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打开城市间距的十个入口

2016年秋天，我应好奇心日报的邀请推荐了九本与城市和空间相关的著作。这些书对我来说都十分重要：要么激发了我对城市和空间的好奇心，要么帮助我去探索自己的好奇心背后的那些更基本的关切。将近四年过去了，我仍然在阅读和重读这些书，并通过与他们的相遇与重逢来进一步思考我们今天的城市问题。这一次我对书单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比较专门的一本，增加了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Lefebvre, 2016) 和《历史与人》 (孙歌, 2018) 两本。
关于这十本书，具体的推荐理由都写在了下面，希望你也会觉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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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Urban Revolution (2003) Henri Lefeb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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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迅疾过程已经让城市空间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再也逃不掉的名词，但是在理所当然地选择和确认自己之于城市的位置之前，我们是否已经对城市、空间、城市社会这些概念有足够的理解？这本小书是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一本代表性著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去重新思考城市状况，以及反思自身在面对城市过程时的立足之处。这本书的法文版出版于1970年，在火热的六十年代之后，却又在《空间的生产》之前（后者是列斐伏尔最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出版于1974年）。
列斐伏尔在书中秉持着自己一贯的历史主义和左翼立场，对城市 (city) 和城市社会 (urban society) 做了隐喻性却又不失精当的区分。他一方面揭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如何被资本和国家主导的抽象空间侵蚀，另一方面将“城市社会”这一新的形式视作一种“具象的抽象物” (concrete abstraction)，以期能够在空间层面构筑新的中心性，并基于此重塑政治和日常生活。顺便提一句，书中首次提出的“星球城市化” (planetary urbanisation) 概念借鉴了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基地》系列中创造的城市川陀 (Trantor)，并在近几年成为城市研究界新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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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pace (2005) Doreen Mas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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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整个地理学科的关键词，不同的学者和流派对它有着大相径庭的解读方向。本书作者的学术背景可以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维度的交叉点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结构思潮的影响），双重关切有力地促进了她对空间等核心概念的反思。在这本出版于2005年的书里，作者期望能够在关系性的地基之上构造一种作为方法的“空间”概念，然后借助这个概念重新激活政治。激活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打破种种隐藏着的空间拜物教，比如结构主义者对空间的推崇事实上导致了空间的取消，而后现代主义者对前者的反叛只是造就了另一种同样肤浅的时空观；二是批判本质主义的地方/空间二分观念（这里被攻击的靶子包括但不限于海德格尔、段义孚和大卫哈维的早中期著作），从而在拒斥“地方诗学”的基础上重构空间概念内蕴的“在地联结”和“鲜活感”。
3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2010) You-Tien H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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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和玛西对城市、空间等概念的解读主要发生在理论层面，邢幼田的这本书则构成了一个从理论通往中国城市转型之现实的纽带。作者在书里立足于地理学对城市空间及其转型的关切，同时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素材，叙述了很多城市故事，提供了很多的洞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中国的地方政府自身是如何被城市化的(the urbanisation of the local state)：与其说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发生，不如说他们在借助这一空间机制实现自身在资本积累 (accumulation) 和领土化 (territorialisation) 方面的野心。这样的过程却并不由地方政府垄断，其他各方利益主体也交织其间，构成了一幅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图景。
为了让叙述逻辑更加通畅，作者首先在理论层面借用了德勒兹对领土化/去领土化/再领土化的论述，然后在现实层面倚重于中国城市转型的一个空间分类（由城市核心区、外围空间、乡镇飞地构成的类型学）。这里被预设的理论和空间框架虽稍稍有损叙述的深度，但本书总的来说已经足以称得上是了解当代中国土地政治与城市政治经济转型的最完美入门读物。

4The Politics of Encounter (2013)
Andy Merri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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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核心关切是时下流行的所谓“城市权利” (the right to the city) 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还有效的问题，反思的语境则是2010年以降日益流行的、与社交媒体深度结合的城市空间占领运动——从突尼斯到埃及，从St Paul’s Cathedral（伦敦）到 Zuccotti Park（纽约）。面对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作者返回到“故纸堆”，开始寻找应对之策。他找到的最主要理论工具是前述列斐伏尔对城市 (city) 与城市社会 (urban society) 所做的区分：如果说城市是历史地形成了的空间实体 (entity)，那么城市社会更应该被视作一种纯粹形式 (pure form)，这一形式并不具有自身的形状，而只能由其间的人类实践共同形塑。

在这种意义上，呼吁“城市权利”并不能带来重塑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而更可能继续局限于资本-国家建构的“权利”神话里。与此相反，晚期阿尔都塞所提倡的“相遇的哲学”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则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 (Grundrisse) 的若干思路，以及德勒兹关于“意义的逻辑” (The Logic of Sense) 的论述，为在变化的城市境况里构建政治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方案——比如，这个框架在分析“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就比“城市权利”框架更为有效。

 5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2016) Henri Lefeb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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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斐伏尔为人熟知的那几本著作之外，还有其他大量书写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这本写作于1972年的书就是其中之一。它直到2016年才被翻译为英文，目前尚无中文版。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城市 (city) 和城市问题 (urban problematic) 扮演着什么角色？这是列斐伏尔尝试着在这本书中探寻的中心议题。在这里，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对话，以期借助城市这个视角来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政治经济批判。更具体地来说，他将《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那些中心议题放回到视角更为开阔的《大纲》 (Grundrisse) 之中，并努力在二者的间隙中间发现城市的身影和意义。

在这里，通过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城市实在 (urban reality) 的段落，列斐伏尔发现城市状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构建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回顾了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城乡关系之演变，然后在这一历史主义框架中推出了自己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哲学一般性上的抽象论断，而是建基于对欧洲当时被忽视的城市历史的重新发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生产出了历史的能动性，并成为历史的主体 (the subject of history):  一方面，城市生产了诸多物品（“生产”的狭义层面）；另一方面，城市生产了工作，观念，语言，灵性 (spirituality)  等一切构成了社会与文明的事物（“生产”的广义层面）。

正是在城市中，资源、生产工具、资本、需求和愉悦得到前所未有的聚集，市政管理、警察、税收等事务 (municipality) 成为必需，作为整体的政治成为可能，劳动分工被进一步推进，并造成了广泛的异化和阶级的生成——这所有要素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纲领和行动的前奏。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视角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列斐伏尔在20世纪知识谱系中的定位。诚如 Stuart Elden 在本书序言中所言：

“Indeed, one way to understand Lefebvre’s work in general terms is as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s that develop Marxist thought in different and frequently neglected directions: everyday life, the rural, the urban, space, the state, the worldwide.” (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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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2009/2014）大卫·哈维           王志弘、许苔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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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当代地理学界第一人，大卫·哈维的当选想必会毫无争议，这从他前些年在国内讲学时的盛况也可见一斑。哈维从计量革命旗手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巨擘的转型过程直到今日依然是学科思想史绕不开的话题，而他从1973年开始出版批判地理学著作以来的思想轨迹演进则构成了另外一支重要的故事脉络。虽则《资本论》一直为哈维所景仰，并构成了他几乎所有作品的底色，但是在具体的分析和写作中，哈维的思路并没有被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局限。他很善于从自己的批评者那里吸收营养，然后转化并内化到自身的论述结构里。

比如，在这本书里，哈维以他的政治野心（寻找转型革命政治的可能性条件）为指引，猛烈攻击康德的寰宇主义 (cosmopolitanism) 构想及其地理学根基，最终将自己的新寰宇主义框架奠基于怀特海以过程为基础的自然哲学之上，并重点突出了关系性时空理论（列斐伏尔也可以归入这一理论取向中）在地理学讨论中的意义。其论述过程围绕着新自由主义、地理学意义上的恶之平庸性 (the geographical banality of evil) 以及诸如空间、地方、领土等地理学基本概念展开，这些思路对于重新理解和认识地理学很有帮助，结语部分从关系性时空角度对国家概念的重构也很有价值。翻译虽有少量瑕疵，总体亦属上乘。

7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 (2011)
董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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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空间化，大概是这本以香港地图为主体的小说最吸引人之处。地图非疆域，但地图的变迁却又与疆域里的故事构成着对应，有时候是追认，有时候是预言。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作者可以声称“虚构是一切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必然是一部自我修改和掩饰的小说。” 但是这部小说的野心不止于此，它的时间切片选择在了不确定的未来时刻，通过“未来的考古学”方法来重构当下的香港时空与社会。在这样的书写格局里，地图（或者说制图术）这种“求真”的符号系统成为承载文学书写里“作假”意图的载体。求真与作假之间的张力更进一步通过对地理学理论的使用得以强化。

在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如果只看目录，你真的很难相信它竟然是一部小说：诸如“對應地” (counterplace)、“錯置地” (misplace)、“非地方” (nonplace)、“外領屬性” (extra- territoriality)、“無何有之地” (utopia)、“完全地” (omnitopia) 这样的地理概念充斥其中，简直让人一头雾水。通读全书之后，回过头重新来探究，才会明白作者如此安排的良苦用心：在真与假、未来与过去、理论与现实之间，潜伏着的是焦灼不安，焦灼着的是身份认同，而认同着的则是漂泊的“地方”。如果说陈冠中的《香港三部曲》讲述了他那一代香港人的故事，那么包括了这本《地圖集》在内的《V城系列四部曲》则描摹了董启章这一代香港知识分子正在变化着的心路历程。

8中世纪的城市 (1925/2006）
亨利·皮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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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论述欧洲城市的兴起过程，但是其核心却又似乎并不在城市本身。在皮雷纳笔下，城市不是社会变迁的主角，真正重要的是商业和经济，作为副产品的城市仅仅是一定条件下水到渠成的产物。当穆斯林在8世纪关闭地中海时，加洛林王朝恰好登上历史舞台，这二者并非巧合——墨洛温王朝被加洛林王朝取代，正标志着法兰克从海洋国家走向内陆：隔绝、封闭、没有出口，真正的中世纪其实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中世纪欧洲在经济上最黑暗的年代仅仅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便迎来新的曙光。从10世纪开始，西欧进入到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人口出生率大幅提高，商业贸易开始复兴。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标志着伊斯兰最后的退却，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活跃。就这样，“新欧洲”逐渐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基本特性：市民阶级不断壮大，贵族不断退却；最终，“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和地中海交通的堵塞，西欧经济在中世纪前期不会如此不堪，城市也不会那样破败。相应地，如果没有商路的重新开通，城市复兴和后来的文艺复兴乃至工业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中世纪和现代其实仅仅是一线之隔。事实上，历史的进程从来没有中断。表面的巨大沟壑之下所隐藏的暗流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逻辑。只是，如果不去仔细勘探，几乎无人会注意到那些细流。

9望春风（2016）
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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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但是它的高潮却出现于城市化如火如荼的故乡消失之时。据格非自己说，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源自《江南三部曲》的溢出。也许故事的框架依然奠基于其三部曲的时空系统之中，但是当故事结束的时候，作为一个空间实体的故乡也结束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这本书。在书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者——退休的工厂图书馆管理员赵伯渝——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孩童时就经历着时代变迁在村庄投下的各种阴影，这其中裹挟了他的母亲的离家出走，也裹挟了他的父亲的非正常死亡。他半生的种种遭遇都在书中以人物为线索组织起来，由他自己口述出来。故事在缓慢流淌，一直流淌到他离开家乡、进入工厂、市场化浪潮、城市化开场，一直流淌到他遭遇面目全非的故乡。最后，是便通庵这个旧时的遗存，在改造了一番之后成了他的栖居之地，成为他书写半生回忆的地方。这样一个空间隐喻可以做很多种解读：它既是故乡与回忆在当下现实的投射，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在地的乌托邦，表征着“故乡”在实体和概念两个层面的消逝与不可及。但是不管怎么解读，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其实提醒了我们去反思，在城市化的过程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故乡的消逝时刻，我们在留恋什么，又能够做什么？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同样是讲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愁”，格非这本书比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写作（比如《炸裂志》）多了不少嚼劲和深情。

10历史与人（2018）
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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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十年中，城市研究领域最核心的一个方法论进展是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和比较城市主义的兴起。其主旨是提醒我们警醒所有习以为常却未被言明的普遍性陈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欧美之外的其他城市经验纳入到理论演进的过程之中。关于这一进路的讨论和争鸣几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近年来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而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核心争端是：如果普遍性需要质疑，那么理论是否可能？当我们尝试着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其实有不少城市研究文献之外的资源可以拿来参考，比如孙歌的这本《历史与人》。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孙歌在书中的三场演讲里所关心的两个主题分别是历史的向量和人的能动性问题。但是在介入到这两个主题之前，她花了整整一讲的篇幅带领我们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这也是本书与城市研究领域的争鸣直接挂钩之处。孙歌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尝试着从看似特殊的个体中抽离出共性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的那种同质性只不过是被归类了的差异。有些人会宣称这种同质性就是普遍性，但殊不知这种所谓的“普遍性”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因为它自身是一个没有内涵的空洞存在。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世界并进行理论构建，那么也许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特殊性之中，去关注和观察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普遍性的作用，只不过是让我们通过有差异的个体之间重合的部分去寻找进入到差异的路径，而不是取消这些差异本身。这是哲学家陈嘉映命名的“平移的普遍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关联起了列斐伏尔对抽象 (abstract) 和具体 (concrete) 之辩证关系所做的反思。我们可以用孙歌自己的话来说的话来结束这一篇介绍：“在大千世界里，没有人可以指挥一切，掌控一切，总有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和逻辑；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通过相似性进入到另外一个乃至更多不熟悉的对象，进入之后，暂时放弃寻找相似性的意图，尝试用一套自己不熟悉的逻辑去理解那些对象，那种不熟悉的逻辑，[就]是他者的逻辑。用他者的逻辑去理解他者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就是普遍的。最终的到达点，就是所有的差异对其他的差异开放，同时完善自己的个别性。这就是一个普遍性的状态，它不是消灭差异，恰恰相反，是在强化差异，使得它更富于个性。”(30-31页)

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文地理与城市研究博士，城识UrbanSense发起人

编辑：Jenny

审校：赵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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