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成长
摘要
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本文转自吴晓波著《吴敬琏传》
“半推半就”的经济学家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吴敬琏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叫邓孝然），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1923年，邓季惺结识了吴念椿，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仅仅一年半后，他父亲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到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学士邓季惺毕业，从留存至今的毕业照上可见，这真是一位美丽、智慧、坚忍的中国现代女性。晚年的吴敬琏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母亲邓季惺。从相貌上看，他继承了母亲东方式的鹅蛋脸型轮廓和精致细薄的嘴唇。
吴敬琏母亲邓季惺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吴敬琏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拆装钟表，而“科学救国”是他的理想。
少年时期的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生物等功课都非常好，当实业家的外公以及律师母亲，都认定唯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国，希望这个聪慧的男孩能够走上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吴敬琏心灵手巧，喜好钻研，平日在家时，总是把各种钟表、机械都拆开来看看，倒腾一番后再装起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更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一个“科学迷”舅舅。
邓季惺的六弟叫邓友海，他对政治、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却无比痴迷于科学。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纺织机械系，还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平时就常常住在大姐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拆各种东西，搞实验，做工程。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办法，反复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以至于全家人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滚珠”两字。吴敬琏自幼无父无兄，自然对这位六舅舅无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装东拆西，不亦乐乎。十来岁时，他最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当时名叫“双手万能”。13岁生日时，母亲真的给他买了一个，这让他几乎兴奋了一年。
他对科学和机械的爱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后的困顿时刻，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在“五七干校”时期，他当过瓦工和电工，自学过木工，还业余为人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对最新的科技动态始终非常敏感，对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视，近年来长期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敬琏对于高新技术的专业指示常使内行人士感到惊诧。这些都得益于孩提时培养起的那些兴趣，后来竟成了他的经济研究中重要的领域。
一直到读中学的时候，吴敬琏仍然不改“科学救国”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
后来的吴敬琏，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成了经济学家，竟还是因为身体羸弱。
17岁那年，吴敬琏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自然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吴敬琏的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1948年，吴敬琏以同等学力报考金陵大学，他选择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电机系。可是考上之后，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此刻，他意识到，凭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此破灭。
就这样，在再次复学的时候，他乖乖地选了文学院。他在口述史中说：“其实我不喜欢文学，但是文学院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学，后来我就选了经济系，这个学问与实业救国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关系。”
日后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病怏怏、半情半愿地“入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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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里的风波
1956年6月的一天晚上，吴敬琏突然对周南说：“我们后天结婚。”
在此前的两年，随着吴敬琏进京，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虽然这时，两人在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中早已“私订终身”，但周南对于吴敬琏决定后天就要举行婚礼还是感到十分突然，她问：“怎么来得及准备？”吴敬琏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为了赶在吴敬琏出差前把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吴晓莲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学们集体总动员，有的上街买糖果，有的陪她去买床单。南长街一号里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压在箱底的百子图被面，赶紧找人缝棉被，二姑爹负责买酒买汽水，二姑妈送了一个新床罩，又借给我妈妈一双漂亮皮鞋。幸好不用给我妈现做礼服，因为她早已为自己当新娘这天定做好了一件丝绸旗袍，不过理发做头却不能省，忙得最后连登记领结婚证都差点儿没来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洗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我妈妈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
从留存的结婚照上看，这对新婚夫妻有着逼人的年轻与纯洁，的确是一对令人钦羡、郎才女貌的佳侣。吴晓莲感慨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看成是中国50年代一对典型知识分子的招贴画。”
不过当时，发生在吴敬琏身上的事情，却比照片上的单纯和欢愉要复杂得多。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青年同事们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结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沉寂多时的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经济所里的年轻人们自然热血沸腾。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这群天资聪慧的人们都与吴敬琏一样，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们渴望自由思考。
此时，吴敬琏已经担任所党支部的组织干事，专门联系团支部，而团支部书记则由比他晚一年进所，也当过毕尔曼助手的乌家培继任。团支部在经过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后，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汇报，提出青年团员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取在若干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代所长狄超白及党支部委员们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青年们应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干什么学什么”，团支部这个号召“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方向”。团支书乌家培“犯了路线错误”，首当其冲被撤销了中科院团代会的代表资格，经济所组织了3次团支部大会、8次小组会，做了162张“思想卡片”，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
同样年轻的吴敬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吴敬琏自然不服，索性说了好长一段话，把青年人平时的苦恼都倒了出来，比如黄范章爱好英语，来到经济所以后想搞世界经济，所长不同意，分配他去搞手工业改造，黄只好业余读英语，又被批评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狄超白等人发现吴敬琏居然是一个比乌家培还“危险”的人，于是，批斗的矛头迅速转向了他。
吴敬琏看上去文静柔弱，其实内心却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这一点酷似母亲邓季惺。吴晓莲曾开玩笑地将这对母子比做“矛”和“盾”，都是得理之处绝不轻易让步的人，这一个性将在日后的数十年内一再清晰地呈现。他当即给中宣部科学处写信反映了发生在经济所里的这场纷争。不久，科学处派人前来调查，接着又向团中央（时任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通报了这一情况。接到这一情况后，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当即派出记者入所采访，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和宣传部长孙轶青的指导下，1956年7月期的杂志上，刊出一篇题为《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的新闻调查稿，在8月期的杂志上，狄超白写了一篇《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为党支部的做法进行辩护，青年人们则提出了反批评，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了吗？》，章良猷和周叔莲则写了《三大“罪名”》。《中国青年》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团中央主办的报刊，这一组报道一出，经济所里这场“茶杯里的风波”顿时全国皆知了。
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以及团中央和中宣部科学处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党委决定批评经济所党支部的粗暴做法，吴敬琏等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年轻人扬眉吐气。可是，好景并没有太久，进入1957年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吴敬琏等人的言行立即成了“反右派”的斗争对象。所有参与辩论的年轻人全部遭到调查，党支部的人首先将出差在外，并没有参加“鸣放”的章良猷以他“向党交心”的自我检查材料打成了“右派”，然后向中科院“反右派五人小组”上报材料，要求将领头的吴敬琏划为“右派分子”。最后，吴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最诡异的是，想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狄超白等人，不久也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发生在吴敬琏结婚前后的这场风波，在日后看来，很有耐人寻味的寓意。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终以“失败”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
与“三反五反”运动时期表现出来的“坚信不移”所不同的是，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吴敬琏开始痛苦地怀疑自己。他原来以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就是奔腾着的、革命的血液，而此刻，他一再地检讨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或者叫做“民主革命派”。他在日后写道：“在这次政治风暴和往后的批判运动中，我怀着涤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诚愿望，努力说服自己：过去自以为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种种观点，其实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说。昨日的我全然错了，今后要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一切学术观点的正误，也要以是否有利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最终的准绳。”（《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就这样，从1946年那个膜拜革命的激进少年，到1956年这个充满了自责感的学术青年，吴敬琏走过了不长不短的10年。而由怀疑自己到怀疑时代，未来的吴敬琏，还有10年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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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之死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顾准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
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陪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气管几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气都要拼尽全力，额头、脖子的青筋毕现。医生见他实在痛苦，被迫给他服用了安眠药，这才稍稍安静了下来。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经有点迷迷糊糊，顾准突然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这是顾准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几个小时后，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他日后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据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与他相处半个多世纪，这是吴敬琏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陈永贵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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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强奸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政治斗争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文革”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邓小平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邓小平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事件”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游行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与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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