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读｜陈力卫：麦都思的辞典编纂及其影响
本文最初提交于2017年12月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赞助者的角色：第二届中国翻译史国际研讨会”，后收录于《翻译史研究》(201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页97-124，注释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陈力卫教授授权发布于“翻译史研究”公众号，谨此致谢。
推介理由：
文章选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编译的六种对译辞书作为研究对象，考证涉及的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但相关史料爬梳详实全面，尽可能还原历史现场。
文章论述过程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体现出作者精准把握新材料，缜密安排论证的深厚学术功底。
作者以六种辞书编译过程为分析重点，并借此引发后续日本兰学译词入华研究的思考。
麦都思的辞典编纂及其影响
摘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继马礼逊、米怜之后，1817年7月12日来到马六甲，再经槟榔岛的短期滞留后，来到巴达维亚，在那里居住了21年，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来到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出版了大量西学新书，1856年回国休养，1857年1月22日抵达伦敦的两天后逝世。麦都思一生著述颇丰，其中编译了6种对译辞书。这不仅有助于传教士学习语言，也为西方认识东亚各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着重介绍各种辞典的编辑过程及其特点，同时兼论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马礼逊；荷兰语；西伯特；《康熙字典》；英华字典
引言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是英国人传教士，少年时代就学习印刷技术，作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员，继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米怜（W. Milne, 1785–1822）之后，1817年7月12日来到马六甲，协助米怜发行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并负责管理印刷所。当时马六甲是向中国传教的前线基地，他在那里努力学习中文，除官话以外，米怜还劝他学习福建话。一年多后，他的福建话进步很快，已可以用来布教。1819年4月27日被按立为传教士后，麦都思不仅在马六甲活动，后来又转往槟榔岛，1822年1月7日前往巴达维亚，自1822年米怜去世后，他所在的巴达维亚成了伦敦传道会的印刷据点，且一直在那里从事传教21年，直至1843年转赴上海。
1835年麦都思首次踏上中国国土，在香港、广东、福建转了一圈后，翌年4月返回英国。在英期间，出版了其著作《中国：现状与将来》（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1838），总结了迄今为止的传教活动。该书有一插图是描绘与中国人朱德郎交流学习的情形。（见图1）1838年 7月末，两人同行离开伦敦，11月5日抵达巴达维亚。 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他来到新开港的上海，将巴达维亚的印刷所移至此地，改创为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在王韬等中国士人的协助下，出版了大量西学新书。《六合丛谈》、《谈天》、《地理全志》、《大英国志》、《重学》、《植物学》、《西医略论》等地理、历史、科学书均在此出版。1852年将修订后的《新约全书》、1853年将《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史称“文理译”，广为流传，甚至影响到日本。
△图1 Medhurst with Choo Tih Lang（朱德郎）and a Malay Boy
△图2 麦都思的墓碑
1856年因长期劳累，麦都思离开上海回国休养，1857年1月22日抵达伦敦，两天后却驾鹤西去，30日在伦敦郊外阿布尼公园举行葬礼，并安葬于此，图2为其墓碑。他很早便被誉为颇具语言天赋，官话、福建话、广东话、上海话都是在其传教地习得的，而且，他在巴达维亚还学会了马来语，而荷兰语则早就是其生活语言了。他在巴达维亚期间还自学了日语和朝鲜语，甚至对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也很关注。据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介绍，麦都思一生著述颇丰，有中文59种，马来文6种，英文27种。其中编译了以下6种对译辞书，而且除去第（2）种外，均由他自己亲自印刷而成：
(1)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Batavia, 1830)
(2)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1832)
(3)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Batavia, 1835)
(4) 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Batavia, 1940)
(5)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Batavia, 1842–43)
(6)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1847–48)
1830 年在巴达维亚刊行的第（1）本辞典《英和和英语汇》，作为第一本由外国人编辑的英和和英辞典而受人瞩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向日本布教。但从上述经历来看，他在马六甲最先学的是福建话，本来向中国布教是其主要目的，怎么会最先出版一本日语的对译辞典呢？后面我们会讲到，实际上是（2）的《福建方言字典》编辑在先，却因当时的种种情况一再延迟，结果反倒出版在（1）之后。（3）的《朝鲜伟国字汇》的刊行则是放眼朝鲜半岛，为将来前去传教的传教士做好语言学习的准备。（4）的《台湾虎尾垄语辞典》本是荷兰人统治台湾时，由传教士编写的原住民语言与荷兰语的对译手稿，麦都思将之英译后出版，也是一心向往着台湾，为将来传道所做的准备工作。（5）的《华英字典》和（6）的《英华字典》当然是为其初衷——去中国布教所编写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基督教新教伦敦会在中国传教的最初的开拓者马礼逊早早就有向琉球诸岛布教的想法，那么，为实现这一目标，麦都思则是在遥远的南洋之地一边专心于用马来语传教，另一边则心向北方，欲将台湾、琉球、日本、朝鲜都置于神的庇护之下，具体投入到这一系列的辞书编纂工作之中。
一、《英和和英语汇》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Batavia, 1830)
英国人对日本的关心早在17世纪初，那时他们在长崎的平户设有商馆并从事贸易，但随着江户幕府开始镇压天主教徒并实施禁教政策之后，英国商馆不得不撤离日本，经过一段漫长的空白期，到了19世纪初，为了再次通商，曾有过几次尝试，试图靠近日本口岸，但均未果。在这一背景下，伦敦会最初的两位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早就将日本置入视野，1817 年便做出了以下决议，主张向日本布教：
我们非常渴望关注重要的日本列岛，尽可能收集一切有关的信息，如果有可能，循序渐进地准备将来我们中间有人乘船前往日本，以便学习日语，并确认中文《圣经》要经过哪些修改与调整才能适用于该国，或者是否需要一部全新的日文版《圣经》。
同属伦敦会的麦都思当然也是抱有同一志向的。在其做出决议后的第十年，即1827年，几个荷兰人从日本来到巴达维亚，麦都思十分兴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几本日文书，于是便开始学习日语，终于在3年后的1830年编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英和和英语汇》（图3）。
△图3 《英和和英语汇》封面与英和之部
上海发行的《六合丛谈》一卷四号上登载有伟烈亚力写的〈麦都思行略〉一文，作为其略传，特别提到了这本辞书的编辑：
……麦君又以日本僻在东洋，密迩中土，而耶稣之道，久未播及，思有以化其众。丁亥（1827），得日本书，乃勤习其字，至庚寅（1830），悉其梗概，作日本字汇，第一编以英文为主，而以日本字译之，第二编以日本字为主，而以英文译之。
这本辞典的构成是由献辞、序文、目录和英和之部（页1–156）、和英之部（页157–344）组成，英和之部按传统的意义分类——天文、地理、人伦等分为14门类，每个单词按英语、日语罗马字表记、片假名（有时附汉字）的顺序排列（见图 3），共收录4948条词。而和英之部则按日语传统的“伊吕波”顺序排列，每条词的排列与英和之部正相反，按日语的片假名（有时附汉字）、其罗马字表记、英语对译的顺序，约收录7000条词。
《英和和英语汇》序文里说：“编者从未去过日本，也从未有过和日本人交谈的机会。但是，承蒙来自日本的几位绅士的好意，披见了数册日本的书籍——特别是日中两种文字并用的书籍——才得以用中文知识编纂出以下的单词表。”这里所说的“来自日本的几位绅士”当是指前页注提到的施图勒一行。而且，序里还说：“编者是严格按照手中现有的日本人编著的最好的著作来做的这项工作”，由此可以看出麦都思利用的书籍、辞典等都是当时在日本流通的刊行本。
拙稿便是着眼于这一编辑过程，首先就该辞典的和英之部所依底本，重新检讨了杉本つとむ提出的和兰辞书《兰语译撰》（Nieeuw Verzameld Japans en hollandsch Woordenboek, 1810），认为这一底本只能解释其三分之一的出处，尚需找出其他作为底本的辞典。特别考虑到其英和之部的编辑，发现同为中津藩主奥平昌高在江户刊行的《兰语译撰》姐妹篇的兰和辞书《巴斯达特辞书》（Nieuwe-gedruct Bastaardt Woorden-boek, 1822）亦是其重要参考之一，实际上，检索麦都思1827年7月20日致伦敦传道会的书简，会发现其中也已提到该辞典。
最新的研究中，苏精的鸿篇巨制《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认为麦都思在1829年还通过费瑟尔（Johan Frederik van Overmeer Fisscher, 1800–1848）抄写到在长崎编撰的兰和辞典《道译法儿马》（1811–1816）。这最先是由荷兰商馆长道富（Hendrik Doeff, 1777–1835）编写的，但在他1817年返回欧洲的航海途中，不幸遭遇海难，其带回的抄本失于大海之中。后来，作为商馆员的费瑟尔在日本期间（文政三年至文政十二年，1820–1829）又重新制作了罗马字版的兰和辞书，1829年回国路经巴达维亚时，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花了大钱抄写，但尚未抄写完毕便中途收回，回到荷兰后将之献给国王，并因此被选为院士。
至今为止，日本学者如杉本全然否定其作为《英和和英语汇》参考书使用的可能性，认为“（那是）十五册本的大部头，基本不可能拿到海外去”，所以，费瑟尔带出的这本辞书是如何被麦都思所利用的，成了最为紧要的课题。也就是说，这本辞典不仅成为麦都思《英和和英语汇》编辑中的日语罗马字表记的直接参考，之后也成为荷兰人研究日语的直接材料。后来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所藏的兰和辞典被火灾烧毁后，还专门向本国要求据此重抄一本寄来。1856年4月荷兰莱登大学的霍夫曼教授（Johann Joseph Hoffmann, 1805–1878）专门为此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抄写制作了一复本（不含片假名和平假名部分）送给日本，使之终于重返故乡。（笔者另备别稿详述其过程）
这本小型的石印版辞典出版后，1832 年就在创刊第一年的《中国丛报》上登载了其书讯，该文一开头就极为乐观地指出：“日本统治者改变他们（锁国）政策的日子或将不远了。”两年后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又在《中国丛报》上介绍了日语字母发音，用的也是这本辞典的前言部分的字母表（见图4）。之后，我们知道这本辞典马上被关注日本的外国人所利用。过了20多年，才为日本人所认识，由精通汉学、兰学和法语的村上英俊（1811–1890）将其日语假名的罗马字对音以及和英之部的一部分语词绍介到自己的《洋學捷徑佛英訓辨》（安政二年，1855）中，称“面独比尔私氏（麦都思）千八百三十二年（天保三年，1832）著述邦语对照之词书”，且在安政四年（1857）将其英和之部翻刻为《英语笺一名米语笺》，文久三年（1863）再将和英之部翻刻为《英语笺后篇》出版，为近代日本由兰学向英学转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两次涉及的麦都思辞典，出版日期上都令人疑惑。头一次说是 1832 年，第二次则在日本翻刻版上标注的出版年及献词的年份都是印作1839年（参见图5），但我们至今跑遍欧美亚各大图书馆，调查了30多种，尚未发现村上所说的1832年或1839年的版本。
△图4 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的日文发音对照表
△图5《英语笺一名米语笺》
明治以前来日本传教的外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这本辞典的影响。俄国人格斯科维奇（Iosif Antonovich Goskevich, 1814–1875）编的日俄辞典《和鲁通言比考》（1857）明显受其影响，并在参考书中列出其名；美国人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所编的《和英语林集成》（1867）也是设英和、和英两部，这也显然是受到麦都思辞典的影响，而且在译词上也有所反映。
麦都思自己说这本词典是“依靠中文的能力所编辑出来的”，这种能力当然最先是反应在下面这本《福建方言字典》中的。而且上述那种英和、和英两部构成的编法其实早就孕育在麦都思的胸中，直到1830年才得以在《英和和英语汇》里实现。
二、《福建方言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ö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1832)
前面说过，麦都思1817年来马六甲时首先学的是官话，之后才学习福建话，1819年就已经可以用福建话来传教了。《福建方言字典》（图6）实际上是他最先编辑的辞典。但其出版过程几经周折，苏精对此做过详尽的介绍。这里我们主要依此来简单描述如下。
△图6《福建方言词典》（1832）
麦都思在1820年6月26日致George Burder的信中告及自己编辑的《福建方言字汇》小册子已经开始印刷了。但由于马六甲的传教士之间发生内纷，实际上还没等印刷完，3个月后他只好选择离开，带着原稿转到没有印刷所的槟榔岛，最终于翌年１月又移到巴达维亚了。在那里他将《字汇》加以扩充，1823年5月30日在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他说《福建方言字典》已经基本脱稿，送到了马六甲，但尚未付印。 因为这是其个人的著书，且有600 多页，必然会影响其他作品的印刷。因为有这些因素，恐怕要得到伦敦传道会的许可才行。时值马礼逊赶来处理米怜的后事，有半年时间待在马六甲，他很看重这本方言辞书，答应协助出版印刷，并提议先在新加坡印刷。该提案虽然获得通过，可因诸事纷纷，最终并没能上梓。
1829年马礼逊在澳门印刷出版了自己的《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后，才将同为方言对译的《福建方言字典》推荐给东印度公司。公司答应免费印刷该辞典，但条件是要马礼逊父子担任校对等工作。1831年5月31日马礼逊的报告中说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印刷该辞典了。但是，好事多磨，其印刷迟迟不见进展，印到320页便中断了，1834年8月23日印刷所关闭，《福建方言字典》的活字等都保存到广州去了。
此后又过了一年多，1835年6月，麦都思首次踏上了中国国土，停留约半年时间，和马礼逊儿子马儒翰、郭实猎、裨治文一起，修订前一年去世的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同时，他为出版《福建方言字典》获得了百余人的预订，委托同样擅长印刷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来担当印刷工作。尽管这样，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终于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837年6月1日了。于是我们在这本辞典上看到的是三种不同的日期：麦都思的谢辞及序文标记的是1831年，封面则印刷的是1832 年，夹在谢辞与序文之间的卫三畏的告示（Advertisement）却是 1837 年，这正反映了该辞典纡余曲折的出版史。
这本福建话的对译辞典是一大著，有扉页、谢辞、公告、序文、福建省历史与统计、福建话发音标记、正文（页1–758）、部首一览表、部首索引等，总共有860页，收录12000余字。词头字标有福建话的漳州发音，并据此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另外，当时马礼逊编撰的《华英·英华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1823）已经出版，事实上，1818年马六甲就藏有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即1815年在澳门刊行的、根据《康煕字典》编辑的第一部《字典》的第一卷。1819年第二部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的《五车韵府》也已经出版，所以，它们对同以《康熙字典》为底本的《福建方言字典》到底有多大影响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宫田和子曾比较了“侧”、“侵”、“依”、“仪”、“伪”、“倭”这几个字，说是有几分类似，但本稿拿图6中的“疤”、“麻”、“猫”、“埋”、“霾”、“眉”来比照两辞典，却看不出与马礼逊相一致的地方。实际上，这一点在麦都思的序文里交待得很清楚：“在本书和马礼逊博士的字典中，每个词的释义有可能是不同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作者有意和他之前的学者有所区别。作者并没有过度借鉴前人精心编写的这些著作，而是遵照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权威，那就是通过本土字典确定单词的含义，并且通过引证阐明含义……” 所谓“本土字典”也就是序言里提到的《十五音》（1818）。
宫田和苏精都提到麦都思其实是准备编辑该辞典的“英华”部分的；事实上，麦都思自己也在序文中这么说过，最终却未能实现。具备华英、英华两种形式的辞典当然可以举出后来分别刊行的（5）《华英字典》和（6）《英华字典》， 但一册之内兼具两方的却是上面我们描述的（1）《英和和英语汇》。在这一意义上说，《福建方言字典》的英华部分的编辑方式究竟是否影响到《英和和英语汇》的英和部分，还是令人关心的问题，苏精说，麦都思在1832年11月的报告中 称英华部分进行到“C”的时候，被“某些坏家伙（some wicked fellows）把原稿偷去了一半”。如果这一阐述是事实的话，那就是说原本计划是按英语字母顺序来排列英华部分，这就完全不同于按意义分门别类的《英和和英语汇》的英和部分了。
三、《朝鲜伟国字汇》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Batavia, 1835)
麦都思编写的第三本辞典就已经将目光转向朝鲜半岛上去，他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开始挑战新的语言。仅看英语题目就可知道，这是集汉语、朝鲜语、日语三国语言为一体的辞典。比如图7左侧的封面上英文题目是：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 to which is added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Chinese and Corean; the whole accompanied by copious indexes, of all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words occurring in the work. By Philo Sinensis. Batavia. Printed at the Parapattan Press. 1835.
△图7《朝鲜伟国字汇》（1835）
我们根据藤本幸夫为日本雄松堂书店出版的复刻版所写下的详细解题〈朝鲜偉国字彙について〉（1979），可以知道其概略，紧着封面的反面则是英文序言，然后是朝鲜字母转写表，即占有三页分量的Corean Alphabet折叠在辞典内。接着才是按A、B、C顺序排列的〈英·朝比较词汇集〉，各语词上分别标有该词在〈倭语类 解〉和〈千字文〉的页数及行数，兼具索引功能。我们从图7右侧的后封面向右翻开，扉页之后是汉字标题〈朝鲜伟国字汇〉。马上后面就依次排着〈倭语类解上〉、〈倭语类解下〉、〈千字文〉、〈全本汉字依部目录〉，至此和〈英·朝比较语汇集〉左右相合并到一起。
这本辞典的印刷可正是麦都思大显身手之处，据苏精考证，从英文标题到〈英·朝比较语汇集〉部分用的是洋纸，以金属活字印刷；而自〈朝鲜伟国字汇〉到〈全本汉字依部目录〉为止则用的是中国纸以石版印刷，之后合二为一订为一册。藤本也是认为从英文标题到〈英·朝比较语汇集〉是用的金属活字，而汉字部分的〈倭语类解〉、〈千字文〉、〈全本汉字依部目録〉则都是木刻版。特别是朝鲜字母转写表中，英语是金属活字，韩文则用的是木活字。
序文中说是为学习朝鲜语编纂的这本辞典，虽然英文题目上有汉语、朝鲜语、日本语的字样，像似三国语的词汇对照表，而实际上却并没有单独显示汉语和日语。这里说的“Chinese”应该是指用汉字书写的汉字语词，而日语则指的是用韩文书写后再用罗马字转写的日文对译的读音。
也就是说，作为底本的洪舜明《倭语类解》本来就是一本18世纪初为朝鲜人学日语而编辑的一个对译词表，如图8所显示的汉字词“见”字，不管对朝鲜语也好，或对日本语也好都是共通的，其下面分为两行韩文，右侧表示朝鲜语的训和音，左侧则是日语汉字音。“○”记号之下则同样用韩文标注出日语的训读（miru）来。
△图8《倭语类解》
麦都思《朝鲜伟国字汇》中，如图7〈倭语类解〉“天文”第一条所示，一个词条共设5 栏，第一栏是英语对译“Heaven”，第二栏是汉字词“天”， 第三栏是日本汉字音“tien”，第四栏是朝鲜语的训读“ha, nar”和音读“thyon”，第五栏则配上日语对译的训读音“sora, amey”。也就是除了第一栏加了英语以外，记载内容与朝鲜版《倭语类解》相同。
如此看来，〈英·朝比较语汇集〉是可以当索引来用的，不光是朝鲜语，同时也具备英和辞典或英汉辞典、汉日辞典的功能。只要你会一门外语，就可以顺藤摸瓜地了解到其他3种语言，是极为便利的设计和编辑。但因为用的底本是一个世纪前编辑的朝鲜语和日本语的对译词表《倭语类解》（收3409条词），以及学习汉字用的基础教材《千字文》，所以在地域上和时代上便不自觉地受到制约，语词的范围也就很受局限了。
本来《倭语类解》一书是世上罕见的所谓稀觏本之一。德国波鸿大学（Ruhr Universität. Bochum）的Sven Osterkamp调查了波鸿大学所藏的西伯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976–1866）手稿（编号：1.145. 001）后，发现其中写道：“日本仅存有两本”《倭语类解》，而“我有可能搞到其中一本”，过去一直认为《倭语类解》的传本只有两种——驹泽大学濯足文库藏本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但2010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附属约翰赖兰兹图书馆（The John Rylands Library）汉籍特藏中发现了西伯特所持有的《倭语类解》至今仍存。而且麦都思编辑的这本辞典所附的〈千字文〉也是依据当时的书法大家韩濩（号石峰，生卒年）的《石峰千字文》（1583年刊）的日本重刻本（朝鲜国韩护书/朝鲜千字文/书林赤松阁藏版，刊记为“大阪书林/顺庆町心斋桥角河内屋茂兵卫/四轩町千草屋新右卫门求板”），按说这两种书的底本都不是麦都思能轻易入手的，好在后者有和刻本，早在1827年麦都思就通过施图勒藏本抄到手了，但《倭语类解》则是通过另外一个路径。
说到这一步，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重要人物了。他就是遭到日本幕府驱逐出国的医师西伯特。他在遣返回国途中，自1830年1月28日至3月15日在巴达维亚停留了47天，在那里与麦都思朝夕相处。八耳俊文通过调查麦都思致西伯特的书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西伯特所携带的和兰、兰和、汉和辞书等丰富的日本书籍，麦都思当然不会放过。虽然从时间上看已经来不及用于他自己编写的（1）《英和和英语汇》（标有3月24日献辞），但据Sven Osterkamp所云，他赞同浜田所做的推断：编辑这本《朝鲜伟国字汇》所使用的《倭语类解》应该是从西伯特藏书中抄写下来的。而事实上，西伯特是准备将自己的《倭语类解》编入《日本丛书》在欧洲出版的。
关于书名《朝鲜伟国字汇》中的“伟国”，有两种说法，日本方面的研究一直是认为麦都思把“倭国”错写成了“伟国”，而浙江大学的陈辉则主张是麦都思有意识地按“倭”的别音，选择了“伟”字。那么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首先，马礼逊《五车韵府》（1819）里“wei”（页604）和“wo”（页610）两处都收有“倭”字，且做出同样的解释。如：
Read Wei and Wo. Read Wo, it denotes the japanese; as倭人, Wo jin, a japanese. 倭国, Wo kwo, japan. Read Wei, yielding appearance. A man’s name. 倭迟, Wei che, appearance of returning from a distance
麦都思是否正确地理解并区分了“倭”的“wo”、“wei”这两种读音，我们可以从他自身编辑的词典里寻找答案。比如上一本《福建方言字典》也好，之后的《华英字典》（1842–1843）也好，“倭”都只读作一个“wei”音（前者的方言音“wo”中 亦无此字），他在《福建方言字典》里将形容词“倭迟”误解为“Japan”（参照图9），后 来虽然在之后的《华英字典》里订正为“倭国”，但读音却一直是只用“wei”，从未有“wo”。所以本为不同读音的“倭”字，他都读作“wei”（参照图10左），并将其释义为“yielding”（顺从的；服从的），即与汉字“和”相通。而同一辞典的不同页数当然也收录了“伟”字。所以说这两个字的意义区别他当然是很清楚的。
△图9《福建方言词典》（1832）
△图10 《华英字典》（1842-1843）
这种读音上的错误，在麦都思那里似乎一直没有被认识到，到了最后一本《英华字典》（1848）时，如图11所记，将“the country of japan”译作“日本，委国”，而后者的标音仍是“wei kwo”，而且紧接着的下个词“japanese 倭人”也同样标作“wei jin”，由此可见，他自始至终都是把“倭”字读作“wei”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 “伟”的同音意识是很强的。
△图11 《英华字典》（1848）
事实上，麦都思的误读甚至也传染给没去过中国且汉语也不行的西伯特，他在1841 年的书信中将“倭语类解”也读作“wei ju lui kiai”。
另一方面，最先出版的《英和和英语汇》（1830）中，如下记图12所示，英和部分用的是“Japan 日本”对译，而和英部分将“ヤマト”立项，释义分两种，一是 “japan”，二是将重点放在汉字“和”的意义上，解释为形容词用法“harmonious”（和谐）。特别是“ヤマトコトバ”（日语）解释为“an amicable discourse”（友好的交谈）完全是按照“和”的字面意思做出的误解。也就是反过来说，他意识中没有把“和”字视为日本的简称，这在《福建方言字典》（1832）和《华英字典》（1842–1843）“和”字释义上所反映的都一样。
△图12 《英和和英语汇》英和の部，页5（左）；和英の部，页271（右）
所以，如果按陈辉主张的那样，本书题目的“伟国”是麦都思有意为之的话，那其前提就是必须意识到“倭”字所具有的贬义（如“倭寇”等），但从上述辞典描述中我们看不出麦都思有这种意识，而且从他对日本的了解来看，即他所得到的日本书籍的范围上看，他更不可能知道陈论文所举的赖山阳对“倭”字的厌恶感。退一步而言，从麦都思对“倭”的误读来看，的确是容易和“伟”混淆的，尽管声调并不一样，也就是说有可能出现无意中的误写。陈论文另外还主张作为宣教士一般要抬高所去传教的国家名字，既然麦都思没有意识到“倭”的贬义， 那么当然也就无所谓什么褒贬了。再退而言之，至少他还可以选择大家已知的“日本”这一正式国名。
这本辞书的署名不是“Medhurst”，而是用的“Philo-Sinensis”（“爱华者”）。那是郭实猎常用的笔名。1827年他作为荷兰传教士来到巴达维亚时，麦都思为其奔走接待。翌年6月他去了新加坡。两人后来1835年在香港一起改译《圣书》，有过许多接触。郭实猎还关照过日本漂流民，跟他们学习日语，1837年就在新加坡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用日语翻译的圣经《约翰福音之传》。
麦都思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学习朝鲜语的，但从本书页111注〔3〕的信中我们知道，1827年他就抄写了带有朝鲜字母的《千字文》，且1830年初就抄写了《倭语类解》，5年后能出版这本辞典，一方面显示出他的语言天才的同时，也看得出他对传教朝鲜的满腔热情。
四、《台湾虎尾垄语辞典》
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Batavia, 1840)
麦都思编辑辞典的热情不断高涨，继上本辞典后，他在1840年又出版了《台湾虎尾垄语辞典》，将目光转向了台湾。该辞典前面有一简短前言（Introduction），讲述了编辑这本辞书的经过。首先是由巴达维亚的荷兰人牧师W. R. Van Hoëvel于教会委员会文书馆（Archives of the Church Council at Batavia）内发现了这本题为“Favorlang Woord boek, by Gilbertus Happart 1650.”的手稿，经调查后才知道原编者G. Happart为荷兰人传教士，1649–1652年在台湾从事传教活动，受教会指示编制了这本台湾Sakam语或Favorlang语的对译辞典。于是，麦都思马上开始将其原稿译为英语出版，主要是因为这是“有关台湾话的现存的唯一的情报源”（“perhaps as the only means now existing to gain knowledge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会“有助于传教士的活动”（“that it would soon have to be acquired by Missionaries”）。
如上所述，已经出版过《福建方言字典》等3本辞典的麦都思，与当地荷兰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图13所示，1840年他以下面的英语名出版了这本辞典。
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by Gilbertus Happart; Written in 1650. Translated from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Batavia Literary Society, by W. H. Medhurst. Batavia. Printed at Parapatian. 1840.
△图13 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g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
我们调查了现藏于莱登大学图书馆（Universitaire Bibliotheken Leiden）的这本辞典，索书号为F43/8186/17149498，版式较前三本稍小，为15.9厘米×9厘米×2.5厘米，类似袖珍辞典。词头为台湾虎尾垄Favorlang话的罗马字转写标音，释义均译为英文，等于成了一本台英对译辞典。之后，1842年W. R.van Hoëvel又将荷兰语原本登载在《巴达维亚艺术科学学会报》（学会英文名为The Royal 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第18卷上（图14）。在《台湾虎尾垄语辞典》出版10年后的1851年，卫三畏还在《中国丛报》上报告了这一信息。或许受这一报告的影响，1896年在台湾传教的英国人甘为霖再次根据英译版将之编辑出版，成为今天广为流传的版本（图15）。
△图14 荷兰语版（1842）
△图15 英语版（1896）
书名中的“Formosan Language”当指台湾语，麦都思在自己最早出版的（1）《英和和英语汇》（1830）英和部分（前出图12）里收有：“Formosa Ta-i wan タイワン 台湾”这一词条。当然，之前马礼逊的《五车韵府》（1819）里，已经有“台”字的熟语“台湾 Formosa”之对译。而虎尾垄语（Favorlang dialect），或称虎尾语、法佛朗语、法波兰语、华武垄语，为台湾中部原住民平埔族巴布萨族所用的台湾南岛语言，属巴布萨语语族，归类在排湾语群（Paiwanic），已被认定失传，现没有人使用。
这本《台湾虎尾垄语辞典》的翻译出版，与本稿涉及的其他5种辞典不同，它不是麦都思自己主动计划要编辑的辞典，而是在意外发现200年前的荷兰语与台湾方言的辞书手稿之后的一种翻译，当时，麦都思肯定也是梦想着何时能去台湾传教，才立刻着手将手稿译成英语出版。这当然是凭借着他自身的福建话的知识和荷兰语的能力得以完成的。从结果上来看，这一出版不仅显彰了前人（荷兰传教士 G. Happart）的努力，无疑也是为保存这一语言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但如果站在传教的立场上来看，也就是说无法反映出其自身对这一语言的认识程度，19世纪中叶的他恐怕也不知道该辞典能否具体运用于实际。要是知道这一语言已趋于消亡，并将失去实用价值的话，他该会抱有何种感慨呢？
五、《华英字典》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Batavia, 1842–1843）
麦都思编纂的第五本辞典终于返回初心，在20余年的传教生活中时时都感到需要一本汉英对译辞典。这本华英字典便是经他自己之手在巴达维亚编纂出版的最后一种作品了。（图16）
△图16《华英字典》（1842–1843）
麦都思1841年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就该辞书的编纂动机是这么说明的：之前虽然有马礼逊的华英辞典，但其部头大，价格不菲。当时在传教地巴达维亚的学校有200多位学生，学习语言亟需华英辞书，但昂贵的马礼逊辞典定价20英镑，根本不是学生所能买得起的。于是，他决心编辑一本“简明且廉价”的辞书，采纳马礼逊华英辞典中“每个字与例句”，最终仅以其八分之一的价格得以出版。
该辞典英文题全称为“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第一卷1842年出版，第二卷1843年出版。麦都思在序文中说，该辞典是以《康煕字典》为底本，按汉字部首排列，并标示读音和汉字词英译。他打算先编辑华英辞书，然后，“将之颠倒过来则比较简单”，再编英华辞书。事实上，麦都思承认该辞典采用了马礼逊华英字典及其他辞典的例子，而且连声调符号也都按照马礼逊使用的拼写。
比如，图17中，书”后先标记读音“shoo”，然后是英文释义“A book, a record, a writing; to write; the art of writing”。接着便是名词、动词和短语，一共列出19条。 除“六书”、“书契”选自《康煕字典》外，其他则多从马礼逊字典取例。如《五车韵府》中所收的15条词中：
文书、清书、四书、书致、书帙、书厨、书架、书柜、书衣、书目、书办、书手、书生、手书、书童
除去加底线的5条词外，其他10条都收到自己的辞典中去。
△图17 《华英字典》，页356
第一卷648页，印刷完成于1842年10月，第二卷838页，也在1843年5月印刷完毕。两册均印刷了600部。这一规模的辞书印刷是麦都思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先用活字排印英文部分，空出汉字所占的余白，然后再在空白处写上中文用石版印刷补齐。由于其“符合迅速、低廉和清晰的目标”，这部1500多页篇幅鸿篇巨制得以在一年多内印出，且廉价发行。
过去日本学者杉本つとむ认为该辞典是在上海印刷的，这种看法有误。麦都思正是在巴达维亚印刷完第二卷后才启程前往中国的。
六、《英华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Shanghai, 1847–1848)
麦都思最后编纂的辞典正是他在上一本前言里所预告的那样，同为两卷本的英华字典。如图18所示，原书名为“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wo Volumes”。第一卷出版于1847年，第二卷出版于翌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印刷。版式近乎现行A5版，只是横幅略窄1.5厘米，为21×13.5厘米。
△图18《英华字典》（1847–1848）
序文有6页，一开头就说：这部辞典与上部《华英字典》一样都是以《康煕字典》为底本，将《华英字典》中译出的英文，再按字母顺序排列，展示在公众面前的就是这本《英华字典》。他除了借鉴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外，还参照了一本拉丁语和汉语的手稿字典。这当是指在澳门活动的葡萄牙神父阿方索·贡萨尔维斯（Joaghimo Alphonso Gonsalves，中文名：江沙维）编写的《辣丁中华合字典》（Lexicon Magnum Latino-Sinicum, 1841），或是指他1844年去世前 几天完成的汉拉字典手稿。因为较之马礼逊的英华字典的短句译法，这本《辣丁中华合字典》不仅双音节词多，而且出版在澳门，对已经在上海的麦都思来说更易入手。
紧接着序文之后是中文发音和正字法的概说。正文1页横排2段36行，第一卷自“A”至“K”，为1–766页，第二卷自L至Z为767–1436页。英语词条后面有中文对译及其罗马字标音，还有相关的中文类义语词和短语。例如图19，“book”一词后列有“书”、“册”，“籍”、“书本”、“书册”、“典籍”、“书卷”、“书籍”、“书契”、“简策”、“文籍”等相关的汉语译词及发音。还有“books made of bamboo竿牍”、“a book basket书簏”、“a book chest书笥”、“a book press书厨，书柜”、“a bookshelf书架”，及“contained in books篇什所载”、“there is a benefit in reading books开卷有益”等包含“book”的语词和短句。
△图19《英华字典》页148–149
这部辞书两册共1436页，同样印了600部。对当时刚开始使用手动印刷机的上海墨海书馆来说，是最为繁重的一项工作。著者序文里也提到，由于采用了凸版印刷，铸造了10万个活字，在时间和费用方面虽然花费颇多，但版面看起来较以前印刷的辞典更为清晰。
这本辞典尽管没有像后来的英华辞典那样在日本被全文翻刻出版，但仍以各种形式加以利用。事实上，19世纪最大规模的英华字典（1866–1869）的编者罗存德（W. Lobscheid, 1822–1893）在自己的辞典尚未完成之前，1855年为校正英译文本的日美和亲条约，随第三次日本远征舰队走访日本，当时就将麦都思的《英华》和《华英》这两套辞书送给了编辑第一本英和辞典《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的主编堀达之助，故其对日本英和辞典有多大的影响就自然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远藤智夫调査和比较了《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与几本英华字典的影响关系，发现在抽象译词方面与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相一致度为2.0%，与马礼逊《英华字典》的一致度为3.5%，而与麦都思《英华字典》的一致度则为9.8%，也 就是说参照麦都思辞典的可能性最高，具体例子如“意思”、“解明”、“谨慎”、“极微”、“事故”、“事情”、“信任”、“崇拝”、“必要”、“比喻”等，都可以作为引自麦都思辞典的佐证。
麦都思的《英华字典》可以说是在全面继承马礼逊辞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与马礼逊同属伦敦传道会，处处拜马礼逊为师，笔者曾做过调查，在他的《英华字典》里随处可见马礼逊辞书影响的痕迹，比如，马礼逊辞书（英华之部）将“orangutan”译作“猩猩”，后来的麦都思辞书当然照搬，通过这一渠道也影响到日本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
这部辞典的影响也反映在后续的英华字典里，比如中国人邝其照（Kwong Ki Chiu）最初编辑的英华辞典《字典集成》（1868）就是深受其影响的。而明治十四年（1881）日本人永峰秀树训译的《华英字典》就是根据《字典集成》再版（1875）的点石斋本翻刻的。所以可以说它以间接的形式将其汉语译词传入日本。
最为人知的是明治时期学贯中西的中村正直，他也是从胜海舟那里借到麦都思的这本英华字典，用了3个月抄写下来，现在，其十册抄本收藏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里（见图20）。中村在明治五年曾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On Liberty译作《自由之理》。其“自由之理”这4个字虽然没有出现在麦都思辞典的“liberty”条目中，但却出现在“franchise”和“privilege” 的对译中，这三个词在意思上都有相通之处，或许中村是受之启发而译作书名的吧。
△图20 中村正直抄写本《英华字典》
结语
从以上6本辞典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哪本辞典都有既成的底本作参照，麦都思基本上是从英译做起，同时依靠最初习得的中文能力步步为营，逐渐展开的。
第（1）本《英和和英语汇》所使用的底本《兰语译撰》正是兼顾了这两方面的要素。作为和兰辞书，麦都思只需将荷兰语译成英语后就可制成和英辞典。何况日语部分全部都是用汉字词来对译的，这种汉字词又多是近似同时代中文的白话语词，且标有日语片假名读音。所以对他来说真是可以将之称作《兰中日辞典》一般，想要学习和理解日语部分一点也不觉得困难。
第（3）本《朝鲜伟国字汇》也同样是利用了这两点。作为底本的《倭语类解》和《千字文》都是以汉字为词头的既成工具书，凭着他的中文能力，将之英译是没问题的，加上编辑（1）《英和和英语汇》的经验，日语的读音也容易辨别和理解。通过这一辞典的编辑，他愈发强化了一个认识：只要是中文汉字词就能通行东亚各国。这一点跟本文开头提到的马礼逊见到琉球使者的感受一样，他们不知道中文汉字到底能通用到什么地方或哪个国家。
第（2）本《福建方言字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拜以为师的马礼逊编辑的《广东省土话字汇》毋宁说是受其刺激所成的。虽然出版的过程曲折而漫长，又费了许多辛苦，但至少其个人的努力成分为多，且不同于早先出版的马礼逊辞典。他在 1820 年代就策划要编成华英英华辞典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在其《英和和英语汇》里得到反映，最终也具现为（5）的《华英字典》和（6）的《英华字典》，保持着其辞典编辑的体系性。再者，如前所述，（2）（5）（6）的辞典底本都是同一《康煕字 典》，其好处是不仅可以从标音及释义上比照马礼逊辞典，还能带有一种权威性。尽管是百年前的字典，但只要发挥其字形与字义不变的利点，将发音标为当地或当时的读法，即可活用。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某种危险性，如本文第三节所展示的“倭”字一样，一旦读错的字，到最后还一直改不过来。
第（4）本《台湾虎尾垄语辞典》稍微显得特殊。虽然编辑方法与前面几本辞典共通，仍是基于既成辞书（Favorlang Woord boek）的英译，但从荷兰语译作英语的只是释义部分，而面对以罗马字标音的台湾原住民语言，他能够多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中文能力（或福建话知识）来理解这一语言我们不得知晓，想必其艰辛难以言状。与之前的日语和朝鲜语辞典不同，哪怕没有去过该国，没有说过该语言，但至少有汉字这一共通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第（4）本辞典反倒没有一点汉字的凭借，仅靠荷兰文为依据。再加上之前编辑的辞典，日语、朝鲜语、中文都是作为活的语言用于同时代的，而翻译出版这本200年前的辞典到底对实际的布教起到什么作用，或出版后当时的人们如何利用之，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和验证。
辞书编辑对于早期传教士来说，是传教事业必不可少的一步，亦是开拓者的一种使命。东亚各国汉文汉字的通行宛如拉丁语在欧洲的作用一般，正是基于“中文对两个民族（朝鲜、日本）都通用”（“Chinese Language is common to both nations”）（〈《朝鲜伟国字汇》序〉）这一认识，麦都思才能突飞猛进连续编辑了6种对译辞典，这一功绩怎么褒扬都不为过。只是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索，比如，充分吸收了日本兰学养分而编成的第（1）本《英和和英语汇》里已经有不少是日本独特的汉字词，且与当时的中文有着语义上的差异。这些如何反映在其后编辑出版的第（6）本《英华字典》里，即有必要辨别清楚那些词本来是按日语的汉字理解吸收进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时日本的兰学译词有可能很早就通过这本辞典传入到中文里边来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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