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到底是卖国贼，还是背锅侠？

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

在李鸿章的一生中，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回顾李鸿章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后人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李鸿章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也有人说，李鸿章费尽心机地从列强虎口中夺食，为清朝续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改革家。

不知对此，大家有何看法？欢迎留言。小编将以下两种代表观点奉上，供大家讨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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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李鸿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谓予不信，可听笔者道来。

先说说李鸿章的所谓“功业”。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其所办之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九分之一。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悲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大发横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掠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

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扒外?

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

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的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

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帐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

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吹捧李鸿章的人，要么无知，要么无耻——无知在于不了解李的卖国丑行，以致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如果是这样尚可以原谅，不知者不为过嘛;无耻者，明知李鸿章卖国还为其鸣冤叫屈，这种人，说句不好听的，是故意歪曲历史，欺骗公众，这种做法恰恰暴露了他们的买办思想本质和不良动机：把李鸿章这个大买办、大汉奸竖起来，伪装成一面正义的旗帜，这些人便可以在这面旗帜下，堂而皇之地沿着李鸿章的道路前进，并得到正面的历史解释和现实掩护。（文章来源于凯迪社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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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背黑锅”冠军李鸿章

1988年，我在西北大学读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历数李鸿章的“卖国”史，当时，我很纳闷，慈禧太后是当家人，同光二帝是名誉“一把手”，下边还有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七王爷，李鸿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资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面还有几尊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满蒙亲王郡王，李鸿章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不上，签不平等条约时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行政常识告诉我，李鸿章有什么权力随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使真的“卖国”，他也不应该是丧权辱国“第一责任人”。

后来，读的历史书多了，走进历史的深处才明白，“弱国无外交”，愚昧无知，刚愎自用的满蒙亲贵连“卖国”的差使都办不了，满朝衮衮诸公，只有李鸿章懂外交，善斡旋，善于“与列强打痞子腔”(曾国藩讥讽语)。老资格重臣刚毅之流只能说大话，办不了大事，清流领袖翁同龢等辈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好人办不了难事硬事。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尽量减少损失。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险滩，挨谩骂，当替罪羊，并替太后一党背历史黑锅的烂差使。从能力上看，让满蒙亲贵卖国都卖不出好价钱，无德无能无知，只会说正确的废话，以及百无一用的大话套话假话，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鸿章出马。因此，在外交领域，李鸿章为满亲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锅，堪称中国历史上背黑锅冠军，背黑锅受的委屈比窦娥还冤！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中办实事最多的人，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培养的高级人才车载斗量。“中国威胁论”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日本人的危机感来自李鸿章后半生的赫赫政绩。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瓶颈效应”，由于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国有制”机制制约，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为此，李鸿章也饱受诟病。

　　在军事方面，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战和交替，自办军工，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是，上层支持不够，中层执行不力，下层软弱涣散，扛洋枪的土包子士兵射击不瞄准，持大刀长矛的士兵一看见洋鬼子就跑，军队毫无战斗力，李鸿章为此落下指挥不力，“劳师靡饷”的恶名。

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个是准确预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知不可为则不为，精通帝王学，潜心治学，乱世坚决不做官的赵烈文，二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曾国藩语)的李鸿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艺”(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李鸿章进士出身，饱读诗书，深知圣人教诲，知道礼义廉耻，身处污泥，不得已而为之，势利恶名由此而来。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呆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谁被苍蝇袭击的次数就越多。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章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到死，他遭遇的麻烦、非议和恶评最多，毫不奇怪。 （文/陈仓）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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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不懂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节选）

身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励精图治，当时的中国已风雨飘摇，他在寒风中扶着这只大船，生怕这只大船随时沉没。李鸿章给朋友书信中写道：

“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

李鸿章第一“变”，是变中国之体力，用武器强大中国。

1865年，他亲自出马，托人去美国购买机器，聘请高级技师和工匠。在上海，成立了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李鸿章第二“变”，变中国之脑力，为中国培养近代化人才。

他挑选各省聪明幼童，赴美留学。每年三十人，十五年后，依次回国，报效祖国。

这些留学生都成大气，他们中有电报局长梁金荣，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唐国安 ，交通大学创始人梁如浩，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可以说这些人，都是李鸿章的学生。

李鸿章第三“变”，变中国之实业。

我们可以看到一张脉络清晰的李鸿章实业清单：

1879年，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1880年，中国第一个船坞——天津大沽船坞；

1881年，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煤矿——开平矿局；

1882年，中国第一个海军基地；

1885年，中国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

1888年，中国第一支纯近代化舰队——北洋舰队；

而这些诸多的“中国第一个”，创办者都是李鸿章！

至今，他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依然影响着中国，现在招商银行的前身就是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子企业。

然而，古老的中国穿越千年尘埃，已经接近她的终点。

她疲惫、衰老、风光不再，在现代文明前，她窘迫难堪，风雨欲来，大厦将倾，单靠李鸿章这样的权臣孤身支撑，又怎么能够支撑得住？

1881年，开平矿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1871年8月，当李鸿章用颤颤巍巍的手签下《中日修好条约》，从那天开始，他的后半生都在永不停歇地签约。

中国挨多少次打，李鸿章就签多少次约。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73岁的李鸿章在随行官员的搀扶下，拄着拐杖登上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

还没落座，李鸿章就先看到了日方在他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

他拄的拐杖碰到地面“吭吭”有声，面色严肃地坐下，开口就说：“首相大人，我还没老！”

谈判进行了四天，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

3月24日下午4点，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走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

快到驿馆时，混乱的人群中突然窜出个日本男子，朝他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

随从慌了神，哭成一片。可他醒来第一句话却是：

“慌什么，都不要哭，我死不了！ 此血可以报国矣！”

他不准医生给他动手术，只让医生将伤口简单缝合起来。

三天后，李鸿章头裹白纱布，又坐在谈判桌前。世界舆论哗然，开始谴责日本。

舆论压力下，伊藤博文主动提出减少赔款一亿两白银。

谈判最后一天，李鸿章已是疲惫不堪，在谈判桌上，我们看不到那个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晚清权臣李鸿章，而是一个在菜市场买菜，讨价还价的孤独老人。

他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再减少5000万，行不行？”

被伊藤博文言辞拒绝。李鸿章又还价：

“5000万两不行，再减少2000万总行吧？”

最后，无奈的李鸿章甚至说：“无论如何再减少点儿，就作为老夫回国的旅费吧！”等到的还是拒绝。

国弱呀，国弱，李鸿章放下了全部的尊严，只是为中国省一点银子。

大家只看到李鸿章的“卖国”，却不曾看到中堂大人的艰难！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73岁的李鸿章带着一身疲惫和那颗耻辱的砂弹启程回国，船离开日本土地那一刻。李鸿章对身边人说 ：

“老夫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国土！”这屈辱，他真的受够了！

可中国那边呢，等待他的并不是理解和包容，而是骂声一片，鄙夷一片。

他拄着拐杖，站在甲板上，低头看着海水汹涌，良久，说不出一句话。

海风吹着他纸片一般消瘦的身体，稍微使劲，就能一下子把他吹到历史的尘埃里。

《马关条约》签约现场

李鸿章回国，朝野上下，骂声一片，官员同僚也开始孤立他。

而自始至终，他又做错了什么呢？他不过只是一个无法改变大局的棋子，只是一个73岁的快要进黄土的老人。虽然他说：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又何妨。流言止于智者，尽其在我，何惧人言！”

但到了第二年，骂声一片的国内也待不下去了。1896年，74岁的李鸿章只好出国去躲流言。他从俄国开始，相继访问德国、英国、美国等多个欧美国家。

1896年，巴黎万国运动会。开幕仪式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

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一片寂静之中缓缓升起，自始至终，没有音乐声，没有掌声，也没有人唱国歌。

过了一阵子，在场的所有人开始大笑。他们嘲笑偌大的中国，竟然连国歌都不知道为何物。

在一片嘲笑声中，年过七旬的老人拄着拐杖站起来，迈着步子走到黄龙旗下。他挺直腰板，神态毅然，满怀深情地唱着家乡小调《茉莉花》。

在不可一世的西方人面前，李鸿章从来没有卑躬屈膝，而是不断地捍卫尊严。他得到了西方人的尊重，西方人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

在德国，俾斯麦接见了李鸿章；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给他颁发伯爵勋章；

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夫人将总统的名贵手杖赠给李鸿章；

李鸿章出使国外

一年之后，李鸿章结束环游欧洲之旅，登上回国的航船。

途经日本时，他乘坐的“华盛顿号”巨轮必须在横滨换另外一艘船才能返回中国。

而日本天皇和首相伊藤博文知道李鸿章到来，希望能够行使外交礼节，早早等在岸边。随从对李鸿章说：

 “中堂大人，我们要上岸换船。”李鸿章脸色瞬间暗沉下来，一言不发。

从《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誓死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一步，这屈辱他铭记于心。

他绝不上岸！最后随从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起一块木板，通过木板通往另一艘船。

在高高的轮船之间，一块狭窄的木板上，李鸿章，这个74岁的老人，白发苍苍，面容清癯。

他端正官帽，面容坚定，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迈出步子，每一步都异常艰难。也许风一吹，他就会掉入脚下波涛汹涌的大海。

上船之后，李鸿章并不停留一分钟，也不拜见日本天皇，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立即启程。

李鸿章是可怜的，也是骄傲的！可怜是因为没有选择，内心却整整骄傲了一生。

1896年，李鸿章与退休的英国首相威廉·格拉斯通并坐。

1901年，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年，他78岁，话越来越少，常一个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更多时候，他像一条刚上岸的鱼，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初秋的一天，经历过八国联军蹂躏的天津城，满目疮痍，一片残垣断壁。在已成废墟的直隶总督府前，七旬老人李鸿章徘徊良久。

突然像个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老去一身如渡海，五官无处不风波。

李鸿章油灯将枯，可是，又被派去和八国联军商讨议和之事。弱国无外交，哪里有商讨一说，不过是签字罢了。

可是偌大的中国，不派李鸿章去，又能派谁呢？

这一年，李鸿章和庆王爱新觉罗·奕劻出席《辛丑条约》签字仪式，庆王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代表，按理说应该他来签字。

庆王正准备签字，老人说了一句：

“天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后的路还长，这卖国条约，还是让老臣来签吧。”

那年，李鸿章78岁，庆王63岁。

李鸿章接过庆王手中的笔，颤抖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看上去既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

签完条约，李鸿章一阵剧烈咳嗽，吐血不止。

两个月后，李鸿章病情急转直下。

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慈禧和众大臣逃离京城，全大清能够主事的人也就只剩下一个病床上的李鸿章了。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的病床前，几个俄国公使前来，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此时的李鸿章已是油尽灯枯。

但俄国人态度蛮横，强迫他立即签字。

签完字后，李鸿章大口大口吐血，一口气没喘上来。

身边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

李鸿章瞪圆眼睛，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

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又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

听到这句话，李鸿章闭上眼睛。他死后，大清上下，哭声一片。（文/牛皮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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