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添辉 | 新自由主义治理性视角下的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

  摘  要 

美国操作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对国际社会放送国际竞争力话语，以凸显教育问题作为一种危及社会前景的社会风险，并运用效能之名吹捧商业解决方案的功用。此种情境开启政策网络，使得商业、慈善、社会机构等构成混杂性科层统治方式，政府得以远离责任，但又通过设定标准与目标进行远程操控。同时，资本家得以介入教育决策，将教育服务商业化。其创新性的集体智慧被吹嘘成确保社会繁荣的万灵丹，这种社会贡献等同于实践社会的道德责任，慈善更进一步美化这些商业团体的利益行径。由此而言，效能是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的催化剂，市场逻辑是构成社会新思维的媒介，这促使许多政府运用效能、国际竞争力、创新性集体智慧与社会前景等话语，来塑造社会大众的自我知识，从而获得大众对这些话语的主动认可甚至支持。这种社会治疗学是统治艺术的实践，因为它引导他们如何思考与如何行动，这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明显特征。

作者简介：姜添辉，郑州大学全球化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一、前言　　

福柯指出，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是现代社会运作统治方式的主要形态，这种理性的反身性(reflexive)不再仰赖强制性的司法制度，而是塑造社会成员的理性思维。这种统治技术根源于自由市场，因为市场自由使消费者实践自我意志，并且确保自身权益，此种情境便提升社会成员的自动化理性行为，如此，他们变成自我规范者，故而政府无须管太多，只需大力倡导市场自由，便能确保社会有效运作。[1]由于此种自发性行为根源于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因而统治艺术的窍门是建构社会成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其中道理在于心灵(soul)是接收外在讯息的源头，内化的讯息构成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2]1-9所以现代社会的统治技术是以统治心灵的途径进行运作，以此引导社会成员如何思考与如何行动。[3]这是告诉他们自我的自我(self of self)的统治艺术，通过传递适切的自我知识，以产生自行约束的作用，这种行径的规则(rule of conduct)足以产生有秩序的社会活动，进而确保社会安全。[4]117-132基于上述政治功能，统治方式从扩张政府权威转向提倡自由与选择，这是藉由管理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机能产生上述治理性的机能，因为自由市场提供民主实践的功能，同时，竞争得以激活个人的企图心。[4]205-227这种政治功能使新自由主义跃升为国际思维，由于这种思维着重竞争与效能，市场逻辑便重新定义国家角色，新的任务不再是社会正义，而是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话语将教育功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任务之中，因为学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人力水平便影响到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如此，国际竞争力话语便能驱动许多政府进行教育改革。[5]　　

尽管上述关联性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性(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如何运用国际竞争力话语，以制造教育改革议题，但仍遗留一些重大的相关问题，诸如国际竞争力话语如何产生?以及与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的关联性为何?此种运动为何产生教育产业化的现象？其商业意图又如何获得正当性?本文从既有研究发现中归纳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关联于效能的，当市场逻辑成为效能的保证时，商业手法便被认定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万灵丹”，如此资本势力便找到介入教育服务的渠道，但这容易引发公私不分的社会争议。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成为解除这种政治危机的有效途径，即国际竞争力话语凸显教育问题，基于效能原则，便须以市场逻辑进行教育改革，此时商业团体的创新智慧被视为解决教育问题的良方，并能贡献于社会发展。这种治理性不仅运用系列性策略，诸如凸显问题、制造社会新需求、贩卖解决方案等，也创造效能、集体智慧、社会贡献等话语，在社会成员的心灵中灌输特定思维，特别是商业创新行动才能确保社会前景，国际竞争力与效能等概念成为他们的自我知识，这种自我意识使他们认可甚至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运动。延续上述主体性与自发性理性行为的关联性，本文将上述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概念化为社会治疗学，因为社会治疗学不在于处理问题，而是以效能观向社会成员诉说真理，以达到塑造他们主体性的目的，这种社会治疗学对准心灵，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指挥，更是高明的统治艺术。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竞争机能可提升效能与确保服务质量，故而政府不应干预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学者则强调大政府(great government)论点，基于社会正义与社会凝聚力的原则，政府应善尽职责，运用高赋税手段保护劳工等弱势团体。[5-6]

新自由主义却能将上述两种对立思维重新融合，其做法是将政府权威从公共服务转向自由市场。哈耶克(F.A. Hayek)批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只见到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要求政府退出自由市场，但是阻碍自由竞争机能的因素并非仅是专卖或垄断，更牵涉到政策、立法与制度，因而善用政府权威才能扫除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如此一来，强大的政府才能创建与维持自由竞争机能。[7]此时，政府权威不再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转向创建与维持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其具体步骤是以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手段，将国有企业民营化，至少废除其专卖制度，将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市场。再来是推动公共管理主义(public managerialism)或新管理主义(new managerialism)，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模式运用到公共部门，因为解除管制后仅缩小公共部门规模，剩余的政府单位仍须提升效能，由于私人企业已证明自身效能，所以其经营法则成为诊治公共部门效率不彰的“万灵丹”，这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不同于以往机械化管理的泰勒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信赖与动机原则。具体而言，是以权力下放(或称为放权，devolution)的手段授权各政府单位，让它们拥有自我决定权，授权不仅赋予对象自主权，也要求这些单位自我负责，因此它们须以具体成果证明自身能力，评估制度成为监控这种授权成效的重要手段。接着以评估结果作为资源分布与奖励的依据，这种绩效考核与社会报酬的结合构成表现力(performativity)，卓越不但证明自身的优秀能力，并可赢得尊严、卓越、骄傲等社会掌声，相反则成为社会负担，进而产生羞愧感。[8-10]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凯恩斯主义的现实困境有关，起初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路线深受选民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逐渐积累可观债务，此时许多这类国家存在经济迟滞的困境，这使社会大众将此种困境归因于大政府路线，1971年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了西方经济体，并且加重了上述质疑。此种背景提供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1974年与1976年哈耶克及弗里德曼(M. Friedman)两位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军人物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使新自由主义取得学术的正统性，并且凸显出当时的全球思维已开始远离大政府路线，向新自由主义倾斜。在此过程中，智利的新政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催化作用。1973年智利政权更迭，美国扶植的奥古斯图·乌加尔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推翻左派政府，重用芝加哥学者，引进自由市场竞争机能，诸如国有企业民营化，并获得丰硕成果，此种情境证明新自由主义具有施政的可行性。[11-12]尽管如此，1981年之前美国也仅是关注国际贸易的议题，例如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其目的在于消除国家保护主义，此会议不仅促成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银行(WB)的成立，并同意以美元作为换算黄金价格的基础，以促进国际贸易活动。[13]1957年到1958年，肯尼迪政府运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要求欧盟降低关税，这使美国企业在60年代大举投资欧洲，并产生跨国企业。[14]　　

无论如何，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政治思维才产生明显变化，因为里根(R. Reagan)在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任期为1981—1989年)，并采取新自由主义路线，英国首相撒切尔(M. Thatcher，任期为1979—1991年)从1981年起也跟着唱和。[15-16]除此之外，美国财政政策产生国际金融的融合，里根政府为维持其西方军事霸权地位，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这导致赤字预算政策，平均每年短缺约2千亿美元，但却以发行美国国债的方式向海外筹措资金，之后许多国家进行仿效，因而产生国际金融的融合。[17-18]赤字预算及发行国债的做法，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以及2009年欧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成为世界新潮流并非仅是美国与英国国内政策的转向，更是因为美国积极向国际社会输出自由贸易的观点，这种输出不仅仰赖于国际场合的谈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金融机构扮演更吃重的角色，因为美国是这些国际机构的最大金主，所以能指挥其运作，然而当时这些机构的路线仍奉行大政府思维，为改变这种局面，里根政府大幅改组这些国际机构的高阶主管，使大部分新主管来自华尔街，自此凯恩斯路线转向新自由主义。[19-21]这种改组的目的是要向国际社会放送自由贸易的优点，以使国际社会认可其可行性，进而扩大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规模。[22]这是因为任何体系的扩大与运作需要一套价值体系做支撑，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所需的哲学观，因此美国政府致力营销市场逻辑的概念。[23]　　

除上述因素之外，褔柯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根源于市场自由的政治功能，因为市场自由允许消费者实践自由意志，同时交易行为乃基于双方互利的理性模式，所以市场自由引导消费者运行其理性思维，这种理性化使他们成为自发性的自我管理者，这种理性自发性无需政府的干涉，更不需要父权式司法条文的监督，此种关联性显示出，市场自由具备政治功能。[1]68-69但是对哈耶克而言，自由并非自然之物，亦非政府政策的结果，而是文化演化的产物，它筛选举止的规则(rule of conduct)，以使人们适应于其所处情境。当自由推进文化演化作用时，自由市场的价值观与规则将统治方式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向自由形态，市场自由激发新形态的公民身份。这是因为计划经济需协调庞大的交易量，这潜伏许多冲突与困境，再者，这些交易属于个人主义的范围，个人主义不但能够实践自身的价值与偏好，并且不侵犯他人权益，所以个人主义的实践是确保自由市场竞争机能的基础，此时竞争不但可确保效能，并可激发个人的上进心，使社会成员成为自我管理者，因而市场自由的文化规则足以构成有秩序的社会活动。[4]183-187此种政治经济制度等同于确保社会安全，因此统治方式需强化市场自由的影响力，所以许多政府大力倡导个体与集体的自由选择，这是以自由话语塑造社会成员的理性化意识，以产生自动化的理性行为。如此，自由变成治理的新手段，这种转变是一种统治艺术，其窍门是大幅提倡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自我决定权，以将市场经济的自由逻辑与司法制度整合在一起，将经济面的能动性转化成政治上的治理机能。[4]295-296由此而言，市场自由的统治功能使许多政府大力倡导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这足以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

通过上述诸多途径，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并大幅扩大全球化体系规模。这种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国际性的涟漪效应，因为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24]111-125英国新工党(new labour party)的出现也反映出这种国际趋势，新工党概念源自1983年接任工党党魁的金诺克(Neil Kinnock)，但其右倾路线在1987年及1992年两次大选仅分别取得30.7%(229席)及36.3%(271席)的席次，新党魁史密斯(John Smith)仍试图削弱党内的工会势力，但却在1994年5月过世，布莱尔(Tony Blair)接任新党魁后，不仅深受其导师金诺克的影响，更体会到全球化的影响力，因而采纳吉登斯（A. Giddens）对效能的建议，[25]其策略是以新工党区隔旧工党，亦即向社会大众诉说新工党高度重视经济发展。[26]此种路线在1995年的工党年会获得巨大成果，具体而言，修改工党第四条党纲 (Clause Four of the Labour Party Constitution)，原条文是基于凯恩斯主义，以维持社会公平正义，新条文则转向以伙伴关系追求经济发展。更大的成果是新工党在1997年5月1日的大选赢得空前的胜利，共计获得44.4%的席次(419席)，保守党则大幅萎缩为165席。[27][28]97[29]　　

上述分析显示，伴随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这种变化使美国得以取得霸权地位，以获取巨额资本利益。这种特征充分反映于伊朗政变的情节，民选的莫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政府以石油是国家重要资产的观点，扬言要限缩英国石油公司(现在为BP)的石油开采特权，这引发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弹，美国抓住此一契机，安排中央情报局(CIA)干员进驻伊朗大使馆，以扶植反对势力，并在1953年推翻莫沙迪克政府，之后出现波斯(Persian)王朝，其傀儡国王沙哈(Mohammad-Rezā Shāh)给美国资本家开取油矿的特权契约，由于沙哈残酷暴行引发高度民怨，所以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yatollāh Rūhollāh Khomeinī)回国推翻沙哈政权。由此可见，美国并非捍卫民主，而是以帝国主义路线确保自身的资本利益，这产生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的现象，亦即通过扩大国际贸易规模的路径，取得全球化体系的霸权地位。[12]19-31,70-81,87-98特别是，全球化体系大幅推升国际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许多跨国性议题与纷争需通过这类机构进行协调、仲裁与解决，这种政治全球化的情境强化美国的主导性，因为美国实质支配这类国际机构的运作，[30]这种情境构成的非对称交易关系(asymmetrical exchange relation)使得美国得以运作其霸权地位。[31]

三、国际竞争力与全球性教改运动　　

当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后，许多国家实行自由市场逻辑的教育政策，这种取向重新定义国家角色，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或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竞争力。[5]美国进一步操作一些国际机构向国际社会放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积极地建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话语，以鼓舞国际社会扩张高校规模，其说法是，国际竞争力是确保自身在全球化体系优势地位的关键条件，此种竞争力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而高校是培育人才的主要机构，因而构成全球化、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本、教育之间的线性链接。[32]这种假定认定高等教育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进而贡献于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发展，如此便不需担心市场无法容纳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问题。[33]伴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强力放送，上述人力资本论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并促使许多国家与地区大幅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因而高等教育政策从精英形态转向大众模式。[24]111-125[32][34][35]之后，国际竞争力话语要求教育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要达成此目标，便须发挥前述的公共管理主义，以重建教育体系的文化与任务，由于公共部门经费来自政府税收，并且服务社会大众，因此提升效能等同于捍卫公众利益，这是社会大众的期望，因而此种市民社会的权益赋予商业手法新的道德形象。基于大众权益，政府便有责任引进商业手段，来提升教育的效能。此时公、私领域的界线不复存在，以往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公共事业，不应沦为资本家的“后花园”，政府应善尽职责防堵商业利益介入公共部门，但是现今却拥抱商业手法，资本家以效能之名披上新的道德外衣，积极介入教育部门，这种教育产业化提供资本利益增生的新平台。　　

这种教育商业化的产生与前述国际机构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这些国际机构强调当前学生表现无法契合知识经济的需求，教育跟不上世界潮流是社会危机，因为它无法培育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这种国际竞争力下滑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冲击。尽管如此，确定危机等同于找到问题所在，所以须有解决方案，上述公共管理主义成为指引的明灯，具体而言，这些问题须用商业手段才能获得解决，因为此种路径可产生竞争机能，进而提升效能。[36]由此而言，商业手段被视同可以创造竞争并确保效能的有效途径，此种企业主义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竞争与效能概念，因而重新定义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不再是公民权利，而是个人的范畴，亦即社会成员会依据个人未来发展的需求，自行判断教育投资的必要性。[5][32][37]同时，这种市场逻辑将教育从公共服务转向商品模式，故而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开创出学习经济学(economics of learning)，因为家长对子女的投资需求经济资本、远见、策略与行动。更直白地说，经济能力是取得商品的基本条件，因此教育商品化将学习与经济资本相连结，为子女建构有利的学习环境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也需求对应的教育行动，此类行动是教育价值观、方法与策略的产物。此种关联性显示，在教育商品化的情境下，学校变成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界面，此种情境强化不公平教育结果，因为中产阶级父母得以藉此将学术资本转移给子女，进而确保他们的优秀学术表现，所以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强化文化再生产的现象。[38]再者，依照学校表现进行资源分配的政策，也增强上述学习经济学的作用力，如英国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容易招收到优秀学生，自然也能取得更多官方资源，因而提升其名校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创造出新的教育情境，使得中产阶级父母合法地维持他们的社会优势条件，加深不公平的教育结果。[39]换句话说，依据自由市场逻辑的假定，竞争可以提升效能，所以应该将此种法则引进教育体系，使各学校相互竞争，学校选择权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然而这类教育政策却以单一标准看待不同社会阶级的家长。在现实情境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家长清楚知道社会变迁的不可预测性，因而对子女的未来存在高度焦虑感，[40]这种焦虑往往能转化成理性行动，这种理性资本(rational capital)使他们善用较为丰沛的经济资本及适切的教育观，以积极的教育行动，为子女建构更有利的学习情境。[41]诸如提供子女丰富的教育资源，[42-43]积极搜集讯息，为子女寻找适切的学校，[44-46]并且联合其他中产阶级家长，以影响教师的教学形态，[47]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主导学校发展方针，以利于其子女的学习表现[48]。　　

无论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市场逻辑的教育政策已成为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教育不再属于公共服务，而是可贩卖的商品。在这种教育产业化或教育商品化的历程中，一些国际机构扮演着关键的催化角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力鼓吹运用商业模式进行教育改革，诸如教育标准化、聚焦核心对象、寻找低风险的教学路径、运用公司管理模式以及测验本位责任。这种放送逐渐形成新的世界风潮，使许多国家发展出新的政治网络与社群，这是新自由主义化的现象，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持续演化成适应于不同社会情境的具体做法，所以其影响力穿透许多国家与地区，在此种演化与适应的过程中，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与聚合(convergence)提供快速便捷方式。[49]1-22全球在地化的论点是采取能动性的观点，否定结构取向的主从原则，重新解读政府与全球化的关联性，亦即个别政府能运用调适策略，将全球化的要求重组于自身情境的需求，如此全球化的普遍主义融合于地方的独特性。[50-51]这种调适使我们以全球思维进行思考，但是采取在地行动，如此便能缩减全球特性与在地特色的落差。[52-53]此种现象显示，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进行自我调整以契合各地区的独特需求，尽管此种新自由主义化产生不同形态的做法，但却共同聚焦于自由市场逻辑的相关概念，特别是教育问题须仰赖商业手段才能获得解决，因为这类手段是引领竞争并确保效能的明灯。这种聚合策略与上述全球在地化的结合，使新自由主义治理性将全球趋势与地方情境融合成一体。[49]1-22治理性是以反身性的策略寻找更有效的统治方式，建构社会成员的理性思维，将他们转化成自我治理者，进而产生自动化的行为模式，这是现代社会的统治艺术。[1]68-69基于此种原则，将商业模式建构为效能的象征，如此便能使社会成员接纳商业手段在教育问题的运用。这种关联性使许多政府如同过动儿，快速地将自由市场逻辑导入到教育体系。尽管如此，构成这种政策流动需要不同单位在跨国与国家内部进行合作，商业利益是构成此种合作的基础，这也衍生出伙伴关系与策略联盟等合作形态。为掩盖其商业利益企图，这些单位向社会大众诉说，他们是追求美好社会的守门员，并且有能力终结教育的无能，以便贩卖解决方案，进而确保其商业利益。此时，许多国家不再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化身为自由市场的制造者、管理者、合同家与管制者，可见到的情景是，他们吹捧企业主义的管理逻辑以及商业方案的效能主义，并以赞扬私人企业解决方案可确保效能的手法，将商业力量导入许多教育改革方案之中，这种新自由主义化产生全球化教育政策运动，并将教育推向教育商业(edu-business)形态。[49]1-22          

这种全球化教育政策运动的运作须仰赖于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因为藉此不但可连结商业、慈善、半官方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于政策社群中，并且提供他们交流平台，以交换资源、分享观点与利益、发展合作性解决方案，以及吹捧社会新逻辑。在起初阶段，许多利益团体仅是非正式的接触，但是政策制定、说明会及各类教育展等活动提供他们相互认识的平台，最后建立起固定的联络网络，藉此分享资源、交换讯息，甚至发展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以成为教育政策决策的参与者，藉此可贩卖所谓有效的教育问题解决方案，因而获取巨额商业利益。由此而言，政策网络不仅成为连结各路利益团体的渠道，并且使他们成为新自由主义化话语的制造者与推动者，他们运用实务知识来保证提升教育成效，凭借效率之名赢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并将商业手段转变为时代潮流。如此，他们以公众利益之名，建立新形态的社会道德权威。这种企业逻辑能模糊公、私领域的界线，因而这些利益团体能光明正大地参与教育决策。这种新的权力部署构成新形态的治理，使国家从专制的指挥者转向中立的指导者，通过财政控制与资源分配等策略，政府便能进行远程操控(steering at a distance)。[54]这种远程操控是运用上述网络的权力下放与责任承担之双重策略，由于这种网络是公共机构与私人组织的异种混合(heterogeneous mix)，这种形态重组并授权不同层面的机构，尽管政府将责任移转到这些单位，但它却能以设定标准或目标的方式，遥控与督导这些单位。这种教育产业化是全球道德运动的产物，这是上述国际机构运用放大问题、制造恐惧、必要改革等序列性策略，以创造出社会新需求，继而吹捧商业模式的效能性，向社会大众诉说这种路径能提升学生学习表现，这种保卫公共利益的话语神圣化教育改革的商业模式，是以营造自身道德形象的手法，来合理化上述混种的商业团体组合及其利益意图。由此而言，这种企业模式运用技术与道德的双重策略，模糊公、私部门的界线，使资本家得以介入教育服务，如此，教育变成全球经济资源，用道德、担当与技术等术语建构教师的企业家概念，用在乎自我(care of self)的策略激活他们的成就动机，以产生自我统治(self-governing)的功能，因为在乎自我是关注于用自身表现确保自尊，甚至赢得他人赞同，这种自我督促的心理便产生自我要求或是自我管理的机能，这种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self)为教育商业提供坚实基础。[55]

四、教育产业的慈善化　　

在早期年代，疾病威胁社会安全，临床医学在此情境产生，它运用观察技术，以将各种病征做对应的描述与定义，这种精准性获得可观成效，特别有效地控制疾病威胁得以确保社会安全，因而疾病不再是负面的象征，而是医学知识的来源，此时临床医学不但发展出系统化知识，并且获得社会信赖。[56]由此而言，社会风险产生社会新需求，此时需要能有效确保社会安全的方法，[4]205-227这种方法须能以效能话语赢得社会信赖，以便执行此类方法。新自由主义治理性在此种情境诞生，它运用雷同于临床医学的发展策略，扩张其影响力，首先是以一些国际机构倡导国际竞争力的话语，指出教育危机(社会风险)，此时便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社会新需求)，公共管理主义的企业场逻辑被视为这种新需求的明灯，制造出商业本位解决方案的效能假象，以效能确保社会未来发展的手法(社会信赖)，资本家得以介入教育政策，并将教育产业化(方案执行)。　　

由此而言，社会风险→社会新需求→社会信赖→方案执行，这个方程式是新自由主义化治理性的运作策略，以将教育产业化。这种现象出现于许多社会，因而形成教育商业的全球运动(the global movement of edu-business)，这种全球运动大幅扩大教育产业规模，国际竞争力与效能等概念推升企业逻辑的影响力，并为政策网络开创出发展平台，这使得资本家能够以效能之名，光明正大地参与教育政策的决策，贩卖其解决方案，进而获取巨额商业利益。由于教育问题解决方案是连结于商业利益，这难以褪除自私性的资本主义外貌，因而更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取得赢得社会的道德信赖，重建其正面形象，前述的效能说词仅能为资本取得借口以介入教育服务，但却无法遮盖其商业本质。此时，慈善(philanthropy)在此路径产生极大的包装作用，它运用社会贡献产生道德责任形象。更具体而言，教育商业以慈善形态进行运作，资本家用拯救社会危机，捍卫市民社会共同利益的手法，来美化其商业行径。[39]以往慈善举动是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但公共管理主义的企业逻辑为资本势力打开合法性的大门，使资本家得以介入教育服务，这种介入是基于商业利益，因而此时不再是单纯的慈善捐助，而是资本利益与慈善运作的复合体，这种资本慈善将捐献重新定义为具有回报的投资，亦即投资教育等同于捐款性的慈善举动，然而此时的捐款并非博爱行径，而是有回报的捐款，如此资本家不但能获取巨额商业利益，也能以慈善路径博得美名。其中的道理在于，政府回报社会发展的贡献者是天经地义的公平原则，也就是社会对有贡献的人应施予回报，就像卓越成就总能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这种回报性不仅是对这些社会贡献者的尊重与肯定，更是激励人心以及促进社会进步的制度化设计，这种酬赏原则不但正当化此种有回报性的捐献，并足以化解政府向资本家倾斜的社会责难。　　

慈善的作用不仅于此，它能化解公私领域之间的鸿沟，为资本家开创出正当化的运作平台，如果投资教育是有益于公众利益的慈善，这样就不需防堵资本家，因为这种防堵不利于社会发展，有害全民利益，所以需要鼓励甚至拥抱资本家，毕竟他们的商业智慧可解决教育问题，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增进社会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此种关联性显示，社会贡献是产生慈善形象的关键点，也是跨越公私领域界线的纽带，由于企业家观点被视为解决教育问题的有效路径，因而市场本位的思维支持慈善性治理，所以有助于创建公、私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唯才是问的法则在此迎来各方人马，伙伴关系欢迎具有贡献力的任何团体，此种新情境扬弃以往封闭性的教育政策决策模式，要避免这种故步自封或是闭门造车的问题，便须采取大开大阖的创新行动。此时，商业团体被视为具有创新性集体智慧的来源，创新性的正面效益在此被大幅赞颂，它是诊治公共部门绩效不彰的一道良方，因为创新性是效能的保障，它改变以往公共部门的封闭文化，并将之转向主动积极报效社会发展的行动者。商业团体的集体智慧是产生此种创新性的源头，由于它确保效能，捍卫市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而创新性赋予商业解决方案新的正面意义，也藉此将之从恐惧(fear)转化成社会希望(hope)，因为资本家的创新智慧不再是掠夺社会资源的怪兽，而是提升教育效能的贡献者。　　

于是创新性赋予商业取向的教育解决方案高度正面形象，这种转化使商业团体介入教育服务形同慈善作为，这种慈善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贡献于社会发展，此种新思维开创出正当性的巨大平台，使得各种利益团体得以介入教育政策。故而教育政策领域的新玩家取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得以加入与重组既有的政策网络。资本慈善不仅以创新进行包装，也穿上道德责任的外衣，因为社会贡献不仅善尽个人的社会责任，并且是道德的象征，因为解决教育问题能促进社会进步，这种公众利益是道德的实践。通过此种路径，社会责任与道德被分派到商业利益取向的组织与基金会，道德责任与企业主义的结合被视为能够舒缓教育不公平的创新性资本主义，这种结合构成新形态的慈善治理，进而大幅扩张全球社会资本主义(global social capitalism)的势力。这种慈善治理已成为盛行国际的新话语，所以产生全球性教育政策运动，但是冠上社会贡献与社会服务的外貌，所以可视为全球社会资本主义。由于慈善网络有效链接政府、企业、慈善基金会与私人机构等不同单位，慈善能以公共利益之名美化它们的商业行动，这种网络也提供相互合作的平台，通过知识分享发展出创新性政策，并为其政策辩护。教育企业(edupreneur)在此种情境诞生，以慈善关怀之名，将自己化身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是具有博爱精神并贡献于社会发展的企业家，而非压榨社会大众的资本家。[57]　　

由于道德责任能整合政治与经济领域，当慈善取得道德责任时，慈善与政府的合作便取得合法地位，因为这种合作能提升教育成效，继而增进公共利益。[58]道德责任将商业取向的合作转化成全民利益，因而借重商业团体的集体智慧成为政府的责任，这是确保公众利益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转化工程需要社会大众的认可，取得此种社会认可是一种统治艺术，需建构社会成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来达成此种目标。主体性的内涵是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它是运作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基础，自我意识使行动者产生自乎自我的机能，以珍惜自我行径来赢得社会认可。[2]1-9由此而言，关爱自己等同于引领出适切举止，如此便能获得社会掌声，关爱自身是回看自身，这是运用心灵的途径进行自我省思。当心灵是自我意识的源头时，灌输社会成员自我知识变成现代社会运作统治技术的窍门。[2]65-79[3]217-232这是因为心灵是察觉与接纳外在讯息的起点，因而心灵赋予自我意识的内涵，这种自我知识构成主体性，以使社会成员以自我产生行为。这种关联性说明，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运作手法是，告诉社会大众需善用商业团体的集体智慧，才能有效终结教育问题，如此可确保经济发展的荣景。基于此种原则，前述伙伴关系是增进集体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政府善尽职责的做法，这种话语是将商业解决方案转变为道德实践。这等同于以话语艺术或技术，对社会大众诉说真理(truth-telling)，藉此引导社会成员明白何谓合宜的行径，[59]其重点是阐述商业团体贡献于社会发展，这是道德实践的真理，这种真理强化前述的慈善形象。　　

这种道德话语聚焦于增进公共利益的形象，由此而言，效能是一种兴奋剂与催化剂，上述商业团体便善用效能话语，阐述其对社会的贡献度。如此，做好事情(get things done)的口号产生慈善的象征，此象征将其权力部署非政治化，这是因为企业家价值与思维变成实践教育革新的新主流，慈善得以美化这些利益追寻者，因此运用公共利益之名，商业慈善(business philanthropy)不仅合理化国家外包教育服务的行径，并且能正当化企业资本游戏的戏码。在此过程，政策社群协助商业慈善转化国家权威、能动性与社会行动的新部署。[54]税收的运用须基于公众利益，因为政府是全民的受托者，这种信赖托付赋予官员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以分派官方资源，所以政府须避免向资本家倾斜，才能赢得社会大众的信赖(trust)，也得以行使其正当性权力进行资源分配。[27][48]263-272[60]但是上述的教育资源外包服务等同于向资本家输送利益，因此需创建新价值观以化解潜在的社会责难，效能在此提供非政治化的作用，商业团体的教育解决方案宣示确保解决教育问题，同时这些团体以慈善形象进入教育政策决策圈，如此它们成为政府任务的执行者、责任分摊者、有效的问题解决者，此种效能论使教育服务外包成为创新举动，因为这能更有效地发挥公众资源。　　

巴西的国家学习标准动员(Mobilization for the National Learning Standard)反映了此种特性，因为此方案强调以有效方案解决教育问题，来改善教育公平，但是其执行者却包罗意见领袖、企业主及技术官僚，这种组合使专家知识渗透于政治权力结构中。更具体而言，知识与解决方法使慈善、政策官僚与国家成为合作体，并以道德及知识社群的形态运作。如此，其成员能分享观点、发展有力的主张，并且宣传商业取向的政策方案。此时，政府转变成混杂化层级性组织(heterarchical organization)或是后设统治者(metagovernor)，这种方式正当化商业、企业与慈善在教育问题解决方案的角色，通过强力放送卓越解决方案，这些利益团体以慈善家的外貌进行伪装。此种新自由主义化是央格鲁治理模式(Anglo-governance model)，其特点是企业主义以慈善之名介入教育服务，这种情境能连结不同面向的机构，并形成混杂性结构统治方式(heterarchical governance)。[58]

五、结论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从学术正统开始扩张为全球性政治思维，在此过程中，美国运用国际金融机构对国际社会传播人力资本论，亦即提升教育表现，才能培育出契合知识经济社会所需的人才，如此方能确保本身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国际竞争力话语将教育功能捆绑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同时彰显出教育失灵危及社会前景。企业主义被视为解除此种社会风险的有效处方，商业手段成为新的社会治疗学，通过契合社会情境独特需求的全球在地化，以及聚焦效能的聚合作用，新自由主义治理性催生出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此时，许多政府极积赞扬商业取向的教育解决方案，认定伙伴关系与策略联盟等作法方能确保效能。此种情境创造出政治网络，以将商业、慈善、法人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等整合为混杂性结构统治方式，使政府得以规避责任，但可以通过设定标准与目标等途径，进行远程操控。另一方面，政治网络使商业团体得以交流、合作与交换资源，发展出所谓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及具有说服力的市场话语，进而得以进入教育政策决策圈。这种介入不仅仰赖于上述效能观，更披上知识道德权威的外衣，亦即它们的专业知识足以解决教育问题，这种成果确保公众利益，因而是社会道德责任的实践。效能与道德责任的结合产生社会新思维，使许多政府主动迎接这些商业团体，以确保社会进步，这种取向消除公、私领域的界线，因而资本势力得以光明正大地介入教育服务，这导致教育产业化的现象。　　

上述关联性显示，社会医疗学的序列性策略是：社会风险→社会新需求→社会信赖→方案执行→获取利益。具体而言，以凸显教育问题的伎俩创造社会新需求，继而使用效能说词赢得社会信赖，最后贩卖教育问题解决方案，以获取商业利益。这种效能取向的社会治疗学构成全球化教育商业运动，但是其商业团体能运用技术及道德的双重策略，将自身转化成教育企业家，进一步以社会贡献及慈善手法掩盖其商业意图，商业手段的集体智慧能产生社会贡献，这种有益于公众利益的作为足以强化慈善的道德象征。然而，此时的商业慈善并非无私的捐献，而是有回报的投资，这种回报乃基于商业智慧的创新性与社会贡献的连结，此种连结将掠夺性资本主义转化为服务性社会资本主义，如此，这些商业团体可以光明正大地抢食全球教育资源。这种现象说明，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运作乃运用智慧、创新、贡献、慈善、道德、责任等话语，建构一套效能哲学，运用告诉真理的策略，在此过程中，政府如同国家企业积极创造新话语，以开启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运作空间，诸如以效能正当化教育商业，以慈善掩盖资本掠夺，以创新智能制造伙伴关系。这些话语的目的是塑造社会成员的自我知识，以使他们认可这种教育企业主义，并同意政府进行教育服务的外包工程。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治理性是社会治疗学的实践，其运作途径是以国际竞争力话语凸显教育问题，此种社会风险创造出社会新需求，如此便可力捧商业手法的效能主义，它足以解决教育问题确保社会发展前景，并将此种社会贡献以道德责任及慈善进行包装，以赢得社会信赖，继而将教育服务转变为商品。归结而言，这种社会治疗学是以效能观对社会大众诉说社会发展的真理途径，然而，真理诉说在于包装教育商业的利益本质，以及塑造教育企业家的外貌，因而效能的作用从公众利益转移到资本慈善，此时，社会贡献成为掩饰商业目的的障眼法。这些特征彰显出，新自由主义治理性以竞争之词，将教育产业化，进而为资本介入开创正当性的渠道，并且运用效能、慈善、社会贡献等话语，重新塑造社会大众的思维，这并非是以效能手段提升公众利益，而是以制造话语的途径引领社会新思维，因此社会治疗学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灌输新思维，以将他们转化成可统治的对象，这不仅是建构社会成员自我知识的技术，也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性的统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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