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见闻——以此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源网络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北上京城开启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第一次踏上这个让我儿时魂牵梦绕的地方，内心带着激动，更多的是忐忑。

北京火车站

绿皮火车，买的是硬座票，两天两夜到达北京站，我顾不得腰酸背痛，背上背着棉被，手里提着一个长长的编织袋，从一个天桥走到候车大厅的二楼，马上被首都的气派给震慑住了。这么宏伟的大厅，上下两层，人来人往，楼梯还是自动往下爬的，两条腿根本不用走路，它自己就把你带到一层了。我下到一层后觉得没有坐够，又从另一边坐了上去，这回不好意思马上又下去了，就故作镇定地走到二楼的餐厅准备饱餐一顿。那时的餐厅在入口处挂上一个木板，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上菜单和价钱，食客必须先开票交钱才能进入餐厅里面的。我扫了一眼木板，天呐这首都的物价也太高了嘛，所有的硬菜都要一元钱左右，好在有个蛋花汤只要八分钱，再加三两米饭，总共一毛四分钱。我递给开票的阿姨一张五斤的全国粮票，她瞪着眼睛冷冷地说“太大了，换张小的！”，我说这是我最小的，再有就是十斤的了。她换了一个中性的口气对我说“那我只能找给你北京市的地方粮票”，我拍了一下胸口说“可以啊，我不是路过北京的，我是要在首都长期居住的”。阿姨这回满脸堆笑地对我说“新分来的大学生啊？小伙子哪个单位的？”， “科学院”我骄傲地说。阿姨给了我一大堆北京粮票，我一张一张点清楚，总共是四斤六两，还有两张半两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北京人也太不豪放了，卖饭怎么半两半两地卖，后来才知道半两的票通常是北京人拿来吃早点的，一根油条就是收半两粮票。

地铁

吃了饭后走出北京站大楼，一伙脚踏三轮车的业主就来拉生意，说到玉泉路要两元，我事先看了入学通知的注意事项的，才不会上他们的当。我往前走了一小段路就到了地铁站入口，走向楼梯，好家伙又是电梯，地下居然宽宽敞敞，亮亮堂堂，干干净净，北京真的好繁华哦。那时这是祖国大陆唯一的地铁，从北京站到崇文门然后一直往西开到苹果园，据说是为了反修防修而修建的，一旦苏修打过来，地铁就会把毛主席党中央运到郊外的西山，在那里领导和指挥抗击侵略者。票价是一毛，无论距离长短，上车也无人查票，只是进入月台的时候有个大妈在票上打个孔。我嘛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马上发现这里的管理漏洞，如果有人不出这个月台，在里面来来回回从北京站坐到苹果园，那国家不就损失大了。不行，等我有时间一定给他们领导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那时的我就是这么有正义感，幸亏我没有去反映，这个小小的漏洞后来真被我好好地利用过，那是后来在研究生院追女孩失败之后，老子花了一毛钱在地铁里来来回回坐了一天。

板房

到了研究生院报到，马上就发薪水，45元一个月，扣除全北京的公交车通票5元（我们是学生票，半价），再扣除每月的饭菜票20元，还领回两张大票子，有这样的底气周末就可以到全聚德吃烤鸭了。学生管理处的工作同志很好，对我问寒问暖，把我带到一间木板房，大冬天的屋里居然不冷，可以只穿一件毛衣，因为屋里有暖气，是那种锅炉烧水循环系统的暖气。我是同寝室最后一个报到的，其他的人好有礼貌哦居然把暖气片边上的床位给我留着，我是南方来的人第一次住带暖气的房子，心里那个美啊！到了晚上，我们就把暖气片上的螺帽拧开，放出热水来洗脚，突然有人在屋外喊“谁在放热水啊？水压又降了！”，吓得我们赶快把螺帽拧上。洗完脚就上床睡觉了，我怎么也睡不着，热得满头大汗，原来住暖气房是不能把床靠着暖气片的，这样会流鼻血的，我第二天只好把床往屋子中间拉了半公尺这样才好些了。

食堂

第二天一早起来，洗漱完毕就去食堂吃早饭了，是玉米粥加馒头，加一分钱的咸萝卜。玉米粥算粗粮，馒头是细粮。那时每个人都有30%的粗粮，必须吃，是搭配的。研究生院的伙食在北京算是不错的，那个季节的北京只有冰冻大白菜，是放在屋外的，堆成一个小山，上面盖上两寸厚的稻草席。大师傅换着花样把大白菜做给学生吃，逢年过节要包饺子，那是白菜馅的，中午炒木须肉，用的是白菜帮子，国家庆典活动早饭有肉包子，也是白菜馅的。北京的木须肉很有特色，木耳，黄花菜，白菜帮子，黄瓜片（春夏才有），鸡蛋炒在一起即成，里面是找不到半片肉的。重大节日期间，食堂会卖红烧肉配米饭。米饭很香，比南方的米好吃，粘粘的，软软的，但每个人只许打三两。红烧肉是大块大块的，二两一块，每人只许打一份，就是一块。肉很香，红红的皮，白白的脂肪，基本没有瘦肉，有时候会在脂肪下面有一层薄薄的黑色瘦肉，我们都戏称那块肉叫“丹顶鹤”。我问过食堂的师傅北京猪肉怎么没有瘦的呢？他告诉我说，一般机关食堂拿到的肉都是这样的，瘦肉在上一个环节已经被剔除用作特供了。

售货员

吃了饭就到学校对面买点日用品，那时只有国营商店，里面的售货员是国家职工，大部分是中年女同志，我们买东西就称呼对方为”同志”。这些售货员对外地人的态度特别不友好，开口闭口“你们外地人”，她们的脸永远是被霜打过的，眼睛永远是斜着看人的，说起话来永远是带刺的。那时的商店货物放货架上，前面有一个柜台，柜台和货架之间有条一公尺宽的通道，售货员就坐在这条通道里。每个商品的价格都写在一张小白卡上，贴在那个商品的下面。买东西之前，自己要伸出脖子把商品价格看清楚。有时候看不清楚，就要问售货员那个东西什么价格，这时趴在柜台上聊天的售货员就会很厌恶地说“嚷嚷什么？没长眼睛啊？”， 然后很傲慢地告诉你价格。如果你问可不可以拿过来看一下，售货员就会冷冷地问“你买吗？”  ，只要让售货员拿东西过来，那就必须买，买了就不能退货。

陈世美

买了日用品就往回走，刚到学校大门口就听到传达室里面有女生的哭声，边哭还边喊“陈世美”，外面围着一群人。原来是有男生考上了研究生，就跟原来的对象提出分手，女方不愿意就大老远地从老家跑来北京告状。这样的事几乎每周都有，管理处的孙老师都怕了，一听有人告状就赶快躲起来。

早点

第二天是星期天，学校食堂不卖早饭，午饭改成上午十点，晚饭改成下午四点，一天只吃两顿饭。北京的机关大院都是这样的，据说是从延安带来的光荣传统，为了节约粮食，不工作的时候就号召大家早晨睡懒觉，晚上早睡觉，少吃一顿饭。我还是六点起床，不习惯不吃早饭，就自己到街对面的“为民食堂”去吃早点。豆浆油饼，油饼五分钱一两粮票，豆浆是三分钱一碗。店里还卖包子，那个包子很小，有点像南方的小笼包，它是论斤卖，不像南方包子是论个卖，一斤包子大概有二十来个。我对面坐了一个北京当地的小伙子，买了一斤包子，要了半斤醋。小伙用筷子把包子戳开一个洞，一手拿着包子一手拿着醋瓶往洞里灌醋，灌满了就把包子往嘴里塞。

公交车

吃毕早饭，我就准备去首都国际机场，想看一看这个国内最现代化的机场是什么样子。

我是坐公交车去的，我的月票是市区郊区通票，不能乘坐地铁。说起公交车我就想说一说我们从小认知的普通话，我们总以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其实不然，两者差别很大，如果北京人说地地道道的北京话，我根本听不懂。比如在公交车上，售票员一路都在喊“大鱼瓢，大鱼瓢，大鱼瓢来了哈！”，她的意思是要乘客把车票亮给她看。

北京的市区公交车很挤，几乎是人贴着人。车上的男生基本上把手拉着车顶上的两根杆子，女生嘛就随便一点，有的拉着那两根杆子，有的抓着座椅的后背，有的干脆就抱住自己的家人。我的胸前别着一枚研究生院的校徽，几个大姑娘就冲我抛媚眼，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把身子转过去了。一会驾驶员轻轻地刹了一下车，我基本没有前倾的感觉，可我后面的一个姑娘竟然被晃得扑倒在我背上，双手还死死抱住我的胸口。我吓得不敢吱声，假装不知道，可心里那个美呀格老子太巴适了。我这下明白了为什么学校大门口会有那么多人哭喊“陈世美”了。北京的大姑娘的豪放是出了名的，比如大夏天的时候，一个打扮得很知识范儿的淑女会走到食品店的门口，丢出三毛钱，很干脆地说“来一升啤酒！”，然后就站在那里，双手抱着一升的啤酒桶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完，然后用小手绢抹抹嘴，又继续逛街。这样的事在我们老家只有小流氓才干得出来。

在那个崇尚知识的年代，一枚研究生院的校徽等同于今天的有车有房有存款，那是可以把一个大姑娘忽悠回家的。多年以后我同一位北京的朋友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说现在北京的姑娘们的追求提高了，“研究生”三个字已经不能触及到她们的灵魂了，除非再加上俩字（这里是京腔哈）。我问是哪两个字呢，“导师”他答道。国内的同学现在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导师”哈？刚好比我当年多了俩字（俩字应该念京腔哈），这说明你们还没有被时代抛弃。

到了东直门就换成郊区车了，车里很宽松，人人都有座位。出了北京城不一会就上了机场路，是一条十公里长的柏油马路，路的两边都是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桦树（记不清了）。当年西哈努克亲王来北京，首都十万民众就是在这条路的两边捧着鲜花欢迎我们的国际友人的。

首都国际机场

到了首都机场，我劲直走到候机楼，但玻璃门是关上的，这种地方星期天居然也关门，好扫兴！既然来了，我就要趴在玻璃门上把里面看个究竟嘛。我走近玻璃门，“哗啦”一声响门就开了，我看了看门的内侧没有看门的大爷啊，吓得我赶紧地退了回来，“扑哧”一声门又关上了。这下我弄明白了，这是自动门，你走近它它就开，你离开它它就关上。哇塞！祖国的首都太伟大了！这么先进的东西都有！

进了大厅，我一直走到大大的落地窗下去看飞机起飞和降落。停机坪上就几架飞机 ，都是苏联产的，螺旋桨的，机身上钉了许多铆钉，看上去又脏又旧，就像是打了补丁的衣服。旅客要从候机楼走出去，走到停机坪，走到飞机边，然后爬上一个梯子，再走入飞机内。飞机起飞前先把左边的螺旋桨转动起来，达到一定的转速以后再把右边的螺旋桨也转动起来，然后滑行，然后起飞。

不一会停机坪上就没有飞机了。我正要离去，突然天上传来一阵轰鸣声，由远而近，由小到大。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一个银灰色的庞然大物从天而降，比刚才飞走的飞机要大好几倍。机身干干净净的，没有螺旋桨，但在机翼的下面挂了两个桶。我看了一下航班时刻表，这原来是从香港飞来的波音707。飞机停稳后，那个天桥居然会自己走过去，把出口跟飞机舱门对接起来。飞机里面的旅客不用走下楼梯，不用走到停机坪，直接就从飞机出口走到候机楼来了。

飞机里走出来的人穿得花花绿绿的，跟我们大不一样，偶尔还有几个洋人。有几个会说中国话的、样子像中国人的旅客要转机到其它地方去，时间还不到就走去餐厅吃饭，我跟着他们想看一看他们吃些什么东西。他们每人点了一碗面，一瓶黑色的汽水，是玻璃瓶的，瓶上有花体的英文字样”coca cola”，瓶里插了一根吸管。他们付钱的时候不是付的人民币，而是拍出了三张兑换劵，嘴里还说“不用找了！”  。那个服务员对这帮假洋鬼子是笑脸相迎，毕恭毕敬。对比我在商店里受到的那个售货员给予的待遇，那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我当时就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到这里来吃一碗面，也要点一瓶黑汽水，也要玻璃瓶的，瓶上也要给我用花体的英文写上点什么，瓶里也要插上一根吸管，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拍出三张兑换劵给你们这些龟儿子服务员瞅瞅，我还要轻声细语地说“先生，请找零！” 。

烤鸭

离开首都机场已经是下午了，我一直没有吃午饭，为的是把肚子腾空晚上好大吃一顿烤鸭。

坐车回到北京城，来到大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就在前门大街上。在当时这是唯一的一家全聚德烤鸭店，厅堂不大，就三十来张桌子。店门还未开，门外已聚集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钟点到了后店面就打开了，人们鱼贯而入，直接冲进大厅抢座位，有人的鞋被踩掉的，有人被推倒的。跑在前面的人是幸运的，他们可以坐在椅子上就直接点菜了。 后面的人只好把一只脚踩在椅子下面的一根木棍上，表示这个椅子的下一位主人是他，再后面的人没有地方踩了就只好拉着第二位主人的衣角。依次排下去，每一个椅子后面都有一小队人马排着。

我是第二位主人，等到我点菜的时候我早把前一位点菜的行情看明白了。烤鸭十元一只，配菜免费，分别是薄饼，葱丝，甜面酱，鸭骨汤。鸭舌汤要钱的，就没有必要点了；饮料是北冰洋汽水，四毛一瓶，也省了。

吃法也简单，就是四川包春卷的吃法，把薄饼当成春卷皮，放上鸭肉，葱丝，甜面酱，然后一裹就吃了，吃一口春卷喝一口鸭骨汤。说真的，我觉得这个鸭子没有成都的樟茶鸭有盐有味道，还这么贵。但既然是招待外宾的名菜嘛吃一回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

大碗茶

吃罢烤鸭出来，感觉太油腻了，想喝茶。正好街对面的大栅栏（北京话叫“打死狼”）卖大碗茶，一个桌子上面放几十个碗，一个大葫芦瓢从一个大木桶里把茶水舀出来，一碗一碗地灌满，一分钱一碗拿着就喝，喝完以后碗在一个木盆里涮一下又接着装茶卖给下一个人。

卖淫女

吃饱了，喝足了，就到天安门广场走走路消化消化。走到一半，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妇女拦住我说“帮帮忙”，我说可以啊。她把我带到路边一个椅子边，椅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穿衣打扮像是农村来的。中年妇女指着年轻女子说“帮帮忙，两块钱！“，我说她是不是病了要我帮忙上医院，我乐意帮忙但不用给我钱。中年妇女说，“不去医院，就回旅馆。你给两块钱！” 。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啊，中年妇女说“她陪你睡觉啊”。我的妈呀，原来这是粉色陷阱啊！逃吧！

......

这一切就是那时我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所看到的花花世界，它带给我的震撼是空前的。现在嘛，连贵阳这样的城市都比当初的北京繁华和摩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想不到啊，才短短三十六年！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是幸运的。

补遗：

我发誓回首都机场吃一碗面，点一瓶黑汽水的事还真的实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从美利坚回老家看父母，可以从香港直飞贵阳的，但我故意绕道北京，就是想找一找“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感觉。

我转机的时间是两个小时，肚子不饿但必须吃它一碗面条。我走进餐厅，挥了挥手，就开始飙English 。这回服务员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直接就把她震住了。她唯唯诺诺地给我领进雅座，递上菜单，我点了一碗担担面，价格是99，对我来说那是piece of cake(这是English, 就是小意思了），“来一份”我拍拍胸口。至于那个黑汽水就算了，现在而今眼目下咱们是喝过洋墨水的人，知道那个东西叫可口可乐，在美国属于垃圾食品，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喝的。

担担面好难吃，面都没有煮好，是开水里泡出来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不过咱们不是来品尝美食的，就是想了断一段情缘，是不是？忍了吧！

吃完饭结账时，我拿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遗憾，那时已经没有兑换券了）递给服务员，她说“先生，对不起，是99 美元，US Dollars （她也飙起English 来了）“。 我顿时血压就上来了，“你孙二娘啊？”我咆哮道......            

典型的宰客！

初看歌剧

1982年刚到北京觉得自己好土，什么都不知道，尤其是北京人愿意自己花钱去看演出这种素质让我钦佩不已，这就叫文化修养。为了缩短这个距离，我决心去看一场很贵的演出，学学北京人。当时北京歌剧院排演歌剧《茶花女》，是文革后的首场演出，票价老贵了，要20元一张。那个时候，到前门全聚德吃一顿烤鸭才10元钱，而我每月的助学金也才45元。我大大方方买了两张票，叫上一个同学一起去看演出。从头到尾我都在打瞌睡，根本不知道那些花腔咏叹调是些什么东西，没有中国的民歌那么柔和顺耳。

演出结束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开始痛了，我觉得好不划算啊，听这么一阵乱叫，还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尖叫，我就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啃20多天的光馒头。第二天其他同学问我歌剧好不好听，我操着一口京腔说“甭提了，盖了！”。打那以后我动不动就把那首《祝酒歌》放在嘴里哼哼，“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

多亏那一次尝试，我现在能听，也喜欢听歌剧了。

北京的苹果好重！

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周末总是要出去逛逛的。因为那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轻易不在外面吃馆子，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带干粮。典型的干粮就是馒头，用手掰开，中间夹上白糖，往饭盒里一放，再带一个军用水壶，可以管两顿。想吃菜蔬的话就在街边买一根嫩黄瓜，有时侯是西红柿（四川叫番茄），有时候是柿子，有时候是苹果。

有一次在南礼士路街边，一个好憨厚的小伙子骑个人力三轮车在卖苹果，我就选了四个大大的放在他的秤盘里一秤（北京话叫“約一下”），足足有五斤重。我当时就吓傻了，这明显是坑人嘛，在我们成都四个苹果就是一斤。我估摸着我打得过他，就跟他吵起来了。这时路边不知什么地方突然冲出一个彪形大汉，用一根手指戳了我的胸口一下说，“怎么的？丫子（四川话“龟儿子”）！想赖账啊？”，我说我不想买了，他说不行，苹果約了就是我的。我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掏钱。大汉给我行一个举手礼，说“谢谢您，走好！” 。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大汉不见了，就只剩憨厚的小伙子在吆喝卖苹果。

我欲哭无泪！北京，祖国的首都啊！怎么也会有李逵？

谢谢大家阅读我的文章！我要特别鸣谢一位同学，是她的鼓励才让我得以写完此文。我一直没有信心写，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怕这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大家会不屑一顾。

相关文章

长按下方二维码打赏


金额随意
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点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互联杂谈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