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原载《南方周末》节选，作者：秦晖
田园导语：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美俄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近代史上中国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延伸阅读 由联大通过涉巴决议想到中国是如何进入联合国五常的？）。
一战中国劳工：几乎被遗忘的14万中华儿郎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而不会百依百顺。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的新兴强国德日——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曾经非常大（延伸阅读 宋美龄对希特勒的答复）。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准备奔赴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巴黎和会至少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延伸阅读 抗战时，美国给了中国多少援助？）。
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
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美俄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音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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