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教授深度解读发改委、网信办“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方案
国家发改委官网截图
信息化进程和数字化转型，某种角度上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问题不同方式的描述，可以分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三个阶段。伴随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计算和服务模式也进入到了云计算的阶段，也就是把“算力”放在“云”端，省却了用户本地部署和维护的麻烦，可以随需随用。目前无论是办公管理系统，还是业务运营系统，都已经有“云”化的服务，中国的云计算行业发展很快，从事该领域服务的企业和专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企业的信息化门槛，同时，云服务的共享模式和按使用付费也大大降低了单个企业的信息化成本。
中国有数千万家中小微企业，很多企业不懂得如何“上网”，更不太理解数字化转型，也担心额外增加的成本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收益和回报。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如果不懂得充分利用数据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附加价值，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就会大打折扣。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买几台电脑，用用办公软件，电商卖卖东西，这只是数字化转型的“形”，关键是如何让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渗透到企业经营过程中去，这才是数字化转型的“神”。上云的目的更不是简单的把企业管理和经营搬到网上，而是要充分理解数字化的数据流在企业管理、业务经营以及产品创新中的作用，包括如何提高管理、决策和研发效率，如何为业务运营和拓展提供新的机遇，也就是说如何利用数据进行赋能。
“上云”、“用数”、“赋智”用很简洁的语言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关键路径。“上云”是指企业要完成数字化和网络化，企业通过“上云”才能将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数据积累下来，这是“用数”和“赋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用数”是指企业要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建模，及时监测经营管理的运行状态和发现经营管理中的关键规律。“赋智”是指企业在掌握状态和发现规律之后，可以采取针对性的优化策略，最终实现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是全球不可逆的大势所趋，所有企业都面临数字化转型，不进行转型的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面对用科技武装升级的竞争对手，将处于绝对劣势，这是个决定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引用一句《模仿游戏》中图灵的经典台词：“只有机器才能打败机器”。
除去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之外，中国也的确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节点。此次疫情让政府、行业、学术界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加速数字化转型不仅是顺势而为，也是不得不为。2020年中国的网民人数预计将会超过9亿，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人口总数，一定程度上市场规模影响技术创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又是典型的市场驱动型，中国数字经济市场的红利还有待开发和释放。互联网是典型的“草根”经济，是源于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中小微企业所积聚潜力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如何降低他们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问题是释放潜力的关键。
从宏观层面来看，全球已经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是通过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新技术为驱动、以突破创新为方式塑造全球化的数字经济。中国已经具有的市场规模和技术基础让中国有机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这也是很多专家学者和行业人士的共识或者期望，中国经济转型首先要推动产业数字化，然后促成数字产业化，全面释放核心生产要素活力。在第一次以铁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我国基本缺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用了四十年的时间补齐了在交通物流和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特别是我国在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和超高压传输规模方面已经已经领先于世界，也极大的拉动了内需。在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我国仍然起步较晚，虽然抓住了接入全球互联网的历史机遇并提出了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智慧社会的国家战略，但是我国仍然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大国而不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强国。
危机，危机，危即为机，重要的是化危为机。此次疫情可谓是一次面向全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大考，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互联网和数字化对于经济和社会的重要作用，所以也是人类发展数字经济走向“数字文明”的重要一步。我认为此次国家的系列举措就是化除危害、抓住机遇的关键。
全社会已经有充分共识，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更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我刚才讲的，尤其是民营经济更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十年前，欧美已经较为普遍的数字化无纸办公，我国由于种种问题的限制，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达到。比如，一个企业的经营可以数字化无纸办公，但是一旦对接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做到政策合规，仍然需要采用非数字化的手段，比如合同签署、工商税务等方面的工作，某种意义上限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如果政府及其服务已经率先数字化转型了，提供的各种服务都是数字化和网络化的，那么势必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政府服务对接，从“不能转”和“不敢转”迅速转变为“不得不转”，此次疫情就有这个效果，电子合同已经和我们习惯了的纸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视频会议已经开始替代习以为常的面对面会议。
“不会转”的关键在于“会转”的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非常短缺，这方面的人才不仅仅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人才，而是具有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但是更懂得经营和管理的人才。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层都没有类似“首席信息官”或者“首席数据官”这样的角色，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作用为企业经营有效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很多人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机构的领导数字化”了，机构就数字化了，因此各层次的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共享共性技术和服务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能指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技术研发上过多投入，因为基于成本和收益“活下去”永远都是企业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共性技术和服务应该由国家支持的科研机构或者由企业共同发起的技术研发机构解决，当然，政府要去引导设立和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4月7日，科技部也专门下发通知，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搭建企业技术需求与科技人才精准对接，并鼓励科研院所和高校通过与企业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设立联合实验室、合作开发项目等方式，加强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必须“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各司其职、协同推进，政府加强引导和支持，科研机构技术支撑，教育机构提供人才，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等，特别是要给中小微企业一个可以失败重来的容错机制，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鼓励创新、容纳失败的包容性社会，给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一个好的氛围和环境。
显然，这个投资和发展是不均衡的，不可能每个地方政府都投这么多资金，这些投入更不能只靠中央投资，一二线城市资金充裕、人才基础好，但是三四线城市面对如此大的投资就捉襟见肘了，而且有了投资也不见得有足够的项目和人才储备，我非常担心经过此轮投资发展以后，我国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会进一步拉大。根据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中，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在上海和广东，有一半的省份一家都没有，而前一百位独角兽企业的分布，则近半数在北京，近半数在上海、广东和浙江，有三分之二的省份一家都没有。这个数据不能说明数字经济的全部，但是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本，说明了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主力和分布情况，数字经济领域的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经济更会严重。明年，我国将基本完成脱贫攻坚工作，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不过我国还有5亿多人没有上网，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消除“数字贫民”是我们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且要有政策导向扶持的重要领域。
不过任何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其实都体现在对时间、空间两大人类发展限制的突破上，支撑人类突破发展限制的互联网越来越向三四线城市下沉，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将深度地融合，这将催生新的革命。从这个角度上讲，三四线城市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受益并在技术和产业下沉中获得发展机会，关键是政府部门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抓“天时”、用“地利”、促“人和”， 寻找产业分工，努力“换道超车”。
首先，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无可逆转，此次国家“新基建”及“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是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此谓“天时”；其次，三四线城市要认真发掘研究本地的“地利”优势，包括地缘区位、资源、特产、文化、优势产业等，因地制宜，开发利用与“地利”优势充分结合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形成比较竞争优势，而且三四线城市是比一二线城市规模更庞大的新兴市场，市场开发和需求满足的程度远远不够，对于市场驱动型的数字经济，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吸引力；再者，通过“人和”政策跨域“链接”投资和人才，特别是鼓励本地在一二线城市发展的科技人才和企业家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毕竟发展数字经济受到空间的制约较小，三四线城市作为新兴市场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为人才回流提供了条件。
中国1994年接入全球互联网，是全球第77个接入全球互联网的国家，到今天全球互联网已经发展了差不多五十年，我们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了全球瞩目的互联网大国，得益于国家宽松的行业政策和中国企业家苦心经营的企业家精神，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发展经验，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释放政策红利、鼓励企业发展创新，是我们需要认证研究的，也是三四线城市“换道超车”的根本。能不能充分认识到一线城市人才流、资金流和项目流流出的历史机遇，以深化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的魄力，提供快速高效的政府决策效率，营造良好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是摆在每个三四线城市政府部门面前的挑战和机遇。
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2019年菏泽市的GDP为3409亿元，位居山东省第八名，互联网用户数537万，位居山东省第五名，年度电商交易额超过4000亿，当前的GDP总量远超过20年前的北京市，互联网用户数也超过挪威一个国家人口数。如果以菏泽为代表的三四线城市能够抓住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突破政策壁垒，积极大胆创新，谁能说超过1000万人口的菏泽20年后不能成为一个GDP数万亿的区域中心城市呢？中国抓住了全球工业制造转移的历史机遇，可以生产联合国工业品525个门类中几乎所有的产品，其中220多种世界第一，如果中国抓住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谁又能说中国不能涌现出一批在数字经济领域参与全球分工并在某一领域做到全球领先的城市和企业呢？
还有一个可以研究和借鉴的例子，就是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的爱沙尼亚。因为重视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爱沙尼亚已经从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化国家和发达国家，并且建立了高效、安全和透明的社会生态系统。爱沙尼亚上任总统托马斯在总统任期内就兼任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安全理事会和区块链理事会的主席，并且实际参与理事会工作和讨论，不得不佩服这个国家对于新经济的痴迷和执着。目前，130余万人口的爱沙尼亚拥有四家独角兽公司，GDP总量超过500亿美元，并在全球率先推行“数字公民”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进入，目前每日新增数字公民数量已经超过了每日自然人口出生量。
毫无疑问，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短期收益，迅速提升企业的决策效率和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但是数字化转型不是救命稻草，更不是立竿见影的治病神药。此次疫情中，以2月份数据来看，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其他包括广东、江苏、山东等几个经济强省则下降了20%左右，这和浙江过去多年来一直重视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不无关系。我曾经亲自参与承办过在浙江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亲眼目睹乌镇一个小镇突飞猛进的变化和对数字经济各种资源的汇聚能力，不得不佩服浙江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对新经济的拥抱热情。不仅仅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贵州的贵阳、宁夏的中卫、江西的鹰潭，都是中国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通过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经济有三个关键要素：人才、资本、技术（项目），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是一个锁环。没有人才，就无法研发技术，也不会汇集到资本；没有资本，就不能招聘和培养人才，也不会产生技术；没有技术或项目，更不会吸引投资，自然也不会有人才引入。无论是一家企业，还是一个城市，都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锁环”，一点突破，就有望多点开花。当然，人才是三个要素的根本，也是最佳突破点，这也是近几年为什么各级城市都在大力的争夺人才，比较可惜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落实政策的还不多。而且，一定要充分了解这个行业的特点，给予行业机构、行业人才适合其特点的政策和发展环境，只有合适的土壤才能长出参天的大树。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非常有效的积极作用。比如此次行动方案中，特别强调夯实数字化转型技术支撑、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建立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加大数字化转型支撑保障，这些措施都是对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经济的有力促进，通过服务赋能、示范赋能、业态赋能、创新赋能、机制赋能等全面的举措，发挥我国机制体制的优势，持之以恒，是可以有很好的效果的。
此外，企业应该抓住机会，特别是在政府支持和指导下成立行业联盟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主动对接科研机构共同推动共性技术研发促进产业生态融合，深入理解新的政策谋求金融机构的投资支持。变化永远是不变的规律，主动应对挑战才是积极推动发展的关键。
行动方案中提到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开源社区、示范工程、发展试点、数字孪生、金融供给等都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教育机构、金融机构等应该联起手来、快速决策、共同推进。
点击阅读原文，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通知详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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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羲
一位爱发问、爱思考、爱研究的伏羲智者
行业知识的搬运工、专家智慧的挖掘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