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很少出错？
前几天，在爱奇艺平台，看了一部美国电影《实习生》。片中主人公是一位老者，七十岁退休，在家闲不住，看到有人在街上散发广告，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招聘老年实习生，因此前去应聘，面试时，以销售经验丰富而录取。女主人公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男主人公凭着职场经验、敬业精神，深得女主人的信任，最终帮助女主人克服困难，重登峰顶。影片一般，但其中一句话引发我的共鸣。女主人帮助老者注册Facebook时，问及：“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老人答曰：“做正确的事情永远不会错。”女主人赞曰：“这句话很好，谁说的？”老人说：“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是一位睿智且幽默的美国作家，写出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他能发现生活中的真谛，并归纳成格言，不愧著名作家。
我以六十年的人生阅历，对此格言深表赞同，说出了我心中有却口中无的多年感想。人生漫长，人人都想成功。教人如何成功的书籍、讲座汗牛充栋，层出不穷。但依我看，最关键的就是不出错，只要人生的道路上不出大错，终会到达幸福的彼岸，再怎么样也不会差到哪去，就怕人生道路上不时出错，甚至出现大错，人生失败的结局也就不远了。
那么如何做到不出错呢？很简单，按照上面马克吐温所说的：“做正确的事情！”
但问题又来了，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如何判断某件事情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这就需要你明辨是非的能力了。举例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他肯定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他听到的意见也都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他果断地发起这一行动。但对乌克兰人来说，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来说，这一行动显然是不正确的。开战后不久，联合国大会以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联合国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由此可见，站在公正的立场，也就是古人说的：“公则明”。毫无疑问，特别军事行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如今两年过去了，俄乌战争是对是错，昭然若揭。也由此证明了“做正确的事情永远不会错。”反之，做错误的事情，永远出错。普京在错误的路上不断前行，后果可想而知。
有意思的是，俄乌战争持续两年，其结果越来越明显。网上有军事大V，为过去的错误判断表示道歉。自从俄乌战争发动以来，网上许多支持俄方的大V们发表了许多关于战争走势的判断，结果无一正确，其视频不断被人调出，啪啪打脸，以嘲讽他们的政治军事水平。其实这都是必然发生的，好比孔夫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兴。”本来就是错误的事，你替他包圆、说好话，能不破绽百出吗？做错误的事永远出错。
今年暑期奇热，没有出去旅游，在家写《湘潭游记》、《湘乡游记》，又重拾《曾国藩全集》，耐心地读了部分“家书”、“年谱”、“批牍”，颇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感受。读曾国藩的书，感觉就是与一睿智老人对坐晤谈，娓娓道来，获益匪浅。而且掩卷之余，不禁叹服，曾国藩的一言一行，几乎无不道理充足，而且引经据典，说理充分，让人豁然开朗，心服口服，就是在场的石头都会点头赞许。而且他能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由此证明，曾国藩总在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极少出错，而且错了立即纠正、悔改，最终走向成功的顶点。
而曾国藩为何总能做到正确的事情？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学问来自于学习、实践、经验总结。而曾国藩就是一个不断学习、手不释卷，活到老学到老，学以致用，锐意前行的笃行君子。你读《曾国藩全集》，你会惊叹他亲手编辑的《经史百家杂抄》、《十八家诗抄》，卷帙浩繁，如何能够一字一字地看完，并校核选编。还有一个故事，说明曾国藩读史之丰富。他第一次进京会试，落榜回乡。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南京。在南京转乘江船之时，在南京城内游逛，在一家书店看上了一套《二十三史》——无清史，二十四史少一史。曾国藩翻阅之时，爱不释手。打听价格，需100两白银。他毫不犹豫地向朋友挪借了100两白银，将此书买下。然后，在回家的江船上一路看到家。曾国藩的父亲见他挪借巨款买下一套书——这在湖南乡下，可以买十亩田，于是严肃地跟他说：“你借的钱我设法替你还，如果你能将此书全部圈点一遍，也算没有辜负我的一片苦心。”
曾国藩听了此话，暗下决心，将二十三史从头到尾，一页一页，逐条圈点，即使后来戎马倥偬，但在营中，公务之余，每天都要圈点十页，直至全部圈点完毕。
写到此处，我不禁暗数我所读完的史书，有《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除此以外，其他朝代的史书再也不敢问津了。读完二十三史，而且是圈点，需要多大的毅力！难怪曾国藩临时前二年右眼失明。临死前，左眼也失明，他活生生地把眼看瞎了。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不断轮换的历史，所谓的历史周期论。西方谚语说：“已有的事后必再生，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又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要想判断历史的正确走向，熟读历史必不可少。
除了熟读历史，曾国藩作为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对于必修课——《四书五经》更是了如指掌，熟极而流。而且难得可贵的是，他苦读圣贤书，并时刻按照圣贤的教导，向圣贤学习，笃行不懈。甚至发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真正践行《大学》中的宗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一节，他年轻的时候拜京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为师，学习提高自我修养。
齐家，看《曾国藩家书》中，他写给长辈、弟弟、儿子的家书，从中可见他对家人的挚爱以及殷殷爱护之意。比如他写给二个儿子的一封信：
《曾国藩全集.家书》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谕纪泽、纪鸿：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解释：
曾国藩看问题总能透过表象，发现其本质，只要抓住本质，持之以恒，就能永不出错，无往而不胜。
我们再看另一封写给在家管家的四弟的信：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魚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使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受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解释：
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曾家读书从他开始，儿子曾麟书考了17次秀才，43岁才考中秀才。孙子曾国藩28岁中进士。曾国藩很崇拜他的爷爷，常说曾家祖泽以星冈公为大。因此对星冈公的家训谨遵笃行。毫无疑问，耕读传家，保持勤勉的家风，永远是对的。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曾家福泽绵长，人才辈出，与曾家后人谨遵家训、笃行致远息息相关。
再看治国，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家传统思想忠君爱国、建功立业。他创建湘军，第一次将思想政治工作引入湘军。编写《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教士兵反复传唱，力争实行。每个营官他都要反复劝诫：“一要勤，二要廉。勤则百事可举。廉则士卒服膺。至于‘明’，七分靠天赋，三分靠人事。公生明，兼听则明。”只要营官做到以上几点，就能成为名将、好官，前途不可限量。
至于平天下，属于功到自然成。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曾国藩统率下的湘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而太平军则是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视儒家文化为‘妖’，焚毁传统文化书籍。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最终必然失败。
从曾国藩的成功，可以证明儒家学说至少在那个时代，对内是成功的、有效的。当古老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入侵，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败再败，说明儒家文化早已过时，必须与时俱进，改革维新，这才有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引进‘德先生’、‘赛先生’，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看来，儒家文化依然有着较大的生命力，只是需要与西方的先进文化交流、融合而已。我们看东亚各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采取西方的政经制度，都已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那些非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虽然也在学习、采用西方体制，但始终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可见儒家文化，至少在一些落后国家，属于进化过程中的一道门槛。
近来看了不少关于曾国藩的视频讲座，有人谈到曾国藩有当皇帝的可能。说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力量空前。水师将领彭玉麟私信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还有名士王闿运也曾有过劝进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传说，不可靠。因为曾国藩从小读圣贤书，通过科考，举翰林，一步一步升至一品大员。对他而言，深恩厚泽，不可忘恩负义。再说，他一向教导部下忠君爱国，怎么可能干出言行不一致的事情，遭人唾骂。此外，他熟读《二十三》史，知道这种叛逆之事，将使干戈再起，东南半壁江山再次陷入战火之中，百姓流离失所、血流成河，玩火者绝无好下场。有学问的人是不可能干出这种事的，他们只干正确的事，永远不会出错。曾国藩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心思，想都不会想。
没学问的，但很有本事的人往往会干出这种事，比如四十多年后的袁世凯，就干出称帝一事，最终身败名裂。关于袁世凯如何没学问，可看我的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