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江东神童诸葛恪，及东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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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三叛：江东神童诸葛恪，及东兴之战

作者与来源：握中悬壁

        江东神童诸葛

在淮南三叛的过程中，东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让我们暂时先把目光转到南方，看看东吴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就在252年司马师全面掌控曹魏朝政的时候，东吴内部也发生了不小的变故，统治江东五十多年的孙权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临死前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辅政大臣人选一事。

对于选择托孤大臣这件事，主君们都是要煞费苦心的，他们希望寻求平衡，让这几位辅政大臣互相牵制，最终相安无事，从而顺利完成权力的过渡。

不过这往往都是一厢情愿，事实上辅政大臣之间发生火拚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其激烈程度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孙权敲定的人选为五人，分别是大将军诸葛恪、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其中以诸葛恪为首。这些人有宗室，有外戚，有文臣，有武将，几乎面面俱到，可以说孙权也是煞费一番苦心的。

但孙权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去世后没过多久，托孤大臣之间的相互残杀就开始了。

首先发难的是孙弘，此人出身不详。不过虽然他也姓孙，但却是会稽郡人，和统治江东的吴郡孙氏并不是同一支，所以孙弘应该不是宗室成员。

吴录云：弘，会稽人也。（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第七，裴注）

孙弘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本事，但他善于构陷，多次残害忠良，可以说是东吴第一大奸臣。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孙权重用呢，要知道他的职位中书令可是天子近臣，是绝对的心腹，当初魏明帝曹睿托孤时，他身边的孙资就是中书令。

原来孙弘只不过是孙权养的一条恶犬，孙权利用他主要是为了打击世家大族的势力，张昭之子张休以及孙权的女婿朱据都被他诬陷，最后含冤而死，试问若不是孙权的授意，此人安敢如此嚣张呢？

孙弘的一系列恶行自然也得罪了当初同为太子孙和支持者的诸葛恪，他知道自己和诸葛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再加上对诸葛恪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也感到眼红，于是打算先下手为强，一边秘不发丧，一边阴谋矫诏除掉诸葛恪。

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不过他这两下子还是太嫩，另一个辅臣孙峻向诸葛恪告密，把他给阴了，于是孙弘很快就被诸葛恪干掉了，孙权的丧事得以顺利进行。

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於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以孙峻当时的表现来看，他貌似是诸葛恪的铁杆盟友，因为当初孙权觉得诸葛恪刚愎自用，不是很想让他辅政，是孙峻拼命保举孙权才同意，而且这次又帮了诸葛恪一个大忙。

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裴注）

不过从事情后续的发展来看，这一切都是假象，孙峻才是隐藏得最深的那只“黄雀”，这里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先说说诸葛恪。

提到诸葛恪，关于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诸葛子瑜之驴”的故事了，从那之后他的神童之名广为人知。不过那只是小聪明而已，诸葛恪可不是只有这么点能耐。

此人相当的能言善辩，有一次孙权问他:“你父亲和你二叔谁更优秀啊？”。

诸葛恪毫不迟疑：“当然是我父亲”。

孙权问：“为何呀?”

诸葛恪回答：“因为父亲知道辅佐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啊，这无声之屁拍得孙权心花怒放。

之后有一次蜀汉使者前来拜见，孙权对他说：“诸葛恪爱骑马，回去告诉你家丞相，给他侄子选一匹好马吧。”诸葛恪听了以后立刻拜谢。

孙权说：“马还没到你急着谢什么。”

诸葛恪回答：“蜀国就是陛下的马厩，您发话了，马还能不到？”又是一顶高帽送上去了。

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总之诸葛恪毫无疑问是个才思敏捷，聪明绝顶的人。

除此以外，诸葛恪也不完全是只会耍嘴皮子，他还是有些真本领的。

当时丹阳的山民骁勇善战，一直是东吴的心腹大患，始终难以平定，于是诸葛恪请命出征。

这一计划不被任何人看好，就连他父亲诸葛瑾也觉得没戏，还说：“这孩子以后要么能光大门楣，要么就会招致灭族之祸。”

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后世总是习惯性地用这件事证明诸葛瑾多么有先见之明，其实他说的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诸葛恪一看就是那种胸怀大志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会甘于平凡的，所以他可不就是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吗？

在诸葛恪的一再请求下，孙权答应了他的计划，结果他也没有辜负孙权的期望，只用一年就平定了山越，整编后得到精兵四万人。凭借这一功劳，他被晋升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

诸葛恪名声与日俱增，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不过在光鲜的背后却有着巨大的隐患。

他固然颇有才干，但性格中却有着巨大的缺陷。按照陈寿给他的评价就是“骄且吝”。

诸葛恪才气幹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於恪？（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这是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孔子说：“即使才比周公，倘若骄且吝的话，那就不值一提了。”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无独有偶，有着同样看法的还有另一个重量级人物，他就是陆逊。

陆逊曾对诸葛恪说：“在我之上的人就要学习他，和他一同进步；不如我的人，则帮助他提携他。现在你对上级盛气凌人，对下属又瞧不起，这不是修德的做法。”

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第十三）

诸葛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对上级或同僚盛气凌人就是骄，对手下刻薄寡恩就是吝。

政治家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人，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怎么讨得了好呢？如果他能一直建功立业那自然是没问题，但一旦他犯了错就会墙倒众人推。

其实二人同为太子党，陆逊这么说也算是前辈对晚辈的一些劝诫，但按照诸葛恪之后的表现来看，他肯定是完全没有听进去。或许在他看来陆逊已经在孙权那里失宠，一个自身难保的人有什么资格教训自己呢？

诸葛恪的“骄”体现在各个方面，有一次太子跟他开玩笑说：“你可以吃马粪。”

诸葛恪回答：“那请太子吃鸡蛋。”

孙权问他这么说什么意思，结果他回答说：“因为两者同出一处。”

人家太子是君你是臣，开个玩笑表示亲昵而已何必这么针锋相对呢。争了面子恶了太子，诸葛恪目空一切的性格可见一斑。

这样性格的人往往对自己迷之自信，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可他偏偏性格有些粗疏，有时想不了那么周密，这点就致命了。

当初孙权让诸葛恪掌管军粮调度，诸葛亮对这个很有名气的侄子还是比较关注的，他写信给陆逊说：“诸葛恪性格粗疏，干不了这精细的活。”孙权听闻后采纳了这一建议，让诸葛恪去领兵了。

打仗的时候你不管这些细节上的事也不要紧，让手下做也可以，自己只听报告拿主意就可以了，毕竟主帅也不必事无巨细，有个好参谋即可。

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裴注）

但是诸葛恪可是首席辅政大臣，他是要在军界和政界两方面发展的。搞政治绝不是儿戏，一点也大意不得。

打仗的时候可以稍微跟着感觉走，有时候冒一些风险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可能大力出奇迹，即便打了败仗还能卷土重来，可是一旦在政坛失败那可就是杀身之祸了。

也就是说，性格疏漏的人玩不了政治，因为容错率太低，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事实上如果不是孙峻，以诸葛恪的性格说不定都要死在孙弘手下了，而他也不可能永远都有这个好运气。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眼下志得意满的诸葛恪还是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东兴之战

当年司马懿和诸葛亮在雍凉鏖战数年，如今二位英杰先后过世，或许他们不曾想到，多年后自己的后人还会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

话说在229年，孙权称帝并将都城迁回建业，这也说明他将伐魏的主攻方向转移到了东线。

针对东吴这一动作，转年曹魏也作出了相应对策，他们在合肥修筑了新城，以防备东吴可能的军事行动。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三国志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一看曹魏加强了合肥防线，东吴也毫不示弱，在之前修建的濡须坞的基础上，又重新修建了东兴大堤。

初，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我们之前在石亭之战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当地地形，彭蠡泽东南有濡须水汇入长江。

在濡须水上修筑了东兴大堤，就可以彻底将曹魏水军封锁在彭蠡泽中，使其不能进入长江一线，这就遏制了曹魏从合肥方向南征的可能，而东吴却随时可以出兵，因此这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孙权本想以此作为北伐的跳板，但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是骨感的，东吴在230年和234年两次攻打合肥新城都宣告失败。自此孙权放弃了从合肥方向北伐的计划，东兴大堤也就逐渐被荒废了。

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脩。（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诸葛恪掌权后，北伐计划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因此第一步就是要重新修复东兴大堤。大堤建成后可以截断濡须水，使其倒灌入彭蠡泽，扩大当地水域面积，这样一来东吴出兵时可以充分发挥水军的优势。

另外，濡须水西岸有七宝山，东岸又有濡须山，诸葛恪命人在两山上分别修筑了两座山城，分别由全端和留略率千人驻守。

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於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全端是全琮的从子，而留略是留赞的儿子，两人和诸葛恪一样都是功勋二代，由此可见诸葛恪也在全力扶植自己的班底。

其实当时诸葛恪还没有完全做好和曹魏全面开战的准备，因此东兴大堤和两座山城修筑完毕后，他就带兵先回去了，不过对面的司马师可就坐不住了。

当时司马师也是刚刚掌权，他还是希望能够休养生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过诸葛恪此举却是公然挑衅，若不做出回应自己颜面何存？于是曹魏内部就此事立刻展开了一场朝议。

首先扬州都督诸葛诞提出了自己的方略，具体作战计划是让王昶从荆州方向进攻江陵，让毌丘俭从豫州方向南下进攻武昌。当然这两路人马都是偏师，主要为牵制东吴的荆州兵团。而真正的主力则是东线。

诸葛诞认为东吴在濡须山和七宝山上的两座城里驻军并不多，因此可以选精锐兵力速战速决，等到东吴救兵赶到时已经大获全胜了。

在他的计划里，他所管辖的淮南战区是主力，最后建功立业的也是他，算盘打得非常精明。

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足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与此同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和镇南将军丘俭也各自陈述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在长江南岸敌军的领土内作战；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使敌军首尾不能相顾，趁机攻占城池；也有人主张在边境屯田以待时机，等东吴内部生乱时再进攻。众人各抒己见好不热闹。

司马师一时也不好做决断，于是他去请教尚书傅嘏。这位傅嘏值得一提，因为他属于司马家的老班底了。

当初曹爽一党当权时，他得罪了何晏，结果何晏怀恨在心，利用自己吏部尚书的身份将傅嘏罢官。

后来傅嘏在家闲居时又得到起复担任荥阳太守，但或许他已经对曹爽一党胡作非为深感失望，因此没有赴任。

就在这个时候，司马懿对傅嘏伸出了橄榄枝，征辟他为从事中郎。这里要注意，从事中郎并不是朝廷直属官员，而是三公或者同级别将军府的属官，具体到这里就是做司马懿太傅府的从事中郎。

傅嘏放着一郡太守不做而是去做太傅府的从事中郎，这证明他已经决心投入司马家的怀抱，此后傅嘏成为司马家的铁杆，在魏亡晋兴的过程中立下不少功劳。

鉴于傅嘏这一身份，司马师对这个智囊也是非常信任的，因此才会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向他问计。

傅嘏胸中早有应对之策，他说：“当年吴王夫差和齐闵王威震天下，最后不免身死国灭，可见开始得意却不一定笑到最后。孙权也是如此，当初打败蜀汉吞并荆州，但之后北伐连续吃瘪。现在诸葛恪执政，如果能改变孙权时期穷兵黩武的暴政，那么东吴还是可以苟且于江东的。现在这些主动出击的建议虽然都是常用的战术，但毕竟东吴稳守城池严阵以待，我们要是强攻不就正中敌人下怀了吗？如果我们一边屯田一边骚扰敌军，使其疲敝，不出三年他们就得土崩瓦解。”

他怕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纳，又劝道：“当初樊哙想用十万人出征匈奴，幸亏叫季布骂了一通才避免一场大败。而李信妄称二十万人可灭楚，果真去了就是丧师辱国。我们要是强行进攻，这就是前车之鉴啊。孙子兵法也说善于用兵的人能不战而屈敌，不攻而拔城。现在放着必胜的方略不用，非得去冒这么大险，这不是愁死人吗。

凭心而论，傅嘏提出的是非常好的建议，和当初邓艾的济河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曹魏虽强，但当时并不具备灭吴的实力。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魏在综合国力上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我们在三国名将系列中分析诸葛亮北伐时提到，二者相争，强者恒胜，弱者恒败。

这是因为强势一方本钱大，经得起折腾，而弱势一方容错率太低，走错一步就会万劫不复。

弱国想抗衡强国，就得加重徭役，横征暴敛，时间久了没打他他自己就垮了，这就是弱者的悲哀。

可惜的是这番金玉良言终究还是没能打动司马师。

司马师不从。（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司马师久经战阵，求稳缓胜的道理他不会不清楚。但是他毕竟刚刚执政不久，在威信上远不如自己的父亲。现在诸葛恪这样挑衅，若是毫无作为则必将威信扫地，这大大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在他看来认怂的恶劣后果比军事冒险更让人难以接受，另外当时已经入冬，如果拖到第二年，东吴水军趁着汛期水涨时主动出击，那就更加被动了，因此不如速战速决。不过司马师绝对想不到最终竟然会败得那么惨。

十一月份，司马师下令三路出兵南征，他基本采用了诸葛诞的方略，但稍微做出了一下修改。

其中西路王昶和中路毌丘俭都没有变，而东路则并不是按原计划挑选精兵突袭，而是足足集中了七万大军。或许司马师对诸葛诞不太放心，而他得坐镇朝廷不方便亲自出征，于是就把东路军总指挥的位置给了弟弟司马昭。

寻进号都督，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晋书文帝纪）

听闻曹魏大军南下，诸葛恪这边也是反应神速，不过仓促之间他难以调集太多军队，于是只带了四万人迎战，其中应该就有当初他收编的丹阳兵，而这支部队最终成为决胜的关键。

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不过他还是慢了一步，魏将胡遵已经命人修建了浮桥，魏军通过浮桥抢占了东兴大堤，然后分兵两路进攻濡须山和七宝山上的东西二城。幸好城高山险，一时没被攻克。

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紧渡，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虽然形势很危急，但众将却非常乐观，在他们看来，魏军听闻诸葛太傅亲率大军赶来增援，必然闻风而遁。

诸将皆曰："敌闻太傅自来，上岸必遁走。"（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这些人如此迷之自信叫人莫名其妙，人家七万人你才四万人，怎么可能没打就跑呢，回去也没法交代啊？这时候老将丁奉出来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丁奉当时已经是江表十二虎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了。其实他的资历在这十二个人中是最浅的，曾经做过甘宁和潘璋的部下，不知为何竟能与前辈们平起平坐被列为一传。或许是他在东兴大战中立下的丰功伟业打动了陈寿，才与其殊荣吧。

丁奉说：“司马师调集了这么多军队南征，肯定早有全盘计划，怎么可能空手而归呢？想要退敌就免不了要打一场硬仗。”

诸葛恪对他的话非常认可，于是让丁奉、吕据、留赞和唐咨为先锋，立即上七宝山，从西面进攻东兴大堤上的魏军。

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由于行军缓慢，丁奉一看还是不行，跟众将说：“现在大军一起行动走得太慢了，敌军已经占了东兴大堤，如果东西二城再丢了，让他们有了立足之地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我一个人带兵先去，打他们个出其不意。”

说罢，丁奉点起三千人马绝尘而去。按照这支部队后续的神勇表现，想必就是那支丹阳精兵无疑了。

由于隆冬之际北风呼啸，沿着濡须水向北进发只能逆风而行，结果丁奉用了两天才到达东兴大堤南面的徐塘。

时北风，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当时天降大雪，胡遵也暂缓了对东西两城的攻击，正在进行篝火晚会。丁奉见魏军防备稀疏，一下就抓住了机会。他大呼一声：“大丈夫立功名就在今日！”说罢令手下士兵脱去铠甲，丢弃长兵器，手持刀盾爬上大堤。

魏兵看见一帮叫花子过来都大笑不止，也不用心列阵迎战。他们可不知道，这些丹阳兵出自山越，精通山地作战，再加上老将丁奉一马当先，全军上下士气高昂，转瞬之间就攻上大堤。

这下他们可傻了眼，很快魏军前部便被击溃。而这时吕据等人也率兵从七宝山上杀下来。

两路夹击之下，魏兵溃不成军，他们慌不择路，争相从浮桥上逃跑。可是小小的浮桥一次能通过几人呢，于是很快就被拥挤的士卒压坏了。大批魏军落入水中，溺死者数不胜数。

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资治通鉴魏纪第七）

这场东兴之战东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魏军损兵数万之众，丢弃的骡马辎重不计其数，所取得的战果之丰厚可以和姜维的洮西大捷相媲美。

不仅歼敌数量颇多，东吴还在这场战役中干掉了韩综。之前讲石亭之战时提到过之个人，作为名将韩当之子，他竟然叛国投敌。这次诸葛恪用他的首级告慰孙权在天之灵，也算了却了他一个心愿吧。

东兴大败的消息传回洛阳，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于是司马师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不听诸葛诞的建议导致失败，不是众将的过错。”

这里就看出司马师的领导艺术，作为领导最大的作用就是承担责任。有好处全落入自己腰包，出了问题就甩锅，这样的领导迟早会众叛亲离。

司马师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损害了自己的威信，但却得到了属下的信任，大家都知道跟着这个领导是可靠的，是有保障的，这也增强了凝聚力。

从战术角度来看，其实诸葛诞主张用精兵奇袭的策略也成功不了，你七万人都打不下东西二城，去少了更没希望，无非就是失败时候损失小点罢了。

况且这场战役前线指挥是胡遵，东路军总指挥是司马昭，也确实怪罪不到诸葛诞身上。所以司马师干脆就拿他出来说事，为其脱罪，或许这也是一种拉拢吧，因为司马师解释的时候要是说“我不听傅兰石，以至於此”，这样会更合理一些。

诸葛恪初次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就获得了重大胜利，这让本就自视甚高的他更加膨胀了。但正如傅嘏所说，善始不一定善终，飞升与坠落仅在一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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