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龙:乌托邦主义的致命自负

近年来，本人系统阅读了被翻译为中文的哈耶克先生的所有著作，获益最多的当属其《通往奴役之路》与《致命的自负》。

元旦假期，再次阅读哈耶克晚年的最后著作《致命的自负》，更加感到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深刻与超前洞见！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哈耶克对20世纪流行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进行了彻底批评与清算，并预言其终将破产。

哈耶克认为：企图用所谓智者的伟大思想设计并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致命自负”！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一书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重要著作。

但在1988年《哈耶克全集》出版时，这最后一本著作却被编者列为首卷。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该书某种程度上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总结。

在这本书写作期间（1978-1985年），他写信给友人说，这本书可能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

今天大多数对乌托邦主义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乌托邦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而着眼的；而哈耶克对乌托邦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

哈耶克认为：

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

而乌托邦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

哈耶克认为：

企图用所谓“建构主义”方法论，以所谓智者的伟大思想设计并指导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试图将一切推倒重来的任何美好冲动，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最终都会以牺牲人类的发展或生命为代价！

“致命的自负”这一书名来源于哈耶克所摘录的亚当·斯密书中用到的“过分的自负”（the overweening conceit）一词。

斯密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比竞争的市场更优越。

哈耶克将“过分的自负”变为“致命的自负”，并用这个概念表达大致相似的意思，即认为那些持有集权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错误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知识，即对理性知识抱有“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与现有知识就能设计出最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可以运用计划来管理经济、可以重塑道德甚至重新设计语言。

哈耶克认为，知识是分散的，每个人会根据自己大脑中的知识和习惯做出决策，而这些知识和习惯，并非存储在某个中央处理器中，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了解整个人类；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知识还是不断增长的，所以，我们无法预测每个人未来的行为，当然也就更不可能预测一个经济市场整体的行为和社会发展方向。

2019年10月间，我曾经去维也纳大学，寻访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的思想历程。

哈耶克于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祖父是维也纳大学动物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位医学博士，在维也纳大学教授植物学。

哈耶克的两位弟弟也都在学界颇有名望，一位是维也纳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一位是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化学教授。

哈耶克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得到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和政治学博士，在维也纳大学的时光，他接受了奥国经济学派大师的影响，这些大师分别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以及米塞斯。

米塞斯的《全能政府》与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同时于1944年面世，这两位奥地利思想家联袂横扫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与乌托邦思潮。

世界上没有全能政府，政府最终要做的事情是提供公共产品，并将在市场自由竞合过程中，经过博弈而产生的优良规则变成法律，保障其实施。

权力大未必真理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执政者与政府其实也是一个利益集团的结合体，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比别人天然地拥有真理与信息，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并希望长期执政，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更容易在执政中导致其致命的自负，因此在人类政治文明进展中，才形成了权力制约制度对执政者与政府进行制衡！

我想，凡是读过《致命的自负》一书的人，都有醍醐灌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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