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流变、根源、功能与影响

新朋友点击粥棚，即可关注

ZHOUPENG

作者：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反美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和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美主义演变为一种全球现象，更广泛地存在于当代国际社会。”

旧制度下的俄国

用大胆的、比较的、具有哲学思维的

方式审视俄罗斯的过去

 ©  粥棚

在美国和苏联结束了二战期间的合作并滑向“冷战”之后，苏联就长期是全球反美主义的主要旗手和核心阵地。

尽管冷战的结束曾经让俄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蜜月”，但由于现实利益分歧和价值观差异，双方自20世纪90年代末就又开始渐行渐远，并最终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而分道扬镳并重陷对抗。

在此过程中，反美主义取代了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社会的亲美情结，重新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民意和政府实现内外多重目标的重要工具。

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既与其他地区的反美主义存在共同之处，又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俄罗斯的反美主义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流变，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具备怎样的功能，在俄罗斯国内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俄罗斯反美主义的不同侧面分别做过一些探讨，但迄今仍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笔者不惴冒昧，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梳理。

俄罗斯反美主义的历史流变

在200多年的俄美关系历程中，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并未像欧洲的反美主义一样历史悠久。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善意地看待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战争。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扎布里斯基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19世纪存在“亲切的特殊关系，这推动两国建立了友好传统。除了他们在西北美洲的争端外（最终得到解决），美国和俄罗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领土利益冲突”。

1917年十月革命后，美国干涉俄国国内事务并长期不承认苏俄，西方盟友们一度寻求通过“武装干涉”推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而苏俄借助共产国际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世界革命”，誓言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美苏两国关系的恶化成为苏联社会形成反美情绪的主要因素，正如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所说：“1917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再度大大强化了俄国人情感和思想中的反西方倾向。同时，苏联一跃成为仅存的两个世界强国之一，从而把文化冲突重新引入政治舞台。”

尽管美国的投资和技术帮助斯大林实现了苏联的工业化，但在“被围困堡垒”的语境下，苏联领导层刻意树立外部敌人形象，苏美关系被意识形态化，其结果是“苏联公民一直将美国视为其祖国的主要敌人，俄罗斯公众也早已习惯了美国的这种形象”。

二战期间的美苏合作暂时遮盖了双方的矛盾和争斗，但冷战的开始似乎验证了托克维尔的预言——“美国人和俄国人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他们好像都收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全方位的较量如火如荼，反美主义再次成为苏联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反美主义在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中得以体现，而阵营对抗意味着双方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层面的全方位比拼，苏联全面否定美国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价值观；

另一方面，反美主义意味着苏联公民基于团结和正统价值观的“俄罗斯思想”与基于个人主义、追求自我完善和新教职业道德的“美国梦”之间存在巨大价值鸿沟。

就此而言，俄美两国的“自我意识中都有着浓厚的弥赛亚思想，使这两个国家的全民信仰在为人类谋幸福方面相互对立”。

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即使是在激烈对抗的冷战时期，在苏联决策层和公众的心目中也有两个美国形象同时存在：

一个是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手甚至敌国，另一个则是实现了苏联难以实现的梦想的国度。

在苏联整齐划一的表象背后，革命者、改革者、持不同政见者、异类青年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将美国视为心目中的“理想国”——遥不可及的美国成为可以实现梦想的乌托邦。“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停滞’时期，苏联已经难以用创新思想、物质资源或政治手段来抗衡美国。

因此，与‘苏共二十大时期的孩子’相比，‘停滞时代的孩子’不再关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转向接受美英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反美主义的演变可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1年至1998年，反美主义在俄罗斯社会基本处于边缘状态。这期间，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前所未有地在俄罗斯盛行，成为后者新的国家价值追求。在政治经济领域，大量美国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指导着俄罗斯的转型，“他们奉克林顿政府的指令，力图使美国成为俄罗斯改革的战略伙伴”；在外交领域，“大西洋主义”一度主导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它跃跃欲试地试图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在文化领域，俄罗斯人钟情于美国文化，美国被俄罗斯人当作楷模，成为其努力追求的理想国家。

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再是选择性借用美国个别生产和技术的问题，而是将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完全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并将‘我者’转化为‘他者’的问题，这实际上暗示着俄罗斯历史身份的巨大转变”。

由于当时的俄罗斯民众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怀着美好向往，大规模反美主义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但是，俄美之间的“蜜月”并未延续多久，随着“休克疗法”落幕和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重现，俄罗斯人的反美情绪开始重新抬头，其主要代表是在苏联时代与美国对抗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

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至2003年，这是俄罗斯反美主义观念形成的阶段。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分化，使广大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方式突然发生改变并陷入困境。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成为推动俄罗斯反美主义升级的巨大动力。

受此危机冲击，俄罗斯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市场垄断、两极分化严重，民主变成不受控制的腐败，自由变成任意的专制。政治学家科列斯尼科夫指责道，“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完全服从美国的利益，自由主义改革派看起来像‘华盛顿州委’的官员。”此后，“华盛顿州委”一词在俄罗斯知识界被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反映了许多俄罗斯精英和民众对现实的整体认识，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即使俄罗斯不是一个被占领国，也是一个由外来力量（美国）统治的国家。

在他们看来，“华盛顿州委”的出现是美国执掌全球霸权的象征，美国政治家是决定世界包括俄罗斯命运的仲裁者。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正在控制世界、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它也隐含着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其内外政策都是由“华盛顿州委”确定的意味。

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也开始以鼓动反美情绪来掩盖自己无力应对危机的窘境，反美主义由此迅速重回俄罗斯政治议程。

第三阶段在2003年至2008年间，这是反美主义扩散和渗透到俄罗斯官方层面的阶段。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后，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民主制度日渐萎缩，政治权力垄断不断加强，媒体自由被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迫害。这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社会包括官方对美国产生反感，反美主义开始进入俄罗斯官方的话语体系和政策视野。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俄罗斯主流媒体开始指责“恐怖分子背后的国际力量”。

时任总统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将苏联解体描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并指责有人试图剥夺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这些表述，不仅是对俄国历史荣光的个人怀旧，更表明了俄罗斯要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选择。重塑大国地位是对叶利钦时期“大西洋主义”的全面反动，而反美主义则成为旨在提高俄罗斯全球声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方法。

2007年，普京发表了著名的“慕尼黑讲话”，痛斥美国为“狼同志”。这从最高权力层面认可了反美言论，使反美主义得以合法化并在俄罗斯社会迅速蔓延。之后数年，普京多次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讲话中加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批判，毫不妥协地竖起反美主义旗帜，确定了不接受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取向。俄罗斯反美主义在这一阶段的扩散并非偶然。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俄罗斯反美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俄罗斯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乌特金指出：“在伊拉克的冒险行为对美国的实力和威望及其在世界上的行动自由产生了毁灭性影响。

对公民权利的无视、在反恐斗争中的过激行为以及在伊拉克的失败，都使反美主义成为新世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组成部分。”

第四阶段是从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到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这是俄罗斯反美主义言论在全社会广泛传播的时期。俄格战争是俄罗斯反美主义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使俄罗斯民众产生并形成了俄美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认识。在此前后，俄罗斯官方和媒体不断渲染格鲁吉亚所受到的美国影响。

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把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的原因归结于为应对北约军舰进入黑海、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对应措施”。由权力高层自上而下灌输的反美主义理念使俄罗斯民众的反美情绪进一步增强。

有美国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是人为造成的，它被当局强加给人民，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手段，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失策和失败。

尽管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试图“重启”俄美关系，但双方在精神和思想层面并未实现和解，俄罗斯国内的反美意向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和2012年总统大选中愈演愈烈。“在缺乏统一和连贯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又保持大国野心的情况下，对美国的不满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清晰表达的国家思想。”

第五个阶段是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至今。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制裁，这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的反美主义情绪。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反美主义色彩更加高涨并更具进攻性：一方面，俄罗斯领导层更加强调“历史传统”，引发了围绕妇女地位、同性婚姻、教会作用等诸多社会讨论，以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压制美式自由主义价值观，从意识形态层面强化了反美主义的理论建构，即以俄式保守主义恢复国内“正统”并在世界上打造“反美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俄罗斯利用信息战、心理战、经济战和认知战等手段，不仅扩大了反美宣传，更采取了实际的反美行动——从2015年出兵叙利亚、力挺巴沙尔政权到“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利用开通“北溪”天然气管道提升欧洲对俄能源依赖并刺激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至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试图打破后冷战时代形成的于俄不利的欧洲安全秩序。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思潮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代表人物杜金将俄国弥赛亚情节、欧亚主义思想、斯拉夫文明（种族）优越论、俄国例外论、帝国观念以及德国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中的“生存空间论”等各种学说杂糅在一起，提出了一套反美、反西方的“第四种政治理论”。

他视美国和西方为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在哲学层面批判欧美现代哲学对人类存在本质的遗忘，在政治层面上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力图重建“两极世界”并使欧洲大陆联盟成为反抗大西洋主义的新的一极。

杜金的思想中渗透着强烈的反美主义、反西方主义情绪，虽然他并非“普京的国师”，但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俄罗斯民众的想法，也影响了俄罗斯高层的执政理念和对外政策。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反美与亲美之间的相互转换也并不罕见。历史上俄美保持良好关系的时期，通常是两国作为盟友的大战期间或者是俄国领导层将美国视为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增长源泉的经济改革时期，例如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铁路建设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阶段，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时期，以及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时期。相反，每当俄罗斯国内出现反改革运动或者当国家的目标从致力于实现现代化转变为维持稳定时，美国就往往被俄罗斯官方和社会视为威胁甚至敌对势力。

这通常发生在俄国或苏联领导人在位末期，如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最后几年、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今天，改革和现代化已从俄罗斯的政府计划中消失，安全和恢复“历久荣耀”成为其国内外政策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反美主义再次成为其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的一部分。

这一现实再次印证了俄罗斯战略评估研究所所长科诺瓦洛夫多年前的判断——反美主义的实质在于精英和民众在不了解美国制度、政策和文化的情况下，“将美国视为反对俄罗斯的敌对力量，认为美国希望俄罗斯衰落和瓦解”。

即便反美主义和反西方主义在当下的俄罗斯甚嚣尘上，也要充分看到它的复杂性和易变性。正如俄罗斯政坛“灰衣主教”苏尔科夫所言，“自认为属于欧洲的俄罗斯并不愿意脱离欧洲，也无时无刻不期待欧洲的接纳和认可，它从骨子里是崇尚西方文明和文化价值观的，只是不想完全照搬，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正因为俄罗斯人骨子里认为自己就是欧洲人，就是‘西方’的一分子，因此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定位是矛盾的，反西方主义也是矛盾的。‘我者’与‘他者’的定位重叠，界限模糊，位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他者中的我者、我者中的他者’。”

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源

不同国家的反美主义都有着自身特定的根源。“欧洲文化精英很难在文化上认同美国……他们反美情绪的根源无疑是在文化。”在欧洲反美主义中，“政治只是导火索，却从来不是原因……欧洲反美主义的核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一种文化形态。”相较于欧洲，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无疑具有更复杂的根源。

在众多解释俄罗斯反美主义起源的范式中，“情境理论”认为，“俄罗斯持续增长的反美主义与情境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俄美关系恶化时（比如1999年和2008年），对美国持消极态度的人就会激增。”同时必须考虑到反美情绪的矛盾性和反美主义现象的多面性，并据此区分反美主义和非美主义。

非美主义不包含对美国的敌意和对美国人的消极态度，它强调了美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之间在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它所包含的批判性元素更多地与美国国家政策的具体表现或个人、组织和机构的行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将一个与美国不同或仅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世界视为对美国不友好或敌对。

“工具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不顺、国内问题频发是促使执政者积极树立外部敌人形象，通过鼓动反美主义转移民众视线以使他们不再关注国内问题的一种便捷手段。“俄罗斯精英内部一股强大的力量人为制造了对美国的厌恶，以便在争夺选民的竞争中获取优势。

当反美情绪积淀成为一种‘被围困的要塞’的意识时，俄罗斯的威权体制可以通过抵御来自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威胁’而得以巩固。”该范式认为，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要高于普通民众，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更多来源于权力精英阶层。

“怨恨理论”揭示了将反美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的另一种逻辑，也就是在“求而不得”的背景下，对待某些事物的积极态度和占有欲望往往会转变成为对其初衷的否定和被追求事物的“怨恨心理”。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如果一国将另一国视为榜样而对它的模仿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那么就有可能对“榜样国”产生失望情绪甚至攻击性和敌意。

这是在经历深刻社会变革的国家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主义，其逻辑暗示了反美主义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最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滋生怨恨的土壤；在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社会中，这种怨恨也已经化为乌有；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最容易看到明显的反美情绪。

有学者认为，“对美国繁荣和成功的嫉妒与一种在商业、外交和道义上无能为力的新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欧洲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如果欧洲尚且如此，那么对经济、文化更为落后的俄罗斯而言，这一特点就更加明显。

在从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俄罗斯人曾寄望于美国能够助其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因而美国一度被视为可以带来巨大好处的盟友和伙伴。

然而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和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显著削弱。当改革拥护者的乐观主义被无情浇灭之后，俄罗斯全盘否定了其无法适应的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进而也将对美国的希望转化为不信任甚至敌意。

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有时恰恰是“亲美而不得”的极端反应。反美主义与亲美主义的各自占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主义”在俄罗斯占绝对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是亲美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因为俄罗斯人一直在模仿美国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希望世界繁荣且受到普遍尊重的强国应该做的。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中，美国人是俄罗斯人的老师，美国拥有巨大的权威，而俄罗斯在不断默默地模仿他们的行为。

这如同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与瑞典人作战的同时也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一样。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总体上是对西方价值观的否定。而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西方价值观是可以接受的，错误的是在没有充分理解和正确解释的情况下盲目模仿其价值观的行动。

俄罗斯人对当今美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伊拉克战争、北约东扩和推动后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三个事件，这些认识都是克里姆林宫宣传工作的结果，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侵略和扩大势力范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了侵犯。

但在对美国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俄罗斯人有意地忽视了其与美国外交的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约开始第一次东扩，俄罗斯经济也每况愈下，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将美国视为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威胁。但此时，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恶感还未上升到政治层面，俄罗斯传媒仍在宣传“回归世界文明大家庭”的观念，大众层面的反美主义与精英层面的反美情绪仍存在巨大落差。

然而，1998年金融危机彻底终结了俄罗斯民众对自由主义改革将带来美好生活的期许，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南联盟也表明俄罗斯已经丧失超级大国地位。这导致反美主义宣传充斥于俄罗斯媒体，民众的反美情绪超过了俄罗斯精英。

自上而下的反美主义盛行使其成为影响俄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亚博卢集团”等亲美政治力量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生长于改革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的孩子们”起初对美国态度友好，但接连不断的内外危机使他们最终走上了反美道路，危机促使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团结起来以应对共同威胁。

在此背景下，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成为影响俄罗斯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还成为俄罗斯权力精英世界观的一部分。在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国内反美情绪明显高涨。“2014年5月，敌视美国的俄罗斯民众比例达到71%，创历史新高。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数字小于10%。”20多年来，俄罗斯精英的反美情绪始终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很少有高层决策者持“亲美观点”或者至少不愿公开。

大部分俄罗斯精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挑战，美国是俄罗斯明显而直接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相关政策的结果。与推动俄罗斯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相反，美国不仅未对改善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做出任何贡献，反而利用了俄罗斯的弱点。”

与反美主义高涨相关联，俄罗斯持扩张主义立场的“鹰派”数量也在持续上升，他们认为军事力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手段。但需要重视的是，“两极思维”已不再是俄罗斯精英国际战略观的基本特征，他们并不追求全球主导权，“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在俄罗斯跻身‘第一梯队’失败后被侮辱和极度失望的心态。

为了维系精英和大众的支持，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而维系在‘近邻地区’势力范围则成为俄罗斯权力精英准备运用武力捍卫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自2008年俄格战争以来，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多次发动军事行动的场景。

社会心理学从另外一个视角揭示了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源。这一学派认为，由于“对于世界各地之人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系、通用语、威胁、朋友以及焦虑之源”，数十年来，俄罗斯和美国一直在相互扮演“结构性对方”的角色，即经过与对方相比较而形成关于“自己”的概念。

这种社会文化机制是通过对方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并将自身极力要摆脱的那些特征归因于对方。对另一方的描述同时也是对自身的描述：通过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专制国家，美国人宣告了自己的民主；俄罗斯通过将美国人描绘成只顾赚钱的人，从而证实了自己思想上的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内产生危机的时期，美俄之间的相互争论总是升级。

俄罗斯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社会心理学中的“投射”现象——将自己的消极情绪和动机转移到批评对象上。实际上，俄罗斯人指责美国统治世界的欲望只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和野心的投射。同时，俄罗斯反美主义还内含一些自卑感。俄罗斯人经常认为美国对待俄罗斯是消极和不公平的，这体现了俄罗斯对美国利己主义和双重标准的愤慨，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丧失世界“一极”地位而产生的“自我辩解”的愿望。

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一种保护机制，试图使自己免受自卑的困扰。它通过指责美国政策“道德败坏”并将其与俄罗斯的“道德政治”形成对比，以此来解决俄罗斯的自卑问题。

以对丧失帝国地位的愤愤不平和对恢复帝国的无限渴望为特征的“魏玛综合征”也是俄罗斯反美主义逐渐高涨的重要根源。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变成了一个受辱的巨人，努力追求恢复其被动摇的大国地位。俄罗斯目前的状况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2006年，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的旗手叶戈尔•盖达尔以《魏玛综合征》为题发文直指俄罗斯的“后帝国时代怀旧”现象，强调“试图使俄罗斯再次成为一个帝国，就意味着质疑它目前的存在。魏玛共和国政权不愿说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相，这是导致其崩溃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去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原因进行系统研究，而是沉湎于‘苏联被外部敌人摧毁’的假象，将危及国家的未来。”俄罗斯著名政治家列昂尼德•拉吉霍夫斯基也认为“‘魏玛综合征’的幽灵自1991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俄罗斯”，强调“俄罗斯反美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帝国情结和堡垒意识。

这些情结与仇外心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专制意识结构，并成为滋生亲法西斯观点的温床”。可以说，美国的持续强大与曾为世界强国但实力不断下降的俄罗斯之间的反差给俄罗斯政治精英带来了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与在后苏联思想中仍然挥之不去的“大国”情节与“帝国”情怀相互叠加，为反美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胜利者综合征”也成为刺激俄罗斯反美主义盛行的重要因素。美国分析家科恩承认：“1991年12月以后美国权力机构宣布‘我们赢得了冷战，俄罗斯输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美国精英眼中，俄罗斯与战后的德国或日本一样，不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和平等的国家。

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美国人现在可以干涉俄罗斯的内政，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服从美国的利益。这些假设一直持续至今。”公平地说，俄罗斯的“魏玛综合征”和美国的“胜利者综合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除了上述现实因素之外，俄罗斯的“敌我”二元认知结构和美国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巨大落差也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深层根源。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与蒙古人、波兰人、瑞典人、土耳其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外族”发生过多次惨烈的战争。对外关系的历史性紧张使俄罗斯人对“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对立有着深刻认知。这种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认知深深进入大众意识，形成了强烈的“敌人”意象，并使俄罗斯人产生了生活于“被围困的堡垒”中的想法。在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中，俄罗斯从来不缺“敌人”。

在苏联时代，这种敌我观念达到了高潮，苏联人相信，苏联的周围是一个敌对的环境，那些国家只想瓦解苏联政权并对其进行掠夺。而“美国生来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其历史上发生的每次较大社会转型或变革很大程度上都对其他国家传统的存在与延续构成了‘威胁’”。

对于社会传统、制度安排、政治文化以及价值观念都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的俄罗斯来说，这种“威胁”无疑显得更加严重而迫切。俄罗斯列瓦达民意调查中心主任古德科夫认为，俄罗斯对美国的不满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这是对20世纪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一种愤怒和敌视；其次，对美国的仇恨可以作为维护国家统一最有效和最简单的方法而发挥作用。

如果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观察，可以发现俄罗斯的反美主义是反西方主义的自然延伸。

众所周知，历史上俄罗斯曾深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天主教国家的浓浓敌意，自身的深深孤寂以及自我标榜道德高尚向来就是希腊人精神中固有的一部分，而在希腊人的世界观中，宗教和民族的融合一向是很自然的”，“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得希腊孤立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潮流之外。”在这些方面，俄罗斯的反美主义与希腊的反美主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相互恐惧和敌视始于11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会大分裂。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与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宗教分歧引发了俄国人与波兰人、立陶宛人、瑞典人，以及条顿骑士团之间的多次战争，并使俄罗斯人产生了强烈的反西方倾向。

尽管彼得大帝以强力的方式推进了俄国的“欧化”改革，但其改革始终是“西学为体、俄学为用”的，一方面要获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损害俄国的专制制度。为抗衡西方思想的冲击，俄国的当权者一面倡导“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一面推进国家理念和民族意识中强烈的反西方主义。

俄国的反西方意识“在18世纪才刚刚开始形成，但随后便逐渐影响并主宰了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的反西方意识逐渐成型。俄罗斯反西方主义最初反对的是欧洲中心论、欧洲文明一流论和欧洲道路先进论，其实质是反对欧化改革、反对抛弃传统文化，以及反对迷恋欧洲文明。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认同中的“西方”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范围扩大到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反西方主义的内容也随之延展，从最初的“反欧洲”逐渐演变到了后来的“反欧美”，并且由思想文化领域转移到了地缘政治领域，从一种纯粹的思想争论演变成了政治行动。

可以说，“反西方主义是暗藏在俄国东方——西方框架下的一种心理结构，是俄国精神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代以来，俄国反西方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断言“西方的没落”。早在斯宾格勒提出“西方的没落”之前半个世纪，俄国历史文化学者丹尼列夫斯基就在其专著《俄国与欧洲》中批判“欧洲中心论”，并以自然主义的“有机体论”论证西方文明的没落。而今天，俄罗斯的反美主义论调中则充斥着“美国没落论”，从普京近年来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欧洲的反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反犹太主义关联密切，而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也同样存在。在崇尚自然经济和村社制度的俄国人眼中，受金钱驱使、渴望利润、主张普遍性和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是犹太人与没有根基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最坏结果”。

俄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反犹主义运动。而在当代俄罗斯，反犹主义有两个重要根源，从内部来说，在“私有化过程”中一夜暴富的俄罗斯富豪很多都是犹太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落差与俄国文化中固有的“仇富”心理让俄罗斯人对本国犹太人心生怨恨；从外部来说，固有的“阴谋论”思维让俄罗斯人经常把很多灾难的根源归结为华尔街的犹太俱乐部。

在学理层面上，上述多种范式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源。而在实际中，情境、工具、怨恨、认知结构、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在俄罗斯反美主义的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截然区分。

俄罗斯反美主义的功能与影响

曾有学者总结了反美主义在德国所发挥的多种功能：一是“用简单词汇传输复杂思想”，二是凝聚那些在很多方面毫无关联的“共识”，三是提供“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框架”。如果说“欧洲人对美国文化传播的抑制显然并未受一种成体系理论的指导，只是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在发挥着作用”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系统的理论学说甚至意识形态，发挥着多种功能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缺乏官方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反美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助力俄罗斯凝聚国家团结、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

2012年，普京总统强调，“俄罗斯应该是一个主权完整的、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不仅要充满信心地发展，而且必须保持我们的国家认同和精神认同，我们是俄罗斯，不能迷失自己。”《2025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指出，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强化全俄认同。

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维系，既需要旨在促进民族社会一体化的认同政策（与“我者”团结在一起），也需要旨在将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认同政策。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国家认同也是通过“我者—他者”的二分法进行建构的，“我们是俄罗斯人”这样的表述暗示了“他者”的存在。

换句话说，俄国人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的民众在许多地方都很不同，他们以此划定认同边界以维护自己的身份。对俄罗斯人而言，“我者—他者”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参照性，可理解为对立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即“我者”的本质和特征与“他者”的本质和特征直接相关。通常来说，“他者”的特征与自己所在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相反，从对“我者”形象和“他者”形象的这种感知规律中可以得出结论，“他者”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我者”的认同提供依据。

如果对“我者”的认同很难完成，那么，强大而繁荣的“他者”的存在就会成为“社会粘合剂”。在种族、宗教或阶级可归类为尚未定型的国家和社会，其正处于新集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他者”。

在俄罗斯人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美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导致反美主义成为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将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规范、价值观、行为模式及其成败得失的案例与俄罗斯的现实进行比较，反美主义成了俄罗斯集体认同中缺失部分的替代品。为了维持积极的国家认同，俄罗斯社会保持对美国的负面印象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我者”高于“他者”，才会使国家得到巩固，国家认同得到加强。

归根结底，美国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他者”，在当今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形成和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美国政治结构、社会秩序和对外政策持负面看法的反美主义有助于俄罗斯人形成积极的国家认同，促进国家的巩固和团结。

其次，反美主义可以为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攻击华盛顿不再是对付美国的一部分，而是国内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向外延伸，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权力的必要性相比，双边关系中新危机的风险显得无足轻重。

因此，普京在2012年竞选总统时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候选人都更喜欢渲染‘对外政策’的重要性，指责美国作恶多端——在外是傲慢的超级大国，在内对俄罗斯施展颠覆性的影响。在将‘反美主义’视为夺回权威的工具方面，普京沿用了前人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前苏联领导人的套路，他们都宣称受境外敌人和境内叛徒的围攻。”与抨击美国相对应，“要获得国内认可，必须树立围困之下顽强不屈的俄罗斯形象。

事实证明，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它让普京不再担忧与西方国家关系交恶的后果……只要俄罗斯公众把卢布暴跌、收入停滞不涨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归咎于西方国家政府的行动，而不是俄罗斯自身，普京就会采取不妥协的政策。他的行为依据是，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承受极大的困苦、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永远不会原谅统治者的软弱。”

第三，反美主义还是俄罗斯在国际上争取盟友、打造“反美阵营”，并借此削弱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一个典型例证是，尽管历史上俄罗斯与波斯的关系异常复杂甚至争斗不断，但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反美主义成为俄伊关系的共同基础，并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条件。俄伊两国都受到美国的制裁，均担心北约向东方扩张，皆认为“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目的是推翻其国内政权。

显然，共同敌人的存在会导致两国团结起来以确保安全。俄罗斯和伊朗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方面持相近观点，双方开展军事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并在中东和中亚地区与美国进行对抗。俄罗斯积极地推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试图使这一机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反美阵营。

尽管反美主义对俄罗斯而言具有重要的功用，但它并非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也会给俄罗斯自身带来伤害。

反美主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俄罗斯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但也可能会阻碍俄罗斯的长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不顺使其顺理成章地将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不成功的责任推到西方特别是美国身上。

美国成为俄罗斯社会受挫群体负面情绪的发泄对象，反美主义成为后苏联意识形态和神话体系的新“内核”。为解决民众意识形态混乱问题，俄罗斯权力和知识精英有意无意地以“威权主义”价值观来取代苏联时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以一整套植根于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抗衡。

季霍米罗夫、索洛涅维奇和伊里因等人的政治哲学重新复活并催生了当代俄罗斯“可控民主”“主权民主”“文明型国家”“历史边疆”等一系列政治理念。在此过程中，强调俄罗斯不同于西方，而是以独特文明为基础所确立的国家社会体系，突出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成为俄政治意识建构的主要内容。

这必然使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渐行渐远并成为一个“异质体系”，而政治上的分野必然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包括美国在经济上的疏离甚至安全领域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同一化和美国化的想象反映了一种错误的静态文化观。努力把本国文化描绘成一个不变的主体，其实更多反映了其保守的政治战略而不是事实本身。那些以保持文化传统为由反对全球化的人，其实表现出了一种停滞的文化态度。”

近年来，俄罗斯政界和民众中的反美主义持续增强，它在内容上与苏联时期有所不同，但在对国内民众思想意识的影响方面却很相似。

反美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对俄罗斯人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唤起了仇外心理和孤立主义情绪。“将西方树为敌人，实际上是公开和非公开地为恐惧和敌意开辟了渠道。”虽然它可能让俄罗斯精英和民众暂时拥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但会导致俄罗斯的国家认同缺乏持久、稳定的价值观内核。

从对外角度来看，虽然反美主义在特定时期内可以帮助俄罗斯在国际上获取一些力量的同情或支持，但这种以解构主义而非建构主义为特征的临时性组合缺乏真正的战略利益一致性。

强烈的反美主义不仅吓退了西方投资者，而且推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行动日益激进，这成为引发2022年俄乌冲突的重要根源，同时也使俄罗斯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日益被边缘化，并有沦为“孤岛”的风险。

ZHOUPENG

粥棚荐书

版权声明

文章转载自：《当代美国评论》略有删减

图片源于网络

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在此鸣谢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