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为什么周有光一再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

　　                作者：资中筠               来源：蘑球看点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跟周老认识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岁的时候。我很荣幸，由于他看了我的书，想见我，通过他的公子“召见”我，然后我就登门拜谒。非常遗憾，现在周晓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对周老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晓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他年逾古稀还为他的父亲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出于对周老先生的敬仰，我到这里来谈谈我的感想。

　　刚才张森根先生（《周有光文集》编委会委员）很详细讲了他对周老著作的一些看法，张先生和叶芳女士这几年对整理和编辑周老的著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周老他们两位知道周老的价值，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所以现在我们才能有这么多周有光的著作，今天才能够在这儿谈论他的思想。我觉得他们是功不可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

　　现在概括几点我的想法：

　　一、周有光先生一生是大半部中国近代史

　　像周先生这样活了一百多岁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他的一生是中华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们的近代史从1840年算起的话（这个算法近代史学家有许多不同意见），不管怎么样，周先生一生等于是2/3的近当代史。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经过了很多坎坷很多动荡，他是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民族共同经历了各种沉浮和苦难。从他的文章，从他的百年口述里我们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职业跨度很大，很少人有这种情况。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经历，就等于是看一部中国近代史，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个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过一滴水看大海，通过一个人的经历看整个民族的浮沉，这是非常宝贵的。

　　正如张先生讲的，周老的叙述是非常易懂的。现在有些文章不说人话，或是用中文写类似外国话的话，这种文风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么叫深入浅出？他这个才是真正用最浅显的大白话来说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们看他的书很容易看，看了以后可以回味无穷。

　　二、提倡从世界看中国

　　周老提出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原来我们也提到20世纪是一个大踏步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常常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已经赶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赶来赶去，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就常常赶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

　　由于中国在进入近代的时候，是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老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天生，或者是潜意识里，或许是宣传的结果，总之有一种狭隘的受害感。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五千年的辉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来这么一个感觉，于是对世界的看法就像通过哈哈镜来看，不是真正的平视，要么就是仰视，要么就是仇视，要么就是鄙视，就是不能平视，不能客观、平平静静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从世界看中国，换句话说，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一想到一个事情，就应该把中国这件事情摆在整个世界范围里，看它占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起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课——实际上就是欧洲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然后整个欧洲的变化。雷海宗先生每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腊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在黑板上写：XXXBC鲁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鲁庄公、鲁哀公，等等）。现在他讲的很多课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学会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串起来看，每当说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什么状况。比如说满清入关是1644年，我会想到那时候英国正好发生光荣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克伦威尔时期。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欧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我们已经吃亏了这么长时间了，经过了周有光先生所讲到的大事小情，他讲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笔法讲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历史，很悲惨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那么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数是内忧，我觉得我们的内忧是多于外患的，大多数是自找的。所以老人从整个经历所悟出来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天，新的一轮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跟现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种情绪和风气正在我们国家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三、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不能浑然不觉

　　现在外部世界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包括正在发展中的、我们看起来以为人家很落后的那些国家，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自以为很先进、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会，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么外交，几个领导人互相之间的拜访、会晤，除了这些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

　　举一个例子，比如欧盟，我们现在看的宣传都是欧盟遇到了困难，欧元区怎么怎么样了，希腊到底退出还是不退出，等等问题，但是欧盟的形成，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深刻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从此以后欧盟国家之间不会再打仗了，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是从欧洲开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开始是法德两国化解世仇，找出了一个共赢的办法就是煤钢联营，说从此我们共同开发，不要再夺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点一点从“小欧洲”六国慢慢发展，他们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碍，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后又成功了。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现在又碰到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困难，要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至于他们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是难免的，即使导致欧盟解体了，也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至少作为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欧洲国家之间不再打仗了。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所产生的伟大生产力，走到这一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正在进行很深刻的改革，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小事情上说来说去，并且把它无限地放大，我们自己要吃大亏的。

　　所以周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这句貌似很简单的话，里面其实有很深远的意义。

　　四、中华民族的前途还取决于年轻人

　　我觉得周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比我乐观得多，我跟他谈话如坐春风，他就以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他经常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个世界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好的方向"当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说没关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走错了路，走了岔道以后终究是要回来的。我说回来太晚了的话，代价就太高了，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由于走了很多弯路的缘故，所以希望以后少走一些弯路。

　　如果一个人的胸怀像周老这样"从世界看中国"，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话，这个世界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释怀，中华民族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劫难，还是说可以顺利地跟世界接轨，随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共同发展？这也还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胸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想我们不应该辜负周老的期望。他的乐观主义我觉得是以不打仗为条件的。人类现在再经不起大战了。假如再发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的是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小打小闹的不算，武器发达到这个程度，不仅仅是原子弹，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话，人类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这种轻易说战争，就像打游戏机似的“打仗”，说说可以，但是认起来真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最后，张先生刚才提到这本书里《窗外的大树风光》，我也特别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是一篇极品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从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极致。文章最后还流露一点无奈——最后这棵树被砍掉了，作者觉得遗憾得不得了，但是它还是被砍掉了，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无奈。

　　平常常说人“老糊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如果早一点在什么什么时候去世的话，他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越活到后来错误越大。当然，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什么错误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权重之人，祸害面就广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属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龄只是一个符号，有的人越老越糊涂，有的人越老越智慧，并发出智慧之光照耀我们大家。

　　 读资中筠《谈周有光从世界看中国》有感

                        作者：佚名        来源：网摘

　　资先生的文章介绍周老，真是淋漓尽致。非常好，很到位。

　　从世界看中国，这个意义非常大。这个定位是从世界的高度，打一个比喻是从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去看一览众山的。从这样的高度去看中国的不足，从而去寻找中国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去改造自已、改变自已，而不是片面与狭隘。

　　纵观中国近代史，大多数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因此他们的视野以及对于世界的认知都有自已的局限性。打一个难听的比喻，他们是坐在井底看世界的。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我觉得与当时中国的执政集团对于世界大势看法的误判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有两个历史人物是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的，并通过实践去得到了改变的实现。他们是孙中山和蒋经国。

　　孙中山早年看到旧中国是如此满目疮痍，于是立志去改变，也曾寄希望与当朝统治者去改变。于是写了《上李鸿章书》，得到了李中堂的召见。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惜是王朝的外戚，终究是奴才，不可能，也不能够去改变。但是，他是欣赏孙中山的，因此没有杀他。当年，召见孙中山，李中堂几乎所有的幕僚都主张杀孙中山，理由很简单，不为朝廷所用，必为后患。于是布置了杀手，准备谈话结束即逮捕孙中山。不过李中堂没有明确表态而已。

　　两个中国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一生中唯一的会面与交谈，却定下了清王朝最后的谢幕。李中堂告诉孙中山，尽管他很欣赏孙中山本人，他的提议也非常的正确，但清王朝不可能接受他的改革建议，不会的。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谈话只有几个小时，但历史在这里已经定位。在风雨飘摇的满清末年，满面沧桑的李中堂或许已经在心底里寄希望于眼前这个青年人，去挽救中国的危亡。因为李中堂很清楚在满清，没有一个人比孙中山更清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造、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变革。他喝退了左右，让孙中山走了出去。

　　孙中山从个人的角度，自然非常尊重李鸿章。否则也不会去写什么《上李鸿章书》。自与李鸿章唔面后，知道改变现状依靠旧体制、旧制度之路不通。从而坚定了他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已的历史使命的决心。从这一刻起，孙中山没有改变过举起的革命旗帜，从此中国四海英雄云集在大旗下，大清王朝由此进入了倒计时，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蒋经国领导台湾实行社会转型，这是从《美丽岛》事件开始的。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在苏俄的遭遇，以及人民的痛苦，在他的内心里有非常大的感触。他深感威权统治下的权力对于民众意味着什么！而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对于人民又意味着什么！

　　当蒋经国与美国朋友会谈，将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时，担任翻译的马英九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当年，国民党内部阻力重重，当国民党元老沈昌焕在会上提出由此改变，国民党将会失去政权时，蒋经国淡淡地说，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从此，国民党走向了新生，台湾社会开始了整个社会制度的转型。改变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

　　孙中山、蒋经国他们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审时度势地去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改变，而始终没有一般政治家的民族的片面与狭隘。他们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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