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险遭强拆

本文原载于2008年7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军，原题《40多年前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多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对此披露道：

“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此方案1958年10月13日由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详见后文——笔者注)；‘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此前，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5月1日，毛泽东征求民主人士、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受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提了出来。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此评论道：“‘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这之后的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紧接着，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个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城区改建的计划。

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如果平均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包括展宽马路等拆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建筑，可以争取在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城区的改建。”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北京市1958年9月草拟《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方案，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对旧城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谢荫明、瞿宛林在《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发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引用“《原北京市委设想改造故宫方案的照片》文字说明”，介绍了“参与其事”的“少数规划人员”描绘的“四种改建故宫的平面图和鸟瞰图”——

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主要门：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第三方案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布局，代以开敞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以“五组建筑围绕在主体建筑周围布置，以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第四方案更是彻底，要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拆，“中心思想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用地放在城市中心部分，全部改建故宫，保留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快意图”

1958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上报中央以后，北京市规划部门立即展开分区详细规划研究，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做出多种方案，这项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故宫能不能局部改建，护城河能不能改成暗河，在当时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董光器在书中写道，“市委、市政府没有明确的指示，但在学术界，包括历史学家在当时也确有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万事万物均在变化之中的说法。何况当时的规划只是一种模拟试验，并非实施方案，思想不妨放开一点。因此，有的方案做了对天安门城楼和太和殿的改建方案。”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

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你们这张规划图是一张快意图，我们这个房间就算是快意堂吧！

看到规划方案在中南海西侧副轴终端放了一组大型公共建筑，准备建国务院大楼，周恩来明确表态，在他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董光器的感受是：“周总理在当时对加快旧城改建持保留态度。”

陆定一：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

“大跃进”时期，文化部的一些机构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宫博物院。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1959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的《请示报告》提出8个月后，中宣部对此作出回应。

《谁保护了故宫》一文中，引用相关档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请示报告》的情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

1964年6月12日，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这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得出结论：“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中，印出一张1963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制 作的北京城区布局方案图，显示天安门、端门、故宫皆被拆除改建为大型公共建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信号是吴晗响应毛泽东倡议而作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遭到批判。

在这场风暴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文革”时期出台的故宫“整改方案”，提出要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

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日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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