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来自 “城市边缘” 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12月）的发言记录。今天的故事来自张劼颖，她邀请我们重新审视城市中的垃圾议题。垃圾不仅是城市生活的残余（residue），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参与者，深度参与了城市边缘这一社会空间的建构过程。
大家早上好，感谢赵老师给我机会来跟大家交流，我觉得这是个命题作文，有那么几个故事是跟边缘和相遇相关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供图：张劼颖
第一个故事，这个可能大家不陌生，这是王久良的垃圾围城。这个是北京的地图，然后这些黄色的小点点都是垃圾场，有的是正式的，也有的是非正式的（随意倾倒）。我想讲的是，其实中国现在城市治理当中的一个垃圾治理的危机，垃圾每天源源不断的产生，但是它要到哪去能处理？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个是现在非常大的一个危机。问题在哪？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把它处理，他现在主流的一个方案是填埋，但是到哪找一个地方？占地面积非常大，它不是绝对的没有地方可以用，但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地方非常不容易，因为它需要足够远，远到他能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不会觉得跟他离得很近很难受，但是他又不能太远。因为太远交通成本高，每天我们的垃圾需要用车运出去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也在不断地长大，其实我在以前的调研中就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这个城市之前的规划认为把垃圾设施归放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但这个城市长大了，几年之后，它又逼近了居民。那些居民反过来又去邻避，就是说离我们这么近是一个问题。那么垃圾围城或者说是垃圾处理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垃圾作为一种现代城市的排泄物，我们总是想把它排到外面去，排到离开我们，但是其实城市没有一个绝对的外面。 第二个故事，是我十几年前的一个研究，讲的讲拾荒者。我在十几年前去了北京西北望那边的不同村子里面去研究拾荒者。他们这些人是90年代出现的，有收废品的，也是有捡垃圾的。他们在北京的经验比我丰富，在北京生活的历史比我还要长。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二环，离我现在的家很近的地方（安贞门附近）。曾经他们就在那捡垃圾，或者是骑着三轮车收垃圾，和普通市民们几乎是混居的，还能够遇见明星。 随着城市的扩张，他们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栖息的地方。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搬到了四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个村子里，本地村民有一万人，但是外地的打工者就有两万人。那个地方靠近西北旺西山，山上还有部队，这些拾荒者还回去捡拾部队的垃圾；还有一个国企研究所，可能是某种军工或者航空航天的；同时那个地方正在被开发为一个新兴的豪宅社区。
我去做研究的时候，一眼望去，一边是独栋的别墅，风景秀丽，挨着西山，号称是非风水非常好。另一边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外来人社区，那边小作坊里做的东西，你们都想象不到。比如说他们做一种给蔬菜盖的被子，有各种各样的小作坊。当然，这里还有拾荒者社区，有大量的拾荒者聚居在那儿。还有一些非法的养猪场，另外还有两个很大的集市，就是早市晚市，不仅这个村子的人来买东西，其实它吸引着很多其他的社区，包括城市社区居民都会把这个市场买东西。 那里面住的人，也就是我当年调研的对象，是那些我们白天在生活中会碰到，不知道他们晚上到哪儿去了的人。他们晚上就住在这里。比如黑车司机，当时没有滴滴打车，都是拉黑车；还有超市推销员，推销牛奶、酸奶，她不是超市的长期员工，属于临时工；还有装修工，不是正式的装修队，就一个木工、一个瓦工，有需求了叫他们就会过来；还有搞拆迁的人，大家可能想不到，拆迁也是一个工种，他们也会驻扎在之类；还有很多黑心食品小作坊。 我认识一个大爷，他们一家是河南人，端午节做粽子，中秋节做月饼。后来他儿子被抓进监狱了，因为他做的粽子，粽叶非常脏，当场被抓获，在监狱关押了一两年。这类人不光给我们给城市居民做东西吃，他还给外来人供给食物。他们其实有的人是给建筑工地的工人供给食物，等同于服务其他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他们会结合作业，有的人一边养猪一边拾荒，有的人一边开黑车一边在市集摆摊。
摄影：张劼颖
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非正式经济的温床，也给拾荒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空间，因为有大量的空间去容纳大量令人厌恶的、肮脏的垃圾。拾荒者们聚聚在那里，共享一个空间。由于拾荒其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它需要分解、存储，每一种垃圾都有不同的售卖时间。正好这样一个空间可以容纳他们，让他们在城市边缘找到生计，找到一个生存空间。 其实现在有两种力量正在驱逐这些拾荒者。第一是北京前两年的驱逐低端人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废品回收本身也在逐渐正规化。伴随着垃圾分类运动，这些非正式的拾荒者正在出局，特别是有些非正式公司正在进来，希望从事这个业务，但是最终会有怎么的结果，我们暂时无法得知。 第三个故事，是我六七年前做的一个研究。我前面讲到过中国的垃圾处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中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中国其实是用焚烧厂，解决垃圾处理用地的问题。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规划中未来会有300多个焚烧厂，现在有一两百座已经在运行当中了。但是，焚烧厂的建设会被激烈的反对，首先垃圾处理设施就是厌恶性设施，强邻避效应的设施，没有人愿意跟他做邻居；其次垃圾焚烧它是有一些致命、毒害的释放物。 我的研究跟踪了一群人，在广州番禺2008年到2011年的邻避抗争。我想说他们抗争的技巧，就是他们想把区政府的领导请过来，一起来做一个座谈会，但是怎么才能要到邀请到区领导来参加座谈会呢？他们到区政府门口去递送邀请信，但是你们一定知道，例如在劳工维权的时候，拿着信到政府单位门口，基本会被门卫的保安拦下，然后说“好的，放在这儿，你走吧”，信最终根本无法递到区领导的手中。而广州番禺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其实很聪明，他根本就没打算将信递进去。他们是请了报纸媒体过来，报道他们递信的行为。他们知道党政机关的领导看哪些报纸，顺理成章地让这些事件出现在报纸上，那么领导一定会读到。而且他们还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领导不来，这会不会变成一个非法集会，然后他们被一锅端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在邀请信里还很狡猾地写了一句话“如果区领导不来，这个会议自动取消”，如果他确定要来，那肯定不是一个非法集会。所以他们最后真的顺利地邀请到了区领导来，这个抗议运动自然是成功了。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是如果把这个故事线拉长，这个胜利其实是一个中产社区的胜利。我们看看社区里住的是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媒体人、律师、公务员、学者），而且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党政机关的领导会看什么报纸？因为他们懂。其实你可以再去看高超的抗争技艺背后，是有一套知识经验和一套文化资本来支撑的，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会取得胜利。最后焚烧厂建设在与另一个区之间的交界处，你从右边的图中（见下图）可以看到，广东的垃圾处理设施基本上都在各个区的边缘，两区交界处是邻避抗争最难胜利的地方。
供图：张劼颖
还有一个故事，在北京。北京有一个焚烧厂，建设在潭柘寺那边的深山里面（下图）。为了建设这个焚烧厂，炸开了一个山头，并专门修了一条路来运送垃圾。由于这个地方足够远，没有人反对；但其实就是把焚烧厂给了无言的不能抗争的自然，最后的环境代价是什么、如何去计算，没有人去衡量过。从长远来看，到底是谁的垃圾、谁在制造垃圾，谁在接盘，然后最后垃圾排放到了哪里？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鲁家山焚烧场 图片来源：网络
第一，边缘作为相遇的场所，不仅是人与人的相遇、人与物的相遇（我与垃圾的相遇），还有以物以为中介的不同的人的相遇。物在这个相遇中充当了中介的角色。第二，物与边缘的关系。可能在我们之前的理解里面，物是一种标记，他总是可能标定了分类、标定了区域。在我的故事里，它不仅是一个mark，它不仅是一个标记，它还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参与者，它参与了边缘本身的建构。当然这些理论其实都不新奇，都是来源于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值得讨论的材料。 张劼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今天的第二篇推送（二条），是对胡嘉明与张劼颖老师合著《废品生活》所作的评论。如果对物与边缘的故事（以及 Latour 的理论）感兴趣，欢迎继续阅读和讨论。
整理：顾舒鸣
编辑：Jenny
审校：张劼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