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母亲与便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午餐盒
Japanese Mothers and ObentōS:
The Lunch Box a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 本文共15279字，供交流参考
原文作者：Anne Allison
原文发表于：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64, No. 4, Gender and the State in Japan (Oct., 1991), pp. 195-208.
DOI:10.1525/california/9780520219908.00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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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野狗 & Pony
摘要：便当是日本母亲为幼儿园孩子制做的盒装午餐。这种餐食遵循日本的食物准备规范——多道菜肴被美学地安排在一起——具有文化秩序和意义。幼儿园将便当作为一种学校仪式和例行事务，便当必须与所有孩子一起全部吃完，因此便当也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孩子必须吃便当，母亲必须做便当。母亲和孩子都在接受评判，两者的主体性都受到作为一个机构的幼儿园的引导。由作为国家附属机构的幼儿园托付给便当的意识形态任务，需要由母亲来实际完成，以使孩子吃得可口愉快，同时也要使作为母亲的她更有吸引力和成就感。
关键词：食物，母亲，日本，教育，意识形态
引言
Introduction
日本幼儿园的孩子们第一次去上学时，会随身带着母亲在家里准备的便当（obentō）。通常这些便当是精心制作的食物：大量的袖珍切片被精心设计并摆放在坚固而可爱的容器中。母亲们往往在这些事情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既是为了取悦孩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母亲。幼儿园的孩子们被教导必须按照学校的仪式吃完这一顿饭。
将食物打包成便当是日本人的日常做法。虽然在幼儿园里携带便当对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对文化外来者也并是不引人注目的，但在本文中，我认为便当承载着一种性别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与国家密切联系的幼儿园监管（即使不是直接监控），便当这一日常实践将生产者定位为女性和母亲，将消费者定位为母亲的孩子和学校的学生。在这一情境中，食物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任意的。学生必须快速把便当全部吃掉，便当必须由母亲来制作以帮助孩子完成这一任务。母亲和孩子都在被凝视、被评判、被建构；并且只有通过ta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我利用了路易斯·阿尔都塞在1971年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来搭建本文的框架，并简要描述了食物在日本如何被编码为一种文化和审美装置，以及国家在日本社会中对学校的权威。因此，我将在幼儿园的背景下界定便当被规定和建构的范围，同时在东京的一所幼儿园的田野中研究便当的制作和食用实践。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一个在这所学校就读了十五个月的孩子的母亲，我基于自身的观察、与其他母亲的交谈、与我孩子的老师的日常聊天和访谈、对便当杂志和食谱的阅读、对学校仪式、郊游和母亲协会会议的参与，以及我和儿子每天面对便当的多重经验展开我的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便当作为幼儿园文化的例行事项、任务和艺术形式，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和性别意义，这些意义受到国家的间接操控。然而，这种操控既不是全方位的，也不完全是胁迫性的，为母亲和孩子带来的愉悦和创造力也是便当的产物。
文化仪式和国家意识形态
Cultural Ritual and State Ideology
正如人类学家们长期以来所理解的那样，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仅仅是被象征性构建的，我们的文化符号也被赋予了、或具有潜在的力量。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决定了我们如何生活在其中。因此，我们认识世界的惯例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此之中所处的位置和行为的惯例。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具有双重的建构性：一方面建构人们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建构着特定世界中的人们。
文化并非必然价值无涉，权力也并非必然公开透明，这一事实已经通过人类学学科内外的大量理论工作得到了揭示。例如，新马克思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的学术研究，鼓励将权力理解为一种以微妙的、隐秘的、被视为日常社会实践的方式运作的力量。阿尔都塞区分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种主要的权力结构。第一种被他称作暴力性国家机器（SA），国家通过武力威胁来行使和管理权力，例如通过法律和警察等合法化机制来使用权力和镇压。
与之相对应的第二种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例如大众传媒、教育、卫生和福利等机构具有政治和行政职能以外的某些公开职能。相比于暴力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数量上更多、种类上更多元，且在功能上也更加多样，它们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压制来行使权力。教育（学校系统）、娱乐（电影工业）、或者信息传播（新闻媒体）这些机构另有所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服务于它们所宣称的目标，也服务于一个未阐明的目标，即向人们灌输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并引导人们接受这个世界中的特定身份。
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虽然这两种权力结构同时运作并相辅相成，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更具影响力。在暴力性国家机器的伪装和掩盖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意识形态力量可能比暴力性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影响更为深远，也更加隐秘。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隐藏在我们看的电影中、我们听的音乐里、我们喝的酒里、我们读的教科书里，它被忽视是由于它受到了保护，而这种保护（或者说它的托辞），使得意识形态的术语和惯例进入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个由商品、性别不平等和权力差异的组成世界因此被视为一种自然环境，这种环境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且接受它的经验，这种对特定世界的常识性接受是意识形态的工作，它一方面通过掩盖我们日常规律中的强制性、压抑性的因素发挥作用，它也通过让这些日常事务变得熟悉、令人向往、并简单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个人事务发挥作用。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权力论述的关键要素：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不仅成为了我们所拥有的，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我们自己——通过它，我们构建起自己并确定自己的身份。
作为文化神话的日本食品
Japanese Food as Cultural Myth
一本便当杂志的作者宣称：“对于第一次上学的孩子的母亲来说，制作便当是最令人操心的事”。这本杂志是一部中型出版物，充斥着精美便当的图片，以及制作便当的创意和食谱，在日本各地书店都有销售。另一本更厚重的便当杂志，由高产的女性出版公司Shufunotomo出版，并被包装成了百科全书的系列，阐述了同样的社会事实：“在最开始，便当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那么外来者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便当如此操心呢？是由于食物本身还是由于年幼的孩子第一次踏入学校呢？然而，当人们看到一个典型的儿童便当时就会意识到，在日本食物不仅仅是食物而已。典型的儿童便当通常是用一个小盒子打包五六样迷你的餐食，每个部分、每一片都被艺术地、整齐地、完美地切开。然而，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为什么一个食欲有限、对食物可能并没有那么感兴趣的小孩会得到一份像为整个家庭或者受邀的客人准备的那样精致的、制作工艺复杂的餐食呢？
在日本，人们确实很重视便当。它具有远超实用性和功能性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用来维持孩子健康的营养食物。由于这种超越实用性的投入适用于日本的任何食物准备的过程，因此在着眼于儿童的便当之前，讨论在社会中普遍存在食物准备的烹饪规范对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关于日本料理的特点一样，外观是关键的要素。食物必须经过组织和再组织，布局和再布局，风格化和再风格化，以呈现出在视觉上具有吸引力的设计。呈现方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口感和营养就会被取代——尽管有时会有这样的争论，而是意味着食物的外观至少和口感以及对身体的好处一样重要。
正如Donald Richie在他洋洋洒洒且富有启发的著作《日本的味觉》（A Taste of Japan）中指出的，呈现风格是日本料理制作的指导原则，这种风格受到很多准则的制约。其中一个准则是小巧、分离和碎片化。大块的食物是不被接受的，所以每一份食物都被切成一口的大小，并分别盛在在小巧的盘子里。在日本料理中，并不存在像美国料理一样一个大盘子中盛有三个大份量的蔬菜、面包和肉的情况。因此，通常一顿饭映入眼帘的并不会是一个总体性的中心而是众多分散的部分。
在视觉上，食物的呈现不仅仅需要遵循分割的结构性准则，也需要遵循对立的结构性准则。食物被分割或切割，以产生色彩上的、质地上的和形状上的对比。食物之间要相互对立产生视觉冲突：粉色对绿色，圆形食材对有棱角的食材，表面光滑的食材与表面粗糙的食材摆放在一起。这种对立的准则不仅仅适用于一道菜内部和每道菜之间，也适用于食物属性和放置容器之间：方形的盘子里放圆形的食物，明色的盘子里放淡色的食物，纹理丰富的碗里放半透明的甜点。
容器与所盛的食物同等重要，但真正被强调的是容纳的方式，换句话说，即食物如何从自然中（重新）构建和（重新）安排，以呈现美、新鲜感和自然感。这种对自然的风格化处理是第三条准则；一种方式是要尽可能地保留食材固有的自然特性，例如当天采购以确保食材的新鲜，保持大部分食材的原样或仅进行最简单的烹调；另一种方式是在准备食物的过程中再次创造“自然的”特征和外观。正如Richie所写：“被强调的是自然的呈现，而不是自然本身。引人赞叹的并非自然本身所创造的，而是人类通过自然创造的。”
这种对食物的自然化主要以两种方式呈现：其一，通过表征不同季节的装饰（例如秋天的枫叶或春天的花朵）、通过食物本身（例如当季水果和蔬菜）、通过与季节搭配的餐具（例如夏季的玻璃器皿和冬季的重型陶器）来不断暗示和挪用自然。其二，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种方式相反，是将制作过程强调和完善到某种程度，以至于食物不仅看起来自然，而且比自然更加完美。这是将自然变成人工的过程。因此，通过自然化，日本料理不仅吸纳了自然，也转化了自然。
正是这种挪用“真实”自然（例如托盘上的枫叶）和将人类对自然的重构标榜为“自然”的能力，使得日本料理具备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操控的潜力。这正是罗兰·巴特的所谓的第二重神话。当某种实践或巴特所谓的“语言”被某种利益或议程控制，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时，就产生了第二重神话。例如，人们通常会向恋人送玫瑰花，用餐时会享用葡萄酒；母亲会养成为孩子打扫卫生的习惯。这些实践都服务于个人的、实用的目的。它们构成了“第一层语言”或巴特所谓的“语言对象”。当售卖玫瑰花的花店、推销葡萄酒的公司或为性别劳动分工而竞选，将女性禁锢在家中的保守派政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推广这些实践时，第二层语言（或“元语言”或“第二层符号系统”）就应运而生了。至此，实用性或个人性的实践变得政治化了。正如巴特所言，初级意义永远不会丧失。相反，它保留下来，并作为一个借口存在，作为第二层、政治化的意义的掩护而存在。例如，当恋人们将玫瑰花视为表达爱意的媒介，而不仅仅是花店赖以生存的手段时，玫瑰花的销量会更好。
在某种程度上，食物在日本只是食物——人类维系生命和健康的媒介。然而，日本料理承载着其他的意义，即巴特所说的神话。其中之一是民族认同：食物被挪用为一种文化的表征。成为日本人就意味着要吃日料，正如许多日本人去其他国家旅行时所证实的，ta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真正的”日本食物。换句话说，米饭在日本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如果ta们没有在某顿饭或至少一天中吃到米饭，ta们永远感觉吃不饱。
这种对食用日本料理的坚持，蕴含着日本食物惯常准备的原则：完美、密集劳动、迷你而可区分的部分、对立的部分、美和自然的印记，因而重新确认、重新识别了个体作为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在所有这些详细准则中，有两个准则最直接地指导了幼儿园便当的制作和意识形态挪用：（1）食物有一定的顺序，每个步骤都有正确的处理方式，每个部分都需要与其他部分协调一致；（2）准备食物的人承担着按照日本料理所要求的完美和精准的标准来制作食物的责任。换句话说，食物不可以是随意的，准备食物的人也不能随意对待准备的过程。这两个准则同时传达了有关社会秩序以及性别在维系和促进这种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
学校、国家和主体性
School, State and Subjectivity
除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意义（作为实用品的食物和作为文化编码的食物）之外，我认为，日本幼儿园中围绕便当的仪式和惯例呈现出了第三层的意义和操纵。学校系统通过这种意义来社会化孩子和母亲，使ta们在国家所期望和指导的政治秩序中扮演不同的性别角色和主体性。
阿尔都塞认为，在日本这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扮演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角色。相比于之前的历史时期，更多的人口在这里度过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年头。此外，教育现在已经从宗教等其他机构那里取代了教化的功能，成为了社会知识的主要塑造者和灌输者。同时，正如阿尔都塞就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指出的，镇压已经逐渐被意识形态所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了行为约束的主要机制。我们所受到的强力威胁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更多地受到呈现和告知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所要求的主体性的策略的影响；因此，知识和意识形态融为一体，教育成为了教化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机构。
在实践中，学校在教育孩子如何思考、思考什么的同时，也塑造了ta们在成年后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社会秩序如何依据性别、权力、劳动和阶级建构起来，不仅仅与基础的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而且融入课程之中传递给孩子们。因此，知识不是社会建构的，而是根据个体的在政治性的社会中当前和将来的身份获取的。准确地说，社会对于劳动者、公民和父母的要求将成为决定或影响学校教育的条件。
当然，这取决于两个因素：（1）不同利益之间对于主体位置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以及（2）特定的利益，包括国家，在通过教育系统施加其意愿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在日本的情况下，国家对教育的系统化拥有巨大的控制权。通过文部科学省，教育由一个国家官僚机构集中管理，该机构几乎管理了教育过程的每一个方面。例如，在任何一天，每一所公立学校都在上着同样的课程，拥有着同样的架构，并以规定清单中的教科书为依据。教师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筛选的，学校管理层是统一任命的（而非选举产生的），学生们在制度上被告诫要服从教师被赋予的合法权力（最近在一些县有所改变），例如，撰写可能阻碍学生考入高中的秘密报告。
然而，日本教育中国家的角色不仅仅限于文部省被赋予的广泛权力。更加强大的是学历社会（gakureki shakai）的原则，即成年人的职业是由ta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读的学校决定的。作为战后日本新经济秩序的反映和构建，学历已经成为决定谁将在工业、政府和专业领域获取最理想职位的唯一重要因素。学校的录取本身是基于一个单一的标准——一个决定入学选拔的考试体系——而学校，甚至是幼儿园，也越来越以备考为目的，而“ganharu”（努力工作、永不放弃）是由国家授意并且在学校传授的社会义务。
幼儿园和便当的意识形态挪用
Nursery School and Ideological Appropriation of the Obento
日本幼儿园处于义务教育体系之外，大多数幼儿园是私立的，虽然没有强制要求，但日本三到六岁的人口中上幼儿园的比例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高。
幼儿园（yōchien）与托儿所（hoikuen）不同，托儿所更像是呆的时间更长的学前日托机构，而幼儿园被广泛认为是教学性质的，不一定在于正式的课程上，而更多的是灌输日本学校教育的态度和结构。孩子们学到的不仅仅是阅读和写作，更重要的是如何成为一名日本学生；这个名词中的两种身份——日本人和学生——都同样得到强调。正如Rohlen所写的那样，在幼儿园中，“社会秩序首先是由一套日常规则产生的”。因此，在幼儿园中，教育例程和仪式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尽管这些例程和仪式往往通过高年级课程教育的形式被传递，但它们在幼儿园中既是形式又是主题。
虽然国家（通过文部省）对于幼儿园的出勤并没有直接的规定，但其在教学内容方面上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首先，幼儿园的运行规划权掌握在文部省手中。其次，大多数家长和教师认为幼儿园是进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并由文部省严格控制的义务教育体系的第一步。例如，我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校长说，他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孩子们做好准备，使ta们更轻松地适应接下来的公立教育的严格要求。第三，孩子们在幼儿园首次接触到了群团生活（shūdan seikatsu）的规则和模式，这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由政治领导人、企业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反复强调的日本社会理想。
进入幼儿园标志着离开家庭进入“现实世界”的过渡，这通常对于日本孩子来说是困难的，甚至是创伤性的。便当的目的是缓解孩子的不安，并让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进入存在潜在威胁的外部环境时，制作一些她自己和家庭的东西来陪伴孩子。日本人使用“uchi”（“里”）和“soto”（“外”）的文化范畴：外指的是外部世界，人们彼此之间疏离，他人被视为冷漠和敌对的；而里指的是温暖舒适的内部熟悉环境。学校是最初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视为外部的范畴。相对应的，亲人和母亲所居住的家则主要决定了“里”的定义和位置。通过制作一些家里的东西，母亲既约束又激励孩子面对外界不可避免的事物。这是母亲的角色和她的礼物；通过奉献自己和家庭（她既是象征性的代表，又是实际的操作者），使得学校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可承受。
便当以多种形式包含着母亲和家庭的意义。首先是通过纯粹的劳动。女性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制作便当。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便当制作者，我可以证明在这项家务劳动上投入了极大的注意力和精力。通常情况下，母亲每天早上需要花费25-45分钟烹饪、准备和拼装一个幼儿园孩子的便当。此外，她们需要在前一天计划、购物，并思考如何用做便当剩下来的食物制作晚餐。女性常常会和其他母亲讨论做便当的技法，浏览便当食谱书籍或杂志以寻找菜谱，购买或制作装饰或容纳（部分）便当的器具，并可能会将食物切好冷冻保存以备未来的便当使用。
当然，仅凭努力无法成功地制作出便当。但是，除了制作的结果外，过程也绝不能放任随意，即便是对于不挑食的孩子来说，母亲也会一视同仁地精心准备便当。这样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母亲自己：这是一个女性作为母亲的承诺的标志，同样也是激励其子女以相同的承诺成为一名学生的标志。因此，便当成为了评价母亲是否合格以及孩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表征。学校的模式也隐含于这份来自自家的礼物和提醒。
这在一项幼儿园的规定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说明：便当必须全部吃完。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条规定显得琐碎而常见，但幼儿园的老师们往往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条规定，且非常年幼的孩子们往往并不容易遵守这个规定。这里的逻辑是，孩子们需要满足某些期望。毕竟，幼儿园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引导和灌输孩子接受日本教育的严格要求。而据大家所说，日本教育并不是关于娱乐的。
学习是艰辛的工作，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和乐趣。甚至一旦孩子上了一年级，就不再会有来自家里的便当了。在那里，餐食是机构化的：味道很淡，并不诱人，只考虑是否营养。为了让孩子适应即将到来的（教育、社交、纪律、饮食）惯例，幼儿园的便当往往是令人愉悦且个人化的。然而，便当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这种双重意义并非无意为之。一个被母亲和家庭的意义填满的结构已经被清空以创造一个新的形式，而现在这个形式还承载着作为日本文化的一员、作为在学校和未来的工作领域中拥有成功的潜力的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要求。
幼儿园的老师明确要求并严格执行着要求孩子们把便当全部吃完的规定。用餐过程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变得很有戏剧性，例如唱歌；在佛教幼儿园，孩子们会被组织起来一起感谢佛祖、感谢母亲制作的便当，感谢父亲为制作便当提供所需的经济支持；两个班级小助理被指派为大家倒茶；所有人一起用餐，直到每个人都吃完为之。此外，老师会检查孩子们的便当，确保食物都被吃完，并鼓励或者有时批评那些吃得太慢的孩子。在这个仪式中，吃得太慢的孩子由于拖慢了其他学生的进度而被认为表现差，作为同伴们的其他学生也会监督某些孩子的用餐情况。我的儿子经常包月有一个吃得很慢的孩子，正是因为他拖慢了用餐的进度，让大家在午餐时段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不呆在教室里，而不能去操场上玩耍。
不过，最重要的、最为权威的角色还是老师，ta有权监督用餐的情况并评判用餐者。Ta的监督往往包括对学生的监督和对母亲的监督，两者在便当的事物上必须共同努力。孩子的任务是吃便当，母亲的工作是准备便当。因此，任务的责任和执行是孩子和母亲共享的，也受到双方的制约。我儿子的老师每天都会和我交流他在吃完便当方面的进展。虽然表面上交流的对象是我的孩子，但大部分的内容针对的是我自己，包括我怎么做能够让我儿子更容易地吃完便当。
这些交流的密集程度让我感到好奇。我们当时刚刚在日本安顿下来，我儿子是一个多动的小孩，在一所以他尚未掌握的语言为授课语言的外国学校上学；他是这所学校中唯一非日语母语的学生。在此期间，他的很多行为都具有破坏性：例如，他在早操期间在队列中上蹿下跳，往每个孩子的头上都打一下。然而，老师却选择交流便当的事宜。我认为，他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存和适应更多地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日语的掌握情况。然而，老师却如此详细且认真地和我讨论便当的事物（例如，“今天大卫吃了所有的豌豆，但直到我要求了他三次吃胡萝卜他才开始吃”），我认为她的关注点和我的并不相同。不过明示的意义聚焦于午餐盒上，潜在的意义是否又指向了其他的事务呢？
当然，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确有另一层含义。这是一种要求我们遵守指令、服从规则和接受学校体系的权威结构的命令。所有这些实践都通过某些仪式嵌入和灌输其中：在幼儿园（除了Waldorf和Montessori等非传统学校之外）和几乎所有日本社会或机构实践中，活动都被严格规定和礼仪化，以至于仪式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意义和价值。幼儿园的行课日和学年都是由这些仪式组织的。例如，除了两段自由活动时间之外，其余时间都有固定的日常例程：如早操、美术手工、体育指导、唱歌等，其中大部分活动都是制定和安排好的。学年中也穿插着三个年度活动——秋季的运动会（Undōkai）、十二月的冬季大会（Seikatsu Happyōkai）和夏季的舞踊节（Bon Odori）。这些仪式激发了能量，要求一定程度的秩序，以及一种非日本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的纪律和自我控制能力。
大卫成功融入学校系统的标志是他对学校的日常例程的掌握，而不是能够正常交流或其他文化技能——他能够随着列队行进，在用餐后刷牙，提前到校，积极参与问候和道别仪式，并按时吃完他的便当。他不仅适应了学校的结构，而且也被其他孩子接纳为群体的一员。或者说，曾经外部强制的事情现在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渴望；日常实践从陌生变得熟悉，从别人的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事情。我的美国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成为日本人，而他的老师在完成便当等日常例程上认可了这种日本性。而这来源于他早期的教训，不按时吃完便当不仅会受到老师的责备，更重要的是会被其他学生排斥。
幼儿园系统区分了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持续不断的幼儿园仪式的孩子和不能应付的孩子。对于那些无法应付的孩子，ta们会学会避免或希望避免一种惩罚。为了获取同伴的接纳，学生们养成了适应能力、意愿，并且，在我儿子的案例中——他在这个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直言不讳和个性化——甚至愿意遵守高度有序和有组织的幼儿园生活方式。正如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一样，当并且因为关于世界和在世界中的特定角色的观念服务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国家）议程、并变得熟悉且被个体内化时，这种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Rohlen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幼儿园里教授和学习的是社会秩序。被称为“shūdan seikatsu”，即集体生活，它意味着个人的角色由群体成员身份确定，而非“选择和理性自利的假设”。在幼儿园中，孩子们学会了与他人相处、像他人一样思考和向他人看齐协调行动。这主要通过精确和稳定的基本例程得以传授的：“秩序是通过重复实践选定的日常任务得以逐渐形塑的……这些任务让孩子们社会化，养成高度整洁和统一的习惯”。然而，当幼儿园教学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时，孩子很少感受到强制性：（1）学校的例程被规划得“令人向往和愉快”，（2）教师试图通过使群体成为权威的声音和单位，来掩盖ta的权威，（3）学校的管制是通过教师和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亲密”态度得以维系的。简而言之，当学校的愿望和例程变成孩子的愿望和例程时，它们就变得可接受了。
作为性别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母职
Mothering as Gendere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在学校中，围绕着便当的食用的仪式决定了便当向孩子们传递的意识形态意义。相比之下，在家中制作便当的过程为母亲编织了稍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两组意义交织在一起，但相较于食用便当的孩子而言，母亲在准备便当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期望。从食用的角度来看，孩子仅仅需要吃完午餐，而母亲要做的工作则复杂得多。对她来讲，关键在于让孩子吃她所做的东西，而普遍的社会态度则是，在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的过渡阶段，这更多的是母亲的责任，而非孩子的责任。
关于便当的许多文章、建议和讨论的明确目的都是帮助母亲准备孩子喜欢吃的食物。一本杂志建议：“第一天带便当是母亲和孩子都操心的事情。放入孩子喜欢吃且习惯吃的易于食用的食物，并将这些食物分成小份。”
这些杂志中有各种食谱、图片和创意，并在每一页的标题下都标有“有用”的提示：
l 第一步是易于食用。
l 接下来是能够吃完整个便当，不留下任何残余。
l 让吃便当成为孩子熟练使用筷子的方式。
l 装饰便当并填充可爱的梦想（kawairashī yume）。
l 对于年纪更大的孩子，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便当。
l 一旦ta们习惯了，将孩子喜欢的食物与不喜欢的食物平衡搭配。
l 对于讨厌蔬菜的孩子……
l 对于讨厌鱼类的孩子……
l 对于讨厌肉类的孩子……
在专门讨论便当的烹饪书籍和其他杂志、学校发布的便当指南以及日本母亲和老师们在讨论便当时，有几个原则是贯穿始终的：（1）食物应该被切割成易于用手指、筷子、儿童尺寸的勺子和叉子、串烧或牙签操控的形状；（2）食物的分量应当偏少，以保证便当可以被快速吃完，不会留下任何残余；（3）应该逐渐添加一些孩子尚不喜欢的食物，以克服挑食的饮食习惯；（4）便当应当漂亮、可爱，并且通过将食物摆放地有吸引力以及添加银纸、锡箔纸、牙签旗帜、纸巾、可爱的手帕和不同形状的容器来实现多变的视觉效果；（5）便当应当尽可能包含由母亲亲手制作的相关物品，包括装便当盒的便当包。
相关出版物提出的规定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实践中，我发现母亲们更加强调视觉的吸引力。相较而言，在学校中对便当的评价往往会强调其作为一个训练过程的指导方针——添加并尝试新的食物，让年长的孩子使用筷子并学会打包furoshiki袋。孩子们食用便当的成功与否，就正是凭借这两种关注点的完成度来评价。而根据我的经验，便当就是根据这个结果和母亲在其中的角色来评判的。
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便当的审美化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方面。常见于日本料理中的美学范畴和规范也应用于幼儿园的情境中，尽管有所调整。各种食材都是迷你的，被切割的和对立的，必能通过精心的布置以达到经常变化或伪装的外观。正如一位母亲坚持所做的那样，用迷你汉堡和米饭做成熊的样子，用苹果和桃子做成花朵的样子，这些都旨在保持孩子对食物的兴趣。然而，至少我自己的孩子很少注意或欣赏我如此费力制作的艺术品。至于其他孩子，我观察到，即使对于那些没有明显“挑剔”的孩子，母亲们一年到头还是在努力更新食物的风格。
因此，女性在准备便当时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来自于除了让孩子吃完整个便当的目标之外的其他议程。吃完整个便当确实是一个考虑因素，也是女性受到学校权威人物（教师）审查的理由和掩饰。然而，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其一，便当只是社会期待中的母亲为她的孩子做出的更广泛而持续的承诺的一个方面。教育母亲（kyōiku mama）是指那些花费过多的精力履行其教育责任、监督和管理自己子女学习的母亲。即使是在幼儿园的阶段，这种过度的付出不仅是国家的要求，也是母亲们通常的做法。在丈夫和父亲几乎缺席的情况下，负责照护家庭和子女的母亲们通常被认为是决定孩子成败的因素，尤其是在孩子向那个关键节点——入学考试迈进的阶段中。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便当旨在帮助孩子适应学校的挑战一样，母亲通常被认为是孩子的支持者、鞭策者和庇护者。她将为了帮助孩子的学习而完成无穷无尽、多种多样的任务：削尖铅笔、在孩子学习时准备午夜小吃、为了更好地掌握并辅导孩子的薄弱学科而学习、咨询适合孩子的学校、与孩子的老师进行交流。如果孩子成功了，母亲会受到称赞；如果孩子失败了，母亲会感到内疚。
因此，在幼儿园阶段，母亲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角色做准备。然而，幼儿园的母亲需要付出的工作和精力本身就是惊人的。一个入学孩子的母亲会收到一本列有她必须完成的所有入学前任务的指南，例如制作各种包和容器，在衣物的正确位置贴上标签，并确保大小完全正确，此后她将被不断期望参加母亲协会会议，陪同孩子参加实地考察，每周洗孩子的室内衣物和鞋子，根据需要在一天之内为孩子的包添加所需的物品，并且通常要随时待命。在我儿子的学校里，很少有母亲能够有空干兼职或临时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女性要么保密，要么就会受到教师的训斥，批评她们对孩子的奉献不够。换句话说，母职工作通过孩子的学校和制作便当这类惯例活动实现制度化，成为一项全职、在家工作的工作。
女性花费很多精力为孩子准备便当的第二个因素是，她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成为了她自己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她个人身份的表达。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方面，我们被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定义。因此，便当不仅是给孩子的礼物或考验，也是女性自身的一种再现和创造物。当然，这些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正如之前所述，但我还想指出可能存在一种潜在的分离。我感觉到，这些女性在制作便当时是为自己劳动，而非为了学校有关便当的框架。或者换句话说，在管家、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中，日本女性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推力，除了无尽而繁重的责任外，也存在一种玩耍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并非在社会角色之外寻找游戏性和创造力，而是在其中找到了。
这并不是要否认日本女性准备便当时所面临的限制和监视。就像孩子在学校里一样，她们不仅被老师监督，而且彼此也会监督，她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完善自己所做的便当，以被其他母亲视作良好的、尽责的母亲。因此，她们对这项任务的热情就像我的儿子对幼儿园常规的接受和内化一样；这项任务一旦不再由外部强制执行，就成为了自己的任务。
因此，我认为，制作便当对女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其创作过程（尽管劳动强度很大，但我只听到过一两个母亲抱怨这项任务）的同时，女性沉浸在成为日本母亲的仪式化和（受制于他人的）主体性中。她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异化的，因为他人规定、监视和管理着她的工作。然而，在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项工作，女性表达、确认并构建了自身。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被完全消除，这在女性对“自然”食物进行精心制作中得以体现，制作出一份有创意的便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满足感和个人表达。
一位受访者Minami女士揭示了母亲日常仪式并存的限制和愉悦。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三岁，一个在幼儿园上学，Minami女士在三十二岁结婚时已经相对较晚，在这之前是一名职业歌剧演唱家。现在，她的日程都是根据孩子在幼儿园例程安排的，比如制作便当、接送女儿上学、参加母亲协会会议、安排每天的玩耍时间和清洗校服。Minami女士希望能够重返歌唱舞台，即便是以兼职的形式，但她说，母职的要求，尤其是由于孩子上幼儿园带来的要求，使这个愿望受挫。她每天只能抽出几分钟来练习，Minami女士很想念唱歌，并告诉我，做日本母亲意味着几乎要把所有其他事情排除在外。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挫折，Minami女士并没有表现得像一个受挫的女性。相反，她在母亲的角色上投入精力、创造力和智慧，我发现这在我认识的日本母亲中是常态。她每周至少为孩子们安排两到三次特别的郊游，组织一些她知道孩子们会喜欢并有助于提升ta们认知技能的游戏，创作自己的故事并设计下午玩耍的服装道具，每天根据孩子们的口味来购物准备饭菜。Minami女士常常告诉我她希望能再能从事歌唱工作，但她从未抱怨过孩子、抚养孩子的琐事或做母亲的身份。她对的专注在便当中体现得最充分。每个便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份至少有四到五个部分，她不断尝试新的想法，无论是新的食材还是新的设计。她对自己制作的便当手工艺品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愉悦。尽管Minami女士的便当创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不是罕见的。
一本便当杂志上的一些制作例子包括：（1）甜甜圈便当：两个甜甜圈，两根热狗，两块苹果切片，两个小奶酪卷，一个煮熟的蛋做成兔子的形状，用叶子和泡菜做眼睛，放在铝制铝罐里，添上可爱的纸餐巾；（2）热狗娃娃便当：先铺上米饭，用热狗制作两个娃娃形象（每个娃娃由八块热狗组成，包括帽子、头发、头、手臂、身体、腿），放上一条粉红色姜片，一条绿色欧芹，加上法国国旗纸旗；（3）蔬菜花和郁金香便当：先铺上一层混合着切碎的煮鸡蛋的米饭，将热狗切开制成三朵郁金香花，将菠菜精确地排列成茎和叶子的形状，一个水果沙拉中放两颗葡萄干，三块煮熟的桃子，三块煮熟的苹果；（4）甜心娃娃便当：在一个两格的便当盒中，一格放四个饭团，每个饭团的中心都不同，另一格是两个由鹌鹑蛋做成的娃娃，加上眼睛和嘴巴，用黄瓜做身体，像躺着一样排列，并用两段生胡萝卜做枕头，覆盖物是一朵由切好的熟胡萝卜、两片火腿、两块煮菠菜制作的花，最后用不同颜色的塑料签将娃娃固定在一起。
这些便当制作过程中对自然的雕琢和再造的冲动，可能是在用来改造、形塑和伪装食物的策略中最为明显的。我所认识的每一位母亲都有一套自己的技巧，每本我研究过的便当杂志或食谱都有专门提供这些技巧的章节。需要记住的是，这些技巧只被视为由众多部分组成的便当的一部分添加物。以下是来自一本杂志的列表：做成蝴蝶形状的柠檬片，做成达摩样的煮鸡蛋（达摩是日本流行的传说人物，是一位没有眼睛的僧人；当一个人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会给达摩添加眼睛），切成花朵形状的香肠，做成一个小婴儿形状的煮鸡蛋，切成叶子形状的苹果片，刨成花朵的萝卜片，切成花朵形状的黄瓜，摆成一个篮子的蜜柑片，带有黄瓜帆的小船，串在一起的香肠，切成蘑菇形状的萝卜，刨成樱桃形状的鹌鹑蛋，拧结的蜜柑片，切成螃蟹形状的香肠，印花的黄瓜，丝带状的胡萝卜，有花纹的番茄，做成花朵的卷心菜叶子，切成虫子形状的土豆，设计成红鞋的胡萝卜，切成菠萝形状的苹果。
自然不仅被改造，还通过商店购买或母亲制作的物品进行了补充，这些物品被精确地摆放在便当中。前者来自完整的便当工艺的产业化和商品化：商店销售便当盒、额外的小容器、便当袋、杯子、筷子和餐具容器（所有这些都有各种可爱的图案或设计）、布制和纸制的餐巾、锡箔纸、铝罐、彩色丝带或线、塑料串、带有纸旗的牙签、纸分隔板等物件的整个货架或区域。另外，母亲们也会因为自己亲手制作了一些东西而受到鼓励和赞扬：用装饰图案或孩子的名字刺绣的便当袋、餐巾纸和手帕。这些食物的补充物、食物的收纳物、以及便当分隔器（可移动和调节）为便当提供了秩序。每个部分都显得整洁有序，每一部分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两个小汉堡牢牢地固定在一层米饭上，蔬菜在盒子的另一个隔层中，水果整齐地摆放在铝制杯子里。
便当艺术的具体形式，例如将香肠切成虫子的形状并放在铝制杯子中，如何以符号化的方式进行编码是一个有趣的课题。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探讨。将食物布局成孩子能够识别的样子是许多母亲和烹饪书籍提到的要点。动物、人物和其他食物形式（例如用苹果做菠萝）占主导地位，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们对孩子来说是熟悉的，且母亲们可以轻松制作出来。我认识的母亲们会在晚餐和郊游携带的便当中制作动物和面孔，但她们这么做的频率在给孩子准备上学的便当中似乎更加强烈，而在为其他年龄段准备的食物中则不太突出。
正如前面所述，日本料理的一贯原则是操控和秩序。食物被加工成与其自然状态或烹饪后的状态不同的形式：在土豆泥中创作线条，胡萝卜被切成薄片，香肠被扭曲和切片。此外，食物是按照人为原则而不是自然规律进行安排的；每样东西都必须有整齐的边界，并且必须精确地放置，以确保这些边界不会模糊。这两种原则也是形塑幼儿园的便当最重要的原则，而现实主义的意象主要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孩子们在愉悦的同时，也学会了操控和秩序的编码。因此，用苹果重现菠萝的仿真形象，与在苹果中看到菠萝（一种特定形式）的理念无关，更多地意义在于将苹果重构为其他东西这一转化的过程。
然而，制作便当所需的劳动、管理、商品化和精力使它具有了许多不同的含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将特定社会秩序审美化的潜力，这种社会秩序在文化和烹饪方面被编码为日本性的。母亲不仅在为她幼儿园的孩子制作更加可口的食物，同时也在创造一种更有美感、更加令人愉悦的社会结构。因此，便当传达的信息是，世界应当是被非常精确地构建起来的，任何一个日本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都必须以同样的精确度一丝不苟地履行。生产是严格要求的的；生产者必须在自己的角色范围内努力工作。
便当还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作为母亲的女性，而非男性，不仅通过食物来养育孩子，还构成了这种食物所蕴含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支持。我访谈过的日本男性中，没有一个人有过或想过制作幼儿园便当的经验，很少有人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有更深入的参与。男性在外部世界中被赋予一个位置，他们被期待在工作中努力工作赚钱并以自己的工作场所为荣。在家庭管理和抚养孩子方面的帮助并没有成为日本男性明显关注或感兴趣的事务，即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以前是男性主导的工作领域。女性仍然是家庭的中心，这个信息也在完全由女性制作的便当的生产和消费中得到明确传达。
国家从这种安排中获利。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女性为养育子女所付出的劳动，而女性则迫于压力，要对此类日常母职工作（如制作便当）负责并从中获得乐趣。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受到了教育系统的制度特征的鼓励和推动，即使是在幼儿园阶段，教育系统也受到国家强力的主导和至少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通过它，一种性别分工的模式得到了牢固地确立。男性经过社会化，被灌输顺从和勤奋的思想，当他们有妻子可以依赖并把几乎所有家务和家庭管理事务都交给妻子时，他们的劳动力更容易被提取。而女性则成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她们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劳动力市场以负担家庭成本，包括教育孩子所需的巨额费用），由于她们的家务职责使她们只能从事低薪的兼职工作。
因此，作为母亲的女性不仅在（从幼儿园开始）的日本学校系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运作，她们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自运行着。母职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在家中和学校中的孩子、通过带有母亲烙印的劳动（例如孩子从家中带去学校的便当）来运作。因此，战后的日本教育所谓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没有性别差异的议程，在实践中是站不住脚的。在烹饪风格和以孩子为中心的母亲抚育等等文化实践背后，隐藏着一种世界观，即个体出生时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其成年后所占据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
然而，最后，我只剩下一个问题。如果母职不仅受到国家的监视和操纵，同时又被国家塑造成一种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那么女性能否通过改变对待便当的方式来颠覆政治秩序呢？我曾向一位日本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她在阅读本文后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尽管她的母亲在其他大多数方面都很传统，但她为孩子们制作的便当并不符合当时的传统规范。Sawa指出，这些便当中的基本的、简单的、不具有艺术感的线条，与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原则类似。她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而非仅仅是“一个女孩”，并被允许为自己思考。今天，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在美国开创了自己的生活，远离故土和父母。她喜欢日料，但她最近开始感激她母亲在她小时候为她做的普通便当。便当给她提供了食物，但没有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上与她保持联系。为此，Sawa对我说，她很高兴。
【全文终】
（引用略）
“TO CONTINUE，TO STRUGGLE”
國际同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