让民众感受到现代化建设成果,使政党赢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时,物质水平较低是现实制约,如何平衡好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是考验政党执政能力的难题。

多数后发国家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而现代化又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变化、革新。因社会变革而引发的一系列风险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相较于社会自发组织应对风险和国家统筹控制风险,政党既能发挥组织社会民众抗击风险的作用,又能通过国家机构消解抵御风险,作为纽带和引领者将社会、民众与国家紧密结合,共同防范化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针对不同的风险,政党还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化解策略。

综合而言,从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多数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以政党为核心引领者,通过政党引领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后发国家相较于依赖传统势力、社会力量和国家能力推进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不仅较为顺利,而且成绩斐然。在政党引领下,陆续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后发国家跨越门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有如中国、土耳其、越南等国取得了突出的现代化成就。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2021—2022)排名,在前20名国家中,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引领作用的新加坡(12名)、韩国(20名)等后发国家甚至已经超过美国(21名)[53]。同时要指出的是,不同政党在引领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方式、制定的战略、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即使同一政党在不同时期,也会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现代化方案。但总体而言,采用“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见图1)的后发国家相较于其他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更好、成绩更突出。

图1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图

三、基本启示: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何以为之

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54]不同政党在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和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遭遇挫折的教训。通过不同类型的对比,可以总结出政党如何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发挥引领作用的基本启示。

第一,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引领力量,主导政党自身的状况与现代化事业息息相关,政党建设得坚强有力,则后发国家将能在核心政治力量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民众、调集社会资源、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应对各类风险,持续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政党要增强组织动员能力。“政党的命运取决于政党组织”[55],政党要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制定规范的组织章程等方式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同时,还要积极吸纳各领域的人才,按照现代化理念和目标要求,培养和选拔一批有使命感、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员组建现代化事业领导团队,如列宁所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6]另一方面,政党要加强腐败治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如果存在政党政治制度不健全、政党腐败治理能力较弱、法治建设不足等问题,就会产生“因腐而衰”进而阻碍现代化的后果。因此,政党必须坚定反腐败决心,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完善法律法规,设置有效的反腐败专门机构,防止腐败蔓延情况发生。此外,政党要善于倾听民众声音,实现充分地政治系统反馈。后发国家民众对于满足合理诉求、改善生活状况的情绪和诉求极为迫切,正如史密斯评价拉美国家现代化时指出的:“如果成效并未如约而至,社会的一部分人就开始对独裁流露出眷恋情绪……这种情绪预示大麻烦。”[57]政党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并将民众的诉求有效反映到现代化政策中。

第二,政党要通过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为现代化提供前提。有学者曾将作为现代化典型范例的东亚模式归纳为“强政府”模式,并指出该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是“一个引导经济发展的领航组织”[58]。后发国家主导政党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政权,首要任务便是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将自身力量转化为国家力量,建立“领航组织”,构建有为政府,从而引领经济蓬勃发展。然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59],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并不相同,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的路径也存在差异。诚如密尔所言:“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60]从现实来看,由于后发国家政治力量分化、社会力量有限、国家意识不强等因素,亟待主导政党在引领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予以彻底改造,清除封建残余、军人势力、殖民宗主代言人、家族势力等阻碍现代化的政治力量,进而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为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和秩序保证。

第三,政党要坚持独立自主,制定合乎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后发国家而言,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影响经济发展成效的核心因素。无论是主导政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基于主导政党的理念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要充分体现出独立自主精神。诚如三石善吉所言:“发展中国家必须构建内生性发展模式,即发展不只是模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61]政党要通过科学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引领经济现代化。要充分调动各类智识力量,运用科学的方法制定符合国情的合乎现代化规律的战略。战略一旦制定,就应当保持充分耐心,保证战略的可持续性。福山曾言:“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62]现代化是一项长期事业,政党在保持现代化战略长期性、持续性的同时,也要不断结合实际发展动态调整战略,及时处理各类新情况新问题。此外,还要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锁国,无论是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还是调动经济发展的资源,都不能闭门造车,要“在坚持自己主心骨的同时具有开放性”[63]。

第四,政党要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营造稳定环境,保障现代化系统稳定。20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发展历程基本上“同频共振”,后发国家现代化事业助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也深刻影响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全球性问题会全方位影响政党引领的后发国家现代化事业,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不稳定因素会借助全球化浪潮在国内国际相互传导和叠加,诚如贝克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已变成世界风险社会”[64]。在“严重风险的绝对数量足以使人生畏”[65]的大背景下,多重压力层叠,主导政党不仅要完成发展任务,还要以安全稳定的系统保障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平稳推进。政党除了要重视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高效的风险信息收集分析系统、准确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提升风险应对处理能力,还要针对常见的威胁现代化系统稳定的风险设置防范机制和化解方案,提高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在处理民族宗教关系上,政党应切实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避免“因冲突而爆发战争,甚至危及国家统一”[66];在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政党要厘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运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避免生态环境恶化;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政党要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67]的理念,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避免出现因不平等导致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低效率,制度和政策的低质量,破坏社会凝聚,增多社会冲突”[68]。此外,政党还须结合新的全球安全形势,加深对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以不断更新的安全理念应对不断变化的风险,维护整个现代化系统的稳定,保障现代化平稳推进。

四、结语

后发国家艰难的现代化探索历程印证了后发国家无法采用“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两种范式推进本国现代化,而以政党引领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风险防范化解三个方面都明显比其他力量引领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进展得更为顺利、成就更为明显。但须强调的是,大多数后发国家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只是后发国家现代化中表现较为突出的范例的一种总结,而非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成功结论。政党引领现代化的进程仍处于进行时。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69]无论什么政党,都需要在综合考量党情、国情、社情和民情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现代化道路。后发国家以“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引领现代化建设,不同政党通过多样化的尝试,在不同维度用不同的方式、策略、举措探索出多种现代化类型。在强烈的现代化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推动下,政党以实际行动证明,后发国家如何推进现代化、政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宏大命题已经超越了西方原有的现代化话语解释力,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从世界向度来说,现代化不仅推动本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在于产生“溢出效应”,即能为他国的发展产生示范作用[70]。作为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和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不仅凸显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也为其他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不同于西方的全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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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 朱香敏;责任校对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