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向香港的红色知青

原载于《Vista看天下》2018年第34期，作者李晓芳，原题《欧阳东：“游”向香港的红色知青》。

英国士兵在香港边境防范“逃港者.jpg

晚上八九点，夜幕已经落下，邱兴和两个朋友摸黑潜水下海，游了半个多小时，到了接头的破旧渔船边，三个人矮身躲在狭小的机舱内。渔船一路晃荡，目的地是对岸的香港。

邱兴没有别的选择，家里有父有母，还有妻子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全都嗷嗷待哺，“那时候我家里很贫困，饭都吃不饱，所以决定到香港揾食（谋生）。”当时逃港的人一律被冠以偷渡犯、逃亡者的罪名，抓到要被批斗坐牢，他在渔船里不敢出声，又惊又怕。

机舱里的味道并不好闻，他形容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只记得“很臭很臭”，还有很多机油，全部滴落在脸上，一直到了香港他才擦干净脸上的油污。

那是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他还未晓得变革的曙光已隐隐挂在天边。

“去香港喝咖啡”

今年71岁的欧阳东也曾是一位逃港者，他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在1978年逃去香港。

最开始，欧阳东并没有想着去香港。1965年，他从广州主动来到深圳，当时还叫宝安县，欧阳东成为海水养殖场里的一名知青，工作虽然艰苦，但生活还过得去，他并没有非去香港不可的念头。他还参加了当时的文艺宣传队，经常带领大家排演节目，因为外形很好，他经常在戏中演主角，例如当时十分红火的一部歌舞戏《红色娘子军》，他就在其中饰演主角洪常青。

因为文艺特长，欧阳东在海水养殖场养蚝五年后，如愿调到宝安县蛇口公社，成为一名专职文艺宣传员。

蛇口公社对面就是香港的流浮山，水性好的人几个小时就能游到香港。他的朋友大多在船上作业，通常是一早上开船出去，晚上回来时，只剩一个人把船开回来。也有人是在海上作业时，直接下海游泳到香港。

广州人把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当地甚至掀起学游泳热，民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父母也告诉孩子，好好学游泳，长大游到香港去。

欧阳东听说，每个人到香港后，都会说自己喝上咖啡。久而久之，每有一个朋友消失，就会说：“某某喝咖啡去了”。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最后一次就是1978年到1979上半年，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香港的新界原本并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全部是从深圳罗芳村过去的。

就在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1978年4月，×××来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他一上任，就提出要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面对面开放交流。

1978年7月5日到10日，×××在广东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他来到当时外逃最严重的宝安县。彼时的县委书记方苞将×××带到沙头角镇中英街，那里是香港与大陆的一条分界线，不过一街之隔，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县冷落萧条。据媒体报道，×××心中难受，对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去过中英街后，他们又来到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学习班，方苞对在场的人说：“×××是来调查情况的，大家不用怕，就大胆地说吧。”当时一个先进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大胆进言，“×××，我对你说实话，政策不改变，人都跑光啦！”

据《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回忆，“×××到中英街去看时，当时就有一些逃港的人又回来，偷偷地把加工工业带过来，一般都是插塑胶花，深圳的劳动力便宜，就插好花后，再送到街对面，然后出口到国际市场上。”陈秉安认为，这其实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工业。

那次考察后，×××大受震动。当时宝安县的干部就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经济事件向其请示，×××当场拍板，“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

邱兴当时不知道政策已经开始松动，改革开放也已在酝酿之中，他看到的是老婆孩子实在没吃的了，家里一根红薯都找不出，有一碗稀饭都已经是奢侈。而一些从香港回来的人，会给老家的乡亲们发烟、发酒，还有糖果、面包等新奇食物，“他们还给我派了个利是。”1978年，他最终还是冒着危险去了香港。

“留住老百姓的脚”

和欧阳东一样，同在蛇口的张志聪1979年逃港，当年才15岁。时隔四十年，他还记得那部《红色娘子军》，“我记得，这部戏我看过四五次”。

“欧阳东”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就是一抹正统的“红”。

除了这部戏，还有一些宣传香港不好的戏。欧阳东等人用快板形式说唱，内容都是香港跳楼、卖儿卖女、抢劫的内容。欧阳东相信香港是悲惨黑暗的，还是祖国社会主义好。当年，欧阳东选择对象的条件之一也是“不逃港”。

张志聪在学校墙壁上、大街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标语，呼吁人们不要逃港，抵制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但宣传归宣传，年纪大一点，要养家的人没有办法，还是要去香港发展。”

陈秉安总结，对于逃港潮，大陆有关部门最开始是强行阻拦，后来采用怀柔政策，排一些歌舞戏等劝导群众不要逃港。但最终，领导人发现发展经济才是良策。2000年他曾问过×××对群众逃港的看法，×××回答道，“脚是生在他们身上的，政策不改变，经济不搞上去，他们只会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

陈秉安强调，“这是他的原话”。

欧阳东在1975年成了家，当时他和妻子两人每月能挣七十多块钱的工资，在周围环境里，条件已经算很好了。然而，从1978年开始，挣了钱的同乡从香港回来，经常带一些饼干、粮食等反哺乡亲，“像三明治不是要把面包皮切掉吗？面包皮他们带回来，我们都当宝啊，当点心送人，所以那个差距太大。”欧阳东说。

另一边，继7月的考察后，同年×××又一次来到宝安县。陈秉安表示，“他第二次来就是对怎么进行改革有所考虑了。”当时×××在宝安县的附城公社召开了一次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座谈会，他就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问大家，“这么多人跑，我也很着急，大家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吗？”有人说，“堵也堵不住，就让他们走吧。”

×××没有生气，而是提到，“走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留下的是妇女儿童，谁来养活她们？如果你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就放他们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另想办法。”

底下一片安静。×××缓缓道出自己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团结一心，把经济搞上去，才能留住老百姓的脚。”

“个个偷渡，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那场改变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中南组发言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注意到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蕴含的经济发展机会，表示希望“中央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他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紧接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改革开放方针。

张志聪当时年龄还小，对改革开放懵懵懂懂，浑不知这将改变未来多少人的生活。从1978年开始，蛇口港这边慢慢建起第一套别墅，开始招商、第一家工厂进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年，蛇口水湾村为了支持改革开放发展，在土地使用等方面做出实验性的贡献。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炸山开工的第一声炮响也被视作正式掀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然而，当时改革刚刚开始，许多不明就里的群众反而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据统计，1979年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

×××快马加鞭地筹备广东改革开放事宜，在当年四五月，他多次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大胆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应充分利用，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6月，在一次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上，他再度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当时，不断有朋友约欧阳东一起偷渡香港，但妻子坚决反对，他因此一直没下定决心。直到一件小事深深触动了他，那天他带着孩子在海边散步，有些香港渔民会到码头卖鱼，一个渔民便随手给了孩子一瓶益力多饮料，孩子迫不及待打开，喝完以后，还对着瓶子用力吸，意犹未尽，“好像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的味道，连空气都吸光。”欧阳东看着觉得心酸。

儿子吸空瓶子的画面一直在欧阳东脑海里挥散不去，“我只觉得，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能力，这些东西如果可以买得到，我也可以买，但是没有啊。”

1979年11月16日，欧阳东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广州探亲了，没人再拦他了。晚上，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来到位于蛇口公社的大冲，从这里横渡到香港大概十几公里，游过去需要七八个小时。他们各自携带了一个吹气枕头。偷渡都会带些救生用品，比如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据人民网的一篇报道，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

游到半路时，海面中间出现一艘巡逻艇，欧阳东分不清是内地的边防巡逻艇，还是香港的巡逻艇，只看到那个探照灯一晃一晃。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鞋还有通信地址，全部用胶袋封好，带在身边，这些物品不会沉水，都浮在水面。看见探照灯晃过来，他们就放开东西，人潜到水下去。等没光了，再浮起来。每次看见船，就绕远点再游。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就是香港流浮山——那边灯火比较亮。

就这样，欧阳东也成为一名偷渡者，起初，大家并不相信，单位还说：“不可能啦，个个偷渡，欧阳东都不会偷渡啦。”

“可以回家了，不用跑那么远了”

为了能给家里寄钱，在香港的第一天工作，欧阳东就加班到晚上9点，第二天到晚上11点，第三天就到凌晨1点。一天工资三十块钱，加班一个小时五块钱，他拼命做，甚至把第二天的活都干完，然后等老板安排其他工作。

曾有一位香港企业家告诉陈秉安，当年他最喜欢招那些游泳过来的逃港者。“一是意志坚定，二是憋着一股气想要干出成绩，”陈秉安说，“你给一百斤他挑走，一千斤也挑走，没有怨言，这样的工人哪个老板不喜欢。”

很多逃港者都干出一番事业。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除了“期货教父”刘梦熊外，还有金利来集团董事主席曾宪梓等人。

与此同时，历史的车轮也在滚滚前进。1980年8月，已经撤县改市的深圳正式设立经济特区。张志聪那几年在香港和大陆间往返多次，“看到一砖一瓦慢慢建起来，那时才明白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1979年他游泳去香港，只是为了找当时离散的同学，却因为不知道电话地址，一个人也没找到。后来受改革开放的带动，他有了更多机会，创立自己的建筑公司，自发创建蛇口同乡会，反而找到一波老同学。

邱兴在1981年和同乡打电话时，才知道大陆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他当时在一家电子厂帮老板做装修，深受老板赏识，获得单干的机会。当时，他原本考虑和朋友一起南下印尼开设电子厂，改革开放消息传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可以回家了，不用跑那么远了”。1983年，他正式回到深圳投资办厂，工人最多时有1200多人。

欧阳东也回来了。在香港拼命干活的欧阳东用两三年时间就为家里攒够了钱，到了1986年，欧阳东在香港已打工六年多，他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一个熟练技术工。深圳特区建立后，香港的服装老板也到深圳来办厂，他随厂回到深圳工作。

回顾当年的逃港生涯，欧阳东说，“香港真的很漂亮，全部是高楼，但是再好也不是我们能够待的地方，我想我还是一定要回来。当时没想到，如果想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样，我看就没人逃了嘛。现在就没人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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