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老记者回忆录：三年饥荒岁月的记忆

作者简介

李锦，男，1952年7月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山东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

成就

从1978年来，从事农村调查30年，被誉为“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来自基层的调查曾得到36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或赞扬。邓小平对其有“你有发言权”的评价。依靠自己发现和推出的“万元户现象”、“九间棚精神”、“双星道路”、“兴福现象”、“大明资本经营理论”、与西藏“甲曰经验”等，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理论上涉足经济、科社、党建与民俗等领域，曾获得1998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新闻作品获得国家、新华社100多个奖项。

著作

出版的著作有《大转折的瞬间》、《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与《盐阜家谱》等11部。

作者的话：

在我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

我出身在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饿，拾麦子、挖野菜，吃榆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从事新闻工作38年，大半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自己亦怀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写出。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快50年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了。

我当了大半辈子新闻记者，报纸上登的总是按上头需要或允许您写的。如果不把三年饥荒这段真实情况写出来，我心里感到对不起那段历史，对不起老百姓。

现在适逢自己出版散文集《盐阜家谱》，得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了却一段文债。籍以奠祭在那场大灾荒中死亡的家乡亲人，怀念带领我们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

——李锦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人最难忘的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日子。

在我生活中，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一段是1980年的农村包产到户。

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是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的。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

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

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什么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诗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这样的句子，不讲究什么文辞，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

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添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

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

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这些经历，写在2000年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

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

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

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

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

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

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

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

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

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

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

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

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

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领着我回来。

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家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

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

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

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晕 倒 在 野 地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在一本书开头写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出来的亲身体会，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

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关乎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甚至整个的人生哲学。在70年代末，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报道包产到户；后来又不同意把产权改革搞到土地上去，这种态度和宣传报道立场，来自人生体验。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

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

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

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

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太阳在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

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

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

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

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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