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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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秀

爱因斯坦本身经历坎坷，并且走遍世界。所以他自以为见过各种苦难。直到他踏上中国的土地。

那是1922年的冬天。他访问日本路过中国，在中国土地上一共停留了3天。

这3天，爱因斯坦被中国的苦难图像深深震撼着。他写道：“在外表上，中国人的特点是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爱的洞察力。愚钝，是可怕命运的源头。是谁、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愚钝？今天，我们醒了吗？

老爱深切地同情中国人民，并做了自己能做的：

1931年11年17日，老爱公开指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可惜各国直到鬼子打进家门才有所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老爱和罗素、杜威等大学者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

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君子”入狱。老爱又联合杜威、孟禄等学者声援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

1938年6月，他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支持中国抗日。

老爱是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老爱的思想，对中国也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许良英、周培源等著名的中国学者，就是深受他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杨振宁、李政道、夏元瑮等学者也受到过老爱的眷顾。

老爱对中国人，完全出于人类的同情心，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没有任何功利色彩。

当老爱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这片土地时，他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会对他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大批判。

那是1968~1976年间的中国。那是个神奇的年代。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全民学会了一种最神奇的高级思维：唯物辩证法。

他们按照祖宗的职业划分敌我、划分社会层次。

他们喜欢与敌人战斗，没有敌人制造敌人也要战斗。

街坊、同乡、同学、老师、爸爸，都可以划清界限。玉皇大帝、刘少奇、海瑞、麻雀、土地爷、蒋介石、牛头马面、孔子，都可以批倒批臭。

爱因斯坦当然也跑不了，并且罪名特长：“本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幸好老爱机智，1955年就去世了，免得见到这顶大帽子尴尬死。

这位童鞋说：不就是一顶大帽子么，有啥尴尬的？

不觉得尴尬，只能说你没好好看句子。如果你知道啥叫自然科学，也知道啥叫学术，那么请问：自然科学的学术怎么反动，自然科学的学术怎么划分阶级？

然而，这种世纪难题，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有万能思想武器。

不过，有一小撮人，感到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予以了低调的抵制：无语。他们是中国的科学家。

他们固执地认为，相对论不是不能反，也不是不能批判，爱因斯坦如果不认为它有缺陷，也不会倾其后半生去搞“统一场论”。但是，正如我们不能用黎曼几何去批判李白的诗歌艺术一样，我们也不能用与物理无关的东西去批判物理理论。你不能因为人家对自然的看法与你不同，就搞人身攻击，是吧？

但是，在革命的泥石流中，一切顽抗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泥石流滚滚向前，恰如燕人张翼德，你能抵挡吗？

1965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场有无必要“又红又专”的讨论，有人不解风情，以老爱为论据，证明即使没有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可以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爱因斯坦就这样站在了马列主义的对立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机智的无产阶级学术精英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攻击某个权威及其成就，实现一步登天的梦想。

爱因斯坦这个最大的权威自然是极好的靶子。于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这一学术偏门，就成了学术热门。

湖南醴陵的一名周姓中学数学教师就这样走向人生巅峰。

1967年，他写了一篇论文，叫《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相对论。论文主题鲜明，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但是没人看。这哪儿行。周老师决定利用自媒体，四处讲给人听。

1968年2月，周老师来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热情地宣讲他的论文。不料，死心眼的物理学家们当场予以逐条批驳，认为论文漏洞百出。

周老师虽然很不爽，但对物理学家并不在意。因为那时，科学的事，并不是科学家说了算，而是“革委会”说了算。

革委会是高维存在，对物理学家的浅见，自然是降维打击。周老师的理论在科学上是否说得通，这无关紧要。关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就应该大鸣大放。

果然，科学家被打脸了。3月份，周老师在中科院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咱们以下简称“批相班”。为啥要批判相对论呢？周老师们自然是思量周详：

第一，谁推翻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谁就是巨人。

第二，相对论是“资产阶级科学”，用“无产阶级科学”推翻它，就证明自己坚定的阶级性。立场的正确，就是最大的正确。

第三，相对论受过马赫思想的影响，而马赫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曾受到列宁的批判，所以，批判相对论，就代表自己的同伙是伟大的列宁。

成功了，自己就是“与列宁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科学巨人”，这个光环有多大，光环后面的实惠有多大，梦到都会笑醒。因此，批相班成员都十分踊跃。得到了大大的成果：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得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的结论。

1968年6月，批相班隆重推出一篇光辉的论文：“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

批相班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虽然逻辑比较随机，但是，它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

他们宣称，批倒相对论以后，“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虽然新纪元到现在也没在我国到来，但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这种事，人家的确做梦都想不到。

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

这下好了，“批相班”如虎添翼，光速完成了一篇《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他们找到一个绝妙的证据，来批驳“时间的相对性”：1969年3月初，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双方都说是对方先开的第一枪。

批相班机智地论证：如果同时性是相对的，那就闹不明白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

所以，谁要是敢说相对论是对的，那么他就等于指责“苏修先开枪”的真理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卖国贼和苏修分子的帽子，就是你应得的了。

这一招十分了得，浓缩了几千年政治智慧的精华。然而，一些不识时务的科学家担心，万一走漏了风声，会笑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牙。著名牙医竺可桢本着医者父母心的态度，循循善诱地指出：

由于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行星即地球上，故处于同一参照系。而“同时”的“相对性”，是处于不同参照系中的观察者的有关现象。所以它不适用于中苏边界冲突。

历史证明，理智的声音从来无法阻挡SB创造笑料的脚步。《相对论批判》印发全国。全世界的牙医都笑了。

1969年秋，这场批判运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党内四把手陈伯达的大力支持，他把这场批判作为取悦一把手，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争宠的一步好棋。

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闻风而动，迅速组织了“上海理科批判组”（以后简称“批相组”），也来批判相对论，卯足了劲要比比看，看谁搞得好、搞得妙，搞得圣上哈哈笑。

在陈伯达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盼下，《相对论批判》预定于1970年1月在《红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发表前，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假装审查一下。参加会议的有“批相班”成员，还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何祚庥等。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也接到通知，但他不识好歹，拒绝出席。

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赞成批判爱因斯坦，但他不同意“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等说法。

周培源含蓄地为爱因斯坦做了辩护，他还借机建议中科院做一些实验，以检验相对论。

钱学森婉转地说：“鉴于爱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国际影响，恐怕我们应该对此事慎行。”

吴有训认为文章的表述和概念都不够清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虽然批相班渴望发表这篇文章，科学家们也渴望能给个面子，但论文实在太烂。颠倒黑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知道啥是黑白，没法弄，所以终于没发表。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视察工作，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事业作出了重要指示。他强调，“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审查和估计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广大师生深受启发，备受鼓舞，厉害了我的国！

陈伯达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要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学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还提出了“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伟大构想。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按照陈伯达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及其刊物编辑部。刊物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于1970年6月出版。为了堵住敌对分子的嘴，还特意演出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总共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肯定相对论的。另外5篇批判相对论的文章，有1篇是“批相组”写的。彰显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格局。

演出非常成功，在没有对手配戏情况下，成功高潮了。

广大劳动群众几千年也没梦到，有朝一日会参与到批判世界顶尖学术成果的队伍中来，所以相对论批判运动高潮迭起。革命小将们很澎湃，革命导师们很期待。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1970年8月，陈伯达同志倒台了，万人批判大会泡汤了。北京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草草收场。

这时，“批相班”大多数成员突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调转枪头，开始捍卫相对论。

为啥会有这么浓眉大眼的叛徒呢？原来，批相班有两类人：

一类是政治运动精英，他们嗅觉灵敏，机智灵活，善于随着政治风向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二是科学家。他们当初加入“批相班”，是想借机搞科研，享受查阅科研文献等“特权”。

这两类人，目标不一致，但叛变“批相”的速度是一样快的。一时间，北京科学论坛风云突变。

但是，“批相组”的后台还没倒台，立即痛打落水狗，指责“批相班”成员当“叛徒”。在北京批判疲软收场之后，上海批判愈发坚挺起来。

1971年9月，林彪意外坠亡后，周恩来开始批判极左。11月，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说，“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

1972年夏，周培源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公开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制止了周恩来对极左的批判，转而整肃“极右”。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运动自然是风起云涌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文革熄火，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也被丢到一边。

同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第一卷首印25000本，但仅限于内部发行。

1977年夏，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文集第一卷，并改为公开发行。

不过，出版并不顺利，对老爱的定性有争议。

在序言草稿中，许良英称爱因斯坦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遭到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的反对，编辑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

许良英很诧异：“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

一番辩证法之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去周培源评理。周培源说：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

1977年12月，《物理》发表范岱年的文章，谴责陈伯达、姚文元领导的反相对论运动。

1978年3月，重印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问世，其序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79年2月20日，1000 多名中国科学家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

对科学理论褒贬，对科学家的毁誉，不是由科学说了算，而是由政治说了算。

这场以政治为目的，以运动为手段，用政治理论批判自然科学理论的大戏，终于，终于落幕了。不是在科学验证的实锤中落幕，在政治风向的逆转中落幕了。

读者秀

本文摘自拙作《爱因斯坦：想象颠覆世界》被删部分。成稿于2014年。

拙作于前不久第二版，新增内容：引力波探测最新进展及关键技术，黑洞，虫洞和时空穿越，爱因斯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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