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色列自由主义者抗议政府，也拒绝与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

INTERVIEW | POLITICS & ELECTIONS

Even as They Protest, Israeli Liberals Reject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ians

在宣传的鼓动下，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壮大，与此同时，自由派抗议者正在撕下巴勒斯坦国旗。

By C.J. Polychroniou , TRUTHOUT

April 24, 2023

/ 本文共4685字，阅读约需要5分钟

// 您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链接

/// 编译：Pony

//// 原文发表于非营利性新闻机构Truthout.org，该机构致力于就各种社会正义问题提供独立报道和评论，自 2001 年成立以来始终遵循准确、透明和不受企业和政治力量影响的原则

*本文已获取版权方转载许可

*Copyright, Truthout.org.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在特拉维夫北部Netanya举行的反政府示威中，以色列抗议者举着旗帜和用希伯来语写的标语“羞耻” EYAL WARSHAVSKY / SOPA IMAGES /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为什么每当反占领活动人士试图在以色列广泛的示威活动中升起巴勒斯坦国旗时，自由派以色列抗议者就会与警察合作，共同撕毁巴勒斯坦国旗呢？

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并没有出现在抗议活动的主流自由主义议程中有着结构性的原因，以色列学者、左翼活动家Idan Landau解释道：“这些抗议活动的核心人物和发言人通常都是法律界、经济界和军界的精英，ta们所有人在过去和现在都与占领活动密切相关。”

本周，在以色列独立日75周年前夕，反政府抗议活动可能再次爆发。引领抗议活动的是以色列自由派人士，ta们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为首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联盟及其遏制以色列司法机构权力的企图感到不满。

以色列的民主一直以来都在排斥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正在加速衰落。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已经发展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如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简直就是一群宗教和种族主义狂热分子；事实上，ta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公开支持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大屠杀。

正如Idan Landau在接受Truthout的独家采访中所强调的，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已经在以色列广泛地传播，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Landau是Ben-Gurion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并经营着一个关于以色列事务的政治博客。他曾因为拒绝在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服役而多次入狱。

C.J. Polychroniou: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色列向右越走越远，以至于现今的政府已经走向了极端。这的确是一个推动极右翼议程的政府，这与以色列之前的任何一任政府都不同。你如何解释以色列的极右翼转向，尤其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以色列犹太教徒都认为自己是右翼？

Idan Landau: 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的，没有哪一个因素是新出现的，但每一个因素产生的影响都在逐年增加。当前主要的一个转变是对“文明”的完全无视，自由主义的面具正在脱落，例如对最高法院仪式上的尊重，或者对“两国解决方案”仪式性的提及，都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空洞的说辞上，但直到最近的政府，领导层中仍有一些人（例如Yair Lapid，甚至Naftali Bennett）坚持这些做法。而（财政部长、犹太复国主义党首）Bezalel Smotrich和他的亲信对此则不屑一顾，世界主要接触的是以色列政客，而不是更深层次的以色列公众，ta们很震惊地意识到，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不断上升的民粹主义存在于更大范围的犹太人群体中。

那么，这些因素有哪些呢？首先，日益增长的宗教狂热，这在以色列被转译成了一种特殊的仇外心理，（即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这是一种由大屠杀驱动的自以为是的犹太教。其中一个原因与人口的趋势有关：35%的以色列犹太人将自己定义为宗教信徒；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是正统派犹太人。在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群体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由于ta们喜欢大家族），每年增长约4%的人口，预计到2065年，这类人口将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转变在更年轻的学生中更为显著：到2050年，以色列三分之一的学生将在犹太教正统学校中接受教育。民意调查常一致地表明，犹太人中最具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群体正是那些正统的犹太教徒。

其次，以色列的公共教育已经快速地陷入了民族主义宣传的泥潭。与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历史事件和叙述已经逐渐从教科书中删除，这常常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由于教育部门审批通过的所有学校地理地图都有意去掉了“绿线”，即便它是以色列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以色列学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因此，ta们从小就不知知道“以色列”和“占领区”之间的区别，ta们对近300万巴勒斯坦人受制于军事管控的事实一无所知，对（由国家或不法定居者发起的）土地掠夺的事实一无所知，对大多数军事检查站不是设置在以色列边界（绿线）上，而是深入巴勒斯坦领土的事实一无所知，等等。再加上强制兵役制度，这是最有效的教化手段，促使犹太青年人将巴勒斯坦人视为一群无差别的敌人，需要对其进行控制、限制、检查、惩罚和制服——这条装配线最后生产的产品是一个完全忠诚的具有犹太人优越感的奉献着。Ta们带着所有这些经验去参加选举，这就是极右翼政党掌权的原因。

当然，种族主义和政治制度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循环。一方面，种族主义促进了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制度；另一方面，这些制度的维持和加强也反过来培育了种族主义。因为一个人必须使受害人失去人性，才能继续在这些制度内立足并为之服务。

C.J. Polychroniou: 和其他地方一样，以色列左翼意见也并不一致。这也是以色列左翼被边缘化的原因吗？

Idan Landau: 我并不这么认为。即使你想把左翼力量放在一起谈论，你最终发现所谓的“左翼”仍然是少数派。我所指的左翼力量我并不是指“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力量，而是真正致力于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伸张正义的人，即所有那些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权组织——B’Tselem，Breaking the Silence等——这些组织雇员总共也不超过500人。

左翼总是倾向于周期性地自我批评，或者指责那些被认为对于无所作为负有责任的内部因素。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无聊且烦人的。

可悲的事实是，左翼的基石——例如正义、平等、自由、人类生命的神圣价值等基本原则——本身在以色列人中并不受欢迎。“不受欢迎”的意思是，它们都被认为低于更重要的原则，这些更重要的原则来源于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特权。无论左翼各派别在“组织上”的缺陷是什么，ta们都被来自以色列国家性共识这种强大的反对力量所湮没。

这种对立以各种方式呈现。人权组织的公共合法性逐渐被无情的诽谤运动所侵蚀，这些都来自于政府本身。所谓的GONGOs（政府运作的非政府组织），例如“Im Tirtzu”和“NGO Monitor”这些组织，完全致力于迫害左翼活动家、学者和艺术家等。市政当局不断阻挠其机构举办不同政见者举办的活动或者讲座。类似于以色列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第14频道（Channel 14）目前在收视率上排名第二，这是内塔尼亚胡的大本营，每天在发布赤裸裸的宣传信息和假新闻。大部分节目的目的都是妖魔化人权组织、以色列议会的阿拉伯成员，或者更笼统地说，妖魔化任何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近来常常看到街头帮派将“左派！”作为一种令人憎恶的侮辱，追逐和殴打声援巴勒斯坦人的示威者，而这在几年前并不常见。

此外，主流的自由主义以色列人——那些只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ta们便利的生活的蛰居群众——会不遗余力地谴责激进左翼，并与任何敢于吸纳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的抗争相割席，并坚持为所谓的“民主”而战，这种民主正是没有代表任何其最直接的受害者的民主，即没有代表（在以色列境内或者占领区内的）阿拉伯人的民主。我认为，正是这种主流思潮对激进左翼的愿景的敌意导致了它的边缘化；传达这些信息变得愈加困难，赢得宝贵的电视黄金时段甚至报道每天发生在占领区中的暴行变得愈加困难，更不用说表达非共识的观点了。

当然，不得不提到多年以来以色列左翼持续的反常现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工会力量的极度脆弱，这反映了以短期工作为基础的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t）市场。工会通常可以为长期的抗争活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但在以色列争取人权的重大斗争中，工会却完全缺席。事实上，以色列最大的工会the Histadrut是右翼的全国自由联盟（Likud party）控制的，它站在政府的一边。

C.J. Polychroniou: 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迫使总理内塔尼亚胡叫停了引发分歧的司法改革计划。你认为他通过控制国家最高法院的组成来破坏司法独立的计划真的完成了吗？

Idan Landau: 我并不这么认为，接下来的几周将非常关键。改革叫停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将很难存活；他避免被定罪（并入狱）的唯一机会取决于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这个联盟的团结并通过改革。所以对他来说，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与此同时（这显然不是巧合），边境事态因军事冲突而升温，对巴勒斯坦城镇的入侵有所加剧，恐怖袭击也在加剧。所有这些混乱的环境，加上民众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和压力，肯定对内塔尼亚胡有利。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清晰地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时候，政权的剧烈变化更容易实现。我不会在这里大胆预测我们是否会陷入宪法危机或军事危机，但在我看来，游戏还远未结束。

C.J. Polychroniou: 自由主义和左翼团体在抗议和反对极右翼时是如何与占领联系起来的？

Idan Landau: 正如我所提到的，占领的议题完全没有出现在抗议活动的主流自由主义议程中。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这些抗议活动的主要人物和发言人通常都是法律界、经济界和军界的精英人士，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与维持占领密切相关。因此，在这些示威活动中，大多数以色列人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和谐。例如以色列的前参谋部长和国防部长Moshe Ya’alon警告称，最近的司法改革可能“危及民主”，而他恰恰在2014年夏天入侵加沙期间犯下了重大的战争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专家（包括最高法院的前法官）持续地关注改革带来的实质危害，即没有一个有效的、独立的法律体系可以调查战争罪犯并对ta们进行审判，以色列的军方官员将面临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简而言之，ta们出国旅行将面临着被逮捕的风险。Ta们是否是战争罪犯并在以色列被起诉的议题甚至都没有得到讨论。其他的荒谬之处在于，前Shabak（即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以色列国内的秘密机关）官员也对改革的“反民主”性质表示了担忧，即便ta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建立在非公开的勒索和经常性的酷刑之上。这些都属于抗议活动中的“自由主义”阵营，也是迄今为止占据抗议活动主导地位的一方。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占领的议题与抗议无关。然而，在抗议活动中一直有一个反占领团体的代表，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Ta们坚持要升起巴勒斯坦国旗，这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因此自由派示威者和警察经常会走近ta们，并用暴力撕毁国旗。然而，ta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起巴勒斯坦国旗，连同“占领就没有民主”的标语，这些行为正在逐渐被容忍；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能见度与争取民主的抗争中的象征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尽管对于ta们来说，这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些务实的借口，诸如“你们削弱了抗议活动，赶走了潜在的支持者”等批评被认为是错误的。正如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激进左翼必须将其重心从呼吁正义和平等转向在公共领域表达这些诉求。

一些激进分子说，ta们在街上与自由主义示威者偶遇，ta们团结一致反对警察（警察的暴力行为并不会区分激进分子还是自由主义者），这使得自由主义者开始反思犹太复国主义的教条、理解国家暴力是什么样的、逐渐扩大ta们关于民主的概念并将非犹太人吸纳进来。事实上，以色列阿拉伯人几乎没有参加这些抗议活动；作为自己国家的二等公民，ta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抗议并没有挑战到犹太国家固有的民族主义本质，而仅仅是一场犹太人精英之间关于权力分配的内部冲突。

我这么说并非是要贬低这场针对以色列执政政府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我只是想指出，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领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没有成为首要问题。因此，即便抗议活动成功地推翻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随后出现的政治秩序也很难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左翼还未能充分地表达的一个论点是，司法改革有两种危害：一是破坏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同样重要的是，在占领的土地上对C区的蚕食。指派Smotrich这样一个公开主张驱逐和转移巴勒斯坦人的极右翼人士主管COGAT的任命就是明证，这个部门负责管理以色列控制下的所有巴勒斯坦人。Smotrich计划并已经开始在C区实施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之前受到向最高法院上诉和复杂的法律程序的阻碍，这些程序有时会持续数年。

而一个政治上存在偏见、受到右翼执政联盟控制的最高法院，无法推翻违反国际法的议会法案，将无力阻碍这些非常严重的罪行（即便它从未真正阻碍过它们，但以色列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既贪婪又没有耐心）。在我看来，这项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也是为了让潜在的战争罪行免受内部的司法调查。左翼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让更多的以色列公众看到并理解这些深层次的因素（以及其他因素）与政权更迭之间的关系。

C.J. Polychroniou: 有可能看到以色列的未来吗？

Idan Landau: 正如你所知，在黑暗中很难看清细节。

*为表意清晰通顺，本采访经过了细微的处理。

（全文终）

[附录]

C.J. Polychroniou is a political scientist/political economist, author, and journalist who has taught and worked in numerou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U.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globaliz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neoliberalism’s politico-economic project. He i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Truthout as well as a member of Truthout’s Public Intellectual Project. He has published scores of books and over 1,000 articles which have appeared in a variety of journals,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popular news websites. Many of his publication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including Arabic, Chinese, Croatian, Dutch, French, German, Greek, Italian, Japanese,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urkish. His latest books are Optimism Over Despair: Noam Chomsky On Capitalism, Empire, and Social Change (2017); Climate Crisis and the Global Green New Dea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aving the Planet (with Noam Chomsky and Robert Pollin as primary authors, 2020); The Precipice: Neoliberalism, the Pandemic,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Radical Change (an anthology of interviews with Noam Chomsky, 2021); and Economics and the Left: Interviews with Progressive Economists (2021).

“TO CONTINUE，TO STRUGGLE”

 国   际   同   文   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