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动嫁给最穷贫下中农的女知青（上）

节选自纪实文学《廖晓东》作者：常鸣 一

廖晓东照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是，这一年出生的婴儿都幸运地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廖晓东却在这一年失去了双亲。她的父母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按说，建国在即，烟火和枪声已经渐渐平息，但不肯放下武器的父亲仍然投身于向南进军的战斗中。终于，父亲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不幸没有吓倒母亲，这位与丈夫一同经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临行前把刚刚两岁的廖晓东交给了战友，并留下了这样的嘱托：“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你一定要把她教育成对革命有用的人。万一我在战场上牺牲，就请你帮我带好孩子。我和孩子他爸都是跟毛主席走过长征的人，我希望她长大后永远跟着领袖毛泽东，孩子的名字，就叫小东吧。”

共和国的礼炮还没结束，小东的母亲也永远留在了南下进军的路上。刚出生还未知世事的小东，从此成了烈士的遗孤。没有见过面的父亲，没有留下印象的母亲。父母没有留下任何财物，只留下了一条让孤儿永远沿着前进并为之奋斗的大道。养父母是经过战火洗礼的革命前辈，深知战友之托的沉重。他们没有溺爱孩子，带给她的是严格的教育，使她最早戴上了红领巾，年年的三好学生，这给养父母带来了很大的欣慰。但，历史改变了她的命运。 

1968年，“文革”高潮中，北京传来一个伟大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号召像一阵飚风，吹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有着满腔热情的中学生们都沉浸在这一伟大的号召之中。

时已高中毕业的廖晓东情绪非常激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她只是从电影上看到过一点农村的面貌，见过身穿棉袄、头扎毛巾的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教育，肯定是件光荣的事。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兴奋地向父母讲述起这几天同学们纷纷报名上山下乡的消息，中学生已经停课了，大批大批的学生正被军用汽车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听了这些消息，父母沉默不语。说真的，对毛主席的号召，他们是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响应。但把自己抚养的烈士女儿送到农村去，他们却怎么也接受不了。女儿的才华他们非常了解，她未来一定是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她在学校里创作的歌曲被同学们广为传唱。但是，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女儿又如此热烈的响应。虽然舍不得，但又怕伤害了女儿的积极性。父亲含蓄地告诉她：“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坚决响应。只是，我想你不要去了，你的情况特殊，能不能让你的弟弟妹妹代替你呢?” 

廖晓东很奇怪：“爸爸，革命行动是可以代替的吗?我不想那样做。”

廖晓东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思想上却背上了一点包袱，父亲在廖晓东的眼中一直是神圣的，这不仅因为他是市政协主席，而且他还是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老红军。

父亲的劝解没能阻止住廖晓东的选择，她的一位好友徐丽又来劝她：“你的行动虽然伟大，但不现实。全国那么多的知识青年，全部拥到农村去，农村承受得了吗?” 

“你怎么能这样理解这场伟大的运动呢?”对徐丽的话，廖晓东感到好笑，“跟我一起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吧。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长在红旗下，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的。” 

徐丽淡淡一笑：“我也许是对运动理解不透，不过我认为我们这代青年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特点，实事求是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特点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这同样也是响应祖国的号召，到农村我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从头学起嘛。”廖晓东打断了徐丽：“我们掌握的知识太少太少，真的应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拿定主意了，你如果真是我的好朋友，就不要拦我，与我共同投入到火热的农村生活中去吧!”

徐丽劝说无效，黯然离开。几天后，她送给廖晓东一份下乡申请。廖晓东激动地一下子抱住了她：“我知道我们会走到一起来的。”

很快，她们被决定第一批安排上山下乡。

临行前，父母特地召集全家人为她送行。母亲眼睛里浸着泪水，久久望着抚养了不到20年的女儿：“孩子，爸爸妈妈都支持你的选择。只是……等待你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往后的路怎么走，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信告诉我们……。”

整个晚上，父亲没说一句话。 

1968年5月1日，劳动节。当廖晓东和121名同学集合好准备登上军用卡车的时候，她看到送她上车的父亲扭过头去，她分明感到了父亲的伤感，虽然是背影，但感觉告诉她，父亲的眼里有泪花。一时间，她的心好象抖了一下，血也凝固了。直到这时她好象才感觉到就要离开家、离开中山路、栈桥，还有慈爱的父母…… 喇叭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用泪水模糊的眼望了望已经渐渐远离的生活了20年的城市，心里说：再见了，青岛。

卡车把她们送到诸城县的桃林公社。她们被召集在公社的会议室，革委会主任非常热情地接见了她们。

“同学们，你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桃林公社的贫下中农非常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积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欢迎会结束后，她们被安置在桃林村。

桃林远离县城60里，70％面积是山岭。

第二天早上，廖晓东无意中问刚刚认识的贫农代表：“这里是最艰苦的地方吗?”

贫农代表很老实：“不是，这是公社驻地，当然好多了。”

廖晓东一听此言，沉不住气了。我们是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怎么能在公社驻地住呢?她立即找到公社领导：“请把我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公社主任很为难。按说桃林村已经够贫穷的了，人均一年吃不到10斤面，没见过什么叫电灯，一年也难得来一回电影队，唯一能体现公社驻地的标志，是村里挂了一个高音喇叭。这与城里相比，已经是天地之分了。他心里非常担心这些大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能否适应这种环境，会不会刚来就申请离开，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嫌这里不够艰苦。

主任自己不敢作主，答应明天给她答复。

第二天，廖晓东盼了一宿的答复被告知同意，决定让她到山洼村去落户。革委会主任特别告知，这是个最艰苦的地方，村里祖祖辈辈都住在山腰上，从来没有人进过城。廖晓东一听，非常高兴，立即收拾东西坐上了送她们去的拖拉机。

拖拉机经过十几里山路，在一座大山面前住下，司机告诉她：“村子离这还有五、六里，拖拉机已经开不过去了，余下的山路，只能用双腿走了。”

廖晓东把同伴们一一扶下车，告别了拖拉机，然后笑着对同伴说：“走，我们也尝尝爬山的味道。”

他们折腾了一个小时的山路，终于找到了他们要去的村子。村支书早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就得到了通知，这会儿正领着村里的贫下中农站在村口迎候。当听支书说这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这里安家落户时，人群响起了一些掌声。看到这些朴实的面孔，听到这些热情的掌声，廖晓东心中一阵温暖。到家了，她想。

她们被安置在村里空闲的二间草房子里。

……

一

……

大雪封地，不能出工，公社号召在农村开展忆苦思甜运动。

忆苦大会先由村支书作回忆：

“咱山洼村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全村没有一个农民有地，全是种地主家的地，交地主的租子，吃不饱，穿不暖。我从小受穷，爹妈早逝，是共产党来了后帮我翻了身，领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感谢党，山洼村的农民也和我一样，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作了主人。”

老支书顿了顿，又说：“我从小给地主放牛，没过好日子，这个咱村都知道，我不多说了，下面轮着丁法同志讲。”

“同志们，乡亲们，提起万恶的旧社会，我真是有说不出的苦，我们全家受的苦太深了……。”

丁法讲一阵，痛苦一阵，最后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苦太多，现在，我们已经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头，我们全家都决心跟着毛主席一辈子革命……”

当时在山洼村，丁法家算是苦大仇深。

廖晓东问一位坐在身边的农民：“他父母怎么死的?”

那位农民拭了一把眼泪：“旧社会逼的。兄弟俩人现在都是光棍，30多岁的人了……”

“那……，为什么是光棍呢?”

“家里太穷，难啊。”

廖晓东脑子“轰”地一声：“象这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人要呢?” 

丁法已经讲完，领着社员高呼口号。

廖晓东忍不住了，转身问徐丽：“徐丽，你听见了吗?这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怎么会因为穷而没有媳妇?”

“怎么?你想嫁给他?”

“为什么不能呢?”

徐丽还要说什么，廖晓东已经猛地站了起来。

“贫下中农同志们，社会主义是个光明、伟大的社会，是我们贫下中农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可刚才，我听说这位最穷的贫下中农30多了还没媳妇，这是个当主人的样子吗?这样典型的贫下中农代表怎么没人嫁呢?我现在郑重宣布，我要嫁给这位贫下中农代表。”

会场哗然。

廖晓东的举动富有戏剧性，使忆苦大会的气氛顿时变得使人窒息。

徐丽猛地拉了一把廖晓东：“你疯了?”

“不，我没疯。”廖晓东倔强地说，同时眼里含着泪水：“这样的贫下中农打光棍，我感到心酸。我的选择无怨无悔。”

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情使廖晓东做出了这种选择，连她的好友除丽都不能了解。二十年后，我再一次询问山洼村的农民，他们的看法仍然很坚定：“她是出于对贫下中农的热爱。”

尽管这是一种热爱，但这种热爱的程度使人难以接受。三十年后仍然不能使人接受的这一举止，在当时却赢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呼。 

于是，会场再也不是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气氛。而“向廖晓东同志学习、做一个新中国的好社员”的呼声响成一片。

面对这狂热至极的山洼村农民，廖晓东更坚信了自己的选择。

悲剧的帷幕就这样拉开。

晚上，廖晓东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怎么，要走了?”徐丽问。

“不，我想明天就搬到丁家。”

“什么?你真的疯了?”徐丽大叫一声。

“你别生气，我知道，你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但我却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徐丽，农村跟城市没有什么差别，在哪里都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农村虽然艰苦，但却是锻炼我们的好地方，你要理解我。” 

“我不理解，我越来越不理解你，不，我几乎不能理解这个社会了。你这是舍身取义吗?这不是战场。战场上的董存瑞炸碉堡是真的，但有一个前提，那是当时桥下只有他自己，无奈之下的壮烈牺牲。黄继光呢?因为他担负着爆破任务，碉堡炸不了就完不成任务，他没了爆破器材，只能以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你不同，不是非你廖晓东同志嫁给他不可。你此举有什么意义?救世主?”

“你说的真象个右派。”廖晓东正色道：“是呀，我承认你说的英雄是战争所迫。那么雷锋呢?他为什么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班、他们连甚至他们部队，为什么他能做到而别人做不到呢?还有王杰，他本来自己可以脱险，但他却把生的机会留给民兵，自己扑向炸药包。”

“这都大同小异，就象在澡塘里禁止用水，在厕所里禁止大小便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引起别人讽刺。退一万步说，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该向自己的父母有个交代，怎么能自己心血来潮说搬去连婚礼都不进行就搬去呢?”

“徐丽。”廖晓东委屈的流泪了：“你怎么把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理解成心血来潮，我真伤心。你我这么多年，对我竟是这种看法?”

徐丽也忍不住趴在廖晓东的肩上哭了起来：“晓东，我反对，真的反对你今天的选择……要真是那样，我受不了，我心理上会失去平衡的。”

“别说了，徐丽，你相信，我会生活的很幸福。”

工作组的两名同志把山洼村发生的近似戏剧性的变化马上向公社做了汇报。于是，公社书记带着一干人马来到了山洼村开了现场会，并现场发给结婚证。 

她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五·一，这是她下乡的纪念日。

县广播站播出了这一喜讯，在全县知青中引起了反响。于是全县人民包括全县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都知道山洼村有个好榜样廖晓东，因为县广播站播出了评论：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

五·一这天，她戴上了大红花，被人送到了丁法家。

丁法家只有两间草屋，炕上只有一床破被。她一进门，就见丁法的弟弟抱着那床破被要往外走。廖晓东问：“你去哪儿?”

“只有一盘炕……我到别人家去睡。”他满脸通红。

“这怎么行?”

丁法很干脆：“叫他去就中。”

“这样，你把我的被子拿去吧。”廖晓东把自己的被子递给了他。

“这哪中?”他弟弟吓了一跳：“你结婚用你的被子吧，这床太破。”

“拿去吧。”廖晓东硬塞给了他，夺下那床破被。顿时，一股酸味顶得她喉咙难受，直想吐。 

“千万别这样。”她心里说。贫下中农能盖，我也能盖，我不能怕这酸味儿。

丁法把发呆的弟弟赶出门去，回头对廖晓东说：“你既然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有什么事不能自己做主，应该向我先说一声。”

丁法对廖晓东把被子给他弟弟很不满意，但由于被子是廖晓东自己的，他不好反对，只是责备她。

那床破被在廖晓东怀中似乎很重，廖晓东每走一步都能闻到那股冲人的酸气，她差点憋出眼泪来。

天黑了，廖晓东要点灯，丁法告诉她，她家从来不点灯：“睡觉点什么灯?”说完脱衣上炕，于是一股臭气又顶得廖晓东恶心，原来是丁法的脚臭。

“你洗洗……。”

“洗什么?”

“洗脚呀。”

“洗什么脚?”丁法很不耐烦。

廖晓东不敢再说什么。她想出来找个脸盆，但没有。“咱们家的脸盆呢?”

“用那玩意干啥?没有。”

“明天我把我的从知青点拿来。”说着她脱下外衣。

“你怎么这样睡呀?”破被下面，丁法光着身子，廖晓东吓了一跳。

“庄户人家哪有穿衣服睡的，就你们城里人事多。”丁法发火了。

廖晓东不习惯了。棉被的酸味，炕上的脚臭，还要光着身子睡觉，农村的习惯和城里真是差别太大了。一时间，她的心里有一些酸楚。这种差别是她自己没有想到的。“适应吧，和贫下中农结合，就要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她这样想着，强忍着度过了她的新婚之夜。

结婚后的第三天晚上，廖晓东来到徐丽住处默默地把自己带去的一些擦脸用的雪花膏和自己没有用完的香皂交给徐丽。

徐丽很奇怪，抬头一看她眼有泪花，轻轻的问道：“怎么?受委屈了?”

“不不。”廖晓东连忙解释：“是我自己不好，资产阶级的习气没有彻底改掉，贫下中农不喜欢用这个，他们洗脸都用凉水，而且，脸上从不抹雪花膏，也不用香皂，这都是因为我们对贫下中农不了解造成的。”

“啪。”徐丽把香皂猛地扔在地上，“这算是什么道理?”

“别，徐丽，我不好。”廖晓东头也没回跑了。

徐丽愣在那里久久没有挪步。

二

丁法家的生活很贫苦，每顿只能喝上半碗地瓜干汤，就是这半碗瓜干汤，廖晓东也舍不得吃，有时分给兄弟，有时分给丈夫丁法。

不到一周，廖晓东明显消瘦，面色发黄，徐丽关切地问：“是不是生活太苦了?”

廖晓东回答：“是自己没有好好适应。”

“适应?”徐丽不满地说：“都适应成这个样子。”

廖晓东真诚地说：“这说明我与贫下中农更近了。”

不久，廖晓东怀孕了，但她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活。下工后还要挺着个大肚子为丁家做饭。丁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廖晓东不得不在煮地瓜干时掺上一些榆树皮，饭熟后，她把地瓜干捞起来给丈夫丁法，自己捧着碗去喝树皮。

她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但现在连吃饭也成了一大难题。

她从未吃过树皮。第一次见人吃树皮是在刘旺家里。而现在她的手里就端着这东西，她咽不下去，咬咬不烂，只得悄悄吐出来，既怕丈夫看见，又不舍得扔掉。生活如此清贫，她仍然在照顾着刘旺家的二妞和其他的孩子念书。

刘旺看到廖晓东很累，不再让二妞去丁法家。

第二天，廖晓东到刘旺家：“孩子喜欢念书，让她继续到我家来念吧。”

丁法不满意廖晓东的做法。在他眼里，结了婚成了家，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不能外出。但廖晓东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是帮助孩子们念书，就是到村里或烈军属家干活。终于有一天晚上，廖晓东送走二妞后，丁法抡起巴掌打了她三个耳光。

丁法没有文化，不会讲道理，只会用武力。

“别人的事用不着你去操心。你白天干活，晚上教书，家里的活不干，哪象个妇道人家。”

“妇道人家应该什么样?”廖晓东不解。

“你自己应该明白。”丁法非常不满。

“我不明白。”廖晓东声音大了些。

“怎么?不服气?”丁法又跳起来，朝着她又是两耳光。

“你是不是不服?”

“没有。”廖晓东连忙否认。 

“你说，是不是不服?”

“真的没有。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耳光。”

丁法“哼”了一声：“告诉你，你既然是来当贫下中农的学生，就得尝尝贫下中农受的苦。”

廖晓东心里一震，她想起了那咽不下去但又赖以生存的树皮，心里浮起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她轻轻叹了口气：“我知道，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地主的鞭子，我长在新社会，没有尝到这种苦，我愿意尝尝。”

“什么?你把我当成了地主。”丁法气的朝她猛踢了一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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