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国家观

讨论爱因斯坦的国家观，首先要弄清爱因斯坦的国籍。人们一般认为，爱因斯坦（1879.3-1955.4）是德国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权威释义，爱因斯坦是“德国出生的美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怎样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美国人，需要梳理有关资料。

的确，个人无法选择祖国。爱因斯坦1879年出生于德国。16岁移居意大利。17岁放弃德国国籍。22岁加入了瑞士国籍。34岁重新成为德国公民。1933年纳粹上台，他拒绝回到德国，从此定居美国，时年54岁。61岁年正式加入美国国籍。终其一生再未踏上祖国——德国的土地。享年76岁的爱因斯坦，辞世时只拥有瑞士和美国国籍，并非德国人。

出生乌尔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乌尔姆一个犹太人家庭。乌尔姆是符腾堡王国的小城，而符腾堡是德意志帝国西南部的一个邦国。1880年，爱因斯坦出生不久，父亲偕全家迁往慕尼黑。

移居意大利

1894年6月，爱因斯坦的父亲因慕尼黑的工厂难以为继，全家移居意大利的米兰。父亲要求15岁的爱因斯坦继续留在慕尼黑完成高中学业。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教育十分不满。他就读的路易波尔德中学，“把学生当机器，当军人，他们只能单调地去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只能以服从为天职。”（《爱因斯坦传》，聂运伟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页38。以下简称“聂本”）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45。以下简称“文集”）在爱因斯坦看来，这种人只是白痴或者脑残，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或者只是一个人形动物。他接着说，“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同上）实在忍无可忍，未等学业完成，不经父母同意，遂中途退学，只身一人离开慕尼黑，去意大利米兰与父母团聚。

许多年以后，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仍然予以尖锐的抨击：“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聂本，页38）从学校与教育，可以观察社会和国家，“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同上）

放弃德国国籍

1896年1月28日，根据本人申请，符腾堡王国政府出具了爱因斯坦放弃符腾堡王国国籍的证明（《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页20。以下简称“全集”）。这意味着，爱因斯坦也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国籍。1936年10月15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了题为《论教育》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针对他曾经就读的路易波尔德中学而讲的：“我以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文集，页144）出于对德国军国主义教育的厌恶，是他选择放弃德国国籍的主要因素。

加入瑞士国籍

1896年1月，爱因斯坦放弃德国国籍之后，至少有5年时间，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1899年，爱因斯坦申请瑞士国籍，“据他妹妹说，促使他下决心成为瑞士公民是由于他爱慕瑞士联邦的政治制度。”（全集，页217）另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是，他快要毕业了，瑞士公民的身份，可以使他在政府文职机关中获得合适的职位。他于1901年2月21日取得瑞士国籍（全集，页218）。从此，爱因斯坦结束了无国籍人士的身份。从他22岁起，直到去世，爱因斯坦始终都拥有瑞士国籍。

再入德国籍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们看重爱因斯坦这个年轻科学家的声望与潜力，专门派出两位学者去做爱因斯坦的工作，试图以优厚条件吸引他返回德国。一位学者以“祖国”为说辞，如此劝说爱因斯坦，“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爱因斯坦并不以为然。另一位学者则这样说：“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造者……”（聂本，页136）爱因斯坦真正感兴趣的正是德国方面提供的——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以全心全意研究他的相对论。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爱因斯坦以44票对2票荣膺科学院院士。1914年4月，爱因斯坦定居柏林，直到1932年12月。

爱因斯坦到达柏林不久，“一战”爆发了。1914年8月，德国93名学者和文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书》，公然为德国的侵略行径辩护与粉饰。爱因斯坦的几名同事竟然穿上了德国军服，公然声称，“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是属于自己祖国的。”（聂本，页144）爱因斯坦拒绝在宣言书上签名。10月中旬，爱因斯坦等4人却签署了《告欧洲人书》。这个宣言与前者针锋相对，这是一个反对战争的宣言，同时对德国那些文化名流提出了批评。

1915年8月23日，爱因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阐述了他对“祖国”的看法：“我多么想把我们处于不同‘祖国’的同行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小集体不就是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去认真关怀的唯一的‘祖国’吗？难道他们的信念竟要仅仅取决于国境这一偶然条件吗？”（文集，页5）他把“祖国”看作只由国境线区隔的“偶然条件”。

国籍的争论

1921年，爱因斯坦撰文指出，“社会或者国家不是他盲目崇拜的对象；他把社会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权力，完全建立在社会应当给个人的个性以和谐发展机会这一责任之上。”（文集，页10）爱因斯坦正是从良知、人性、正义的角度看待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从日本回国的船上得到了获奖消息。按要求，在授奖仪式上，获奖人员要由所在国家的代表陪同；如果获奖人不能亲自领奖，可由所在国家的代表代领。爱因斯坦出国未归，谁能代他领奖呢？德国和瑞士的大臣都声称有此特权。德国称：“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瑞士说，爱因斯坦是用瑞士护照旅行的。德国作证，1920年7月1日，爱因斯坦曾向德国宪法宣誓，他在柏林科学院任职即为“间接的国家官员”，因而属于德国公民。瑞士称，爱因斯坦1901年就已加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适时返回，特别对国籍问题作出两点澄清，一是在加入柏林科学院时曾经声明，“不要改变我的国籍”；二是不反对“获得德国公民权”的说法。（《爱因斯坦传（下）》，弗尔辛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71、573）

1930年，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从哲学和政治学上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在政治上，他崇尚民主而反对专制。他指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文集，页43）“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文集，页44）

在哲学上，他认为，国家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是高于国家的，人本身才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同上）

1931年11月22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主权的限制》一文。这篇文章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他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文集，页82）与此同时，他直截了当地对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提出批评，“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文集，页83）爱因斯坦的话似乎有先见之明。“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二战”后诞生的那些威权国家特别崇尚的意识形态。

永不回德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他无法容忍爱因斯坦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犹太科学家对国家事务的评论。1933年春天，希特勒的冲锋队冲进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爱因斯坦的夏季别墅也被收归国有。爱因斯坦只因此时在美国讲学而逃脱毒手。

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称，“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文集，页106） 

3月28日，爱因斯坦回国搭乘的客轮到达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受到了比利时王室的保护。不久，爱因斯坦乘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为躲避德国纳粹的暗杀，爱因斯坦从英国直接返回美国，从此再也不曾踏上德国的土地。

中国文化似乎难以理解爱因斯坦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应当解释为欧洲人淡漠的国家观念呢？还是应当归结为爱因斯坦追求“世界公民”的个性？其实，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也存在这样的基因。孔子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的精神领袖，在其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与爱因斯坦相似的一面。孔子是鲁国人，很难说他是鲁国的爱国主义者。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周游列国，目的是向各国输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意识形态。他在各国到处碰壁之后，有些灰心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主张行不通了，我想坐个木筏到海外去）。”（《论语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1980年，P44）孔子曾经向其弟子们灌输这样的生存法则：“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祸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隐居）。”（同上书，P82）在他眼里，生活在哪个国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选择的；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无道”的可以不伺候。如此看来，爱因斯坦的决定，与孔子当年的信条相比，说明东西文化确有相通之处。

15岁那年，爱因斯坦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是不满德国奉行的军国主义。人到中年，他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曾经的祖国，他毅然宣誓做德国公民。而当德国与时代潮流倒行逆施，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德国再次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影里，爱因斯坦不顾生命安危，再次拒绝了祖国。在这里，中国人奉行的“人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猥琐的人生哲学，“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荒谬说教，对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任何意义。

4月5日，爱因斯坦从比利时致信普鲁士科学院，“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文集，页107）在他看来，平等和自由的理念高于国家的藩篱。

德国科学院来信，向爱因斯坦提出要求，要他在国外“为德国人民说句把好话”。他们深知，凭借爱因斯坦崇高的国际声望，他的话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是对德国有利的影响。爱因斯坦知道，这是纳粹政权要他为其邪恶与暴行进行粉饰与辩护。4月12日，爱因斯坦回信说，“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文集，页108）

1940年10月1日，爱因斯坦正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促美研制核弹

很多年后仍然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一个行为是不可饶恕的，那就是在“二战”期间，他竟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加快原子能研究，让美国人以原子弹对付自己的祖国。事实上，美国确实抢在德国前面率先掌握了原子技术。在国人眼光里，这大约应属十恶不赦的“卖国”或“德奸”行为。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有几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链式反应会成为可能，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镭一样的元素。……这种新现象也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并且能够想象——尽管还很不确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来。”因此，建议美国“加速实验工作。”（文集，页177）这封信未能及时引起罗斯福的重视。9月3日，纳粹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二战”骤然爆发。罗斯福这才意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随即决定，“我们应当跑在纳粹德国的前头，否则他们将我们炸得粉碎，……”（聂本，页328）并于1941年12月6日建立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的“曼哈顿工程”。法西斯德国未等原子弹派上用场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8月，美国为避免在日本本土作战中大量军人的阵亡，美军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被迫宣布投降，战争提前结束。

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加快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1945年秋天，爱因斯坦感受到了内心的压力，他向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我不认为我自己是释放原子能之父。在这方面，我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间接的。事实上，我未曾预见到原子能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得到释放。我只相信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文集，页202、203）

1952年9月20日，日本《改造》杂志就原子弹问题向爱因斯坦提问。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人的提问显然带有责难性质。爱因斯坦的回答斩钉截铁，“我却感到非采取这一步骤不可，因为（当时）看来很可能德国人也会抱着完全成功的希望在同一问题上进行工作。我看，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文集，页306）1953年2月22日，爱因斯坦回复另一封日本来信时也强调，“我的确相信，我们必须防止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万一会单独占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在当时，这是真正的危险。”（文集，页313）遏制“祖国”发展经济与遏制“祖国”祸灭人类，两者性质迥异，爱因斯坦选择的是后者，这两封回信，都强调了法西斯威胁之下的别无选择，反映的都是爱因斯坦开阔的正义胸怀而非狭隘的爱国主义。

惩罚整个德国

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庸俗的国家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基于法西斯德国给整个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向来主张宽容和解的科学家，对德国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

他不认为，发动“二战”这样的人类浩劫，只须惩办希特勒为首的几个法西斯头子，只须审判戈林、里宾特洛甫、邓尼茨几个战争罪犯，抓几个替罪羊，就能够避免重蹈人类再度的不幸。1944年，他说：“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爱因斯坦不承认“人民永远不会犯错”的逻辑，他指出，“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聂本，页281）这就是国人在指责民主弊端时常用的例证，希特勒是德国人民主选举上台的，德国人当然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责任。在爱因斯坦看来，罪犯不是希特勒，不是纳粹党的领导，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整个德国国家。1944年，他在《华沙犹太人居留区英雄们的讣告》中写道：“整个德国国家应该为这次大规模的屠杀负责，如果世界上还存在正义的话，德国作为整个国家应该受到惩罚。”（文集，页198）

“二战”结束不久，几个德国流亡者准备发表一个呼吁，批评盟军控制德国的政策。1945年12月6日，爱因斯坦指出：“我坚决深信：为了使德国工业生产力在很多年内不能恢复，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使德国人今后对原料资源不能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这些资源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使他们变得那么危险。”这个政策“能够最有把握地不让德国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这种保证决不是通过道义上的劝说所能达到的。……万一你们要把这个呼吁发出去，那我就不得不尽全力去反对它。”（聂本，页282）他的意见，让今天一些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爱因斯坦竟然同意外国占领军惩罚自己的祖国，控制祖国的经济命脉，遏制祖国复苏和腾飞的可能。人们恰恰忘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爱因斯坦正是站在人类全局的角度，防止法西斯死灰复燃，防止自己的祖国重新成为战争策源地。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72年后，德国人明白了，纳粹当政的国家剥夺了国民的自由，才使它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他们明白了，国家应当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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