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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的广东反偷渡斗争

互联杂谈14 2019-04-13



作者:杨建

来源:《百年潮》 2001年第04期

原题《七十年代末的广东反偷渡斗争》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广东曾一度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偷渡去香港风潮。在1978年、1979年,偷渡外逃达到了高潮,情况十分严重。偷渡牵涉面广,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众性偷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了边防沿海地区的社会治安,损害了国家的声誉,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偷渡潮,1979年,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一场反偷渡专项斗争,有效地遏制了偷渡现象。


偷渡逃港的风潮


“逃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万多人。其中,较为严重的年份有:1962年,共发生11.7万多人,逃出3.9万多人;1978年,共发生7.9万多人,逃出1.8万多人;1979年上半年,情况最为严重,仅1至5月份,全省便发生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发生数已超过历史上最高的年份1962年。


当时,偷渡已成为一种风气,大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涌向与香港接壤的边境地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跋山涉水,或爬上出境火车,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曾经出现偷渡人员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部队战士,强冲边境等恶性偷渡案件。


在靠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地区,许多船只被用来运送偷渡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偷、抢船只的情况,有些基层干部对偷渡行为不闻不问,撒手不管,甚至带头“逃港”。全省偷渡人数最多的几个地方有:惠阳(当时包括深圳市)、汕头地区、广州市。在广州市区,当时有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每天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鞭炮声,仔细一打听,原来是广州市民每当自己家庭里有人“逃港”成功时,都要放鞭炮祝贺一番。1979年5月6、7日两天,深圳市2万多群众听信谣传,误认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入边境前沿,强冲边防,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后,才平息下来。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收容的偷渡人员拥挤不堪,由于生活设施无法适应,造成卫生条件极差。


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破坏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大量偷渡外逃,致使土地丢荒,人心浮动,生产无人搞,干部无人当。1979年深圳市边境就有110多个生产队春耕没有播种,土地没有翻耕,到处一片荒芜,有的生产队只好出钱请人代耕代种。惠阳县澳头公社有个渔业大队,共560多人,几个月时间就偷渡了112人,大队党支部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全大队共23艘渔船,被抢走21艘,只剩下2艘破船,结果无法出海捕鱼,群众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海丰县香洲渔业公社,被偷去48艘渔船,加上网具,损失150多万元,使1200多个劳动力失去生产工具,而他们肩负着养活6000多人口的责任,当时全公社人心惶惶,都想“逃港”寻找生活出路。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去港反映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客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1979年5月6日,为了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港英当局就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两艘,增调部队1000多人和警察400多名。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多人,气氛十分紧张。鉴于内地群众越来越多地偷渡来港,港英当局从1979年起,对偷渡来港人员,一反过去的做法,采取了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客3.3万多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1000多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传媒也大量报道了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一些反动报刊,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香港的电台和电视台有一段时间还每天将搜捕、遣送偷渡客情况播放,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1979年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代表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偷逃潮出现的原因


70年代末,广东出现的偷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据分析,主要是:


(一)各地干部对反偷渡外逃的思想认识不一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我国的形势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广东全省上下也在努力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狠抓经济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但当时也有一些干部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思想认识存在着偏差,把“解放思想”误认为“自由思想”,没有从广东毗邻港澳这个基本特点来考虑问题,在反偷渡斗争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人认为“现在反偷渡没有什么意义了”,提倡“边防开放,自由往来,可以为国家多赚取外汇”等等;有的人则认为,“广东人口多,生活困难,跑掉一部分人没有关系”。因此,对偷渡现象不敢抓,不敢管。有的基层干部在思想上同情,在行动上支持,甚至带头组织偷渡,致使广东的偷渡现象愈演愈烈。


(二)广东许多地方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生产搞不上去,群众生活相当困难,尤其是沿海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出海捕鱼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大陆的海船与经常停泊在内地渔港的台湾、香港的流动渔船形成鲜明的对比,群众说是“天地之差”,台湾、香港的渔船是“船大、机大、网具新”,而内地的渔船是“船破、机旧、缺网具”。广东沿海一些渔业社队已无法正常生产,有的已到濒临破产的境地。据当时对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公社的调查显示,因渔业、盐业连年减产,群众收入很低,1978年,港口公社人均每月只有3元5角钱。由于社队没有积累,无法添置和维修渔船、网具,大批劳动力无法安排,造成许多人不安心,思想比较混乱,都想到香港谋出路。宝安县盐田公社有2个渔业大队,渔船年久失修,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和替香港流动渔民织鱼网为生。


(三)受港澳影响。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悬殊,诱惑力很大。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进出境的旅客大增,随着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旅游事业的发展,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同时,他们也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邻近港澳地区的群众每天都可以收看、收听到香港的电视和广播,还可以读到香港的报纸、刊物。这些都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群众造成很大影响。当时,在广东群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南风窗”也是由此而来。在一些地方,有海外关系的群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致使部分青少年向往港澳而不惜冒险偷渡外逃。在边防地区,这种诱惑力更大,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四)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搞封建迷信活动,煽动群众偷渡外逃。在广东一些偷渡现象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名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香港一些引渡集团也趁机派船进入广东沿海,搭载偷渡客去香港。在广东一些偷渡情况严重的地方,封建迷信活动也十分猖獗,“占卦问卜”,“请仙姑”流传很广,受蒙骗群众通过这些迷信活动,问卜“逃港”日期、路线和前途,一些青少年因而上当偷渡外逃。


(五)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在贯彻执行中宣传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区别对待,客观上也助长了偷渡外逃。广东在1978年下半年落实侨务政策,开始实行侨汇物资供应,该措施不管是否偷


渡人员,一律按汇款额发给侨汇物资供应证。一旦偷渡出去,10天半个月汇款回来,家属便可享受侨汇物资供应。因此,群众普遍觉得“要生活过得好,只有去偷渡”。在接受华侨、港澳同胞赠送物资上,一些基层干部盲目崇拜思想严重,对偷渡出去的人员,只要赠送东西回来就一律欢迎。深圳市盐田公社盐田大队有个外号“独眼龙”的偷渡人员,1974年“逃港”后发了横财,当了资本家,1978年因给家乡赠送了汽车和其他物资,大队便请他回来探亲,大队干部迎送请客,前呼后拥。过去是偷渡可耻,现在是偷渡光荣,造成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促使一些人偷渡外逃。


以上种种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内地的工作没有做好。解放30年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济搞不上去,内地的生产、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港澳地区。不少地方群众生活仍相当困难,人心不稳,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对前途失去信心。因此,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的问题。


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


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乃至党中央、国务院的极大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中旬召开了全省制止偷渡外逃紧急会议,着重研究部署反偷渡的各项具体措施。国务院、中央军委也于同年6月14日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6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规定一切人员出境,都必须经过批准,按指定的口岸凭证出境。进入边境地区,必须持有效证件。对偷渡外逃者,要按照政策收容、教育、遣送,屡教不改者,要严肃处理,对干部偷渡外逃者,要从严处理。对反偷渡外逃有功者,给予奖励,等等。为了迅速遏制住偷渡现象,广东各地多管齐下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反对偷渡的宣传教育。广东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了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城乡、厂矿、机关、企业、学校,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批判各种煽动偷渡的奇谈怪论,刹住偷渡风。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大张旗鼓地向干部、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教育群众认清偷渡外逃对国家、对集体、对人民的危害性,提高思想觉悟,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二)各级党组织下最大决心,坚决刹住偷渡外逃风。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全党齐抓共管。并从各级党、政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帮助偷渡外逃严重的社队,迅速刹住偷渡风。同时,把制止偷渡外逃同整顿基层领导班子结合起来,调整、充实、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由于偷渡外逃造成群众生产、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地方,切实想办法帮助解决困难,以稳定群众的情绪。


(三)组织民兵、动员群众,开展堵截工作。深圳、珠海边境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对边防区的民兵哨所,进行整顿、调整、充实。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适当增设了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同时组织了几次的搜山、清查的统一行动,使大多数偷渡客不能进入边防地区,以减轻边防地区的压力。珠江出海口靠近港澳的海面,则集中一批船艇加强海上巡逻,严格检查来往可疑船只,坚决堵截偷渡船。在广州市和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严格执行凭证购买车、船票和验票上车、船的制度,做好堵截工作。


(四)认真执行处理偷渡外逃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对内外勾结的引渡犯,对抢劫船只偷渡的主犯,对行凶殴打民兵、公安干警和边防战士、强冲边防的偷渡客,以及对民兵执勤人员的家属进行报复的分子,严肃处理,坚决打击,情节严重的依法惩处。对多次偷渡外逃,屡教不改分子,实行强制劳动教养。对一般偷渡人员则进行收容教育。


广东省委于1979年4月召开的反偷渡紧急会议和紧接着广东省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后,全省开展了一场反偷渡的专项斗争。多项反偷渡措施的落实和对一批长期从事偷渡活动、影响较大的组织者的依法惩处,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开始逐月减少。到1979年10月份,港英政府对偷渡客也实行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10月28日,港英当局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极大震动。11月份偷渡人数显著下降。每月只有近百人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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