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凤 |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视角中的县中困境及其应对
作 者 简 介
王新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高考改革研究。
· 摘 要 ·
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推动下，以效率优先的等级化学校管理制度推波助澜，优质生源、优质师资等教育资源逐步向中心城市聚集，县中发展面临困境，突出表现为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与质量的降低。这既对县域教育生态、社会治理格局带来影响，也是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显性与隐性排斥。在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远景目标下，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政治与经济价值。政府部门应秉承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正义理念，优化教育治理格局，提升县域高中教育质量，加强高等学校的内涵建设与区域布局，稳步扩大专项计划招生规模，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数量与质量的均等。
一、问题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保证高等学校生源质量，开始实施重点中学建设制度，部分省份为了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在多数县市设立了重点中学。20世纪90年代，县中以严格的教学管理与应试教育导向的训练体系异军突起，形成了对城市中学的冲击，称之为“县中模式”[1]229。县中通过集中住宿、高强度学习训练使学生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为广大乡镇学生进入精英大学提供了重要门径。[2]近年来，县中困境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政策议程。
2019年，关于县中衰落现象的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关注，11月14日《半月谈》发表《“县中衰落”现象折射的警讯！》[3]，17日《中国青年报》转发《半月谈》报道并进一步发表评论[4]，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聚焦县中师资流失问题[5]，22日熊丙奇撰文《“县中衰落”的背后是超级中学的野蛮生长》将“县中衰落”指向超级中学抢生源问题[6]。此时，“县中衰落”问题讨论与媒体评论都是基于《半月谈》的报道。
2020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提交两会议案《建议全面振兴“县中”教育》，基于调研数据指出县中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区域公共政策失衡等因素影响,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不断流失,县中教育质量下滑，进而优秀教师、学生进一步流失，形成了恶性循环，县域教育生态日益恶化，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县中塌陷现象”，将对我国公共教育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7]此时，“县中衰落”发展为“县中塌陷现象”，澎湃网[8]、搜狐[9]等媒体陆续报告，再次引发舆论关注，也逐步上升为国家政策议程。2020年底，教育部将振兴县域高中纳入2021年教育工作计划；2021年3月，《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县域高中建设”，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针对地方县中发展存在的“生源和教师流失比较严重、基础条件相对薄弱、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整体提升县中办学水平。
从文献研究来看，2020年之前有少量关注县中问题的研究，如林小英以P中为例分析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并提出破解之道[10]。随着县中问题上升为国家政策议题，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县中发展问题，如刘丽群、张文婷分析了“县中塌陷”问题如何发生，并提出振兴县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11]；雷望红分析县中发展的运行逻辑，认为“县中塌陷”主要是受快速城镇化和教育规范化的影响[12]；杜晓利等在《教育家》分享了县中发展的系列观点，包括优质生源流失原因及破解之策[13]、县中教师队伍队伍建设现状[14]与困境应对[15]、县中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发展定位[16]、县中振兴需要厘清地方政府的教育职责[17]等；周秀平提出优秀师生流失与重点大学升学率下滑是县中困境的主要特征[18]；吴秋翔以贵州某县为例探讨“县中塌陷”的成因以及国家专项计划何以改变这一困局[19]。已有研究认为升学率下滑是县中困境的主要特征，分析了制约县中困境的内外部因素，并从优化专项计划着手保障县中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为本研究提供重要启示。但已有研究以个案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缺乏大规模调查数据支撑，对县中困境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缺乏深入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二、县中升学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以大规模访谈数据为基础，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视角分析县中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即关注“县中升学困境”。2020年12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课题组深入进行县域高中发展现状调研，其中包括对我国东（G省）、中（Y省）、西部（D省）三省41个县域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与高中校长座谈，访谈人数102人。笔者运用MAXQDA质性分析软件对51份访谈资料进行文本分析[本着为受访者保密的原则，文中访谈者以“省份+单位+号码”的方式呈现，B代表教育局，M代表中学，G省第一位接受访谈的县教育局长为“GB1”，所在县为GB1县。]，进行县中升学困境的概念界定和影响因素分析。
从受访者视角来看，县中困境突出表现为县中升学困境，即县域高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数量与质量下降，部分地区近年来呈现持续下滑趋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包括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人们更多关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质量获得。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县域高中也保持了逐步增长的高校录取率，本科上线人数也在增加，但部分地区高考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都呈现下滑趋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县中升学数量下降，一本上线率或者本科上线率下滑。调研中D省B市8所县域高中本科上线比例直线下滑，如DM4、DM5、DM6三所中学一本上线率和本科上线率断崖式下滑，DM5、DM6中学近十年来没有学生考上本科。二是部分县中升学质量下降，重点高校录取难。G省参加座谈的8个县近10年来只有1个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被北京大学录取，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考上重点高校。这种现象引起受访者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影响社会政治格局的担忧：“县域高中清北录取人数不断下降，与城市高中在竞赛和保送学生方面差距越来越大，且这种趋势和城市学生升入清北比例均逐步扩大。寒门学子进入清北路越来越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差距越来越大，几十年后终将影响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版图。”(YM1,2020)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获得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受教育者个体家庭背景、教育资源分布、制度、文化等。从受访者视角来看，社会结构分化、教育资源流动、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政策执行等方面是影响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贫富差距拉大，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推动下，高中学校等级化招生制度推波助澜，优质生源、师资等教育资源向中心城市聚集，高中教育资源差异拉大，县中教育质量下降，在部分地区县中升学质量下降成为必然趋势。
（一）社会结构分化结果
“寒门难出贵子”的焦虑由来已久，从已有文献来看这个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之后引起多方关注，从访谈资料来看，“县中衰落”的发展趋势与这个时间段基本吻合。我国1998年开始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在逐步提升，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比1998年增长了41.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增加的同时，高等教育的阶层、城乡、区域差异也在拉大，“寒门难出贵子”开始受到学者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与此同时，伴随着优质生源与师资的外流，县域中学升学困境开始凸显。有访谈对象提出，“2005年以前，我们学校几乎年年有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优质生源外流后，在2019年1人通过北大的‘筑梦计划’才考取北大。” (GM2,2020)其他学校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教育规模增长与教育机会公平之间并不是线性相关的关系。拉夫特瑞等人提出的“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假设（简称MMI）和卢卡斯提出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假设（简称EMI）都强调教育规模扩展与教育机会均等的关系，认为教育规模扩展并不必然减少教育机会不均等，EMI假设认为数量均等实现之后，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延伸到质量中。高校扩招并不是问题根源，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的鲜明转变时期，我国开始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问题逐渐凸显并引起关注。[20]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相对定型，不同利益集团开始出现，优势阶层在社会转型中获得更多利益，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教育不平等趋势也随之加剧。
李春玲通过对全国人口的抽样调查验证了MMI 假设、EMI 假设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大学扩招并未使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下降，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的阶层和城乡不平等更加显著。[21]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和下降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持续存在，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不变，只有达到教育饱和，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阶级差异扩大的一种反映。[22]优势阶层子女通过择校、文化资本传递、移民等多种方式优先获得优质教育机会，高中教育的分层进一步延伸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这是县中升学困境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二）教育资源流动影响
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背景下，市场化、城镇化成为推动社会资源流动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两亿多农村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行业，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向城市流动。[23]人口流动是基于合理成本收益预期的理性行为[24]，县域高中优质生源和师资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可预期的收益，是家庭或者个体的理性选择。
第一，优质生源和师资外流是影响县域高中升学质量的重要因素。51份访谈文本中有32份认为本县（校）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较为突出的生源流失现象，突出表现为本县内中考成绩前列的考生能够留在本地就读的数量逐年减少。这在调研省份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如GB4县2020年普通高中共录取1 167人，全县中考前150名学生共82人；YB3县农村高中学生就读期间向县城高中或外县高中转学，每届学生到高中毕业时流失近200人；DB10县前100名录取到一中人数逐年减少，2016年录取22人，2020年仅1人。需要注意的是，Y省出台限制普通高中招生范围的政策后，有大批学生从初中开始向外流动，生源流动呈现低龄化倾向。同时，三省县域中学都存在优秀教师流失的现象。如GM5中学2014年以来共有145人离职或外调，DB4县“十三五”期间有115名高中教师外流，YM13中学仅2020年就有26位青年教师先后离开学校。多数优质教师都流向市区公办或者民办高中学校，像G省则流向珠三角都市圈。优秀生源和师资的流失造成县域高中教学质量下降的现实或者隐忧，继而会影响县中学生整体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优质生源的流动，客观上是城镇化进程加速了人口流动的便利性以及本地教育质量的下降，主观上是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长。距离带来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导致邻近性成为人们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25]，因为交通便利优质生源从周边县市区向中心城市聚集，“一小时动车就到了，部分家长想法设法送孩子到省城就读高中。”（DB2，2020）同时，优质生源从偏远县市区向城市圈集中，以东部省份G省最为典型，经济较好的家庭更愿意将小孩送到珠三角一些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校。同时，本地高中教学质量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从受访者视角来看，本地“教育竞争力不强”“教育教学质量推进缓慢”“学校常规管理、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等相对滞后”，继而带来高考成绩下滑，学生、家长与社会对学校的信任感下降，这是造成优质生源外流的主要原因。部分地区随着县域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优质生源流失也有所缓解，甚至还会出现回流的现象，进一步验证了这个观点。
第三，教师工资待遇、职业发展空间、子女受教育机会等显著的区域、城乡差异是教师流动的主要原因。市场因素在教师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师队伍跨行业和区域范围的流失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从教师工资收入、生活条件、子女教育条件等客观因素，还是教师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方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与城乡差异，教师为追求更好的发展选择条件更好的学校任教。随着民办高中教育的快速发展，一些民办高中高薪聘用教师，也带来优秀教师的流失，同时，教师的流动还存在外地教师返乡就业的情况。外地教师在本地难以有归属感，工资待遇上又没有绝对优势和吸引力，因此再次流动时会逐步返回家乡就业。“学校外地教师占比达到50%，户籍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市，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难免有在外漂泊之感，由于工资待遇没有优势，有高达26.9%的教师在工作几年后会选择返回自己的户籍地。”(GM5，2020)这是县中教师队伍建设中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
拉夫特瑞等人运用理性选择的观点对其研究发现进行解释，认为学生及其家庭总是根据其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来对教育机会获得做出理性选择，寻求子女教育机会的最大化。[26]这种选择与父母的教育程度、教育经历、工作环境以及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升学决策时因为弱势阶层对升学风险的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的评估低，其中一些人会过早退出升学机制，这就所谓的“隐性排斥”的观点。[27]因此，从个体视角来看，师生流动可以获得更优质资源的机会，但长远来看将对没有能力流动的受教育者个体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带来影响。
总之，优秀教师与学生的流动是在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力量牵引下，家庭或者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在教师结构性缺编、新教师招聘难的背景下，师资流失对高中教学秩序与教学质量影响较大，而优质生源的流失无异于釜底抽薪，继而动摇了县域高中教学质量和长远发展。
（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
县域高中办学条件、办学经费、师资队伍等都与市区重点高中学校有很大差距，县域内部县域高中与乡镇高中又有明显的城乡差距，教育资源配置的先天不足是县域高中发展的瓶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第一，县域高中办学条件不足，难以满足基本的教育教学需求、适应新高考、新课改的改革需要。首先，大班额、大校额的问题在各省不同程度的存在，成为县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2019年，Y省全省56人以上的大班占42.79%，66人以上的超大班占13.28%；G省已经开始实施新高考，但56人以上大班额依然占6.07%，同时存在区域、城乡整体办学水平差异，部分县中办学条件不足；DB4县7所普通高中学校目前均是3 000人以上大规模学校，难以适应新高考选课走班要求。其次，行政教室、功能教室、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薄弱，与社会对学校发展的强烈期待相矛盾，成为制约县域高中发展的瓶颈。再次，教育信息化条件不足。DM11中学年级50名教师电脑配备不足5台，多媒体教学设备、智能化硬件设施配备不足。教师信息化水平低，大数据在教育教学以及管理中的应用较低，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将会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最后，部分县域高中，很大比重的孩子为留守儿童，住校学生的管理压力过大，宿管、保安等后勤管理人员欠缺，硬件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第二，经费短缺成为县域高中发展的重要瓶颈。首先学费住宿费等事业费收费标准偏低，不能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如G省高中收费标准2003年开始每生2 100元每年，收费标准17年不变，择校生政策取消后县域高中办学经费入不敷出。其次，按照办学体制划分，高中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由省、市（区/州）、县三级配套，各省公用经费县级财政占比不同，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经费可以拨付到位，而县级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只以省级财政拨付的较少比例的经费维持日常运转。经费的缺乏对高中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带来制约，学校无力承担高中教师专业培训。最后，因为前期财政投入不足，部分地区高中学校前期建设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融资，后期无力偿还债务问题严重。
第三，县中师资队伍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首先，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普遍存在，教师性别、年龄、学科结构不均衡。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女教师比例偏高，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女教师出现生育高峰,新招聘教师也以女性居多，“招聘到的教师女性占90%以上。”(YB3,2020)根据新高考改革选课走班的要求，高中音、体、美等小学科教师缺编比较多，教师结构性缺编的状况存在校际、城乡、区域差异。其次，由于教师待遇偏低，欠发达地区县域高中教师招聘困难，即便是在编制充足的情况下，招聘计划也很难完成。最后，教师专业水平不高，在教师结构性缺编以及经费不足的条件下，很难有机会外出学习与培训，专业发展受限。
县域高中教育资源配置薄弱的问题，有历史、地理环境、地方财政不足等各种因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地方政府的绩效观影响。离土中国与土地财政是我们时代的一体两面：正是农民、农业以及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所有农村事业的离土趋势，为城市化及其土地征收、土地征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反过来，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的强劲动力又进一步加快了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离土倾向。[28]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导致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土地财政的经济诱惑与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驱赶着“文字上移”这辆“高速列车”继续前行[29]，向高中学校延伸。面临发展困境的乡村高中、县域高中慢慢被淘汰，可能会出现县城“空心化”问题。
（四）教育政策执行偏差
制度安排的偏差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30]我国层级化管理政策，尤其是在资源配置和生源选拔等方面对重点学校的优先考虑，客观上加大了城市重点中学与县域中学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中教育的发展经过效率优先、普及攻坚、薄弱学校改造不同阶段，高中教育发展政策的价值导向从效率与质量优先，逐步走向效率与公平、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各地秉承着“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形成了层级化的管理倾向，在经费投入、生源质量等方面都对重点学校优先考虑，形成了高中学校的差序发展格局。首先，地方公办学校实施按批次招生的计划，省属高中学校面向全省招生，市属中学在全市范围内招生，县域高中尤其是县域相对薄弱的学校最后批次招生，因此生源质量较差。这种分批次招生政策带来了县域高中优质生源的外流。其次，高中办学经费投入以地方财政为主，一般是由省、市（区/州）、县三级分担，但地方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会有限保证省市县三级重点中学，进一步加剧学校的等级化。最后，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处于招商引资或者弥补公办学位不足等目的下，大力引进民办学校，并在生源、师资等方面予以支持。部分地区民办学校存在违规招生行为，扩大招生人数，通过经济手段等争抢优质生源，造成县域高中大量优质生源外流，向市区高中集中趋势增强。
对等级化学校管理和招生制度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与争议。梁晨等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之后北京大学来源中学的数量只占全国高中的5%~8%左右[31]，认为保持并扩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2]200。应星、刘云杉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但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构成了制度性的排斥通道：“的确有少数拔尖的农村学生被选拔到县中或重点中学，但这些学生的幸运只是他们个人的幸运，即他们有幸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体制所吸纳，而这种个别人的幸运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支配格局，反而因为这些农村学生中的佼佼者被顺理成章地抽离出农村社会而使既有的权力支配格局变得更加牢固。”[32]
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的等级化管理制度下，优势家庭可以为子女择校或者自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进入重点高中，继而有机会进入重点高校，但其他群体可能会因此而失去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
三、县中升学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当前我国新的发展格局下，尤其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下，需要重新审视县中发展问题，既要通过切实提升县域高中教育质量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起点公平，也要从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和高考招生政策补偿的视角，保障县域高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公平。
第一，坚持系统观念，明确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在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下重新审视县中发展问题。改革开发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促进了四十余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满足了人民群众有学上的诉求，但同时也带来社会财富与教育机会分配的差异拉大。当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促进区域公平与教育质量提升成为重要导向。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推进以县域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进程。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从社会长治久安的视角看待县中发展问题，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改变过去以高考升学率为指标的评价标准，注重对县中育人功能的增值评价；将县中发展问题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并将其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内容与实践路径。
第二，完善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育综合治理，在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起点公平。县中升学困境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质量问题。因此，县中振兴的关键与核心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起点公平。首先，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逐步完善以师资配备、生均拨款、教学设施设备等资源要素为核心的标准体系和办学条件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达到基本办学标准和办学条件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限。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可以将县域高中学校管理与财政投入权限上升为市级财政管理，将老少边穷地区县域财政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确保高中学校发展的基本经费支持。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扩大免费师范生培养学校范围，除了部属师范高校外，支持本地师范本科高校面向县域高中定点培养免费师范生，补充高中师资队伍。同时加强县域高中教师全员培训，尤其是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的培训，高中教师教育观念转变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是高中育人方式转变的关键，也是县域高中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再次，在中考招生政策方面，进一步规范高中学校办学行为，尤其是限制高中学校跨区招生、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等招生行为，保证高中生源有序流动。最后，在区域教育协同方面，保证县域内龙头高中学校的发展，兼顾县域内高中学校的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民办高中学校对部分地区高中学位的补充作用，促进县域内公办学校内部、公办与民办高中学校形成良好的发展格局。
第三，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专项计划实施范围，在高校招生环节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公平。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作为统一高考的补偿性政策，计划实施后确实增加了寒门学子入学机会。访谈中也发现，县中学生能够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数是通过国家专项计划。旨在改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规则的高考政策，成为部分县中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重要途径。《“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高校招生有关专项计划继续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予以支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可以看出，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是我国当前高校招生环节保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与城乡公平的重要政策工具，但高校招生补偿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包括扩展重点高校招生范围，尤其是改变过去只集中在部分省属重点中学招生的现象；扩大国家与地方专项计划实施范围，实施以县域为主的专项计划实施核心，向县域高中投放一定比例或者数量的招生指标；完善专项计划实施的指标，尤其是从过去强调经济性指标为依据的实施范围转向制定以经济与教育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性指标体系[19]；考虑专项计划的精准实施，避免因为对县中的政策补偿而带来对城市普通中学的“反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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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新凤.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视角中的县中困境及其应对[J].教育学报，2022，18（5）：9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