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鲍尔 埃米利亚诺·格里马尔迪 | 新自由主义教育与新自由主义课堂

摘  要

运用米歇尔·福柯研究中的概念，展示了新自由主义课堂中错综复杂的各种关联。以美国加州一所“知识就是力量”计划（KIPP）中的特许学校为案例，聚焦于教学软件和混合式学习管理系统（BLMS）在这所学校的运用，以此勾画出一个以学习化为名的权力布署系统。通过追踪构成这一权力系统的特定联系、结节、开合与锚定，展示了构成这一权力系统的各种因素间的聚合与交织，人（包括政策企业家、教师、校长、动画师、编码师、软件设计师和数据分析人员）与机器、软件、知识、机构、改革、伦理、设计、活动、金钱和（真实或构造的）情感的互动与共生，共同构建起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时刻。在这一权力布署的每一横截面，都可以看到造就教育政策和治理网络的新型参与者和新型参与关系。  

作者简介：

斯蒂芬·鲍尔，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教育研究学会院士，Kappa Delta Phi桂冠学者，《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创始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名誉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见解的政策分析，以及教育、教育政策与社会阶级的关联性研究;

埃米利亚诺·格里马尔迪，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教育社会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社会学，教育治理与治理性，以及评估、融合教育与社会正义研究。

译者：

金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峰博士后研究员；

刘红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思考新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思考“新自由主义化”。我们将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即一间学校一个课堂里的一名学生（莎拉），来展现“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1]。　　

本文主要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来帮助我们理解莎拉，确切来说是理解这张照片（见图1）所捕捉的时刻，一个充满欢乐、兴奋、吸引和满足的时刻，一个日常化的新自由主义时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情感，以及情感在政策工作中的重要性。”目前，有多种“情感治理形式”的例子日益成为教师政策工作的基础，也就是说，国家机构、营利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工作“总是涉及情感否定、过度、困境、修辞幻想，以及情感的庆祝和承诺”。）。事实上，这张照片很好地捕捉了新自由主义教育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课堂的一些本质而又充满矛盾的特征。我们所看到的是福柯所说的“关联时刻”，宰治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开合”或“锚定”，即权力形式和主体化过程的交合。这是自由的时刻，也是限制的时刻。福柯说：“关联时刻是人被他人驱使与他们的自我管理紧紧绑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统治”[3]154。这个时刻也是一条权力链或线的一部分。（正如福柯所言：“你可以看到权力关系、治理性、自我和他人的統治方式，以及自我关系到与自我构成了一条链，一条线……”[3]252。）莎拉被置于复杂的权力关系微观世界，然而她看似是一名自由创新的学习者。就是在这些时刻，“最微小、最本土的社会实践被连接到大型的权力组织中”[4]。这个时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它延伸了新自由化过程，并将之深化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和道德自我的构建，它是一个入口、一个连接点，建构起与更宏大的新自由主义布署（布署是一种渗透性、流动性、策略性和技术性的“要素和力量、实践和话语、权力和知识的安排”[5]，它使真理、功能和主体性的游戏得以“浮现”。） （一套相互联系的当代社会技术，规定了我们与他人及自我的联系）的联系。正如麦克纳伊（McNay）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被规定的自我关系中，个人能动性不是社会控制的障碍或限制，而是其核心技术之一”[6]。　　

在另一个相关意义上，这一时刻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交点。它是主体性与利益、权力统治与数字经济的交点——一个完美的新自由主义双重体。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全球结构，同时是一种存在状态。它是“在那里”和“在这里”，是摩尔和分子，是我们已经成为的和我们可能成为的一切——是我们欲望和快乐的源泉，我们因此而完善自己，它将市场关系纳入市场未曾到过的领域。它是一种离奇的理性，以经济术语来安置存在的所有面向。[7]这是许许多多的时刻之一，通过这些时刻，新自由主义的主体被创造，同时，各种各样的利润被实现（通过硬件销售/软件/许可证/更新/咨询/培训/按键）。用莱申（Leyshon）和希瑞福特（Thrift）的话来说：“过去20年间，金融圈经久不衰的情怀之一……就是不断寻找和扩展稳定的盈利资产”[8]。课堂已经成为这样的资产。因此，如罗斯（Rose）所说，生物政治学变成了生物经济学。[9]而且，这一时刻包含了全球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就新的课堂实践和关系而言，也就教学与政策的重构而言。产生莎拉“学习”环境的教育政策和教学决策，正在由新的参与者以新的形式在新的地方创造。

通过一系列“接替”和“转换”，在这一具体的“莎拉时刻”，新自由主义的“在那里”与“在这里”直接结合。一个正确答案的达成，通过算法程序和软件设计，构成了一种统治方式，一种教育的经济化与金融化。自由选择、决策、感受、可视化与计算，促使并显现于莎拉时刻的活动，发生在一个被管理的框架中。教学与学习软件，如电子驿站（iStation），指南针学习（Compass Learning）和梦幻盒子(Dreambox)，通过不同且有序的活动，建立起可管理的开合空间，用这种方式向学生教授新的路线、节奏和暂时规范，并规定了学习的条件。通过设置一个可导航、可折叠空间，以及被不同但有序的活动所填满的时间来设置学习条件，从而将新的路线、节奏和暂时性规范传授给个别学生，这就是比斯塔（Biesta）[10]所说的“学习化”。它是指一套具体的社会结构，用来规定和重构教育经验，使得个体成为学习发生的场所。[11]它还通过所使用的软件平台及其设计思想，带来“教育科学”的“灰色科学”“学习分析学”和“数据科学”，树立新的合法权威，以“产生关于儿童教育的知识体系，并把儿童定义为干预的对象与目标”[12]。　　

在莎拉学校的混合教室中，这所位于洛杉矶名为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me）“赋权学院”（以下简称“KEA”）的地方，学生（作为可变化的个人企业）被分类和区隔，同时被鼓励制定自己的计划和项目、目标和策略。这些学习者受制于罗斯（Rose）所提出的“希望政治经济学”。[13]在这里，学习由优化自我的需求所驱动，一个可知的、可变的、可改进的，尤为重要的是，可控的自我。同时，学习也被关于未来的“焦虑、害怕，甚至恐惧”所推动。因此，它“可能产生绝望，也可能产生坚毅，它常常诞生‘希望伦理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中，关于未来的无知、屈从和绝望是不被鼓励的”。[13]课堂和学校也被视为可优化的对象，被置于择校选择和全国测评的竞争环境中。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专家被引进，来管理这种优化，它们成为课堂的组成部分。这些诸如学习软件的技术，以一定价格改变了提高学生成绩的过程。罗斯和诺瓦斯指出，“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体”，一个学习产品的市场，一个改善教育的良方，同时“创造了资本流动和（消费者）价值”[13]。　　

本文接下来追溯从这一时刻起的其他时刻、“开合”与“锚定”，以此勾勒出新自由主义教育权力布署的轮廓，这是一种“学习化”布署，连接日常化经验与经济结构的关系链。　　

我们通过把莎拉的课堂和她的学校放在一个关系网络中，一个由各种组织和“行动者”组成的异质结构中，来识别这种布署，这些关系和“行动者”实现了并显现于莎拉的欢乐时刻。她位于这个布署的中心——一个由思想、产品、课堂硬件安排、机器、专业发展活动、改革计划、技术逻辑与思想、道德声称与断言、资本流动与投资、软件编码与设计所组成的“异质组合”，一个复杂的规训与管理的组织交互。我们通过莎拉的键盘操作，探寻到数十亿的私募股权收购，在统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间穿梭。

二、政策和利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并追踪上文提到的一些“接替”，尤为重要的是，追踪资金流向[14]。本研究借助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以下简称“MSDF”）资助的《当代混合学习计划总报告》作为追踪的起点。[15]这个基金会和资助本身就很重要，同时，我们通过网络检索，聚焦于KEA所购软件和服务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一些出资者、投资者和竞争对手（见图2）。

从2012年起，KEA开始探索混合学习模式，以解决加州对于州立学校预算削减的问题。　　

KEA领导层通过与科技公司“教育要素”（Education Elements）的密切合作，开发了一种混合学习模式，该模式可以综合考量学校的学生、员工、设施和技术需求。KEA领导层与“教育要素”公司首席执行官安东尼·金（Anthony Kim）一起，评估了20多家潜在的内容提供商。

基于这些评估，KEA和“教育要素”公司选择了“电子驿站”（iStation）支持语言课程教学，“指南针学习”(Compass Learning)支持数学教学，“学习网”（Learning.com）用于技术支持，“学习岛”(Study Island)和“教友”(Teachermate)用于家庭学习活动。考虑到市场和学校设计仍在不断发展，领导层的理念是，任何不适合的内容都可以在第二年更改。（MSDF报告）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教育要素”公司的介入（https://www.edelements.com，这是一家核心价值观为“相互投资以支持增长和发展，庆祝成功，永不停止学习”的公司），特别是公司创始人安东尼·金的参与。如温迪·拉纳（Wendy Larner）所论:“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追踪支持新自由主义思想全球扩张的知识、政策和行动者网络，及其随后在政府政策和项目中的体现”[16]。安东尼·金是数字教育领域内在化、异质化的新自由主义专家、推动者的一员，让“学习化”布署勃发生机。在这一领域，如其他领域一样，专业化的声称被用作一种话语手段，以在教育的“真理政治学”中建立“权威声音”。这使得原本不太可能参与决策的行动者能够参与决策，并以一定的价格提供建议。也就是说，“这些专家正在以多样化的独特方式进行某种形式的‘技术政治学’，[17]将知识和专家意见与政治权力联结起来”[18]。　　

在教育技术、学校设计和个人化学习方面，安东尼·金是全美公认的领导者。作为“教育要素”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他一直帮助数以百计的学校改变他们对教与学的看法。作为《个人化学习操作手册，为什么时代是现在》的作者，安东尼·金影响了许多教育工作者。他发表了关于新学校模式的多部著作，其中包括《混合课程的教训：实地经验和建议》。安东尼是个人化学习方面全美知名的演讲者，克里斯滕森研究所（Christensen Institute）、艾娜可（iNACOL）、教育浪潮（EdSurge）、素养工程(Competency Works)、教育周刊(EdWeek)等机构及许多其他研究报告都曾引用他的话语。安东尼·金还创立了“教务长系统”（Provost Systems），为学区提供在线学习方案。当“教务长系统”被爱迪生学习集团（EdisonLearning）收购后，他在那里担任在线教育执行副总裁。安东尼·金帮助学区变得更加灵活充满激情，他了解什么可以激励成人学习者，并根据未来需求设计学校。（来源：https://us.corwin.com/enus/nam/author/anthonykim）  

《个人化学习操作手册，为什么时代是现在》是一本改革手册、一个专家知识的详述、一个推广工具和一个营利产品。安东尼·金本人的异质性关系跨越课堂、学校、学区、州及国家，涵盖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他是一个企业家、专业的改革家。正如拉纳（Larner）和劳里（Laurie）所指出的，这种自成风格、自我营销的“专家越来越多地在私营、公共和第三部门间移动，活动于地方、国家和国际机构之间，并重新塑造这些领域”[18]。　　

因此，KEA和安东尼·金的关联就是一个转接/接口，是“持续努力链”中的另一个“关联时刻”，它联结起改革与市场中原本不连贯的过程，创造秩序。像安东尼·金这样的政策技术专家是“权力内化的行动者……他们有意识地利用或改变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家理念，为自己创造职业机会（并赚钱）”[18]。这些政策企业家带来了“来自‘正确’地方的模式，建立最佳实践的关联……他们将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政策场所联结成网络”[18]。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所说，“教育技术投资、‘教育租赁’和‘教育创业’趋势正结合在一起，创造教育金融与技术专业知识的新网络”[19]。这些政策行动者及其投资（投资作为一种“优化理性”）形成了“教育改革中的变革性方向”[20]。　　

KEA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投资了20万美元（占公司总预算的10%），用于开发混合学习管理系统（Blended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BLMS）。与此同时，它也提高了技术采购量，主要是计算机和软件采购，以每名学生（共231名）147美元为基础，从非混合学习向混合学习转变。此次转型同时得到从“教育要素”公司购买的咨询服务的支持。　　

在第三年，为了改善线上和线下学习环境中分析管理相关的BLMS功能，需要在技术上投入更多资金，并要与更大的咨询公司和技术供应商“隼鹰”(Junyo)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隼鹰”公司的目标是“为教育领域的企业及教育消费者提供数据分析技术，帮助他们了解学生和教师的融入情况”（http://junyo.com）。KEA校长迈克·科尔解释道：我们认为，教室里有50台笔记本电脑时，即使班级规模从20人增至28人，我们的教师可以继续进行小组教学，因班级规模扩大而增加的收入能够让我们实现这一点。这解释了这一转变发生的本质。教师可以把一个班级级活动分成两部分，一半孩子和一名美术老师进行一个小组活动，另一半孩子在电脑上完成素描课。孩子们沉浸其中，学习如何掌握自己的学习。　　

作为MSDF的研究案例，[15]KEA在数据改进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项目，用“电子阅读”（iReady）、“输入宝”（Typing Pal）和“成就3000”（Achieve 3000）的组合取代了“电子驿站”在语言课程上的教学支持，也替代了“指南针学习”在数学教学上的支持。事实上，成本削减和教学创新的共同作用，导致课堂、教师和学习者角色的重新设计，使得他们处于一系列新的非对称权力关系中，学校及其师生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设备，以及私立和营利性教育内容提供商的产品，如“教育才能”(Edgenuity)、“指南针学习”、“梦幻盒子学习”，以及以“教育要素”和“隼鹰”为代表的教育中介机构或咨询公司。这些举措背后的逻辑本质上是经济学的，既是对预算削减的回应，也是对成绩改善的投资。学校变成了一个企业或像企业一样。丰厚的利润可以被创造。例如：追踪教育技术改革项目，会发现混杂的成绩表现和昂贵的咨询花费。以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学区为例。根据“教育浪潮”从该学区获得的数据，2015年7月，该学区向营利性个人化学习咨询公司“教育要素”支付了40多万美元，用于购买建立联盟、制定策略和专业服务的建议。当年下半年，该学区又为“专业服务”支付了21.55万美元。在2015年到201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该学区向该公司支付了450多万美元，用于购买个人化学习方面的咨询服务。

当前，一些教育家和咨询顾问呼吁，这些教育技术咨询公司应该对其百万美元的咨询服务费负责，负责这些咨询建议是否可以转化为改进的、可计量的学习成果。（来源：https://www.edsurge.com/news/20180426milliondollaradvicethehighcostandlimitedreturnonpersonalizedlearningconsulting）　　

然而，在这些公司的网站上，软件推广和销售方面的财务信息被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突出的是关于改革、改进、合作和（社会）公平的宣称。　　

在“隼鹰”，他们“热爱数据和教育，学习上的进步，并保持简单”。在“梦幻盒子”，他们的使命是“成为每个教室、学校和学区强有力的学习伙伴”。他们对学校说，“我们的使命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学习方式”。在“教育要素”，他们“热衷于让学校成为学生喜欢学习的地方”。课堂中的营利机会、新的市场细分，通过改善“学习”，提高可测量的学习成果，与（据称）弱势学生的特殊教育需求无缝、无形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和营利是被隐含的。数据定义了“学习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学习被定义为“一切可以衡量的，可以产生附加价值的，因此总是以产出为导向”。[21]在所有的宣传、炒作和技术“鼓吹”中，人们很容易忽略金钱。[22]这些公司声称是教育者、改革者、变革学习经验的人、教育政策的实践者，以及坚定而有激情的合作者，这些声称覆盖了公司本身是商业体的事实。　　

在“梦幻盒子”，我们相信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无论他们从哪里开始，住在哪里，或者他们是谁。我们与地区行政长官、教师、校长和家长一起，致力于帮助孩子实现他们的潜能。每个孩子都应该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被挑战、被鼓励、被纳入。这是为何我们开发了革命性的智能适应学习技术，并将其与严谨的课程设计和引人入胜的模拟游戏的学习环境相结合，以改变学习范式。(来源：http://www.dreambox.com/company)　　

这些声称成为营利和公司价值的道德引擎。它们符合学校和国家的道德责任。这些声明的经济追求在商业媒体中更为明显。在这里，这些公司面对的是关心不同利益的不同对象。　　

对小学生而言，“梦幻盒子学习”是基于订阅的在线数学课程。该产品旨在通过提供更引人入胜、更灵活的课程来抓住市场份额，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学生的成绩。为了保持广泛的吸引力，“梦幻盒子学习”依据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设计。这个课程策略让它对于学校管理者、数学教师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具，这也是他们的目标受众。（来源：https://marketing555.wordpress.com/2013/01/28/dreamboxlearningpricinganalysis/）　

　学校和学区的教师、校长或家长通常需要向内容供应商询价，内容供应商会提供定制的价格。以“电子驿站”为例，其供应商G2是一家号称“占据全球最大的技术市场份额，提供能够发现、评估、管理所需求的技术以发挥最大潜能”的公司。该公司报告称：学校和地区可以以每位学生5美元的价格，购买ISIP评估许可证。学校和地区可以在线询问“电子驿站阅读课程”的报价。

“电子驿站”不提供此产品或服务的报价信息。这是软件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常见做法。可以联系“电子驿站”获取当前报价。根据购买的产品数量，“电子驿站”给出的价格会有所浮动，针对每名学生的价格从5.95美元到39美元不等；针对整个校园的价格从1 500美元到11 500美元不等，不同价位有不同的内容。（来源：https://www.g2.com/products/istation/pricing）

这是另一个营利机会。

三、“自由”的学习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索了构成“学习化”布署的一些链条和转接，以及它们如何将改革与利益、学习联系起来。但我们需要反思，在这所有的一切中，学习者处于什么位置？莎拉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莎拉很享受她的学习，但她有其他关键的显在。在数字化的混合教室中，莎拉做出的每一个反应都会被记录，每一次敲键都会被软件供应商存储，她的“学习反馈”也会被不断地提供给教师。教师和校长作为她学习的管理者出现在这里。在MSDF资助的《当代混合学习计划总报告》中，课堂和学习管理被认为是确保自由学习者在线上环境中保持生产力的关键：“强有力的课堂/实验室管理，对于确保学生在线上环境中的学习效率至关重要。教师和实验室管理员都强调建立适当的学术文化、规范和行为管理标准对于混合学习模式取得成功的重要性。这对于帮助学生完成从线上到线下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块之间转换尤其重要，尤其对于较年幼的孩子。”[15]　　

在所有这一切中，通过数据分析，莎拉被重新定义为一系列的成绩和表现，她只有在通过数字化“符号系统”变得可读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可视化展开场域的创造，比如通过模型、表格、图表、地图和照片，这些可视化领域可以被统治……此处关键是对“统治方式的视觉和空间维度”分析。[23]　　

莎拉既是“机器可读”，又是可更改。[24]她成了一个“薄”的主体、一个可计算的主体，在按照能力划分的等级中被削弱、个人化、心理学化、可被定义、去背景化、可操纵、可分类。教学（以“学习”软件的形式）及其衍生物测量、标记学生，比较学生，对他们进行优化和分类，根据一个标准的、最优的“学习”模式，将学生个性化。莎拉因她的成绩和表现而存在。　　

“教育评估在这里成为被评估者的自然历史产物，慢慢呈现/创造一个等级，每个主体都可以被观察、被分类，每个主体都由一组基本特征所定义，并根据各自的表现而区分彼此。”新自由主义理性激发主体性，使其积极参与国家的生物政治工程。通过新的视界，新自由主义不仅创造了赋予权力的主体，而且产生了表现差异的主体。统治方式的运作较少通过界线，而是偏重分割与差异的调整（Lemke，2001年第200页）。正如莱姆克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纲领”，既不寻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社会，也不寻求一个正常化的社会，而是一个以培养和优化差异为特征的社会。[23]教育测量成了“解释学……建构起其测量对象”[23]。换言之，“统计学的技术将实际经验转化成了统治的领域”[24]。　　

混合课堂是一个强大的规训空间，通过学生成绩数据的导出，学习目标的生成，需求的标准化，以及教师电脑界面上累积的、个性化成绩报告的实时输入，对空间进行监控和管理。自由学习者被转变成一个可分析的、因此可控的，但又积极选择的主体。当莎拉回应屏幕上的提示，敲击键盘上的按键，她被“无穷小的力量”[25]控制了学习步骤、态度和速度。莎拉所使用的软件“规训其身体，优化其能力，消耗其力量，增加其效用和顺从性，将其整合到高效的经济控制中”[24]。　　

个体学习者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技能、主动性、风险分析和个人消费选择，而不取决于他们在学校积累的社会关系、责任或期望”[24]。在总结KEA经验的主要教育意义时，MSDF总报告强调：　　建立富有成效的、自我导向的学习文化对学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他们能充分受益于在线学习……为学生制定每周进步的目标，以此关注学生并提高生产力，是本研究中大多数学校在整个学年都采取的一个举措。[15]　　

KEA的混合学习，以技术为媒介，将新自由主义美学的细节嵌入学校和教室的日常生活中。[26]

四、教师在哪里？　　

我们在莎拉的照片中看到了机器和键盘，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同样乐在其中的学生，但是没有看到教师。教师在哪里？或者，我们该问“教师是什么”。　　

在学校，莎拉一天中会有多次机会与一位教师或不同类型的教师接触。在混合学习的日常实践中，如前文所述，教师被重新塑造成“行为技术人员”或“行为工程师”，他们的“培训”重点是“程序技能”（见图3）。教师成为学习的管理者、“数据工人”，他们进行数据流的收集/生产、管理、分析、诠释和维护，这些数据流现已成为现代“学习”和“认知”组织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7]这些数据用于组织、排序和评估实践，并“触发”干预措施。此外，课堂及其活动在新的教师队伍构成中被重新构造，教师工资水平和雇佣条件、培训、认证和专业要求都有所不同，KEA称之为“差异化人员配置模式”（另一种形式的“混合”）。同样，通过这些不同教学人员的组合，学校可以节约成本。

图3重新设计KEA的教学分工（Palley解释了金融化对工人的影响，并将与之相关的政策描述为“新自由主义盒子”；有四个政策要素“包围了工人”。它们分别是放弃充分就业，全球化，小型政府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Shamir，2008年，第2124页））　

就像莎拉和她的同班同学一样，教师的表现，一个课堂学生的总体表现，也被监控，需和校长就“目标和进展”进行“讨论”。　　

我们最新的整合式方案使学区能够更好地管理教育者的成长和学生评估需求，以便他们能够轻松评估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果及教育者效能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来源：专业发展平台Truenorthlogic的创始人和首席产品官珍妮特·海伦（Jeanette Haren）, https://www.weldnorth.com/?p=879）　　

就像莎拉和她的同班同学一样，教师也成为“发展”和“技能提升”的主体和客体。像“教育要素”“凯尔特中心”公司及线上BL培训，为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的各式课程，详述了课堂教学的新知识和新认知方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分类标准塑造了新形态专家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教学被有效组织，学生根据发展计划（见图4）被定位、被回应。这类方案构成认知与呈现的途径，透过这些，学习者“被创造”、被正常化。

图4来源：https://www.competencyworks.org/analysis/interestedininnovativeschoolmodelswhattoconsidertomakesuretheyaresuccessful/

如一名教师解释道：“这幅图向我们展示了适应性软件中的个人化内容如何有助于建立最低层次的理解和记忆技能，小组教学如何指导学生分析和应用他们正在学习的技能，以及项目和小组学习（思考对话）如何使学生发展最高水平的评估和创造。”（来源:https://www.competencyworks.org/reflections/whatiamlearningfromanthonykim/）　

无论如何，在不同层次上，增强教师能力的同时也是在增强对教师的控制。　　

对教师的再造是通过一系列计划、程序和（软件和课堂组织）方法的推广——教师应“遵循”、使用（并“自己创造”）程序来实现的，通过将这些程序导入思维系统和交互技术，将教学与一个进行持久衡量、改进的统治体系联系起来。[26]像学生一样，教师也被讽刺性地重新塑造成一种类型的学习者，被要求不断运用最新的软件技术（作为消费者），进行教育内容创新。同时，教师也被不断激励或引导按照咨询顾问、研讨会、展销会和各种会议上提供的教学技术，来更新自己。教师被鼓励和吸引去参加专业发展活动、展销会和工作坊。这些活动，如诺克斯（Knox）等人所述，“是一个关于当代教育既定概念的传播和推广论坛”[24]。正如他们不断强调的，在描述这些场合时，它们是“热词和标语的汹涌而至，它们表达的实际上是相似的那一小撮正统观念”。归根结底，这些组织对输出真理和完善教育经验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产品开发和市场份额”，因此“生物政治学成了生物经济学”[24]。无论如何，新“学习”专家的断言、专家知识及来自非教育界的权威声音，取代了课堂教师的判断和经验，而更深刻的影响是，教师作为课堂决策的最基本单位，正在被基于大数据收集和分析、算法设计的适应性学习系统所取代。即：大数据和适应性学习系统正在重新定义教育政策、教学和学习，将教育决策从公立学校的课堂及教师转移到私立企业和权威。[24]　　

讽刺的是，教师被激励、聘用、重塑和弱化，所有都同时发生。纪律与规训重新联系起来。“在参与的过程中，大多数教师发现自己是政策知识的传递者（而不是建构者）。他们成了被动的政策主体。”[28]

五、校长在哪里？　　

当今的校长不待在学校，而是一直参加专业活动，以提高其领导能力，建立其关系网，并获得“改进解决方案”。

新校规（NSR）领导学院是为那些希望改进团队协作、决策和目标达成的教育领导者而设计的。我们知道，学校和地区团队有更好的方式来会面、运作和决策，我们对流程的改变可以带来更好的学术成果、更大的教师留任率和更繁荣的学校体系。　　

基于畅销书《新校规：成为成功而又灵活学校的6个重要事项》，相关机构为参与者提供了直接与本书作者安东尼·金及其专家团队学习的机会，学习如何进行变革管理、组织设计和提高领导力。该机构还为参与者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在这里参与者可以与全国各地同样在思考学校和地区未来设计的学校和地区领导人交流和学习，以提高自己的领导经验。提前购买优惠价为700美元，截至9月15日，则恢复原价：850美元。（来源：https://www.edsurge.com/news/20180426milliondollaradvicethehighcostandlimitedreturnonpersonalizedlearningconsulting）　　

这些“说服的场所”、承诺与“政策中介”日益蔓延，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直以明码标价的形式被鼓励、被传播。[29]他们是另一种 “改革产品”，营利的另一种机会。所有这些让大型跨国知识公司（如Kaplan、Wiley、Blackboard、Pearson等）和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越来越感兴趣。莎拉的校长关于购买软件包、咨询和专业发展服务所做出的决定，都是经济决策及其他企业性议题。

六、投资者的面孔　　

如前文指出，学区、学校和家长在子女学习和提高其成绩方面所进行的许多小规模“投资”，都包含着私募股权公司和信息技术公司对教育服务可营利机会的兴趣。KEA混合课堂的组织、学生与计算机、笔记本电脑上学习软件的互动，直接关联并构成这些公司投资决策的基础，影响着他们购买现有的教育技术供应商、投资创业公司或扩大现有小企业的规模。小学课堂的日常活动成了这些全球商业企业的目标，与之紧密相连。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新自由主义时刻，一个教育的金融化直接映入眼帘的时刻，一个莎拉在课堂的表现、她与计算机和学习软件的互动成为利润的时刻。我们将探索另一条权力线，一个关系链，它们随着时间而发展。莎拉课堂里有一个软件，她数字化学习世界的一部分，叫作“奥德赛”（Odyssey），由“指南针学习”公司开发。“指南针学习”公司声称：奥德赛，是基于最新的、已验证的教育研究成果，并由优秀的课程专家与才华横溢的动画师、软件脚本写手和工程师合作开发。（来源：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071113006312/en/CompassLearningHostFreeWebinarEffectiveStrategiesMath）　

　“指南针学习”公司成立于1964年（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前身为“处方学习”公司(Prescription Learning Corp)，提供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学习实验室。该公司后被乔斯顿公司（Jostens Inc）（一家学校纪念品与学生毕业手戒的销售商）收购，并于1986年迁至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1999年，里普伍德控股公司(Ripplewood Holdings)收购了乔斯顿教育软件公司(Jostens Education Software)，因此成为WRC媒体(WRC Media)的一部分。2000年，该公司正式更名为“指南针学习”。2006年，里普伍德控股公司以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指南针学习”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2010年，马林投资(Marlin Equity Partners)（管理67亿美元的资产）以3 200万英镑的价格从《读者文摘》手中收购了“指南针学习”（价格高于其他4个竞争者）。2017年，“指南针学习”被“教育才能”(Edgenuity)（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为私募股权投资者Weld North所拥有）以5 000万美元收购。维尔德诺斯(Weld North)由约乔纳森·格雷尔（Jonathan Grager，Kaplan的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创立，并由私募股权公司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当时管理着1 950亿美元资产）投资。维尔德诺斯称：“‘教育才能’公司庞大的K12在线课程、辅导材料和教学服务被美国排名前15学区中的9个学区所采纳。‘想象学习’（Imagine Learning）领先的、以动画为基础的语言和识字软件，改善了全美各学区小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

推特上的推文： “今年K12教育软件获得约35亿美元的投入，教育工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乐于用数字课程和方法来提高学生成绩”， 维尔德诺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格雷尔表示,“此次收购符合我们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在线教育的使命，‘教育才能’公司扩张的业务范围大大提高了维尔德诺斯作为数字课程领军力量之一的地位。”2016年8月1日下午2:22东部夏令时　　

同年，“指南针学习”从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ticut）收购了“伦祖利学习”(Renzulli Learning)（成立于2005年）。2018年，维尔德诺斯本身被银湖资本收购。银湖网站称：　　

银湖是全球领先的技术投资公司，管理着约390亿美元的综合资产管理，拥有一支由约100名投资和价值创造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分别位于硅谷、纽约、伦敦、香港和东京。银湖的投资每年创收超过1 40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30多万名员工。该公司目前的投资包括领先的科技公司和技术支持企业，如阿里巴巴集团、基因分析公司Ancestry、博通有限公司、电影制作技术公司Cast & Crew、携程、戴尔技术、娱乐经纪公司Endeavor、体育电商Fanatics、环球蓝联、域名注册公司GoDaddy、摩托罗拉解决方案公司、数字技术服务公司Red Ventures、科技公司Sabre、金融公司SoFi、网络管理软件公司SolarWinds和赛门铁克软件公司。              　　

在这里，教育服务与学习软件和分析一起，并连同其他各式各样的硬件和软件服务，在我们的社会和工作领域相互竞争。教育服务，作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业务的一部分，与其他资产并无分别。营销宣传中的伦理声称，如对效率改善、社会弱势与公平的关注，都沦为现金和红利。莎拉的课堂经验变成了商品。

七、结论　　

本文讨论了莎拉课堂，以及她兴奋的学习时刻中的各种“混合”。但考虑到必要性，我们从表面上处理这些问题，试图勾勒出学习化权力布署的广度，就不得不舍弃关于深度的讨论。通过追踪特定的联系，处理特定的关系，探索权力布署“异质性”[30]关系网络中特定的开合和锚定，我们试图展示在新自由主义时刻之中或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刻的各种事物间的凝聚与交合，即人（包括政策企业家、教师、校长、动画师、编码者、软件设计师及数据分析人员）与机器、软件、知识、组织、改革、道德、设计、活动、金钱和（或真实或构造的）情感的关系。这些人、思想和非人类因素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间歇的场合、分散的节点（工作坊、咨询会、展销会、会议、专业发展活动）相互交流，并通过软件使用、在线培训、资金流动、收购与兼并的方式进行远距离互动。在不同的交点和节点，金钱、专家知识或“学习”轮番成为焦点，但它们总是一个隐含在另一个之中。在每一个横截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参与政策、执行统治的一组新型参与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治理术的行动者（企业家、软件技术人员、咨询顾问）及其知识，对被规训的行动者（教师）及其知识的覆盖与更替。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所讨论的每个节点和时刻都可以并且应该被进一步分析。政策网络和权力布署中许许多多的其他节点和时刻也还尚未被检视。　　

我们认为，这些交点和时刻的一个矛盾后果是，学校被重构为塑造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场所，作为将市场经济形式扩展到社会领域的一个具体案例，市场在这些领域曾被认为是不合法的，[2]也就是说，市场进入了曾被认为“不应被利益计算”的社会领域。[31]这是学校的再道德化，“从资本主义市场理性的角度重新建构社会伦理问题”[9]，在这里，行善，变成了行善于商业。在学校，市场交换变得合理又必要，它通过活动的组织、教学的过程、学习的主体所构成的系统来实现对教育的统治、期望、生产和消费。[32]在这个系统里，教师的“成本”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教师的专业精神是需要克服的困难。如上所示，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不再仅仅是思想的战场，而成为了一个金融领域，越来越受到经济利益的浸入和驱动”[33]。在“学习化布署”中，企业家穿插于课堂和私募股权市场。莱姆可（Lemke）称之为“创业形式的普遍化”。[34]商业运作模式构建起一个统治的新空间，经济理性的网格，一个促进和奖励创业（精简）行为的道德和文化秩序。一种 “责任化的新形式”，一个在悬崖边跳舞的责任，一种被统治者被鼓励自由地、理性地管理他们自己的新责任。[2]也就是说，混合学习既是用于提高学生成绩的教学手段，也是一种输出新自由主义美学的政治技术，一个权力交互和主体性被创造的联结点之一。混合学习也是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学习软件市场上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焦点。莎拉被鼓励成为“她自己学习的创业者，为她学习的路径负责，并渴望消费所提供的学习内容”。[21]教育的商业化正随着创业企业、孵化器、种子基金和加速器，以及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而蓬勃发展。[14]这催生了许多教学核心活动、关系、责任、实践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工具化进程，使它们能够服从市场原则的监管。　　

这是新自由主义期待的梦幻场景——利润、治理和改革的凝聚，将公立学校推向市场化，从而打开新商业机会，取代国家管理，产生新型消费者和从业者。所有这些都显现在对教育技术公司产品推广的文案、活动和人员中，尽管它们针对不同的受众选用表现关于改革的热情还是关于利润的热情。道德与产出也混合在一起，以确保对投入、改进和产出的明确关注——道德性和可衡量性。“它希望建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和有道德的个体……其道德品质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理性评估某一行为的成本和收益……。”[33]　　

学校的商业化及其逻辑和随之而来的预算关注，导致成本问题的凸显，而在学校成本中首当其冲的是教师工资；降低工资成本可以采取减少教师数量的形式，可以通过引进教育技术教学，如混合学习；或通过降低对教师的认证资格、雇佣标准，或雇用不合格的教师，并进行“内部”培训或依赖“有效实践”。这些新的教师聘用方式往往涉及到向非编制教师队伍的转变，以及对创业创新型教师的偏爱。      　　

综上所述，还有一个要点需要补充。本文的分析展示出，权力布署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即使它们可能是不可阻挡的，他们所带来的课堂存在也不能简化为单一逻辑。有一些可能性被打开，另一些被关闭。如亨特（Hunter）所言：“学校是‘一个始终在变化的历史机构——从西方文化的道德和物质盲盒中汇集而成’。”[28]　　

但在撰写本文时，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学校的本质，即它的物质性、它的未来性，以及它在政策和实践中的表达，正逐渐以差异化和改进性的机制为核心，以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统治。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越来越远，他们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其主要的对话对象是数字科技。“政策公益”机构（如MSDF）和由信息技术产业、出版业、教育公司、基金会与智库组成的教育产业综合体，以及其他促成数字技术在学校推广的利益相关者，都在将这个“教育空间”重塑为市场空间。这种转变是多面向的，它意味着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的转向，即“教育应该如何呈现、如何被理解”的转向。[35]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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