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江山是怎样毁于特权贵族的？

　　            作者：郑连根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

　　特权阶层，这是一个最普通民众也耳熟能详的名字。特权，就意味着食利；特权，是一切超国民待遇的源头。简单归纳，特权阶层就是封建国家里，由统治阶级组成的核心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大汉朝曾经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朝代。拥有发达的生产力，广阔的疆域和光辉的文化。但就是因为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利，侵占大量社会资源，绑架政权，强奸民意，最终让这一辉煌王朝失去支持它的土壤，走向崩塌！

　　可叹的是，往往特权阶层最猖獗的年代，也是集体狂热无法自拔的时代。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带给后世足够的荣耀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径。与此同时，汉朝衰落的历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看，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汉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

　　先说外戚。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姓篡夺刘家的天下。可惜，历史还是跟刘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吕后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此后，外戚就一直是汉朝的“权力偏房”。

　　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扬跋扈，著名的吕后自不用说——她一面诛杀功臣和刘氏宗亲，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权，“秉政前后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逊色，他的儿子、侄子、女婿及其他亲属位居高官，权倾朝野。汉宣帝在与霍光同乘一辆车时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为他知道，连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废掉。

　　外戚王氏家族掌权之时，家族里面共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朝廷其他要员的任免均须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马的认可。王氏家族长期专权的结果是彻底绑架了国家，操纵了国家机器，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终结。

　　到了东汉，外戚变得更有势力。与西汉相比，东汉时的皇后多出身豪门，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拥众十万”。这些家族原本就有势力，成为外戚之后，权势自然更大。

　　据史料记载，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飞扬跋扈，强掠良人为奴、侵夺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对其只敢逢迎，不敢违逆。他们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再说宦官。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到了东汉，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势力从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最后与五个太监合谋发动政变，铲除了梁氏。这本是件好事，可这五个太监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监擅权虽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但太监是皇帝、太后的“身边人”，这种亲近关系使他们能方便地影响皇帝和太后。

　　更关键的是，太监专权后能轻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员失去申辩的机会。所以，在此后的桓、灵二帝时期，东汉的大权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发了董卓之乱。

　　宦官虽无子女，但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们可以收养儿子，爵位可以传承下去。在顺帝、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养子、兄弟、叔伯、侄子都当上了高官。这些人鱼肉地方、横行霸道，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出面弹劾、惩罚他们，通常都会招致诬陷、罢免甚至杀戮。正气不张，邪气太旺，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够长久？

　　再看官僚体系。若大多数官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那么官僚体系本身就会严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

　　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实际年薪从禄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150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30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了，可事实上，官员们还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

　　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达到八亿，“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除了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这理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实际上却成了官员间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

　　总之，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

　　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

　　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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