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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蓉 高跃光 | 为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习同伴对个体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 蓉 高跃光 教育学报 2024-02-05


  作者简介   


张蓉,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


通讯作者:高跃光,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

· 摘 要 ·



基于同群效应的研究方法,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将同群效应分解为“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表示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对个体成绩的影响,“近墨者黑”表示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对个体成绩的影响。通过引入工具变量法的IV-Oprobit检验结果发现,无论是基于班级固定、学校固定,还是地区固定效应,同群效应的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现象都显著存在。在对作用机制检验中,诸如学习态度、认知得分与教育期望这三类作用机制下,较好的学习同伴数量对上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较差的学习同伴数量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检验了依赖条件,即通过减压与放松管制均有利于近朱者赤作用更好的发挥;而强化期望压力与增加有效作业花费时间,均有利于有效遏制近墨者黑的作用存在。


一、引言  


教育环境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学者们一般认为学校、班级同学的能力和特征对学生个体的成绩有影响,而学生所在群体的能力和特征可以看作同伴群体对个体产生影响的一种潜在投入,即同群效应。[1-2]我国很早就有关于同群效应的描述:战国时期,赵国荀况在《荀子·劝学》中写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晋朝傅玄在《傅鹑觚集·太子少傅箴》提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古文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作用,强调了环境对人发展的重要性。“孟母三迁”的故事体现了对子女教育环境的选择,暗含了教育环境中的同群者对学习成绩的重要影响。[3]NELS(National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关于父母部分的数据显示,十年级学生中有65%是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一起上学,94%的学生至少与三位最亲密的朋友中的一位一起上学;而关于学生部分的数据显示,83%的受访者表示会友是上学的主要原因。[4]目前的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拥有高素质的同学或同学的父母,其素质水平往往就越高,[5-7]其他同学成绩水平的提升对学生个体成绩具有积极的影响[8]。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作用可能还会延伸到毕业后的工资水平;[9]然而同群人的不当行为也可能对学生个体成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10-11]。拉维和施洛瑟研究发现,如果在课堂上干扰过多或者女生比例过高而导致男生分心等情况,也不利于学生成绩的提升。[12]


如果同群多样性的投入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和教学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认清这种影响很重要,特别是同群效应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机制和依赖条件很重要。然而遗憾的是,现有对同群效应的研究,主要以平均类指标对同群人行为进行表示,如以平均入学率表示,[13]以班级内部女生的比重、黑人学生的比重、换校生的比重等表示,[14-16]还有考虑同学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交流情况等[17]。平均类指标主要是按均匀计算,没有轻重或多少的分别,在应用过程中容易夸大部分相对较弱的那一类指标的作用,或是缩小部分相对较强的那一类指标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引入与个体互动紧密相关的具有优素质、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以更加精准地反映社会互动结果。并一步检验同群效应的依赖条件,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发生的依赖条件,进而探讨如何避免近墨者黑以及强化近朱者赤效应。


二、文献综述  


学生所在学校和班级都会构成学生在教育生活中的同伴群体圈子,这个群体的能力、特征和差异性将会对学生个体的学业成绩和其他行为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即教育中的同群效应,然而关于教育中是否存在同群效应却没能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得到一致答案。现有探索中,已经发现学校教育存在正向“同群效应”,即在教育中,班级内同学的成绩越高,对于某个学生提高成绩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5-6]丁和莱尔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给出了中国城市地区的基础教育中确实存在同群效应的强有力证据。[18]侧重于行为结果的分析中也发现了同群效应的存在,如同群间关联对于吸食大麻的影响,[19]还有对同群人行为的长期影响,包括对IQ分数、青少年生育、教育选择、成年劳动力市场状况和收入等;[20]同群人行为的短期影响,如中小学生的学习成绩[21-23]。但在大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如齐默尔曼研究发现这种同群效应在大学时期同样显著,[14]也有研究认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或不存在[24-26]。研究教育中的同群效应,一个关键是理清同群效应存在的机制。目前的研究也针对同群效应存在的原因给出了很多答案。一方面的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效应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学生个体一旦步入青春期,他们就会花费大量时间在同学身上,加上远离父母的监管,导致同龄群体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社会参考。[27]其次,同群人行为间的互动导致行为结果的外溢,如可以通过谈话、小组学习、互相帮助、间接地通过观察学习产生影响。[17][28]当然,不可避免的是自律较差的学生可能会扰乱班级的这种良性互动,产生行为传导的负作用,[13][29]更有甚者,部分学生受到同群人行为的影响而出现吸烟、加入帮派等恶劣行为而忽视学业[30]。最后,年龄相对较大学生的双向引导。因为入学年龄较晚的学生年龄相对较大,在班级的表现和成绩可能更好,而年龄相对较小的同学可以从前者学到更多,在其它方面亦是如此,因为后者可能会受到前者行为的影响,[20][31]也就是说,导致部分年龄较大的同群人行为成为了榜样,被视为传递思想、行为、价值观、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有力手段[32]。然而,年龄相对较大的学生也更有可能参与到冒险行为,年龄相对较小的学生也可能模仿他们,进而产生负的外部性。[20][33]  


对于同群效应的研究,还有一个重点内容就是固定效应的选择,因为不同的固定效应可能影响着学生个体的同群人选择结果。如菲利奥和哈努谢克等利用了学生个体固定和班级固定,[8][11]还有学校、教师、个体三者的固定效应,[34]更有研究根据学校类型的差异而选择用学校类型固定和学校固定,[17]部分研究仅应用了学校固定效应,[13][35-36]因为纳入学校固定效应有助于缓解因忽略相关性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偏差[37]。这些控制极大地限制了“相关效应”的偏倚范围。[38]  


以上文献观点与方法对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然而在固定效应选择方面,鉴于部分研究认为班级、学校对于同群效应具有的重要性,如隔离越多,则类似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外部性就越少,[39-40]又由于本文涉及同群效应的优素质行为的朋友与劣素质行为的朋友统计的来源地主要是班内或校内。因此,基准计量回归模型均采用班级固定来考察教育中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厘清其依赖条件,为下一步的教育环境决策提供参考。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初中阶段),即2013—2014学年调查的七年级与九年级学生问卷数据。CEPS数据调查主体包括学生、家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学校领导,调查范围包括全国28个县(区)的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的2万多个学生样本,旨在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本文主要选取七年级学生为代表233个班的10 037个样本,再经过对关键指标的部分缺失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最终选取9 895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借鉴齐默尔曼、萨瑟多特、布鲁内罗等研究以GPA(平均成绩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14][41-42],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选取该学生的学习成绩总体评价结果作为反映学生成绩的指标,即目前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何种状态,包括不好、中下、中等、中上、很好五个等级,分别令这五个等级为1、2、3、4、5。  


核心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该学生填写的几个最好朋友的相关信息,选取近朱者赤类的变量作为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如好朋友中有没有或一到两个这样的或很多这样的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的。具体地,如果“没有这样的”设为1,“一到两个这样的”为2,“很多这样的”为3,再将这几类问题的数字加总就得到反映近朱者赤的变量。类似地,选取近墨者黑类的变量作为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如好朋友中有没有或一到两个这样的或很多这样的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烟、喝酒,经常上网吧、游戏厅,谈恋爱,退学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设为1,“一到两个这样的”为2,“很多这样的”为3,再将这几类问题的数学加总就得到反映近墨者黑的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鉴于现有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即当前的成绩不仅受到家庭、学校和同龄效应的影响,还受到过去打下的基础的影响,[8]我们对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方面。一是包含个人特征的变量,如性别、健康情况、入学年龄,还有在小学六年级时的学习成绩排名,因为过去的成绩一直是个人能力的代表;[43-44]另外,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引发的少子化,导致对于兄弟姐妹同胞的缺失,孤独程度相对提高,也会影响到对于社会交往能力的缺失等,[45-46]故选取是否是独生子女变量进行考虑。二是包含家庭特征的变量,如家庭条件、是否是少数民族。三是包括学校内部特征的变量,如班级大小,即班级人数,还有教师的负责任程度和耐心度。   


(三)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述变量选取的结果,列示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计量模型   


1.基准模型的设定  


根据选取的相关变量,借鉴霍克斯比和帕塔基尼的研究,[9][47]设定反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计量模型,分别反映同群效应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并根据布莱克等的研究方法进行回归[20]。具体如下:



其中:Ri表示第i个学生的学习成绩水平;Ari表示反映影响第i个学生学习成绩水平的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特征,即近朱者赤,β1则反映近朱者赤的影响系数;类似地,Abi表示反映影响第i个学生学习成绩水平的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特征,即近墨者黑,β2则反映近朱者赤的影响系数;ΘCONi表示模型的控制变量,λ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νi表示班级固定效应,εi表示随机误差项。   


2.交互模型的设定  


进一步,引入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交互项,以检验同群效应作用的产生依赖于何种机制,主要包括父母教育期望的压力、父母的监管程度,以及父母与其朋友的父母熟识情况,用以探讨如何扩大近朱者赤的影响或减少近墨者黑的影响。具体如下:



其中:ΘXi分别表示父母教育期望的压力、父母的监管程度,以及父母与其朋友的父母熟识情况,βx表示该交互变量的影响系数,βy表示交互后的影响系数,有i=1,2,3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检验  


拥有较好的学习同伴可能会对个体的学习成绩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如果拥有较差的学习同伴则可能会对个体的学习成绩产生消极影响,表2显示了该实证检验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班级的固定效应。表2的第(1)列与第(4)列分别显示了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的检验结果,发现前者的回归系数为0.1576,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就意味着拥有较好的学习同伴能够对个体的学习成绩产生积极影响,证实了近朱者赤的存在性;同时,发现后者的回归系数为-0.0443,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也就意味着拥有较差的学习同伴能够对个体的学习成绩产生消极影响,即证实了近墨者黑的存在性。当然,不包含个体其它层面的控制变量,可能会高估近朱者赤或近墨者黑的影响程度。于是,我们分别在第(2)列与第(5)列加入控制变量,发现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稳定在0.1018-0.0283,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证实了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的存在性。这就说明如果身边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中具有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以及想上大学的较多,那么对提升自身学习成绩的概率较大;相反,如果身边朋友多为劣素质行为的朋友,那么对降低自身学习成绩的概率也较大。总的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存在主要归因于同群效应中的互动作用所产生的外部性,就是当较好的学习同伴较多时,个体能够受益于学习同伴的优点并吸收其较好的外部性;当较差的学习同伴较多时,个体会受制于学习同伴的缺点并吸收其较差的外部性。另外,从整体上来看,近朱者赤的回归系数在各方程中均大于近墨者黑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同群效应中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产生的近朱者赤的作用占据着主导地位,意味着拥有较好的学习同伴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拥有较差的学习同伴的消极效应。  


在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发现性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说明在初等教育阶段女生的成绩相对更好,与大学阶段的情况完全相反,[42]这也与大多数研究保持一致。个体健康状况与其学习成绩具有紧密关联,回归结果也显示身体健康程度高的个体其学习成绩也相对较好。在入学年龄方面,两类回归均未发现入学年龄对个体学习成绩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本文研究的是短期效应,并未涉及长期效应,而入学年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可能涉及长期效应。在小学六年级的排名方面,发现该回归系数基本显著为负,说明小学阶段学习禀赋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即排名越靠前,越对当前的学习成绩具有积极影响。在教师的因素方面,发现教师对学生的耐心程度是影响个体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个体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班级大小以及教师的负责任程度等回归结果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本文使用的七年级数据尚观测不到上述差异的影响作用。此外,在个体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确能够促进学习成绩的提升,一个明显原因就是经济条件越好,使得父母在教育资金投入与教育参与的优势越明显,独生子女可能更能获得良好的家庭教育支持,并且良好的营养与健康状态,都显著地促进了学习成绩的提升。   


(二)内生性检验  


回归中虽然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学校内在特征以及班级的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变量遗漏等问题而带来的估计有偏,因此,需要引入工具变量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这里以112所学校为单位,在样本中选择校内除自己以外其他同学的父亲、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然后再用自己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与前者作除,反映的是当自己父母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平均值时,可能会获得更多优素质行为的朋友资源。这样考虑的原因如下:第一,由于上一代人的教育情况会影响当代人的行为,比如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或树立一个好榜样使子女受益,也就是存在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使得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与子女素质水平紧密相关;第二,其他同学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显然不能直接影响受访者的学习成绩水平,而只能通过同学进行传导影响。



2显示了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原有的2SLS回归方法容易忽略被解释变量的有序离散特征,借鉴罗德曼关于混合回归的方法,[48]在表2的第(3)列和第(6)列引入了IV-Oprobit方法进行回归。发现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916-0.4786,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虽然回归系数均明显大于基准回归结果,但回归系数符号并未发生变化,故依然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研究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固定效应变换  


鉴于前文关于固定效应在分析同群效应中的作用,参照伯克和萨斯的研究,[16]即加入不同层级的固定效应,同群效应的结果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这里分别引入无固定、学校固定以及县(区)固定,分别检验在不同固定效应条件下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影响结果。表3结果显示出,回归系数的符号均未发生改变,与初步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保持一致。



2.变换计量估计方法  


由于Oprobit模型与Ologit模型的差别主要是关于残差的假设不同,即前者假设是正态分布,后者是Logistic分布,为保证回归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引入Ordered-logit模型进行再回归。表4的第(1-2)列与第(5-6)列的检验结果显示,分别引入班级固定与学校固效应后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虽然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略有差异,但系数符号并未发生改变。即变化换计量估计方法,并未改变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的效应的存在性。同样,该回归结果发现近朱者赤的效应仍然强于近墨者黑的效应,其它控制变量的检验也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  


3.基于城乡分组的检验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完整的法律依据,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随着城乡二元分割,城乡居民受益的教育公共服务也具有明显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农村地区的教育公共服务相对较差,即分属于不同户籍的个体其教育表现可能也存在差异。表4的第(3-4)列与第(7-8)列分别表示了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在城乡间的分布差异,检验发现二者的回归系数符号仍与初步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还可以看出,城镇地区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在近朱者赤还是近墨者黑中,都显示出更为敏感的结果,即城镇地区的学生成绩更容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城镇地区的学生成绩变化弹性更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地区的多样化程度更高,导致受影响的概率更高。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地区的回归系数均明显大于农村地区的回归系数,说明城镇地区的回归系数与显著度均强于农村地区。



(四)作用机制分析  


前文验证了同群效应的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的存在性,那么这种存在性具体是通过何种机制传导的?拥有较好的学习同伴即拥有优素质行为的同伴数量越多,个体越会受益于同伴的行为表现,甚至会形成一种羊群效应。也就是说,优素质行为的同伴往往投入较多资源用于学习方面,如果学习同伴大多都参加了补习,则个体也可能会参加补习,以致于左右父母的教育决策。于是,我们寻找了是否参加了寒暑假补习这一变量,如在寒暑假参加补习不但可以弥补正常上课时间学习的不足,而且能够集中时间强化学习效果与学习状态的保持。同样,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对于学习成绩的提升至关重要。如果优素质行为的同伴数量较多,其端正的学习态度也会外溢到相关个体,进而作用于受影响的个体。认知是人最基本的心理过程,优素质行为的同伴数量越多,其所表现出的优素质行为,会潜移默化影响着同群效应向积极方向发展,进而有利于相关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而认知能力的提升对于学习进步具有积极影响。此外,身边优素质行为的朋友与劣素质行为的朋友还可能会影响教育期望,如果优素质行为的同伴具有崇高理想,对未来发展具有较高期待,则这种期待也会在同伴中进行传播。显然,这种期望越高,努力程度相对越大,越有利于成绩提升。  


于是,我们以上述几个因素作为优素质行为同伴与劣素质行为同伴对个体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表5显示了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第(1)列与第(5)列分别显示了是否参加寒暑假补习班的作用,发现该因素仅在近朱者赤这一效应中显著为正,说明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越多,参加寒暑假补习班的几率越大,而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对这一影响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参加寒暑假补习班还部分取决于父母因素,或者说如果劣素质行为的同伴数量越多则参加补习班的可能性越小。第(2)列与第(6)列分别显示了学习态度这一因素的作用,发现该因素在近朱者赤中显著为正,近墨者黑中显著为负,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学习态度的培养,而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降低了学习态度培养的概率。第(3)列与第(7)列分别显示了对认知因素的作用,也发现该因素在近朱者赤中显著为正,近墨者黑中显著为负,证实了同群效应对于个体认知方面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最后,第(4)列与第(8)列分别显示了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同样证实了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有助于获得高教育期望的概率。



(五)进一步的依赖条件分析  


进一步,探讨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二者作用存在的依赖条件,目的在于寻求破解同群效应的依赖条件机制,即什么因素可以促进同群效应中近朱者赤的作用,什么因素可以遏制同群效应中近墨者黑的作用。能够影响同群效应的作用方向,还是来自于个体层面与家庭层面,如果父母给予个体的学习压力越大,则有可能会影响其学习同伴的选择问题,即选择那些学习努力程度高的优素质行为的同伴;同时,如果父母的监管相对较为严格,也会制约其交往劣素质行为的同伴,进而影响其学习成绩的提升。当然,这种同群效应还与学校、教师等存在着紧密关联。如果学校或教师层面布置的作业较多,则个体会花费较多的时间用以完成作业,也会制约其交往优素质行为或劣素质行为同伴的能力。  


于是,我们在表6分别引入了自身因素与父母因素的变量,如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压力、父母监管,还有每天的作业花费时间,结果显示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的效应均未发生改变。具体地:第(1)列与第(4)列的结果显示,期望压力与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如果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相对较多时,适当地减少期望压力对于提升学习成绩的概率是有益的,而对于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相对较多时,适当地增加期望压力,即进一步加大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可以倒逼学习成绩提升的概率。在第(2)列与第(5)中,父母强化监管力度与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好朋友数量多时,适当放松监管有可能促进近朱者赤效应的发挥;但与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直接的监管可能作用不明显,可能还需要通过其自身学习意识的提升才能实现。在第(3)列与第(6)列中,作业花费时间与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交互项为负且不显著,而与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前者可能受到近朱者赤的影响获得学习效率的提升,而后者如果要达到这种效果,需要加大作业花费时间,一方面可以减少受到劣素质行为的朋友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下苦功而努力赶上。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当一个人的行为受到一个或多个其他人互动的影响时,就产生了同群效应。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七年级)的学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无论是基于班级固定、学校固定,还是地区固定效应,同群效应的近朱者赤与近墨者黑现象都显著地存在;(2)寒暑假补习、学习态度、认知得分与教育期望产生重要的机制作用,优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对上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劣素质行为的朋友数量对上述不显著或显著为负;(3)进一步的依赖条件检验发现,通过减压与放松管制均有利于近朱者赤作用的更好发挥;在拥有劣素质行为的朋友较多时,通过强化期望压力与增加有效作业花费时间,均有利于有效遏制近墨者黑的作用存在。  


综合上述研究分析结果,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在学校之间、班级之间抑或是同学之间,组成“学习联盟”通过学习交流,相互学习,形成学习的激励效应,提高相互的学习成绩;第二,对于“近朱者赤”环境中的同学,家庭、学校应该适当减压,通过适当减压来达到更好学习成绩的目的;第三,对于“近墨者黑”环境中的同学,家庭、学校应该适当加压,通过适当加压,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达到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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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蓉,高跃光.为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习同伴对个体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研究[J].教育学报,2022,18(5):1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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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蓉 高跃光 | 为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习同伴对个体学习成绩的影响机制研究

张 蓉 高跃光 教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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