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社教 | 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贡献

期刊索引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第127-134页。

提

要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公认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治学宗旨上强调历史地理学研究应有用于世，二是创建了多个历史地理学科学术平台，三是开辟了历史地理学新的研究领域，建构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总结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王社教（1965—），男，安徽桐城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演变与国家治理。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与侯仁之、谭其骧先生并称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三位奠基人。他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代主任、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和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曾任民进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委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等职。关于他的学术贡献，学术界已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总结，已经相当全面，这里不再重复。本文重点谈一谈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史念海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旗帜鲜明地强调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

史念海先生的学术历程，从研究对象、领域、旨趣和方法看，有过几次重要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有用于世”一直是他治学的宗旨，从其第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中国疆域沿革史》^[1]的出版，到稍后不久《中国的运河》^[2]的撰写，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黄河流域历史地理的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号召相关学科的学者创立中国古都学会，无不体现出他对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作用的思考。

史念海先生曾对自己研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进行过介绍^[3]，他在文中特别指出：

我在从事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时，曾感到沿革地理学到底于世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使我难于回答。中国历史地理学能够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用于世的学科。这是它与沿革地理学迥然不相同的地方。建设城市，修筑道路，疏凿河道，开辟海港，控制沙漠，改良土壤，处处都需要从事研治历史地理学的学人能够提出有关历史时期的资料作为参考。就是一些地区之中，民族的分布和移徙，人口的增减和流动，政区的沿袭和调整，文化的闭塞和发达，也都需要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提出相应的素材和处理的办法。四十多年来，从事这门学科研治的人们也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也使这门学科得到了发展。这样已经可以证明这门学科确实是有用于世的学科。应该说，这是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学科。

1992年，史念海先生发表《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4]专文，对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在对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各个部分一一举例说明其具有有用于世的作用之后，明确强调说：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应该为世所用的。如果不能为世所用，就难得存在下去。自来有些学问被称为绝学。绝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宏伟独到的学问，一种是失传的学问。宏伟独到的学问当然应该继续发扬，使之更显得光辉。至于失传的学问，失传的原因可能不一，其中一条应该是不为世所用。既然不为世所用，失传了也不会使人感到可惜。可以想见，为世所用是一门学科能否长期存在并且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地理学本来就是一门为世所用的学科，问题是如何发扬光大，使它更易为世所用，使它更能发挥出为世所用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全国上下皆在努力建设，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日新月异，节节升高，确是难得的盛世。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治的学者，恭逢盛世，对当前的建设添砖加瓦，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应该使它发挥出更多更大的作用，永葆青春，永盛不衰！

那么，如何发挥好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呢？史念海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典范，那就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主动建言献策、对国家发展的需要和要求做出预判并提前开展研究、为学不作媚世之语。

史念海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主动建言献策，有两个典型的事例：

一是1985年3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5]一书出版后，史念海先生曾将书籍附信寄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随后，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回函^[6]：

史念海同志：

耀邦同志已收到3月4日你寄给他的信和书，并嘱我们代复表示感谢。

你和曹尔琴、朱士光等同志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讲话精神，热心钻研黄土高原种草种树，并撰写了专著，是很有意义的。希望继续努力，为加速祖国西北地区的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由史念海先生和曹尔琴、朱士光先生合著。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将黄土高原森林和草原地区的变化，以及农林牧业的分布历史，缕列论述，以期有助于当前的种草种树、改造黄土高原的伟大创举。本书的基本观点是黄土高原的破坏，主要是沟壑的加深加多，而沟壑的加深加多，乃是千百年来滥伐滥垦和农林牧分布失调造成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是有森林和草原存在的，因此在黄土高原种树种草并不是难事，只要提高思想认识，因地制宜，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本书陈述的历史事实和研究结论无疑为当时国家实行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重大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推动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改善。

另一件事是1991年5月，史念海先生在完成《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7]一文后，即安排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提出具体建议，备函送请时任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审阅。白清才省长采纳了建议，并批交省林业厅研究办理。省林业厅会同西安市林业局等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后，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和白清才省长提交了《关于史念海教授建议解决西安用水问题的意见报告》，就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回复，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后来秦岭北坡森林植被的保护和恢复与史念海先生的建议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国家发展的需要和要求做出预判并提前开展研究，这是更好地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作用的前提。史念海先生强调：

怎样才能使这门学科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我觉得不能只等待国家的召唤，而是应该预先早走一步，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要求。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等到国家召唤，就难免措手莫及，贻误大事。临渴掘井，永远不会马上止渴的。^[8]

史念海先生强调发挥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先生主张学术研究可以毫无原则地为一些错误的政策和决策宣传或背书。相反，史念海先生始终强调学者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保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先生非常反感一些学者在研究选题和研究语言的表述上作媚时媚世之语，也极为反感一些学者为了得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资助，放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严肃性和严谨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和刚工作不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过他书房中悬挂的一副用篆体书写的对联。这副对联是顾廷龙先生题写的，上联是“为学不作媚时语”，下联是“独寻真智启后人”，出自我的同乡——清代著名学者戴震（东原）先生的一首诗，先生要我好好体会。

我清楚地记得在1999年冬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中国古都学会要在山东莒县召开换届大会，会前我去先生家汇报工作，顺便谈到这次换届会议的事。先生说他年龄已大，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不宜再担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一职，要我们支持朱士光先生做会长，我随口问了一句“那您做顾问吧？”史先生沉吟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不做顾问，会员也不做了！”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因为我知道中国古都学会是先生一手创立的，先生已经担任了多年的会长，为中国古都学的建立和中国古都学会的发展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现在正是中国古都学会最红火的时候，各地都在和中国古都学会秘书处联系，争办中国古都学会的年会，怎么现在连会员都不做了呢？先生说：“我和你说两件事，你就明白了。”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去河南安阳参加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返回时有一个古都城市的代表请他中途停留一下，去该城市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一下该城市有多少个朝代定都于此。他觉得这是个好事，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没想到到了当地以后，会议的主题变成了论证该城市是多少朝古都，目的是希望借用他的口来宣布该城市是几朝古都，以增强该城市对外宣传的权威性。这出乎他意料之外，让他很难受。另一件事是他去参加某地方城市举办的古都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当地政府邀请与会代表参观古都遗址，没想到甫一下车，就有当地很多媒体拥上，要他宣布这个遗址是“华夏第一都”！目的自然是想借用他这位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和著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增加当地有关宣传的份量。这让他甚感为难，他觉得这还是个正在研究的问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学术界对此尚无定论，怎么可以随便说呢？但当地政府热情邀请，出钱办会，似乎又不能拂了主人的盛意！先生说：“从此以后，我不是中国古都学会的会员，相关的会议我可以不去参加了，也就不会再有人让我说这些违心的话了！”

二

不遗余力地创建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平台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一个团体的共同努力，需要志同道合者共同的切磋和砥砺，仅靠一个人，即使其学问做得再高深、再伟大，也是难以持久、难以支撑的。史念海先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平台的创建不遗余力。

史念海先生对学科发展平台的创建包括积极主办和承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克服各种困难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多方努力成立实体研究机构和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等。

1.积极主办和承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史念海先生组织和承办的学术会议很多，主要有1976年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一次审稿会、1979年的全国第一次历史地理专业学术讨论会——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学术会议、1980年的全国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1981年的历史河流水文地理学术讨论会、1983年的中国古都学会成立大会、1987年的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在这诸多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中，有两次会议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

一是1976年12月，《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准备召开第一次审稿会。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北京和上海的学术气氛还没有完全恢复，为避免干扰，史念海先生提议到西安举行。这次会议在西安小寨饭店举行，谭其骧、侯仁之、陈桥驿等历史地理学家悉数到会。会议期间，学校虽然也还是派了工宣队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但史念海先生以主编之一的身份泰然处之，引导会议集中于书稿的评审，保证了全书的质量。《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于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专著。

二是1979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是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历史地理会议，虽然侯仁之、谭其骧二位先生没有参加，但会议取得的成果巨大，影响深远。从6月5日至12日，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参加会议的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编辑出版部门等47个单位。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得以完善，相关的学术活动开始正常开展。同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两大学术刊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历史地理》也受此次会议的推动先后创刊出版。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9]中说明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创刊与这次会议的关系：

由于历史地理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分散在各地的研究者基本上是各自进行研究的。可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使各方面都感觉到有互通声气的必要。一九七九年夏初，由中国地理学会的主持，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了近百篇论文，举凡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各个方面，都在论述之列。……这是有史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的一次空前的盛会。会上回顾既往，展望未来，都感到草创固然非易，继续发展尤待群策群力；也只有继续发展才能符合各方面的殷切期望，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设想和规划出来的。

这次会议除了完成了以上任务外，还对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进行了规划：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国地理学会在西安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已经确定：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编写《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编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和《中国历史地理》等书，来填补这一空白。这次学术会议是建国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的第一次盛会，确定了许多重要的科研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10]

2.编辑出版学术刊物

史念海先生早年曾担任过《禹贡》学会的编辑、河北通志馆编纂、西北文化学社主编、国立编译馆编审，对学术刊物之于学术交流和学科发展的作用具有深刻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开始动用各种资源，克服各种困难编辑出版相关学术刊物。史念海先生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唐史论丛》《文史集林》《中国古都研究》等。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于1981年，前三辑以书代刊，分别由史念海、陈桥驿主编。1987年改为期刊，由教育部主管、陕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后改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即今天的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辑出版，先后由史念海、朱士光、侯甬坚、周宏伟任主编。目前已出版142辑。本刊自1981年创刊以来，坚持以质量为第一，以学术为生命的办刊原则，已成为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平台，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中国香港、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发行。自2002年起，本刊连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在2019年以前，是国内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学术刊物。

《唐史论丛》创刊于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和中国唐史学会合作主办。前7辑由史念海主编，现任主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现已出版32辑，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文史集林》创办于1983年，第1辑出版于1985年，后因为经费问题，一共只出版了4辑。

《中国古都研究》创办于1983年，由中国古都学会主办，第1辑出版于1985年。2013年以前，基本上每年出版1辑，自2013年起，改为半年刊，每年春、秋各出版1辑。现已出版40辑。

这些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对于便利学术交流，对于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在全国学术地位的奠定，功德无量。但在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科研经费还很紧张的情况下，办刊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面临着停刊的危险，是史念海先生动用自己各方面的资源，到处“求神拜佛”才坚持下来的。自1988年第2辑开始，编辑出版署名陕西师范大学暨西北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自1992年第1辑开始，编辑出版署名陕西师范大学暨西北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其背景自然是为了争取更多单位的经费支持。1995年第3、4辑扉页注明“本刊承蒙日本关西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藤善真澄先生捐款资助”，1996年第1、2辑扉页注明“本刊承蒙陕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大学教授藤善真澄和筑波大学副教授妹尾达彦先生捐款资助”，说明当时经费短缺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史念海先生创办这些刊物，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相关的科研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同时也是督促训练青年学者尽快地成长。史先生在《文史集林》第1辑《前言》^[11]中说：“为什么要编辑《文史集林》？当然是为了多开辟一个供文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发表成果的新园地，从而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先生曾多次和我们说：“我主编三种刊物：《文史集林》《唐史论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你写的文章只要能行，就可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并明确告诉我们：“你们要多写文章，我搞《论丛》，就是为你们这代人开辟自己的园地。”

3.努力成立实体性研究机构

为了促进陕西师范大学唐史和历史地理研究，在史念海先生的努力下，陕西师范大学创办了唐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

1981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陕西师范大学成立唐史研究所，先生兼任所长。建立唐史研究机构一直是先生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集中一批学者从事专门的唐史研究，而先期成立的全国唐史研究会也有了切实的挂靠单位。唐史研究所成立后，集聚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合并到历史文化学院，因为有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的存在和《唐史论丛》的编辑出版，陕师大唐史研究的地位继续得以保存。

1987年3月22日，陕西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发文，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命史念海先生为所长，上官鸿南为副所长。因为当时先生又是唐史研究所所长，所以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唐史研究所合署办公，人员编制都在一起，只是在研究方向上有所分工。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后，一方面加强与西安各高校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联系，与西北大学和西安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共同建设历史地理研究所，一方面加快科研队伍的建设，先后留下了辛德勇、费省、韩茂莉、吴宏岐、李令福、王社教等博士毕业生，科研队伍迅速壮大，成为当时国内专职科研人员较多的实体性历史地理研究机构之一。历史地理研究所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迅速增强，先后完成了《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历史农牧业图组”的编绘任务。1999年，教育部启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陕西师范大学以历史地理研究所为核心，成立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次年顺利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4.组织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

史念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推动创办了唐史研究会（今中国唐史学会）和中国古都学会两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推动筹办唐史研究会。先生常说，他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坐落在西安，西安就是过去的长安，曾经是十几个王朝建都之地。这些王朝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唐朝长安至少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对于唐代的历史做系统的研究，已经列为陕西师范大学的重要工作项目，他作为这个学校以及历史系的负责人，应当分出一定的精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我们的东邻日本的学者，对唐史的研究非常广泛，如果国人不努力，就会被人家超越。因此成立专门的唐代历史研究会，在先生看来就成了一个迫切的任务。1980年春天，恰逢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途经西安去成都参加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热衷于唐史研究的西北大学校长郭琦立即邀集史先生和唐先生商议成立唐史研究会。这个建议在成都的会议上也得到热烈响应。唐先生本是唐史研究专家，后来在该年秋天于陕西师范大学正式成立的唐史研究会上被推举为会长，郭琦校长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史先生与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吴枫教授被推举为副会长。学会会址设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专家黄永年教授任秘书长。这是“文革”以后史学界成立的第一个断代史学会。唐史研究会后来更名为中国唐史学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港台学者参加，还有不少国际友人，如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学者经常参加，成为国内外唐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团体。

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于1983年9月。第一任会长为史念海先生，谭其骧、侯仁之两位先生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学会秘书处设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古都学会成立后，致力于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和都城文化的保护，社会影响广泛，每年在古都城市轮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目前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个人会员200余人。

这些学术平台的建立，首先是推动了历史地理和唐史研究的发展，其次，保证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人才队伍的稳定，为承担重大科研任务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借此加强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者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奠定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在全国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成为全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古代史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因此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三

持之不懈地探索历史地理学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1.不断开辟历史地理学新的研究领域

史念海先生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与顾颉刚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对自夏至民国时期我国疆域的变化和行政区划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属沿革地理。1944年9月，史念海先生独著的《中国的运河》由位于重庆的史学书局出版发行。本书对不同历史时期运河开凿的过程、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深入论述，属历史交通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1981年5月，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二集》出版，本集主要收录了史先生关于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泾渭清浊的变迁、周原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等论文，是经典的历史自然地理成果。1991年12月，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四集》出版，该集主要收录了史念海先生关于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系列论文，是国内第一部历史军事地理著作。1998年7月，史念海先生的《中国古都和文化》出版，该集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古都学的概念和内涵、中国古都的地理分布、中国古都形成和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代都城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中国古都和文化等，属中国古都学或历史城市地理。

史念海先生不断开辟历史地理学新的研究领域还体现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12]一书的成书过程上。《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共7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历史自然地理”，第三章“历史民族地理”，第四章“历史人口地理”，第五章“历史政治地理”，第六章“历史经济地理”，第七章“历史军事地理”。先生于《序》中称：“最初着手撰写这本书是在1953年，是为我所任职的大学的历史系讲授课程而写作的。”“1953年，我开始撰写这本《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时，只讲了三个部分，即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只能说是当时的理解。”后来随着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认识的提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增加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和历史军事地理。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虽是作为教材撰写，但都是先生自己研究的成果，而非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更像是学术专著。据先生说，“在这本书中没有写上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文化地理。这显然是一宗很大的不足之处，只好以后另行设法补充。”^[13]虽然最终因其他研究任务耽搁，直至先生2001年3月去世，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但先生在此前后发表的许多论文已经涉及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方面了。

正如辛德勇教授在《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一文中所说：“回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际研究状况，如果说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面貌已经基本形成了的话，那么，史念海先生的上述研究无疑在这当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和核心的地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同时，还需要指出，尽管如上所述，侯仁之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转折性作用；此外，像谭其骧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前辈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各有不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宏大而又具备整体的体系，因而先生对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超于其他学者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其重要性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14]

2.总结形成了历史地理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重大的贡献之一是他所探索、总结形成的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是史念海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交给的《陕西历史军事地理》编写任务期间逐渐形成的。^[15]为了编写一部高质量的、对现实的军事需要具有真正战略参考价值的《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史念海先生对照历史文献记载，不辞劳苦，亲履其境，实地考察，将历史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情况相互比照磨勘，分析和说明相关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如何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真正结合起来，在具体研究中能够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却并非易事。史念海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如关于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下切的研究，史念海先生通过明清之际靖远县引黄河水入城渠道的湮塞、北魏初年青铜峡北旧渠口的下移、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河水的高差、府谷县城宋代的水门与明清时期东门外控远门的位置、壶口位置的推移、潼关古城的迁徙、旧陕县城与陕县故城北的河岸等事例，计算出了黄河在中游各个河段的下切进度。^[16]又如关于黄土高原原的变迁，史念海先生通过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结合实地考察，特别是对照大比例尺地形图，对周原、董志原等的切割过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论明周原原是一片平野宽广、环境优越的农耕区，由于2000多年来河流的下切与侧蚀，增加了河流的深度与宽度以及沟壑的密度，周原不断破碎，被切割成若干小原。^[17]诸如此论，不一而足。

概括而言，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实地考察中，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的具体位置、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和现今大比例尺地形图进行综合分析。而在此之前，“必须充分准备，不仅尽量掌握有关各种资料，还须提出所欲解决的问题，待到现场，再仔细琢磨，互相对勘，始能明了究竟”。^[18]史念海先生强调，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说起来简单，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必须慎之又慎。他在提到历史文献的一些记载存在谬误时说：“虽然有这样一些情况，但总不能因噎废食，就轻易将所有的文献记载都诿弃而不加以运用。根据多年来在黄土高原上奔波考察，我认为只有以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才能获得确实的论证。正是由于实地考察，确实论证以永乐村为宋夏永乐城之战的永乐城为诬罔，也由以文献记载和实际地形相参证，核实了永乐城乃在现在米脂县的马湖峪。不见于文献记载，就未敢以意为之。黄土高原，特别是陕北陇东和鄂尔多斯高原，雨水不多，土地干燥，古城遗址不时显现荒烟蔓草之中，以未见诸文献记载，又不曾经过考古发掘，虽亲莅其地，仔细琢磨，终不敢妄为定名，自欺欺人。”“这些具体的情况和积累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探索并进而研究黄土高原，应该采用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仅仅依据文献记载，前人诬罔之处就难得一一匡正。只求实际考察，而不以之与文献记载相参证，就难尽得其实况，如果进而任意攀比，曲为解说，其为诬罔，更有甚焉。这样一点经验，不仅用之于探索考察黄土高原，也将用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研究课题。”^[19]

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使得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得到具体落实，后人能够得以很容易的学习、掌握和遵循，对于推动历史地理学的深入研究，促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此极为夸赞，他说：史念海先生“近三四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又能广泛利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作了10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考察。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使《河山集》的风貌跟着显著改变。初集（定稿于1963年秋）所收论文，基本上还和包括我在内的一般老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一样，都是利用历史文献写成的。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20]

我们完全可以说，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既有对学科发展方向的引导，又身体力行，不断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的研究领域，构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探索总结新的研究方法，从而产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特别是他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科平台的建设，奠定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在全国的学科地位和学术地位。然而，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陕西师范大学，而是惠及整个学林。作为新一代历史地理学者，我们也应该肩负起历史地理学科建设发展的责任，在提高个人研究水平的同时，为历史地理学科的整体发展多所致力。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2]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

[3] 史念海：《我研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文史知识》1991年第11期，第3-9页。

[4]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第1-13页。

[5] 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王京阳：《史念海先生事略》，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编：《民进名人录（第一辑）》，（北京）开明出版社，2018年，第206页。

[7] 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55-67页。

[8] 史念海：《我研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

[9]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1辑，第4-5页。

[10] 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学三十年》，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辑，第227页。

[11] 史念海：《〈文史集林〉前言》，史念海主编：《文史集林》第1辑，《人文杂志丛刊》1985年第4辑，第1-3页。

[12]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2年。

[13] 史念海：《序》，《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14] 辛德勇：《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15]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第197-234页。

[16]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59— 188页。

[17] 史念海：《周原的变迁》，《河山集·二集》，第214- 231页。

[18] 史念海：《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上）》，第209页。

[19] 史念海：《前言》，《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第5-6页、第7页。

[20] 谭其骧：《序》，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编排：任俊巍    

初审：李   鹏    

审核：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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