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中国：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答

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思想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心灵的启蒙、个性的提升。人的生命非常短暂，但历史弥补了这一巨大的遗憾。阅读历史，使我们活在祖先生命的延长线上。

——《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特

▴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答

1930年代，英国生物化学博士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近代中国？”

围绕这个问题，近100年来的哲学家、史学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受“身在此山中”所限，我们很难跳出“身份”的桎梏，从世界视角求解李约瑟难题。于是，有人试图从反面回答这个问题：“文艺复兴（15世纪）之后的欧洲，为什么能够超越中国？”

▍偶然中的必然：

东方首次落后于西方

1405～1433年间，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明成祖朱棣的贴身宦官郑和，带领着当时技术最先进、规模最浩大的船队，多次环绕印度洋远洋航行，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长度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倍有余。

据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测算，郑和七下西洋花费白银600万两，相当于两年的国库支出，而这还不包括造船费用。大明王朝为何如此不计成本和回报，倾全国之力航海？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华帝国自古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立国的根本从来不是自由贸易，中央集权也从来不放心藏富于民，而是将海量的人口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因此，郑和航海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宣扬天朝上国的恩威；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解决朱棣篡位的合法性问题。然而，如此代价昂贵的输血，于国民有害无益，结局自然只能是人亡政息。

▴郑和下西洋纪念邮票

郑和之后，中国再无大航海，相关资料被官员付之一炬，宝船和福船的技术就此失传。他的航海壮举，不过是一个农业帝国衰亡解体前的插曲。百年之后，俞大猷面对横行无阻的倭寇，因缺少大船唯有哀叹。清朝的统治者，更是多次宣布海禁，极力打压民间自由贸易。

郑和航海约70年后，迪亚士绕过非洲好望角，开辟了到达东方的“新航路”；80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从西方世界开启了。

欧洲人走出闭塞的部落时代，开始睁眼看世界。紧随其后的，是文艺复兴的鼎盛，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艺术瑰宝，被誉为“人类审美最高峰”。宗教改革带来了良知和思想的自由，启蒙运动使人文科学开始繁盛，科技革命也顺应市场的需要而产生……

为什么欧洲的航海家，技术和规模都无法与郑和船队匹敌，却能带来欧洲的进步与繁荣？

▴达芬奇设计的坦克，在近代才得到应用

欧洲几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世俗的王权受到教会的制约。欧洲大陆无法形成大一统的集权国家，这里的政治和经济始终处于“野蛮生长”的竞争态势。

在起步之初，这些冒险家的确受王室资助，他们的欲望市侩而强烈：将香料和金银运回欧洲，发家致富，抢占先机。为此，短视的殖民者，不惜血腥的掠夺、残酷的压榨。但是在此之后，世界市场开始了第一波优胜劣汰：西班牙和葡萄牙依靠暴力拿到了第一桶金，却逐渐被全世界抛弃，而更有商业精神的英国人，却为殖民地带去了议会、普通法和蒸汽机。

当商业行为脱离了国家的叙事，大航海不再是帝王炫耀伟业的工具，而是寄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梦想。人们自发、积极地创新求变，以自己的勤劳与才智，取悦世界市场上的消费者。

于是，人类迎来了第一波全球化，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传遍了全世界。自由贸易的兴盛，让欧洲诞生了无数的产业、城市和国家，最终因此而崛起的，却是整个人类文明。自由贸易使全世界资源的利用效率空前提高，人类的知识与财富都在爆炸式的增长。五百年间的创造，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16世纪的世界地图，人们还不知道南极洲的存在

▍两部巨著的不同命运：

  东西方世界的大分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命纪昀编撰《四库全书》。与历代的帝王一样，乾隆希望以修书展示“博大恢弘”的文治气象、成就自己“千古一帝”的名声，因此对该书非常重视。这项文化工程规模庞大，4000多名文化精英耗时8年，才编写完成初稿。

但是，由于思想控制和文字狱，在编撰过程中，朝廷焚毁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据统计约13600卷、15万册，又使用删减、错讹等手段，故意编造大量伪史。临近刊刻，又查出一批违禁书籍，于是严厉处罚了一批官员。又“复查、修改”了15年，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一月，乾隆做了太上皇，钦定第一版《四库全书》才得以刊印，经史子集分四色装帧。

这部书的价值究竟如何呢？不妨检索一下，国人在引用“权威史料”时，有多少人会选择《四库全书》呢？

▴《四库全书》：修书而毁史

鲁迅先生的评价颇有份量：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

1886年，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开始了一项浩大的修史工程。爱德华·阿克顿勋爵接受任命，开始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部书的初衷旨在说明，西方为何能从蛮荒之地兴起，摆脱黑暗的中世纪，演化出现代文明。但最终的内容，却远不止于此。

1902年6月，这部鸿篇巨著即将问世之时，阿克顿勋爵因病逝世。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世界轰动。人们争相寻找这位“有史以来最博学的学者”遗留下来的著作，却遗憾地发现，他一生没有写过专门的著述。后人以他的信件、讲课集结成的两本小书，成了传世经典。“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句话，正是出自他的《自由与权力》。

▴阿克顿勋爵，点击图片收藏全部作品

同样是国家主持的修史，《四库全书》和《剑桥世界史》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剑桥大学的学者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下秉笔直书。他们以全人类最优秀的精神资源，将近代世界跌宕起伏的四百年，写成一部全面、深刻、权威的史学巨著。

《剑桥近代世界史》开创了“由专家联合独立撰写史书”的先河，也成就了剑桥大学在史学界的美誉。此后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中国史》……都得益于这部《剑桥近代世界史》所延续的传统——直至今日，这部100多年前的著作仍然是权威中的权威，被人们争相引用，而《四库全书》早已成了古董。

著名学者袁伟时在《迟到的文明》一书的开篇，就抛出了一个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踏入现代文明后，东方各国都成为迟到者，中国是其中突出的典型，并且长时间地沦为了他国的殖民地，中国究竟为什么会迟到？

袁伟时说：“历史悲剧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的愚昧。清王朝僵化的文化体系无法自我更新，又对外来文明极其仇视，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通常都是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对外来文化的深闭固拒，甚至动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惨痛的历史教训向国人表明：绕开制度和文化，仅仅停留在“中体西用”层面的实用主义，是现代文明在中国屡屡迟到的根本原因。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现代文明如何从欧洲诞生、并传遍全球？

《剑桥近代世界史》该书出版几十年后，世界学术界对这四百多年历史的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材料和成果。于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又组织各国著名学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重新编纂、增补，其成果便是50年代开始出版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克拉克爵士主编，仍为14卷，约800万汉字，论述了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493～1945年）的人类思想、经济、政治，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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