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金元，张玲娜 | 自立自强逻辑下双元协同创新与引领共创机制研究
自立自强逻辑下双元协同创新与引领共创机制研究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技术“卡脖子”不时出现的国际背景下,科技自立自强强调在重大科技领域能够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实现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自立自强已超越最初科技创新目标范畴,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精神指引和企业创新实践的逻辑基础。
快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导地位,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也是科技企业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被视为企业通过知识学习而实现创新的主要路径,源自March对组织学习的利用(exploitation)和探索(exploration)两种能力的刻画[1]。利用式创新即采取渐进行为优化现状,探索式创新即采取激进行为寻求新的可能性[2],同时实施两种模式即为双元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背景下,自立自强创新发展战略为双元创新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军企业深入贯彻国家创新战略,以利用式创新确保稳定经营和利润水平,以探索式创新实现科技突破并提升核心竞争力,这种双元协同创新模式成为企业兼顾存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理论述评与分析框架
(一)双元创新理论核心内容
双元创新研究主要聚焦两种创新模式间关系、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应用绩效评价等三个方面。
学术界在两种创新模式的内涵界定上具有共识,但在两者之间关系阐释上则存在多视角的观点差异。部分学者承认尽管双元创新不可或缺,但强调资源稀缺性约束条件下的二元对立使得两者的平衡极为困难,企业若同时专注于两种创新模式,则会因利用与探索实践所需要的能力和资源等不相容,或因有限资源的竞争而形成两者间的张力或矛盾[3-4]。更多学者认为,可通过时间和空间配置实现双元创新并存,两者之间存在平衡和互补效应,其关系可表现为正交、连续等[5],但在双元创新平衡方式和路径上存在分歧,如时间序贯跃迁[6]、组织结构与职能统整的空间序贯跃迁[7-8]、基于情境的领导风格适配及工作模式切换[9]等多种路径可实现探索宽度与利用深度的协同效应。
组织内部视角的双元创新影响因素强调组织结构与情境[10]、高管领导[11]、知识搜索[12]等前因变量对创新过程机制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外部视角阐释了企业外部环境结构[13]、动态性和竞争性[14]、企业规模[15]以及网络结构[16]等对双元创新过程和绩效的调节或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过程机制的整体刻画包括构建系统综合理论框[17]、将双元创新间关系描述为异质交互的双螺旋价值链[18]等。
双元创新绩效评价存在显著观点差异。普遍的观点认为双元创新间存在交互作用,可以提高企业渐进式创新绩效,颠覆式创新绩效更多依赖于探索式创新[19]。March认为,同时实施双元创新会导致企业绩效降低,尽管二者都必不可少。探索式创新路径依赖易引致“失败陷阱”,利用式创新路径依赖易陷入“成功陷阱”[20]。主流观点认为序贯式双元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双元创新平衡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21],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双元创新与绩效负相关[22-23],Swift的研究显示双元创新跃迁对企业失败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绩效测度具体方法包括两种创新模式评价度量值的加和、相乘、绝对差值、独立维度等多种差异性方式[24]。
(二)理论不足与问题的提出
1.经济价值视角分析的局限性
已有研究深入刻画了双元创新的内涵、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机制及绩效评价等,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在单一模式陷阱、二元对立关系以及序贯跃迁风险等悖论问题上尚存在探索空间。时代背景要求企业既能依靠利用式创新稳步发展,又可以借助探索式创新实现重大突破,以高效的双元协同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与水平,已有理论体系的不足面临极大的挑战。
首先,微观层面的局限限制了双元关系的协同。对双元创新二元关系的剖析停留在二者交互影响的具体组织中,未能置于宏观社会复杂系统中考量,受限于组织资源和可能性边界约束,不仅难以对二元对立关系进行破解和超越,对单一模式陷阱更无法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其次,对创新要素及其关系机制分析囿于经济利益范畴,多立足直接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前因、中介、调节与后果变量,这种经济价值视角的分析局限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主义思想,缺乏立足社会发展大局和战略的思维。最后,创新绩效评价聚焦组织利益的模式阻碍了社会范围内的帕累托改进,绩效评价度量局限于实施双元创新的具体组织,难以超越经济单位的利益范畴,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系统对企业创新的要求,必然受到市场失灵等各种资本主义先天不足的掣肘。
概括地讲,已有双元创新研究对诸如创新驱动要素、过程机制和绩效评价等的认知主要围绕提高企业经济价值展开,尤其是结果导向的创新绩效评价也聚焦收益、利润、专利数量等经济价值指标,使得对双元创新悖论问题的探讨难以超越经济价值范畴。
2.经济价值视角双元创新悖论与挑战
经济价值视角下,资源稀缺性约束必然成为双元创新悖论的关键前提和根源。双元创新悖论表现为单一模式陷阱、二元对立关系和序贯跃迁风险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单一模式陷阱是指在资源约束和路径依赖双重影响下,企业持续进行利用式创新会落入失败陷阱,而持续进行探索式创新则会落入成功陷阱。二元对立关系是指在资源稀缺性约束下,企业无法高效地同时实施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者会在资源、知识、能力等多方面形成直接竞争,影响创新目标和绩效甚至导致失败。序贯跃迁风险则是指企业选择将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在时间或空间上进行分隔排序实施,分别对应时间序贯跃迁和空间序贯跃迁两种方式,会因跃迁转换过程中的转换成本、惯例依赖等导致绩效下降甚至失败[25]。
图1 经济价值视角下双元创新悖论与挑战
上述不足可概括为三个亟需回答的问题:①在社会复杂系统范畴内,如何从根本上超越经济价值视角,彻底规避二元对立而实现双元创新协同?②企业实施双元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过程机理以及突破资源约束而实现竞合共创的前提和机制是怎样的?③如何实现对双元创新绩效的系统性、综合性评价,突破经济价值视角约束而聚焦推动社会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自立自强思想被赋予更为全面深刻的内涵,其逻辑基础实现了对经济价值视角的彻底超越,为解决企业双元创新悖论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坚实依据。
(三)自立自强逻辑下的双元创新框架
1.自立自强的内涵与逻辑构成
自立自强本质上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固有基因。《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开拓创新等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独立自主”视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彰显了我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内在动力,一脉相承地体现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其本质包括“自立”和“自强”两个方面。“自立”强调以“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可控,避免受制于人;“自强”强调以“引领创新”实现科技引领,占领战略主动地位[26]。“自立”为“自强”提供基础,“自强”既是“自立”的根基[27],也是目标超越。
历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淬炼,自立自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强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具有丰富的理论逻辑、战略逻辑、实践逻辑[28]和价值逻辑[29]。首先,创新发展范式持续演化,从工业时代追求生产效率的熊彼特范式,到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范式,再到智能时代的社会价值创新范式,奠定了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其次,自立自强的基因始终存在于新中国奋发图强的进程中,党中央因应时代需要不断提出精神号召、发布战略文件,推动我国创新发展战略向纵深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加快推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了我国科技强国的时代战略逻辑。创新发展实践中,国民经济各行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不断探索发展新优势,促进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打造新增长极,构成了我国自立自强的实践逻辑。最后,自立自强要求创新发展不仅要代表内部的价值产出,更要谋求全球产业链和价值分工的中高端站位,也即自立自强的价值逻辑。
2.自立自强逻辑下的创新实践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和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知客观事物提供了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矛盾,主要解决“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因果过程观点则提供了运用方法论解释事物“为什么”“怎么样”的过程依据。因此,从哲学思维层面看,“为什么”“是什么”与“怎么样”构成了分析认知事物的基本要素。与之相对应,从自立自强的逻辑构成看,理论逻辑决定了自立自强的由来与缘起,战略逻辑和实践逻辑构建了自立自强的过程机制,价值逻辑规范着自立自强的导向与结果。创新实践层面,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决定了创新的驱动因素和价值目标,战略逻辑和实践逻辑则要求创新实践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并获取优势,价值逻辑则延伸成为创新实践结果产出或者绩效的要求。在理论结构层面,则对应于动因、过程与结果的过程机理(如图2所示)。
图2 自立自强逻辑下的创新实践路径与结构
因而,在哲学思维指导下,自立自强的逻辑体系为创新实践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遵循其内涵和理念可对创新实践问题再认识并拓展解空间,为实践提供战略指引和行为指南。
3.自立自强逻辑下的双元创新框架
自立自强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创新战略安排,作为自主创新的路径导向和更高阶形态,与我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逻辑相契合[30]。自立自强创新逻辑继承和超越熊彼特传统创新主义,其坚实的理论逻辑、战略逻辑、实践逻辑与价值逻辑,为双元创新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导、实践引领、逻辑基础和框架依据。
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继承和发扬经典创新理论,基于时代背景与中国情境实现自主创新理论的升华与超越,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发生重大变化,对创新价值的解读从注重商业意义演变到注重社会意义。有意义的创新理论立足社会复杂系统解读创新意义,强调引领新时代哲学与人文精神复兴的创新,把创新意义扩展为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四个方面[31],为双元创新提供了面向自立自强的意义、目标和动力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全面拓展了创新意义空间、实践和理论分析边界。国家创新战略层面,我国从提出“向科学进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形成清晰的创新发展战略,进而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彰显自立自强的战略逻辑,旨在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支撑,必然要求企业尤其科技领军企业秉承引领创新精神而追求创新突破,并促进创新外溢和协同。创新实践层面,我国在众多高科技领域长期处于学习和追随地位,企业屡屡遭遇“卡脖子”境地,面向自立自强的实践逻辑要求领军企业立足自身创新网络,在复杂的竞合博弈中获取持久竞争优势[32],并引领商业生态族群持续发展,应对并破解“卡脖子”难题而实现独立自主。总之,自立自强的理论、战略与实践逻辑赋予企业创新实践崭新的视角和要素机制,其价值逻辑下的创新绩效评价亦应超越单一的宏观、中观或者微观视角,代之以高度吻合自立自强多维度逻辑的综合性、系统性评价体系。
综上,基于“动因—过程—结果”的理论主线并综合考虑中介和调节效应,在面向自立自强的理论、战略、实践和价值逻辑下,构建形成双元创新的整体框架思路(如图3所示)。
图3 自立自强逻辑下的双元创新框架
自立自强逻辑下,重新认知双元协同创新并展开逻辑论证:在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下进行多维度的创新驱动因素分析,遵循发展的观点,借助辩证法基本规律阐释双元创新协同机制,综合考虑内外部影响要素,探索以发展新优势为导向的战略引领与竞争共创关系,讨论系统化创新绩效测评体系。
三、复合意义驱动理论逻辑下的双元创新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然把经济利益和价值创造作为创新的核心目标,强调商品经济范畴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忽略社会复杂系统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诉求。这种以单一维度经济价值为目标驱动的视角必然给企业双元创新带来战略约束,限定其实践边界。
有意义的创新强调创新意义由事物的内在意义(工具意义和价值意义)和外在意义(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两部分构成,包括社会意义、经济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等维度,超越传统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价值范畴[33],极大地突破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单一经济价值视角,扩展了创新驱动因素和价值目标,把创新置于社会复杂系统背景进行综合考量,为突破传统单一经济价值视角的双元创新所面临的战略约束、边界限制、悖论和挑战,提供了重构问题并拓展解空间的基础和方向。
(一)经济价值视角下双元创新悖论破解路径
经济价值视角对双元创新悖论的破解依赖于内部整合管理和外部战略协同。单一模式陷阱的破解主要通过采用专业化外包模式,即将企业不擅长的创新活动借助外部伙伴力量来完成,采取诸如战略联盟、市场采购等方式;同时,企业很难通过单一模式获得持久竞争优势,追求双元协同是个理想的选择。双元协同创新直接要面对二元对立关系的挑战,其应对在企业内部主要通过实施序贯式跃迁,即在特定时间或空间只进行一种创新实践活动并在适宜时机进行切换;此外,二元对立关系亦可通过企业外部合作应对[34],如借助联盟间的专业化分工来破解,即某些企业只开展利用式创新,而另外一些企业只开展探索式创新,联盟企业之间通过商务活动来获得知识和创新成果。应对序贯式跃迁风险的对策主要包括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35]、有效利用外部网络资源[36-37]、践行竞合战略[38]、优化高管团队领导力[39]等(如图4所示)。
图4 经济价值视角下双元创新悖论破解路径
(二)多维复合意义驱动的双元创新
经济价值视角下的双元创新受制于资源稀缺性约束,二元创新悖论难以获得有效对策而实现破解。自立自强逻辑下,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为重新界定双元创新悖论问题并拓展解空间提供了崭新视角。
1.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下双元创新路径演进
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本质上要求创新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超越经济个体利益范畴而赋予创新实践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目标,因而创新驱动要素和目标就需匹配除经济价值外更丰富的内容。有意义的创新框架提供了包括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在内的多维度创新目标或驱动要素[33],创新的意义被置于由时间(长期与短期)和组织边界(内部与外部)构成的二维度空间进行讨论,突破经济价值视角的一维空间局限对问题进行重构且扩大了问题求解空间。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下,双元创新决策空间由战略意义(外部、短期)、经济意义(内部、短期)、社会意义(外部、长期)、未来意义(内部、长期)四个区域组成。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要求企业突破经济价值视角的决策领域,向综合考虑长远社会发展高度扩展并跃升,丰富了双元创新的驱动要素,扩大了创新价值目标的空间范围(如图5所示)。
图5 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下双元创新空间跃升
2.双元创新悖论的问题重构与解空间拓展
伴随双元创新空间跃升,双元创新悖论得以实现问题重构与解空间拓展(如图6所示)。首先,有意义的创新将双元创新悖论从必要性决策重构为重要性决策。经济价值视角下,双元创新悖论集中表现为资源约束下二元创新的必要性问题,也即采用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的单一模式还是双元协同模式,属于取舍决策;而在有意义的创新框架下,创新实践的意义突破了单一经济意义范畴,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等更丰富的可能,原本不具备经济意义必要性的创新实践可以在其他维度找到必要性依据,从而使得此前的必要性问题转化为重要性问题,变为优先次序决策。其次,问题重构使得解空间得以拓展,而双元创新实践中对优先次序决策问题的评判依据,从单一经济价值视角扩展到包含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的更广阔空间。
图6 双元创新悖论的问题重构与解空间拓展
自立自强逻辑下,重大前沿技术创新往往并不具备最佳经济价值,甚至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而当前主流业务或产品的渐进性更新会带来可观的利润,何去何从,就构成典型的双元创新悖论问题。毋庸置疑,重大技术创新具备鲜明的社会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创新成果具备包括国家相关机构、公益组织等在内的更多非民间消费需求,同时可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品牌形象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赋予创新实践更广阔的价值空间和更丰富的意义。
四、自立自强逻辑下双元创新机制的重构
自立自强逻辑赋予新时代企业双元创新实践以更高要求,要求企业突破资源约束,追求双元创新高度协同和高绩效产出,实现关键性突破的颠覆式创新,构成了新时代背景下双元创新理论突破和实践提升的挑战性课题。辩证唯物主义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根本性思想指导,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而辩证法三大规律为我们认知事物发展本质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强有力依据,自然地也成为再认知双元协同创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则。
(一)经济价值视角下双元创新的资源与时空约束
双元创新悖论主要表现为单一模式陷阱、二元对立关系和序贯跃迁风险,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稀缺性约束与时空配置冲突。首先,单一模式陷阱源于企业资产、知识、能力与人才等资源相对稀缺或被动惯例,如果进行模式跃迁则会带来较大的转换成本甚至失败。其次,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二元对立关系属于资源稀缺性约束所致的零和博弈,如何认知并调适这一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最后,双元创新序贯跃迁能否实现成功一跳往往也受到资源的边界约束,同时组织惯例也会带来转换成本与风险。
因此,如何认知双元创新悖论的本质并构建两种创新模式间的协同机制,从根本上探索解决资源稀缺性约束与时空配置冲突的动力、路径与目标,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我们认知事物本质并探索其发展的根本内在动力、路径和目标的强有力工具,也是分析双元协同创新的动力、发展路径和目标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二)双元创新悖论的辩证剖析与破解
双元创新的二元关系本质上属于辩证的对立统一(矛盾)关系,也是双元创新协同持续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力。早期对于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关系存在认知分歧,包括二元对立、平衡与协同互补[40]等关系的刻画,普遍的共识是承认两种创新模式对于企业而言都必不可少,但两者在时间和空间的配置上存在错位。因此,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两类创新的高度协同是关键所在。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属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对立关系的两方,但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本质上也属于对立统一(矛盾)关系,对矛盾关系的分析和描述就都适用于理解和促进两种创新协同发展。首先,两者之间对资源的争夺成为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内部根本动力;其次,两者之间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且互为矛盾转化的双方,双方的发展会相互推动,如不论利用式学习抑或探索式学习所获得知识都有助于彼此,推进“深度”与“宽度”的互补与协同[41];最后,对立统一的双方都服从服务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目标。因此,事实上两种创新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因子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冲突,类似于生命科学中DNA碱基互补配对的性质,双元协同创新的内部交互机制也因此被类比于DNA双螺旋结构。
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间的协同发展关系,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上升路径。已有研究聚焦两种创新的序贯式跃迁,包括时间序贯、组织内部空间职能配置序贯,相关分析皆基于内部微观视角。若超越个体系统而以中观或宏观视角进行审视,如从企业族群、创新网络甚至整个社会复杂系统的视角,原本微观视角割裂的双方,则又从属于较大系统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不论企业内部的双元创新协同,还是外部的双元创新跃迁,都可从高一层级视角视作协同关系。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矛盾双方辩证否定的进程和事物发展路径,同样适用于刻画双元协同创新矛盾双方的关系、演化路径和表现形式,也即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两者之间属于周期性的辩证否定关系,作为分阶段交替螺旋上升过程,呈现为一种交互耦合的双螺旋结构,在较长的时间和更宽的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沿着螺旋式上升路径发展。
双元协同创新遵循量变质变规律,具有从渐进式创新向颠覆式创新、追求关键性突破的实践特点和目标驱动。利用式创新会对探索式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42],探索式创新的成果也可为利用式创新打开崭新的局面。企业创新发展是为了促进绩效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关键性突破更是企业孜孜以求的目标,对自立自强逻辑背景下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双元协同创新尤为重要。因此,企业创新实践会在积极追求持续渐进式创新的前提下,持续开展探索实践,以求能够以量变促发质变,实现具有颠覆式创新特征的关键性突破(如图7所示)。
图7 辩证协同的双元创新机制
五、引领竞合共创的战略与实践逻辑
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为企业内部构建双元创新协同机制夯实基础,但其能否高效运转并获得高绩效成果,受到宏观创新战略引领和创新网络族群的外部共创环境,也即自立自强的战略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创新实践的三个方面:自立自强战略逻辑指引下实现双元引领创新、打造并立足创新网络发展持久优势、在创新网络中实现资源协同和价值共创。
(一)强国战略逻辑下的企业双元引领创新
自立自强的战略逻辑强调对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支撑,亦是强国战略赋予企业的历史使命。在自立自强的战略使命驱动下,企业双元创新必然承载着特定意义、引领与担当,也即国家创新战略下的使命驱动型创新。从社会复杂系统的战略环境角度来看,使命驱动型的引领创新是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和公共利益的创新[43],旨在超越市场失灵,强调引领创新和创造市场,发挥参与和主导作用[44],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方向性要求构成了双元创新外部宏观战略环境的核心要素。对中观层面企业创新网络族群而言,引领创新的使命驱动转化为双元创新的社会意义、战略意义、未来意义和经济意义,赋予双元创新行为准则和实践依据。从企业内部双元协同创新实践看,使命驱动和创新意义最终转化为双元协同机制的内涵与价值目标,规范着双元创新交互关系。因此,自立自强的理论和战略逻辑为企业构建了一个耦合社会复杂系统、创新网络族群和企业双元协同机制在内,把强国战略、使命驱动、双元创新递次贯彻落实的实践框架(如图8所示)。
图8 使命驱动的双元协同创新
(二)实践逻辑下的优势打造与资源协同
1.创新网络中的持久竞合优势
自立自强的实践逻辑强调不断打造新优势。VUCA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间竞争转化为联盟与联盟间的竞争,打造竞争优势不能仅依靠企业一己之力,而需要借助创新网络,整合联盟伙伴的资源和能力,发挥创新网络的协同共创作用。从企业角度看,通过创新网络获取持久优势是从供应商获得资源、价值创造和顾客价值实现的价值链过程;而从利益相关者(共创网络、联盟伙伴)角度来看,是企业从合作竞争伙伴所组成的创新网络获得知识等资源,发挥引领创新作用,在竞合态势下动态地实现意义建构[45]和价值共创、并发展持久竞合优势的过程。
2.意义共创导向的资源协同配置
自立自强逻辑下,企业双元协同创新实践突破组织边界而在创新网络中实现共创,为企业解决资源稀缺性约束和时空配置冲突提供了条件,有助于达成资源协同配置和意义共创目标[46]。首先,在创新网络中,企业获取知识等资源可以突破组织边界约束或传统市场购买局限,而通过专业化分工、联盟合作、共益企业等多种形式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其次,利益相关者在为主导企业提供高效资源配置时,可以锚定意义共创目标进行合理分工协作,对利用式创新或者探索式创新进行合理优化配置,发挥各自资源、知识优势和能力禀赋,探索未知并实现知识、意义、市场收益的共创共享(如图9所示)。实践中可在强国战略的使命驱动下,组建涵盖国家科技战略单位、地方政府科技职能部门、高科技领军企业引领、其他企业积极参与的创新网络,通过协同资源整合实现联合创新的目标。
图9 竞合优势导向的意义创新网络
六、价值逻辑下的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评价
自立自强逻辑赋予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以更丰富的层次和维度,向绩效评价的综合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企业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评价需要超越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经济价值视角,综合反映各类参与者的目标诉求,要求在指标体系构建、创新网络外部视角绩效评价、网络族群内部企业层面都要有综合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考量。
(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既有双元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聚焦双元创新绩效的前因、中介和调节变量以及因变量,广泛涵盖企业战略要素、外部环境因素、内部核心要素等,具体如精度、效率、规模、方法、渠道等。指标体系多依据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采用三级评价指标为主,设计方法则主要沿用实证研究中常用的AHP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DEA法等。
自立自强逻辑下,企业双元协同创新的前因变量突破了经济意义为主的范畴,纳入了社会意义、战略意义和未来意义;同时,能否有效响应社会复杂系统所赋予的战略使命、整合创新网络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极大地影响着双元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因此,相关影响因素就需要纳入指标体系中,以针对性地反映自立自强的逻辑要求和目标。在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定具体方法上,模糊集定性分析法(fsQCA)适用于因素较为繁琐复杂、不易进行定量测量的指标构建和分析,被广泛应用于双元协同创新网络要素[47]等各类指标设计与测量实践中,不啻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创新系统外部视角客观性评价
自立自强逻辑下,企业双元协同创新肩负着国家创新战略的历史使命,在超越传统市场失灵、引领行业战略方向、创造市场中都应发挥更多责任。要求企业突破组织边界,置身于行业产业甚至整个社会复杂系统,组建并引领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以良性竞争合作打造创新网络系统的持久优势。
因此,立足创新网络系统外部的客观视角对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是自立自强逻辑下首要评价内容,并对评价的客观性、公立性、统筹性提出较高要求。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由信息论创始人香农(Shannon)于1948年在解决信息量化度量问题时提出。熵值法是通过关注局部差异并针对性确定指标权重、然后实施综合计分的一种多指标相对评价方法,这种客观赋权法规避了人为因素所致的偏差,非常符合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客观性、公立性、统筹性等要求。在实际应用中,为更好地识别和反映双元创新的前因变量,亦可结合AHP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以增强方法的科学性和适应性[48]。
(三)创新网络内部视角主观性评价
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创新网络内部视角对企业双元创新进行主观性自我评价,聚焦企业在创新系统内部的作用、企业内部双元协同机制。前者包括企业创新指数、产值评价等刻画企业对创新网络系统的绩效贡献等;后者包括对二元关系的平衡性、互补性、协同性的评价等,具体方法采用两类创新模式评价度量值的加和、相乘、绝对差值、独立维度等。
自立自强逻辑下,有意义的创新赋予双元协同创新更复杂丰富的核心要素,使得创新网络内部绩效评价很难做到极致准确,过分关注客观硬性指标的成本也极为高昂,实践中甚至会约束创新实践的灵活性,迫切需要探索更为灵活模糊的评价模式。灰色系统理论聚焦于解决数据缺乏、不确定性问题[49],其思维模式被华为、腾讯等公司发展为灰度管理方法应用于创新平台的构建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管理实践中的“矛盾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灰度思维”被学者称为“悖论整合”,为依据灰色思维评价企业双元协同创新绩效提供了详细阐释与验证[50]。基于灰色思维的灰度关联评价法被广泛应用于管理研究与实践,亦成为评价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理想选择。
综上所述,自立自强逻辑下,企业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评价在指标体系构建上需要综合考虑社会意义、战略意义、未来意义和经济意义等多维度驱动要素,关注社会复杂系统所赋予的战略使命要素和创新网络竞合要素,并结合创新网络内部竞合共创关系和双元创新交互关系等。与此同时,在不同环节和不同层次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测评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自立自强逻辑下企业双元协同创新的综合测评
七、总结与展望
遵循自立自强的理论、战略、实践和价值逻辑,对双元协同创新的驱动因素、核心要素及其过程机制等进行了问题重构和解空间扩展,为有效破解单一模式陷阱、二元对立关系和序贯跃迁风险等悖论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借助前人的成果对双元创新悖论原因及破解路径进行了剖析,重构了自立自强逻辑下的双元协同创新框架,为重构双元创新悖论问题和拓展解空间奠定了基础。
更深入地分析聚焦自立自强逻辑下双元协同创新悖论问题重构、破解与绩效评价。首先,依据有意义的创新框架重构双元协同创新悖论问题,实现了从决策必要性问题到重要性问题的转换,为悖论求解拓展了解空间。其次,在自立自强理论逻辑下,依据辩证法三大规律阐释二元对立关系的破解路径,为突破企业边界约束和解决时空配置冲突提供了依据。再次,在自立自强的战略和实践逻辑下,探讨了强国战略和使命驱动下双元协同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创新引领机制、创新网络中发展竞合优势以及资源协同配置等问题。最后,强调了双元协同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要求,并对系统外部视角的客观性评价、网络族群内部视角的主观性评价进行了阐释。
综上所述,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为企业双元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和理论依据,未来的研究尚需结合自立自强的国情和国际竞争态势的时代要求,开展典型高科技领军企业的案例研究、实证调查研究等,尤其是通过大样本调查揭示、验证和发展企业双元协同创新的运行规律,为提升高科技企业竞争力、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挑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No.1, 1991, pp.71-87.
[2] Tushman M L, O’Reilly C A: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 managing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38,No.4, 1996, pp.8-30.
[3] He Z L, Wong P: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15,No.4, 2004, pp.481-494.
[4] Fang C, Lee J, Schilling M A: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The isolation of subgroup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1,No.3, 2010, pp.625-642.
[5] Gupta A K, Smith K G, Shalley C E: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9,No.4, 2006, pp.693-706.
[6] Lavie D, Rosenkopf L: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alliance form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9,No.4, 2006, pp.797-818.
[7] Brown S L, Eisenhardt K M: “The art of continuous change: linking complexity theory and time-paced evolution in relentlessly shifting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2,No.1, 1997, pp.1-34.
[8] 赵文、赵会会、吉迎东:《双元创新跃迁与企业失败:社会关系网络的调节作用》,《科研管理》2022年第1期,第124—133页。
[9] Borgh M, Schepers J J L: “Do retailers really profit from ambidextrous managers? The impact of frontline mechanisms on new and existing product selling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31,No.4, 2014, pp.710-727.
[10] Gibson C B, Birkinshaw J: “The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7,No.2, 2004, pp.209-226.
[11] Jasen J J P, Vera D, Grossan M: “Strategic leadership for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Leadership Quarterly, Vol.20,No.1, 2009, pp.5-18.
[12] 吴航、陈劲:《国际搜索与本地搜索的抉择——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双元的创新效应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9期,第102—113页。
[13] Levinthal D A, March J G:“The myopia of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4,No.S2, 1993,pp.95-112.
[14] Jansen J J P, Van Den Bosch F A J, Volberda H W: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 Management Science, Vol.52,No.11, 2006, pp.1661-1674.
[15] Lubatkin M H, Simsek Z, Yan L, Veiga J: “Ambidexterity and performance in small-to medium-sized firms: The pivotal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2,No.5,2006, pp.646-672.
[16] 崔月慧、葛宝山、董保宝:《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绩效:基于多层级网络结构的交互效应模型》,《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年第8期,第45—57页。
[17] Raisch S, Birkinshaw J: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ntecedents, outcomes, and moderato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4,No.3, 2008, pp.375-409.
[18] 孙建军、王树祥、苏志文、王征:《双元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企业创新模式研究》,《管理评论》2022年第5期,第340—352页。
[19] Lennerts S, Schulze A, Tomczak T: “The asymmetric effects of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on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uneven affair”,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38,No.1, 2020, pp.121-134.
[20] Andriopoulos C, Lewis M W.: “Exploitation-exploration tens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Managing paradoxes of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0,No.4, 2009, pp.696-717.
[21] Martin S L, Javalgi R G, Cavusgil E: “Marketing capabilities, positional advantage, and performance of born global firms: Contingent effect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26,No.3, 2017, pp.527-543.
[22] Lavie D, Kang J, Rosenkopf L: “Balance within and across domains: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alliance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2,No.6,2011,pp.1517-1538.
[23] Uriel S, Dovev L.: “Ambidexterity under scrutiny: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via internal organization, alliances, and acquisit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5,No.13, 2014, pp.1903-1929.
[24] 马鸿佳、马楠、郭海:《关系质量、关系学习与双元创新》,《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 917—930页。
[25] Swift T: “The perilous leap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37,No.8, 2016, pp.1688-1698.
[26] 陈元志、葛忆翔:《基于引领性创新的科技自立自强》,《科学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770—773页。
[27] 蔡劲松:《以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治理》2021年第Z2期,第11—13页。
[28] 张学文、陈劲:《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战略与实践逻辑》,《科学学研究》2021年第5期, 第769—770页。
[29] 阳镇、贺俊:《科技自立自强:逻辑解构、关键议题与实现路径》,《改革》2023年第3期,第15—31页。
[30] 温军、张森:《科技自立自强:逻辑缘起、内涵解构与实现进路》,《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第5—14页。
[31] 陈劲、曲冠楠、王璐瑶:《有意义的创新:源起、内涵辨析与启示》,《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11期,第261—270页。
[32] 蔡宁、吴结兵:《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资源的结构性整合》,《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7期,第45—50页。
[33] 陈劲、曲冠楠:《有意义的创新:引领新时代哲学与人文精神复兴的创新范式》,《技术经济》2018年第7期,第1—9页。
[34] Benner M J, Tushman M L: “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and process management: 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8,No.2,2003, pp.238-256.
[35] 简兆权、刘念、黄如意:《动态能力、企业规模与双元创新关系研究——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第19期,第77—86页。
[36] 刘人怀、张镒:《互补性资产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平台开放度的调节作用》,《管理学报》2019年第7期,第 949—956页。
[37] 曹勇、周蕊、周红枝等:《资源拼凑、双元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年第6期,第94—106页。
[38] 郭润萍、尹昊博、陆鹏:《竞合战略、双元能力与数字化新创企业成长》,《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年第3期,第118—135页。
[39] 陈建勋、王涛、翟春晓:《TMT社会网络结构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兼论结构刚性的生成与化解》,《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2期,第140—156页。
[40] Cao Q, Gedajlovic E, Zhang H: “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contingencies, and synergistic effect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0,No.4, 2009, pp.781-796.
[41] Ghemawat P, Ricart C J E: “The organizational tension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efficienc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4,No.S2, 1993, pp.59-73.
[42] 刘凤朝、张淑慧、马荣康:《利用性创新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分析——技术景观复杂性的调节作用》,《管理评论》2020年第9期,第97—106页。
[43] Mazzucato M: “From market fixing to market-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23,No.2, 2016, pp.140-156.
[44] 张学文、陈劲:《使命驱动型创新:源起、依据、政策逻辑与基本标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年第10期,第3—13页。
[45] 李树文、罗瑾琏、唐慧洁等:《使命驱动科创企业产品突破性创新实现的路径》 ,《科研管理》2023年第1期,第164—172页。
[46] 陶金元、陈劲:《设计驱动型创新理论述评与演化趋势:基于有意义的创新框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2年第7期,第3—20页。
[47] 李国强、孙遇春、胡文安:《嵌入式合作网络要素如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基于fsQCA方法的比较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年第12期,第70—83页。
[48] 徐建中、王纯旭:《基于二象对偶与熵权法的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协同度测度研究》,《理论探讨》2016年第4期,第164—167页。
[49] 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50] 武亚军:《“战略框架式思考”、“悖论整合”与企业竞争优势——任正非的认知模式分析及管理启示》,《管理世界》2013年第4期,第150—163+166—167+164—165页。
(责任编辑 刘永俊;责任校对 齐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