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看客——中越战争随军记者回忆录

授权转自自由之神

【前言】四十年前，我在昆明军区话剧团任创作员，很偶然的原因让我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那场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当时整个昆明军区文工团共700 多人，只有我一个人上了前线（不包括后来的阵地战）。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动机。但严格的说，我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说是“战争的看客”，也是一个幸存者。这场战争，对我来说，虽为偶然，但对人生的影响却直到永远。四十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来追叙这段难忘的历史，但种种原因使我无法如愿，当然，时间也是关键。半年前我从教学岗位上彻底退休，述而不作。于是以为有了足够的时间，便开始动起笔来，计划写一部长篇纪实，赶在四十周年祭完成。但写了五万字便又因故搁浅了。现在只好节选其中一段发表，以示四十周年祭。

        战争的看客

    ——我的军旅生涯（节选）

   大  浦

    进入前沿阵地

我们到达时，所有的部队基本都各就各位了，大都部署在山坡背面——越军看不到的地方，每天在进行着思想动员和战前准备。到底什么时候开战，谁也不知道。

这里云集的战地记者也很多了，总部、各大军区、军分区、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八一电影制片厂、各军兵种，连东线部队的广州军区，还派了记者来西线，人数最多的就数各个军、师的新闻干事。我也碰到了几个熟人，顾不上多聊，打个招呼就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和央视军事部的两个记者分配到一组，一个是赵元贵，（他后来是著名的纪录片《河殇》的总制片人，央视军事部主任），另一个是老张（名字隐去）安排我们住在当地政府机关的一个宿舍小院，这个小院在大山坳里，相对安全。小院只有几排两层的简易小楼，我们住在二楼。行动的时候，会配备一台北京吉普，派一个驾驶员和一个警卫员，他俩各自配带一支自动步枪，我们三个记者，每人一支五四式手枪，五十发子弹。我们五个人算是一个行动小组。当时，也没有谁来安排“由谁来负责”，战争，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了。

赵元贵和老张都是摄影记者，他们是奉命而来的，每人携一部16毫米的胶片摄影机。我是“自由战士”，我的装备，除了眼睛和大脑，还有一部德国普拉蒂卡照相机，因为从昆明出发的时候就搞不到胶卷，匆匆忙忙在家里搜出来两卷半，必须要省着拍，更多的场景，就要靠记忆。除了场景以外，所有的素材，靠采访，可是，在前线，人人都忙碌，很难找到专人向你介绍情况，只能自己去看。

（这是作者在战场发现的越南日历，日期停留在1979年2月16日——定格在战争开始的前一天，那是一个黑色星期五。）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那天

夜里，睡得正酣，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如同头顶上响起的霹雳一般，一股股强烈的气浪冲击着我们，感觉整个房子在震动，天花板上大片的石灰表层纷纷落下，窗外一直闪着火光，但不是直射进来的，我立即意识到战争打响了！

我捂着脑袋懵懵懂懂地站在原地努力地判断这火炮是越南打过来的，还是我们打过去的？但看不出光源在哪里，一时无法分辨得出来。少倾，我和小赵都发现老张不见了，借着火光仔细地查看，屋子里确实没有他了，我们感觉很诧异：听到响声之后，我们几乎是同时爬起来的，他怎么瞬间就没了呢？指挥部要求我们晚上不能开灯，为了行动方便，睡觉时门窗都要大敞大开，老张莫非是被气浪给冲下了楼？这让我感到十分恐惧。短暂的几秒钟之后，炮火响又起来，这才清楚地知道是从离我们不到２００米我方阵地的炮群发射出去的，我们也就平静了下来。我和小赵立即下楼去查看。这时，借着火光看见老张从一棵大树后面缓缓走出来，原来他听到炮声第一时间就逃下了楼，真是比兔子跑的还快。见我们从容走下来，他有些尴尬。事后，小赵对老张的胆怯很是不满，“还没上战场就吓成这样了。”我听了只是笑笑而已，我没有权力责难老张。谁也不是天生的勇士！我虽然没有像老张那样胆怯，但我毕竟也感到了战争的恐惧。况且，战争不是游戏！不过，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真的很佩服小赵，那种出生入死的精神状态始终在影响着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战地记者所应有的素质。

这一瞬间，就是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六点二十分！

我们立即又上了楼，带上了自己全部的行装，准备出发！

战前，指挥部对所有参战人员都宣布过：出了国，身上不能有任何带有中文书写的东西，比如：笔记本，纸片，人民币，商标……这一严格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被越军发现，作为证据，在国际上制造舆论说我们侵略了他们。细思极逗！难道我们是凭空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就是没有中文字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谁不知道你是中国军人！战争不知道要打多久，我不能全凭脑子来记，必须要有简约的文字记录。所以，我没听那一套，犯了第一条军规，偷偷把采访小本揣在上衣兜里。

 我们在指定地点集结，等待命令。炮击延续了很久，打打停停，间隔中，听到远远传来的激烈的枪战声，从黑夜一直打到了天明。

（1979年2月17日上午从河口大桥过境，向越南开进）

事后才知道，我们对面的至高点是越南的重要工事，距离中越边境不到两公里，军事上的名称叫“四号高地”，但一般都称作“法国炮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占领了越南之后，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军事上的需要，开始在越南最北部的山区修筑了若干个炮台，四号高地上的这个炮台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炮台共三层，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墙的厚度一米五至三米，洞内延伸的长度约150米，宽约1.5米至2米，有三个五米见方的垂直通道，每个垂直通道深15米，设有旋梯，与上下三层的水平坑道入口衔接，坑道四通八达，里面有一个供生活用水的水池，三个厕所，储备食物和弹药的仓库，有发电机和通风设备，防毒，防火设施，十几个火力发射暗堡，24个屯兵室，估计可以屯兵800至1000人，难攻易守，即使完全被围困，也能坚持半个月以上。二战时，法国人又将它加固成为永久性工事，日本人攻打了三个月都没能打下来。 越南人估计我们需要打七个月，现在是由越南的王牌军 345师一个营在这里把守，我军集中了大量优势兵力，凌晨六点二十分开始的炮击就是集中攻打这个炮台。炮击过后，步兵出击，初战有些失利，伤亡惨重，甚至都搞不清敌人的火力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仅担任主攻的118团二连就牺牲了四十五个人，于是不得不增强炮火攻击，至少又增加了八倍到十倍的火力，直至把整个山体都打红了，然后再出动步兵，结果，用了三个小时拿下了这个炮台山。扫平了这第一道障碍，我们开始长驱直入了。

                         （刚刚被炸过的老街市）

天亮以后，我们跟随着后续部队，从河口大桥过境。最先去了四号高地，登上了炮台山顶，从这里可以俯瞰周边战场。在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大块的水泥构件横七竖八堆积在山头，有些地方还在冒着浓烟，已经完全看不出炮台和暗堡的痕迹了。我在水泥石块之间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脚下是松软的浮土，每走一步都会陷入很深。这时候才感觉穿凉鞋上战场是最大的失误，浮土从凉鞋的缝隙大量的灌进鞋里，我想跺跺脚把土抖掉，可到处都是松松软软的，反倒泛起了一股股灰尘，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不是原来的泥土层，炮火覆盖了整个的山体把裸露的岩石都炸的粉碎，落下来，集成了这些厚厚的粉尘。我蹲下来，用手捧起一抔地上的浮土，却是沉甸甸的，抖掉了浮土，手掌中呈现出几块炮弹碎片。我又捧起了一抔，依然还有几块炮弹皮。我用手划拉着身边的粉尘，触碰到好几块大小不一的弹片。两三个小时，发射了上百万发炮弹，都堆积在这个四号高地上，整个山头都被钢铁碎片覆盖了！

（作者在刚刚炸过的法国炮台山顶——穿着凉鞋就上了战场）

在山上，我发现了一个拱形洞口，像是一个暗堡的出入口，不到一人高，有一米多宽。在洞口附近，厚厚的粉尘下面露出了一角类似衣服的东西，我顿时想到那可能是被掩盖的一具尸体，于是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捏着这衣服的一角轻轻提拉，原来是一件尼龙衬衣！我轻轻抖掉了上面的泥土，看到那是一件女式衬衣，花色图案十分漂亮——因为当时我国刚刚从北朝鲜学会了生产彩色尼龙袜子，还不会生产彩色图案的尼龙衬衣，尼龙衬衣早已经是越南极为普通的服装了，在我国却还是“稀罕物”，奢侈品！所以，看到了这件尼龙衬衣很让我惊奇，“这里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着这么漂亮的衬衣上前线？可为什么又脱到这里了？”我想。

作为编剧，喜欢联想：一，全民皆兵，女人也上了前线，人人都是“不穿军装的战士”；二，也许因为天气太热，虽说是二月份，最高温度也是三十七八度以上了，女人也脱掉衣服赤膊上阵了，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怎能顾得上尊严？三，此前就听说过，越南很多女兵都会使用美人计诱惑“敌人”，当你抓到她，她会全身赤裸着面对着你，让你丧失战斗力，然后找机会干掉你！这件尼龙衬衣的主人是属于哪一种人呢？我猜不出。为什么把这么好看的尼龙衬衣脱到了洞口？

关于尼龙衬衣，此后我听说了一件事：我军某部在战斗间歇时，几个女卫生兵钻到一个尚未完全坍塌的房子里，半天不出来。该部的男兵正要搜查这个房子，她们一起冲了出来，把男兵吓了一跳，正要射击，定眼一看原来是自己人。想问个究竟，她们却一溜烟地跑掉了。事后知道，原来她们每人都“缴获”了好几件尼龙衬衣，躲到房子里脱掉军装，把尼龙衬衣穿在里面，然后再把军装套在外面。天哪！这还不得捂出痱子来？爱美之心是女人的天性，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却依然忘不了美！想一想，发生在那个时代，真的可以理解！

我扔掉了尼龙衬衣，往洞口走去，脚下踩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把不锈钢的汤勺，我用衣角擦去了浮土，认真看了看，勺子很大，造型也很美，上面镌刻着“USA”，我知道这是美军的装备，显然是在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越南人从美军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我把它揣在兜里，正好可以派上用场，这也算是我缴获的第一个战利品吧。这把美军汤勺，我用了四十年，至今还在用着。每当看到这把汤勺，我都会想到四十年前的那一刻，有时也会想到，它的第一个主人和第二个主人是谁呢？怎么就传递到我手上了，会不会引申出一个悲情的故事呢？

我准备下到洞里去看看，但是刚刚往里一迈腿，“咕叽”一声就踩到了比浮土还软的东西，没等我的脚陷进去下意识地又抬起来，接着从下面冒出来一股恶臭，踩过的足印渗出了湿漉漉黏糊糊的黑色东西，我意识到，这是一具腐臭的尸体——战争刚刚打过三四个小时，炙热的天气已经使尸体开始腐烂了！

（以下四幅照片，均为在老街市拍摄的炸毁后的景象）

在4号高地附近，有一个小火车站，房子已经完全炸平了，但是货场还在，那里依然整齐地堆放着上千袋装满粮食的麻袋，麻袋上都用黑字印着“中粮公司”的字样，小赵靠上去拍摄了特写——这全是战前我们支援给越南的粮食。我们的边民吃不上大米，都无偿地给了人家，可人家根本不买我们的账，有苏联老大哥的支援，不稀罕中国的这点小恩小惠。再说，越南是鱼米之乡，根本就不缺米，否则怎么会“弃之如敝履”呢？

粮垛附近，有几个大油罐，正在熊熊燃烧，黑烟在空中蔓延了几百米，渲染了战场的气氛。我们没敢走近，因为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远远地为它拍照。这些油料也都是我们送给越南的“礼物”——兄弟般的无偿援助，现在被我们自己把它点燃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最了解“国际主义精神”的莫过于我们的边民！无论什么援越物资都要经过河口大桥运往越南！多少年来，边民眼睁睁地看到那些好东西都像进贡似的送到了对岸，心中怎能不愤懑！他们早已经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了。现在，战争打起来了，河口县委书记亲临战场，带着全县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大汽车，吉普车，大拖拉机，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人力推车……日夜不停，全部杀到越南境内，任意打、砸、抢、烧，拿，随意搬运中国紧缺的物资，包括钢材、机械、水泥、燃油、粮食、自行车、缝纫机……越多越好，也可以“大饱私囊”，抢到的东西都不再是“赃物”，而是战利品！带不走的就地毁坏。由于装车的时候匆匆忙忙，加上道路坑坑洼洼，边走边遗撒。在公路上散落的物资，特别是钢材，常常使我们的车子受阻。

                      （一个正在燃烧的储油罐）

离开了4号高地，我们进入了老街市。开战后不久，越军撤退，百姓也逃之夭夭，老街立即变成了空城。相对来说老街市被毁坏得还算小一些，虽然也有轰炸过的废墟和放火烧掉的房子，但那大部分是政府的机构，至于老百姓的房子还算完整。

我们的吉普车开进以后，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认真观察一下四周，确保没有危险再开始行动。重点是保证小赵的拍摄，因为他所拍摄的东西作为战场的实况纪录最终要送到军委总部去。我除了去观察和感受战争情境以外，也要协助小赵拍摄，帮他发现和选取一些有价值的拍摄对象，更重要的是加强警戒，确保安全。

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我注意——地上到处都扔着“避孕套”。起初，以为越南人太不讲究，随地乱扔用过的避孕套。后来，我们在这条街上看到了一家医院才知道，房子里摞着许多箱子，全是从日本进口的避孕套，这时才明白，原来是我军战士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这些避孕套，于是就每人抓了一大把，揣在身上，边走边当气球吹，吹过了，就随手扔在街上。在战争中，有时候也会“穷开心”！

街上还有大量的凉鞋，那是一种越南常见的简易凉鞋，轮胎的鞋底，上面安放夹脚趾的带子，大概是哪一个日用品仓库被我军战士洗劫过了，带不走的东西，就扔在街上。我看到许多房子的门前，都有砸烂的缝纫机、自行车，经了解，知道是我军攻下老街以后挨家挨户搜索的时候，只要看到贵重的东西，就全部将它毁坏，而越南的家庭几乎都有缝纫机和自行车，缝纫机全是“蝴蝶牌”的，这是中国最好的缝纫机，自行车都是26型的轻便车，因为越南人的个子矮，骑不了28型，牌子有两种，“永久”和“凤凰”，全是中国最好的品牌，而在中国，想搞到一张“自行车票”或是“缝纫机票”，比登天还难！战士们基于这种愤怒情绪，才用它们来发泄的。

战争的范围实际上很有限，我军进入越南的纵深距离最远是四十多公里，那是东线部队打下谅山、逼近河内的距离。西线还要近一些，主要战场一直在黄连山省内的老街、沙坝和坩溏一带，大约深入越南境内不到三十公里。但是，就在这小小的范围中，战斗异常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越南的地形地貌复杂，对我军进攻十分不利，坦克、火炮很难随着部队推进，步兵进攻也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所以，我军的记者也无法与部队同步前进，极个别的也只是跟随在作战部队的后面，拍摄一些远距离的场景而已。我们采访最多的是战地救护站和部队的宿营地，因为有吉普车，都是在白天行动，晚上基本上是返回到大本营，一则安全，二则摄影记者每天要把拍摄的胶片送回总部去冲洗。有时也在部队宿营地过夜，那里可以采访到当天的战况，也可以去补充食品——压缩饼干和蔬菜罐头。

我们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组。如果紧随部队其后，相对要安全些。但有时候为了专程去拍摄某一处现场，就完全脱离了部队，独闯无人区，在这个时候所面临的的危险就增加了许多，因为很难发现哪里暗藏着越南特工 ，我们随时都可能遭遇冷枪。一次，随着部队深入到一个被炸毁了的政府机构拍摄，这里的办公大楼完全变成了废墟。拍摄花费的时间较长，而部队已经不知去向了。结束的时候，天色渐暗，四周一片寂静。其境过清，不可久留。怎么走？如果从原路返回的话，危险极大。 来的时候我们是紧随部队其后，边打边前进，部队过后一路都是废墟，道路颠簸，行驶极其缓慢。现在那些倒塌的房子，恰是特工最好的隐蔽场所。如果听到动静，发现我们只有一辆吉普车，极有可能向你打冷枪。另一条路是山涧公路，驾驶员曾走过一次，白天行驶，相对安全，即便两侧山上有潜伏的敌人，他们也不敢轻易向你打冷枪，因为一旦暴露，我军就可能派人去搜山。但是，天黑了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就很难说了。但我们商量了之后，还是决定走山涧公路。这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车子不敢开大灯，朦胧中，全凭驾驶员的眼睛，除了驾驶员，我们四个人全部都手持自动步枪，枪口对着山上，勾住扳机，随时准备还击。这里顺便说说：发给我们的手枪，在战场上根本不适用，如果真的遇到敌人，准确率几乎为零，没等你反应过来，对方的自动步枪早已开火了。在战场上，随处都可以捡拾到自动步枪，有的是我们丢下的，有的是越南人丢下了，因为他们的武器也都是我们提供的。自动步枪是丛林地带作战最好的常规武器，两军遭遇，抬手就是一梭子，谁反应快，谁就有可能活下来。因此，我们早已给自己换了装备，每人一支自动步枪。

这一次，有惊无险，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没有遇到情况，顺利回到了大本营。

一天，刚刚回到大本营，师指（师的前线指挥部）的一个干事就来找我，说前指得知一个消息，在坩溏地区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电影片库，要我明天赶到坩溏去把片库里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运回来。接到这个命令，让我整晚上都兴奋的难以入睡。我想象着越南片库里面会有些什么东西？最想得到的是“进口大片”。要知道，文革十年，除了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影片以外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国家的电影，文革后才逐渐解禁。出发前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第一部“美国大片”是《魂断蓝桥》，看完以后，断魂三天才平静下来。虽然逐渐开始解禁，但我们没有进口渠道，也没有外汇。越南不仅可以进口法国、苏联的影片，还能够大量进口美国大片。如果将这些影片缴获过来，随便哪一部拿到北京去“内部放映”一下，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第二天，我带着一辆中型货车，直奔坩溏。战士们正在休整，我很快找到了相关部队，询问了片库的情况。他们兴冲冲告诉我，缴获了几台电影放映机，已经抬回了驻地，并且，很快让人搬来给我看。

我随即问道：“片库里有没有电影拷贝？”怕他们听不懂，我又补充了一句，“就是胶片？”

“有！好多呢！”

“在哪？”

“都让战士们给看了。”

“看了？！”

“是啊，太多了，而且都是外国片，我们肯定不会要，于是每人抱一两盒片子，一边走一边看。”

“怎么看？”

“就是一截一截撕下来，像看照片那样看啊……”

听了这番话，让我哭笑不得。我立即去了现场，一路上我注意到，满街都是“电影照片”，一截截扔在地上，就像避孕套、橡胶底的凉鞋一样，随处可见。

然而，他们缴获的放映机，都是一些残缺不全、淘汰下来的老式放映机。

我让他们当场砸掉了！

“遭”遇特工

一日，在坩溏的一条街上，有两个铁道兵的战士在执行接线任务时遭遇了冷枪，因为摸不清敌情，两个人迅速逃离了现场，其中一个把自动步枪还掉在了街上。他们跑回驻地，报告了情况后，部队立即派出一个小分队去现场搜索，找回了那支自动步枪，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当时，我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想体验一下遭遇“打冷枪”的感觉。幻想着怎么样与敌人展开巷战！唉，不是所有的感觉，都能够体验到的！当你体验到了的时候，或许生命也就没了。

次日，我们也去了那条街上拍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错觉：好像在这个打过冷枪的街上，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都有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你！开始时，有些恐惧，当进入了工作状态以后，就忘掉了恐惧，开始对越南民居产生了兴趣。小赵在驾驶员的护卫下去拍摄这条街景全貌，我带着警卫员第一次进入民居，了解一下越南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也希望能发现一些有纪念性的物品。

越南临街的民居结构都很相似：每户有一个临街的门和一扇窗户。推开门，第一个房间是门厅，也是来了客人落座的地方，这里一般会有书架，胸柜，桌椅，等等。推开第二道门，也是起居室，一般都是作为主人的卧室。第三道门，是饭厅。第四道门，则是厨房。最后，是通往后院的门——每家都有一个后院，养猪，种菜，周边还可以搭建一些简易木房——这四道门，是直筒式的，也就是说，四道门同时打开，可以从街上一直看到后院。

我感触最大的是，越南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书柜或书架，我还特意从书架上取了几本书看看内容。每家都有的除了胡志明的著作以外，就是翻译成了越文斯大林的著作——我是从书籍装帧上的斯大林头像猜想的。还有一些苏联的书籍，是从书中的插图判断的。其它的各类书籍，包括画报，杂志，每家的都不尽相同了。为什么会让我感慨？同样是边境城市，我到过的河口市居民家里，没发现一家有书籍，连纸片都很难见到。哪怕是“毛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这些在大城市已经到了可以当废纸卖掉的时候了，可是在河口都见不到。他们——大部分是瑶族、苗族——看不懂，也不需要，那时候，他们还生活在群盲时代！

我在老街受到过一次巨大的惊吓，那是在街头第一家房子里。我们小心地打开一间间房子的门，径直走到后院。当我一迈进院子的那一瞬间，脚下发出了一声嚎叫，吓得我跳了起来。警卫员也迅速端起了枪。惊魂未定，仔细一看，原来在门口的房檐下排水沟里躺着一只硕大的老母猪，看上去能有三百多斤重，大概有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完全动弹不得，横卧在沟槽里，把水沟和后门的台阶填平了，身上还盖满了浮土，跟地面是一样的颜色，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我出后门往下迈出的第一步正好踩在牠的身上，在我感到踩到了软乎乎的东西的同时牠发出了嚎叫，声音和动作配合的严丝合缝，那恐怖的效果真是达到了极致！

我在一个家庭的客厅里，发现了一本越南日历，那是一本合订的日历，纸质和印刷都非常粗糙。日历刚刚启用不久，还是厚厚的一本，撕掉了过去的日子，留下来的首页是“1979年2月16日”—— 我们总攻开始的前一天！这是一本不可复制的日历。我把它取下来，仔细地收藏好，作为历史的见证，带回了北京，一直保留至今。

在另一家的客厅里，给了我巨大的惊喜：我居然发现了一大摞黑胶木的大张唱片，全是美国出品的经典曲目，总共有十二、三张。我来不及仔细查看上面的外文，全部装进了我的军用挎包里，勉勉强强能塞得下去，还怕它滑脱，又在挎包的外面用绳子捆扎了两圈。这是我“缴获”的最有价值的战利品！要知道，文革中，所有的进口唱片全部作为“封资修”被砸碎。十多年没有听过任何“西洋音乐”了，这个发现，虽然无法与美国大片相媲美，但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就凭它，这场战争我也没有白来！十几张唱片很重，那一天，我一直背着它行动了十几个小时，直至到晚上，回到大本营，暂存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我把它完好地带回了家。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唱机播放它。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从唱片中听到了《Only You》这首曲子，而且像是久旱逢甘雨似的，立即在我的朋友当中传唱开了。许多年后，看到影片《罗马假日》才知道，原来是片中的主题曲。

一条街的尽头有一个小门，是关着的，很破旧，没有任何特色，本来我也没想进去，只是从另一家走出来站在街口等待小赵拍摄完毕一起离开，但小赵好像还没有要结束拍摄的样子，于是，我就漫无目的地推开了那扇小门走进去，在客厅里随意瞅瞅。警卫员也跟着进来了，随手推开了第二道门，看到通向后院的门都是开着的，他顿时惊讶地嘘声叫着：“有人！”我回过头来，也看到后院里飘过一股淡淡的烟雾。我们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是从门的右侧地上往左侧飘过去——这里已经停火多日了，整个城市阒无一人，怎么会有烟雾飘出来？我们俩同时端起了自动步枪，蹑着手脚向院里走去。还没走到院子，就看到院子里院有一个年轻人蹲在地上，正在用一个芭蕉扇之类的东西专注地扇着地上的微火，根本没有发现我们进来。于是，我用刚刚学到的一句越语口令喊道：“空得动！”中文的意思就是“不许动”。其实，后来才知道，我学得一点都不标准，但是就凭我那学过声乐的嗓音，一声瞅冷子的叫喊，无论什么人都会吓哆嗦了，他惊恐地望着我们，慢慢地举起手来。接下来只能用“哑语”交流了。

他示意自己是木匠，饿了，正在烧饭。我们看到，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用几块干木头在引火，火上支起一只小锅，不知道里面在煮着什么。警卫员已经按捺不住了，悄声说：“肯定是特工，干掉他！”说话的同时，他把枪口对准了那家伙。我迟疑了一刹那，不自禁地用手轻轻把他的枪管推向了一边，然后示意那个越南家伙站到院子的后面去，他立即就懂了，举着双手，战战兢兢地地往后面走去。在他转身那一瞬间，警卫员又把枪口转向了他，同时跟我说：“干掉他！”而那个越南“鬼子”大概听懂了，刚走两步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们，好像在等待我们开枪。我又摆手示意他继续往前走，同时，第二次把警卫员的枪管推开——这一次不同于第一次，我是在推与不推之间做出了抉择！那家伙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但这次没有回头。警卫员第三次说：“干掉他！”同时把枪口又一次对准了他。这一次，我十分坚定地把他的枪管推开了。在这种情况下，警卫员没有我的命令他是不好擅自开枪的，但我的举动让他不解。他不想把枪移开，我只能握住枪管，悄声说，“撤！”

这个“撤”字，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作出的决定，虽然只有一个字，但却是我做出的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

这两天的冷枪，就发生在这条街道上，没有发现别人，只有这一个年轻人还“逗留”在这个城市中。从这一点来看，肯定是特工！但是，在我面前的这个越南“鬼子”，充其量是个举着双手的俘虏，而不是正在伤害我的敌人。从道义上来说，我没有理由杀死他。但如果放走他，我们的军事法庭有理由追究我的责任，我肯定逃不脱军法的审判。现在，警卫员在等待我下令杀了他———虽然不是我亲自开枪杀死他，但警卫员执行的是我的命令，对于我来说，就是杀人！波尔布特也许并没有亲手杀过人，但几百万的柬埔寨人都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被杀死的！杀不杀？我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迟疑不决！现实是不允许我仔细思忖后再拿出个结果来！             

那就让天性来决定吧！于是，这时候，我的天性主宰着我，坚定地说出了一个“撤”字！

“他会打我们的冷枪！”警卫员还是坚持要干掉他，枪管在我的手中使劲挣扎着。

我一边握着他的枪管，一边用英语冲着越南人喊道，也不管他是否听得懂：“Go,go,go!”但是他回了一下头，看到我的手势，就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院子尽头的竹篱笆墙才站住，仍然举着双手。

于是，我悄声对警卫员说：“小心点，赶紧撤！”

他这才跟随着我转身离开了院子，尽管很不情愿。

事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设置了很多“假使”：

假使，我当机立断下令杀了他，甚至都无需语言，只要挥一下手或者一个眼神就妥了。会怎么样？

一腔鲜血四处飞溅，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的面前倒下，并永远地消失了。当我们回到驻地向上级报告，肯定会受到表彰和嘉奖，当日的“战况通报”和全国的新闻报刊就可能会有这样报道：“……战地记者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遭遇了特工的袭击，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巧妙地制伏了敌人，并果断地消灭了他！”至少是一个三等功！如果描绘得惊险，还可能是一等功！

假使（我没有杀他），当天回到驻地，警卫员把今天这个过程向上级报告。会怎么样？

马上就会被保卫部带走审查，绝不姑息！多少战士惨死在越南鬼子的炮火之下，他（我）却置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同情一个沾满中国士兵鲜血的越南鬼子。在警卫战士多次要求击毙敌人的时候，却受到了他的强制干涉，从而放跑了这个部队搜索多日未能抓到的打冷枪的越南特工……

多种可能都会发生。但有一种结果我是清楚的：如果我干掉他，我的内心从此蒙上了一层永远驱散不掉的阴影。这一辈子，我都不得安宁，会常常被噩梦惊醒，醒来会更加痛苦，我终生也躲不开良心的自我审判了！佛祖和上帝，都不会宽恕我，尽管我与他们无关！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天上看着我！

我放了他，将一条生命放归自然，我换来了后半生的宁静。

我很幸运，警卫员没有向上级报告……

                                 【节选 完】       

                                （赵元贵在现场装胶片）

                            （赵元贵为拍摄在迅速避开危险区）

                                   （被炸毁的公交车场）

                           （记者们乘坐坦克撤军回国。）

        （编号911 的坦克在炮击——此照片为本文作者拍摄，曾发表过。）

（撤军以后，为了香港银都机构导演张铮到战场上补拍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录片，我们居然同意让我军在撤军后再次出击。下面这幅照片为此次拍摄而摆拍的出击前的镜头！我听见战士的嘴里在说：他妈的，打仗的时候不来拍，打完了才来！）

（1979年3月17日我军全部撤出越南后，工兵拆除河口大桥，赵元贵等在拍摄拆桥工程。背景就是老街市。）

（ 五战友撤军前在越南坩溏留影。左起：央视记者赵元贵、本文作者大浦、驾驶员、央视记者杨献文、警卫员。）

        （重建以后的河口大桥——作者故地重游。摄于2019年元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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