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黄全乐：⼴州城中村的 “杂交” 社会空间秩序解码
图片来源：王春帅 / 白场Studio, 2019
作为一名来自南方的建筑师，我想从建筑师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广州的城中村跟城市发展有什么关系？城中村是一个动态的城市边缘现象。我关注的是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这三十年，在广州较快的城市化过程里，城中村所经历的变迁与其所折射出的更深层的问题。
城中村原本是农耕地上的自然村落，照管着聚落周边的农田。但是现在它被边缘化了，这样的景象在广州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总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新城区与城中村并置的现象，请注意，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存在，城中村“活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彼此非常的互补、积极、活跃，而且大家都能够接纳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想讲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农村集体的房屋和大量正在建设的新城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相遇，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共存。我工作所在的大学城，原来这里有13个自然村，现在剩下4个，那些被拆了的村庄的祠堂还在，通往南海出口的南沙港快线，就直接在他们的上空经过。
这是2007年，广州珠江新城临近亚运会的时候，作为新城轴线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村庄，政府不惜代价把它拆了。这个拆迁的过程有了大事件的时间表约束，连博弈都十分有效率，城中村的村民很快就成为了千万富翁。所以我想说，城市与村落的相遇是非常生猛的，很直接的。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共存，在我看来，它里面蕴含了很多的能量。
这张图是建成后的大桥，今年（2019年）的端午节城中村村民举行龙舟比赛，把长船从水下的淤泥里面挖出来，清洗上彩，然后在珠江上竞渡——这里面还有一个不成文的风俗，后面会再讲。
我主要研究的是石牌村。这是日军侵华的时候绘制的军用地图。当时这个村子还远远的在广州老城的外面，然后这里有军用机场、广九铁路（广州——香港九龙）。在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军用机场变成了天河体育中心，在这里举办了 1986年的全运会。全国全运会第一次在广州主办，政府找了一个空地（最容易建设的地方），将军用机场变成天河体育中心。
从这个事件开始，广州出现了一个逐渐显形的新城中轴线，新城中轴线的发展版图逐渐把周围的几个村庄包纳在里面。我选择石牌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在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上，但是其实在广州的周边，都有在发生城市外扩逐渐包围乡村这样的景象。
下图展示的就是石牌村的周边，从一片稻田到天河体育中心到延伸出来的一个向北的轴线，就是现在的广州火车东站，通向香港和深圳的高铁和火车，都从这里出发。石牌村向南，就是现在的珠江新城和花城广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这个村落迅速地从农田景观变成了城市肌理的一部分。当我们进入场地的时候，它的外边缘都是城市的功能，它的内部全是这种空间非常紧凑，却没有阳光照入的一个城中村落。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是石牌村失去农田后仅余的聚落，不到0.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7万人，今天这个数字超过了10万人。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生机勃勃的一部分。南方的村落空间对应着血缘和地缘一体化的关系。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由经验决定的，它不能被计划，传统的生活方式是自然选择的最佳结果。在石牌村，它原来是一个纯农业村落，它的居民主要都是从如今的华北和中原地带，躲避战乱来到广州，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家族群体。现在，有四大主要的姓氏家族聚居在这里，姓池的、姓董的、姓潘的、还有姓冼的。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多姓氏聚居的一个村落。那么多姓氏聚居，他们靠什么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共治呢？
家族祠堂就是他们的方法。祠堂通常建在在村的一个边缘（出口）；另外还有家族的分支祠堂，例如一个大的池氏家族，在繁衍过程分出很多个小的池氏。他们在小山丘的山顶上会有一个公共的场地，作为议事、共治的地方，也是交易的集市地。向北侧有一个接官亭，政府官员来查访的时候，村长老会在这个地方迎接这些官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家族的空间延续关系（例如扫墓、对家族权威的延续）——这是我利用户籍关系本（一种文本信息），对现在石牌村房主的姓氏做了一个整理，发现这种相同姓氏的家族成员非常清晰的聚居关系，到今天都没有彻底改变。
在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村民也在对村落空间内容进行了自发的重组，这个重组非常有趣。这个是他们村里面的商业，全部都是为流动人口服务，全国各地的风味餐厅，各种各样的二手店，整个村的主要街道成为了一个商业街，村民对自己的房子从一个正常房子的加建，从合法的加建到三层半（这是广州的一个规矩），后来逐渐往上攀升，最高的出租楼建到了9层。
石牌村的商业网络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家族的延续。同一块地，父亲要传给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要传给他们下面的孩子，一块宅基地被不断地拆分，分给孩子的孩子，再盖成小小的新楼房……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个小单元的土地上房子不断长高、长密，最后蓄积成一个高度密集的小楼群像。
家族特色下这样的自治有它深层的血脉逻辑，在绵长的历史进程中延续到今天，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农村聚落在今天已经被纳入城市行政管理模式，四大家族的聚居地变成4个居委会，姓氏的聚集关系与居委会的管理范围是对应的，这是城市政府认可的一种灵活方式，也正是要借用这样的传统村落自治的有效力量来实现它的转型。
我们在最近的十年，更多注意到的是村内传统习俗文化的复兴。石牌村的街道名称，其实都充满诗书气息，是一种耕与读并重的文化。石牌村的家族祠堂在近现代的历次运动中被用作学堂、派出所、诊所、仓库、宿舍……终于在2000年前后被村集体出资修缮，恢复祠堂身份，重大的庆典仪式越来越多。各大家族组织大型围餐时，餐桌们直接摆到了城市的街道上——我开玩笑说，这是一记回马枪！对集体的自我身份的明示和彰显，在最近的十年相当有力量。
刚刚提到的乡村龙舟活动，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庆典。龙舟互访，其实是广东的村落之间省亲、维系感情和关系的一个重要互动仪式，每个村都有自己最亲近的邻家兄弟村落。石牌村也有几个每年固定互访的村落，这是他们维持乡村社会网络联系的一种方式。如今，这种原本只存在于村落之间的仪式，变成了广州非常热闹的一个城市活动。
所以我说，当今天我们重新去回看过去三十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值得关注的有三个要素：
（1）城中村被动失去土地的过程，是一个“适应”过程；
（2）它的村落空间改造，是一个在城市世界中自发“博弈”的过程；
（3）而“复兴”，则是一个对身份重拾的努力，以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方式，在城市里刷存在感，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利益的一个过程。
总结一下，城中村作为一个跨界的聚落，它所呈现的这种杂交的机制，必须在城市化的视野下去理解，而且这个动态过程是不断的“退”和“进”。其实城市发展进程在这个机制中获益非常多，它充分利用了这种城中村的自治机制，来减轻了政府对公共产品（如社会住宅）设施供应的成本负担。
整理：顾舒鸣
编辑：Jenny
审校：黄全乐
正文中图片均由黄全乐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