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国家领导开玩笑的人

“原来我们住平房，现在都住上楼房了。镇上的生活特别方便，比北京都好。”一名普通的保洁员对总理这样说。

2013年3月，总理就任后首次调研考察，到了长三角地区。他随意问人群中的一位保洁员“住的是什么房子”，收到这样的回答。周围的居民“哄”的一声笑出来，李总理也跟着笑了。

在与最高层的互动中，不只有领导人频出妙语，其他人开个玩笑逗乐中国领导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领导人身边的家人、朋友，就很容易开这种“高级别”玩笑。两位领导人之间，级别稍低的一位，有时候也能幽默一下另一位高阶官员。

而且，普通人也能开领导人的玩笑。

比如1990年，一次春晚彩排中，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现场来看节目。

台湾演员凌峰打趣说：“我长得不英俊，大陆同胞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这张脸很中国，写着五千年的沧桑。”在场领导被逗得大笑。《中国周刊》报道描述说，笑声未落，凌峰就向坐在前排的李瑞环开起玩笑：“瑞环兄，你别笑，你也比我漂亮不到哪去。”

众人一时怔住了。凌峰接着说：“他（李瑞环）真的不好看，可他是个非常有水平的领导人，他的平民化令我欣赏。”

怎么跟领导人“抬杠”

“英国的牢，日本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不起呀！”

在公开报道中，邓小平大概是被身边人开玩笑最频繁的最高层领导。

“层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

“爸爸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得让房子变矮。”

这是邓小平与小女儿毛毛的一段对话。在《工人日报》的报道中，1978年10月的这一趟北京视察，邓小平原本想对当地一处工地的施工提出个人建议。快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了，邓小平正在为开会做准备调研——越调研，越感叹当时北京市民的房子不够大，他有点着急。

不过，邓小平的建议很快被小女儿以玩笑的形式“否决”——别小看这句玩笑，文革中，一些荒诞决策的出台，都是低阶干部摁不住高阶官员的临时起意。

这一次，邓小平的反应是，笑了笑，不再提这个话题。

与小女儿相比，廖承志对邓小平开的玩笑，就更不“客气”了——甚至被旁人笑称是“抬扛”。廖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与邓小平，既是同事，也是老友。

《福建党史月刊》披露了1981年大年初一，邓与廖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时的场景。

老友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见面，自然与国事有关。当时廖承志引荐来了自己的外甥女陈香梅——抗战时期，陈香梅广受人知的身份是陈纳德（美国空军援华“飞虎队”指挥官）夫人，而这一次，她的新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负责为邓小平送来里根的亲笔信。当时里根刚刚当选。

很难想象，中国领导人与“美帝”代表见面，是在一场家族聚会的“抬扛”氛围中进行的。

邓小平面对陈香梅，先笑话廖承志是妻管严，被夫人管束，每天只准抽三根烟——他一根接一根抽烟，廖承志“经不住诱惑，伸手向邓小平要烟抽”。

邓又称赞廖承志为坐牢专家，“英国的牢，日本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不起呀！”

廖承志“回敬”一句，“你坐牢的经验不如我，因为我会画漫画，你不会。”

你来我往的结果是，“邓小平不服气：‘你的桥牌技术可差劲，得努力学习。’”

陈香梅承认，自此她对中共的看法有了变化——她以往总觉得中国领导人都比较严肃，没想到邓小平这么喜欢讲笑话。

里根也同意陈香梅对邓小平的形容。不过他在1984年与邓小平在北京见面时，体会到了邓小平更丰富的个人风格：见面寒暄时，有调侃式幽默——谈起正事时，笑容消失，发起开枪式的责问——意识到气氛紧张后，脸上又突然出现笑容。

“跨级别”玩笑的尺度

丢了自行车的李肇星问秘书：要不要报警？秘书毫无同情之心地大笑着回答：“太脱离实际了。我和爱人去年各丢一辆，这么小的事向谁报案？”

相对于被身边人、朋友“开涮”，那些低阶官员和高阶官员开的玩笑，尺度拿捏更需微妙。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一书，记录了张百发对李铁映开过的一个玩笑。张百发在1980年代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李铁映在1980年代后期已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电子工业部部长。

也就是说，这是地方官员和中央领导开玩笑。

某次内部网球比赛，进入决赛的是李瑞环与李铁映，因为选手“级别”太高，没人敢当裁判，于是张百发来当。“决赛到中午12点20分了，还是个平局。我心里想，都该吃饭了怎么还打呀？就稀里哗啦，裁下了李铁映，这才收场。”张百发回忆说。

前述出版物记载，“过了一个月，打完网球洗澡，李铁映心有不服，就问张百发：‘百发，上次打球裁判公不公啊？’张百发两眼一瞪，故作惊讶状说：‘您还说公不公啊，都12点半了，你还让不让人吃饭？’李铁映无奈道：“你要是这么说，还行……‘”

部长级的李肇星，也被下属“揶揄”过。

2003至2007年，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有一次借了辆自行车骑车去外交部，把车停在外交部围墙外。第二天，车没了。

李肇星问秘书丁孝文：要不要报警？丁孝文毫无同情之心地大笑着回答“首长”：“老李，你们部领导有专车，太脱离实际了。我和爱人去年各丢一辆，这么小的事向谁报案？”

后来丁孝文外调，戴兵接替丁孝文的工作，李肇星又聊起“自行车失踪事件”，戴兵答：“部长，我和我爱人去年一年各丢了三辆。”

再后来，李肇星巧遇当时主持公安部常务工作的白景富，让他“赔车”。白景富微笑说：“好，好，你可以先同市公安局联系一下，告诉他们丢失后第一时间向哪个派出所报的案。”

“我无言以对。”李肇星在著作《生命无序》中写道。

另一个被人记住的跨级别玩笑，发生在副国级与正国级之间。1998年，江主席在山东海尔集团视察，站上这家企业独具特色的6S大脚印——它其实是在地面上勾出来的一块图案，红框白地，印有两个比普通人的脚要大两圈的黄脚印，每天上班之前，工作有失误的员工，要站在脚印上作检讨。

江主席并不了解大脚印的意味。他站上去之后，旁边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开玩笑说：“主席，您站错了，那是工作有问题才站的”，江主席马上回应：“吾日三省吾身嘛！”。此后，海尔的黄脚印变成了绿脚印。当天表现好的员工，也被请去站脚印了。

只是，类似的玩笑依然有它微妙的尺度。玩笑开过了，领导还是会生气的。曾任WTO中国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就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开过一个玩笑，过头了。

龙永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1998年，WTO谈判的很多决策都需要总理拿主意。一次他要见朱总理，但朱忙于见一个“很小岛国的总理”。“当时我非常不耐烦，后来朱总理注意到我不耐烦，接见之后，我就跟朱总理开玩笑说，总理有那么多事情等你决策，那么小的一个岛国总理你跟他照张相就可以了。总理听完以后非常的生气。”

还是普通人更能跟领导开玩笑

对于公众而言，通过互联网对自己关注的官员幽默上几句，也算是一种“隔空玩笑”——而且，官员还真的看到了，并且在公开场合重复好几次。

比如郭金龙调任北京市市长之前，有网友建议：郭金龙要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北京的北面经济发达，南面相对落后，希望郭金龙主持市政时，要一碗水端平。

郭金龙上网看到了。

《新京报》报道说，郭金龙最初还不明白“京北的市长”的意思，打听后才知道。他将这句玩笑带上了2008年北京地方两会现场，借此表态，不会厚此薄彼。两年后，郭金龙还记得这句话，“我过去说我是北京市长，不是京北市长，现在是不是实现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知对方是领导，普通人也有与领导当面开玩笑的机会与空间。

中新社报道，2000年11月8日，李瑞环参观了香港联合交易所。他来到一位资深的交易员身旁，交易员指着李瑞环身上的背心说：“你这是假的，我身上这件才是真的证券人士穿的。”李瑞环开怀大笑。

虽然在座谈会之类的场合，普通人更容易表现得拘谨。不过，因为是公众，所以跟领导开玩笑，反而忌讳更少。

2009年2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与13位基层群众代表座谈。《南方周末》报道说，温家宝与被称为“大学生’猪倌‘”的秦英林代表聊到了养猪补贴等政策。温家宝问他：“最近猪肉价格怎么样？”“上一周我们的肉价是13.2元，这周降到11.8元。”秦英林说。

没料到温家宝的神情严肃起来，秦英林吓了一跳。“看我这么一句话，说得总理特别不愉快。”秦英林回忆，“大约有一两秒钟，空气都凝固了。”他赶紧补了一句：“总理的情绪不能跟着肉价走。”温家宝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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