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大清把自己“印”入博物馆
如松:大清把自己“印”入博物馆
作者:如松 来源:如松
根据《光绪会计表》所提供的数字,基于太平天国(1851-1864年)运动被剿灭和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光绪初年前后(1875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从清朝中期的3000多万两白银提高到8000多万两白银,1881年,岁入8234.92万两,岁出7917.145万两,盈余318万两;到1891年,岁入8698.48万两,岁出7935.5241万两,盈余763万两,达到了财政盈余的高峰。
财政盈余就让大清的腰杆很足,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同光中兴时期(1864-1894年,共三十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对外扩张,琉球和台湾是其首选的扩张目标,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漂流民被杀为借口,入侵台湾,虽然清日之战中清军占有优势,但最终以签订和议结束,这是近代中日争端的开始;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最后以李鸿章签订了合约结束;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并逐渐建成亚洲第一水师,等等,这些都在同光中兴时期完成。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的洋务运动中,大清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引进西方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与技术,国力不断增强,是取得大清中兴的基础。
“同光中兴”指的是1864-1894年的三十年间,可称是大清的一次回光返照,虽然同治和光绪都不是什么英主,但慈禧太后老谋深算,贤王能臣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张之洞等尽心辅佐,国内局势稳定、求富求强,经济、军事、科技等得到很快的发展。
这一时期,海防是清政府着重建设的事情。从1874年到甲午海战之前,清政府投入了4000多万两的财力发展海防事业,投入北洋水师大约2300万两,南洋水师大约800万两,此外还有一些海防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去了哪里?人们怀疑是慈禧太后拿去修建了颐和园,也有一部分用于自己寿辰庆典。
虽然清朝的财政有所改善,但很显然,由于需要不断地加强军备,也因为慈禧的奢靡,清政府在甲午海战开战前,没有多少财政余力应对战争。
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大清支付了多少军费哪?有人认为是6000万两,也有人认为达到了一亿两。在战争中,借外债总数在5000万两,借商款1200多万两、清廷各部衙门出资约1000万两,如果再计算财政的少量结余和挪用,预计在8000万两左右。这其中6成以上是对外借款,甲午海战实际是向洋人借钱打仗。
甲午海战是清朝财政的转折点,从盈余走向了亏空。除了战争时期的军费支出主要依靠对外借款之外,还有战败的赔款和赎辽款。赎辽款3000万两在签订《辽南条约》一星期内必须清偿,只能依靠借贷来解决。2亿多两战争赔款分七期在7年内清偿,利息为5%,本息合计为22250万两,再加上日军七年的驻军费350万两,总计支出为22600万两。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怎么办哪?也只能靠借。其中包括俄法借款(一亿卢布)、英德借款(两笔),三笔借款不包括本金,仅折扣和利息支出就达到了2亿多两。所以,从军事上来说,大清是输掉了一场甲午海战,从财政上是输掉了两个甲午海战的战争赔款,总数达到了4-5亿两。
庚子事变中,大清的实际支出一样远远高于赔款额,也支付了巨额的高利息。
庞大的债务自然让大清的财政立即陷入赤字状态。有学者估算,在甲午海战战败之初,每年就出现了1300万两左右的财政赤字,庚子事变之后的1903年,年赤字达到了3000万两,而威格尔计算,1905年的赤字更达到了3300万两。而甲午海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大清的财政收入仅仅八九千万两,每年的财政赤字与财政收入之比不断扩大,直至达到三分之一,从财政上来看,大清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日本却相反,根据日本学者伊原则周的研究,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海陆军军费支出200476000日元,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及赎辽费等合计365509656日元,盈余165033656日元。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5亿1千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富裕。战争的赔款相当于日本六七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日本开始大量采购和更新军事装备,加速推动经济现代化,经济与军事都走上了亚洲第一的道路。
回头继续说大清。鬼子们也知道大清很难还得起这些巨额借款,借款的条件自然很苛刻。大清为了借款,只能将关税、盐税等的管理权和征收权拱手让出,实际相当于让出了主权,财政走向破产的同时,逐渐推动主权破产。同时,清政府为了应对一系列赔款带来的财政赤字,不仅紧缩政府的开支,还向地方进行摊派。为赔偿庚子款,清政府令山东、山西、河南各摊派90万两,江苏摊派230万两,四川摊派220万两,广东摊派200万两,湖北120万两……,各省都有摊派,最少的贵州为20万两。田税、关税、盐税、丝税,通通加征,成了万祱万祱万万税。从全国来看,1901年-1910年,“天赋之暗增于旧者,已啻二三倍”,天赋加派之外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数额惊人,山东莱阳田赋已达国家正课十数倍以外。同时,人头、牛马牲畜均需要交税。这就是大清所谓的“繁荣”十年。
当时的白银相当于外汇,是国际硬通货,由于各种赔款和利息不断流入日本和欧洲,本国的货币就会逐渐枯竭,但自家的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必须开始进行货币发行领域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的办法也很简单,既然硬通货短缺,就只能印制自己的“钞票”,铜元开始登场。
第一个吃螃蟹的依旧是广东人,甲午海战之前的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解决钱币的缺乏,购买了英国的机器,开始制造“光绪通宝”,是我国最早的机制铜币,是铜元的前身。
甲午海战之后,白银加速流出,解决钱的问题就成为整个清朝的问题。1897年,监察御史陈其章奏请:“仿制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对于这种与君分忧的奏请,当然会得到褒奖。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开始铸造“铜仙”铜元,正面为“光绪元宝”,周围筑有“每百个换一元”字样,背面是飞龙图案。
制造铜元,既可以增加民间的货币流通,又可以兑换掉民间的白银,重建清廷的白银财政(对外赔款是需要支付白银的),这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铜元的铸造成本每百枚仅用白银四钱四分左右,利润(铸币税)十分丰厚,得到清廷的大力推广。1901年,清政府下旨,“着沿江沿海各督抚即筹财仿办,即就各该省搭筑通行”,各省开始大肆铸造铜元并流通,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到1905年底,全国有17个省开始铸造铜元,所铸造的铜元由1904年的16.9亿枚猛增到75亿枚。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增加财政盈利,这一时期的铜元已经不是“每百个换一元”,而是每枚以一当十(地方上还有面额更大的,可以以一当二十)。1904年至1905年间,增加了约58亿枚铜元,相当于流通货币增加了约5.8亿元(银元),终于将大量的“银元”印出来了。随着大量铜元流入流通领域,清政府可以实现更多的财政收入,即用于归还外债,也用于重建军备。
所以,一些屎学家说,晚清最后的十几年,是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时期,大清终于印出了十年繁荣。
但是,这世界上永远没有真正的两全其美,货币增加,相当于清政府实现了铸币税,这个税赋总是要有人承担的,那只能是草民。
货币的疯狂增长,自然就带来通货膨胀。根据梁启超《各省烂筑铜元小史》记载,1902-1904年,银元一元换铜元80-90枚,之后很快跌至银元一元换铜元220枚,物价自然飞速上涨,手持铜元的草民陷入贫穷。
这种情形下,白银不断流出,铜元数量不断增长,用白银核算应该是通货紧缩,用铜元核算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即便在同一个国家,用不同的货币来衡量,价格趋势是完全不同的。也所以,现在南美很多国家的人们都在兑换外币,就是这个原理。
虽然物价飞涨,但还“印”不倒大清,大清军队有先进的武器,对付外敌虽然抓瞎,对付草民却绰绰有余。但是,财政亏空之后,不断“印钞”,地方政府做大,问题开始放大了。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朝中央对地方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无独立的军权与财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地方武装开始崛起,地方督抚开始手握军权和饷权。但此时,清廷并无需过多的担忧,因为清廷有督抚的任免权,也有财权,地方还无法做大。
但甲午海战之后,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清廷财政亏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清廷对战败赔款实行摊派,实际是有求于地方上缴财税,地方实际收了多少税,清廷的财政部门并不清楚,这一点有明确的史籍记载,让地方有了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央无法支度地方的财政支出,这应该是清廷不得不准许地方铸造铜元的根本原因。这就让地方拥有了独立的财权。当地方开始掌握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之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就丧失了。
太平天国运动,让地方有了军权,甲午海战和庚子事变的赔款,让清廷开启了摊派赔款和“印钞”模式,让地方又有了财权,大清开始步入鬼门关。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面对清廷的危急局势,东南经济发达省份的督抚公开漠视朝廷对外宣战的诏书,私自与西方列强达成所谓“两不相扰”的东南互保协议。6月21日,清廷谕令各省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省督抚是问。”有这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到,清廷自身已经是空架子,没有财力支撑地方,各地督抚进京勤王也要自筹军饷。为保存实力,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人与洋人密谋,于6月26日在上海签署东南互保约款,随后,两广、山东、福建、浙江、以及川陕各省督抚也加入了互保约款,这时的地方,已经是半独立状态。
到了武昌起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袁世凯拥兵自重,实际上,清廷已经没能力调动各地方的力量,袁世凯的北洋军是清廷唯一的依靠,他确有拥兵自重的根本,清廷的灭亡已经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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