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 导语
谣言与人类群体已伴随了千余年。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谣言？学者李若建认为，谣言与人们的集体记忆相关，也与社会情形相关。谣言是民间话语的表达方式之一。谣言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社会其运行机制有一些问题。制止谣言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设立言论自由的机制，把人民置于均衡的信息中，让人们接受到知情者发布的更正确。
谣言可大可小，小的可能就是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社区内部的流言蜚语，大的可能涉及全国。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暴发突然，甚至结束也突然，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现象。
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民众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事后觉得匪夷所思。实际上，学术界对谣言所作研究并不多。对那些被今天绝大多数人视为荒唐的事件作研究的必要性，也许可以借用福柯的一句话来说明：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和必要的。
看完文章会不会忽然理解这张图片的配色了呢
一、何为谣言？
按理说，给研究对象一个清晰的定义是一项合格研究的必要前提，可是给谣言下定义实在是困难，这也许是笔者的学力不逮，也许是谣言并非简单等同于虚假。
谣言的定义
总体来说，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无法预测它的发生，它也时常在不知不觉间消失。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民众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事后觉得匪夷所思。可是什么是谣言？没有公认的定义。
有一种定义为：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并“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的定义则是：谣言是一群人议论过程中的即兴新闻，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希布塔尼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求一种答案。
国内有的学者对一些译者将“rumor”译为“谣言”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中国人一提起“谣言”二字，就会有负面价值判断，将之看成不足为凭的恶意流言，认为译成“传闻”似乎更合适。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考虑到“谣言”与“传闻”相比，还是有它的特点，因此本书还是采取“谣言”一词，只是将其界定一下。
给谣言下定义不太容易。我只能勉强给谣言下个定义。谣言指的是一种非官方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包含有虚假成分的信息。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几点是：
第一，谣言并非完全是虚假的，许多谣言中包含一定的真实成分。如果把一个谣言解构，往往可以发现其中有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部分。而谣言往往是在把真实的成分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位置错配。这种错配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的结果。
其实，一个大规模传播的谣言，如果没有一丝真实的成分，很难想象会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或者说将信将疑。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谣言是社会环境投射的影子，谣言幽灵般地以合情合理者的身份出现。正如有的研究所说：谣言既然产生了，至少有真的成分在其中，也许真相比谣言更糟糕。
第二，谣言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现象，这里有两层含义。
其一，一个谣言经过历史的沉淀可能成为一个故事。在秦始皇当权时，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肯定是一个谣言，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传说成为一个凄美的故事。反过来，一个传说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也会转化为谣言。
其二，荒诞本身也是阶段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忠字舞”、“红海洋”，当年恐怕没有多少人认为它们是荒唐的，今天则被视为滑稽，以至于有姜昆、李文华的著名相声作品《如此照相》流传至今，不过谁也不能肯定类似的闹剧在将来会消失。
姜昆、李文华《如此照相》剧照
第三，把谣言看做一种包含有虚假成分的信息，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这种态度并非把谣言当成洪水猛兽，而是把谣言看做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社会事实。
谣言的过程
谣言有点像SARS病毒，它蛰伏着，等待着时机，一旦条件成熟，它往往突然暴发。谣言传播时，社会通常恐慌，民众行为过度反应。谣言平息后，人们往往觉得可笑，甚至感到可悲，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谣言，对谣言传播过程人们也显得茫然。
很少有研究能够叙述出一个谣言的完整过程，不过有些研究者试图对谣言的过程作出归纳，其中一些归纳对我们有不少启发。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勒莫对谣言的过程归纳如表所示。
谣言的三阶段
勒莫的归纳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谣言是从一个社会记忆转变为个人记忆，从一个神话转变为现实。这一点与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集体记忆与谣言的关系是相似的观点。
卡斯·R.桑斯坦（—译凯斯·Ｒ.桑斯坦）的观点也很有说服力，他认为当人们追随一些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就会发生“社会流瀑”现象。
如果民众中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前的想法更加极端，这就是“群体极化效应”。谣言正是通过“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两个部分重叠进行传播。
当人们对谣言的内容一无所知时，就更容易相信它。谣言有可能引起大恐慌，因为恐慌情绪会从一个人传至另一个人，制造出将要应验的预言。如果在人群中激起恐慌或者厌恶等强烈的情绪，谣言就会更广泛地传播。因此桑斯坦认为，让民众了解正确的信息、自由表达是降低民众接收错误作息、防止民众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信息的最显而易见、最标准答案。
二、时空视角下的谣言研究
因为谣言本身就带有神秘诡异的色彩，因此对谣言的研究比较困难。对谣言的研究，大体上有个人层面（包括心理与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群体层面和社会变迁层面等几种视角。
在个人层面的研究中，因为谣言是“口头的、个人的、非正式传递的消息”，“给人消息和情绪上的满足”，“有关一个引起公众兴趣的物体、事件或问题，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报告或未经证实的说明”。这种视角特别强调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能力在制止或传播谣言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群体层面的研究中，往往把谣言视为集体性幻觉和偏执，这种研究似乎常见于对社会比较平稳时期的谣言的分析。“一则谣言的历史，首先应该是某一群体有能力互相交流的历史，而集体记忆、实验的社会空间和机遇则是用不同方法促成谣言形成的工具。”
社会变迁层面的研究是把谣言视为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有学者认为，对谣言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正值巨大的社会动荡，加上新闻管制导致民众对信息的不了解，导致谣言蜂拥而来，对谣言的利用和研究也应运而生。
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它就像一个真的消息一样被传播。这一过程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而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觉。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社会秩序开始紊乱，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事变，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状态。
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种种猜测，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将四处扩散。由此可见，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大规模的谣言进行研究，立足点应该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般地说，很难把谣言源头搞清楚，但是比较、接近真相还是可能的。如果从空间与时间的视角，去分析谣言的流行区域并追踪谣言的传播过程，对了解真相是有帮助的。
集体记忆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环境中，通常将谣言解释为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这种解释虽然有点说服力，但是不一定经得起推敲。其实一个似乎偶然的谣言背后，常常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通常就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
谣言的暴发并非凭空产生，当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时，或者社会中蕴涵着强大的不安定因素时，民间聚集的骚动能量没有得到疏通，就可能引发各种恐慌。谣言的实质是一个被重新建构的历史传说。作为集体记忆的存在，是民俗学家的研究课题；作为重新出现，以至于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则是社会学家要关注的社会现象。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虽然是一个由社会学家首创的概念，但是近年来主要在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中成为一种流行的研究视角。尽管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方法有一些批评，但是批评者也指出，集体记忆是一种对难以捉摸的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
也有人指出集体记忆的局限，因为只有个人记忆才能够被证实，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集体记忆的概念有时候很模糊却非常实用。
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他1945年死于集中营，他关于集体记忆的最主要著作《论集体记忆》是后人出版的。或许是这一原因，他没有留下关于集体记忆的明确定义。
哈布瓦赫指出：“一旦一个回忆再现了一个集体知觉，它本身就是集体性的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不仅是心理和生理的功能，实际上也是社会的功能，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回忆的可能性，它是回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回忆的源泉。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本书采取科塞关于集体记忆的定义。根据科塞的定义，本书把“过去”的范围，具体化为两方面内容：民间习俗、传说。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中译本
有学者指出，传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固定下来的谣言，是成为民族口头遗产一部分的谣言。而就传说本身而言，应该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集体记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传说主要通过文本、戏剧、小范围的口述等途径流传。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一些传说可能暴发成大规模的谣言。
集体行为与集体行动
谣言传播过程中，民众呈现出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可以把相当一部分民众行为视为一种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然而民众的行为当中，并非完全非理性，在相当一部分似乎非理性的行为的背后，是一些理性和功利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在中文中只差一个字，但是含义却明显不同。
集体行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学概念，往往用于描述群体性的非理性行为。这种行为的特点有：
有研究指出产生集体行为的三个条件：（1）社会文化因素的诱导；（2）情境性猝发因素，也就是一些突发事件；（3）煽动者的煽动。
集体行动的概念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出版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被认为是广泛存在的、团体追求共同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是理性的、可以得到解释的。
根据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在古典时期，人们的疯癫意识与非理性意识一直没有分开过。民众行为明显带有传统社会的一些非理性成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社区内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有时表现为对外来人的敌意与内部的守望相助。这些在当时谣言传播过程中，均得到表现。
集体行为是非常容易失控的，也具有非理性的成分，但是集体行为中可能伴随着理性的集体行动。因此不可简单地把集体行为的非理性过分夸张，而应当多研究其后面的深层社会结构性问题。
民间话语
戴维·阿诺德在研究19世纪末期印度瘟疫期间的谣言时指出，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这一观点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如果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谣言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们迎合了人们的偏见和期望。
社会变革
一位研究晚清谣言的学者指出，因环境突然变化而产生的谣言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大规模谣言的产生与流传和重大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发生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往往是谣言容易产生的年代。
有学者指出，谣言潜在的所要表达的东西比其提供的表面消息更加重要。刺激谣言产生的因素越强大，越多的人就会加入到谣言传播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社会一个空前的变革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肃反、取缔会道门等，旧的权力格局几乎被完全粉碎，大部分旧的社会精英成为社会底层。
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些在社会变革中失去权力、资产的人群，往往被视为“阶级敌人”。这些人当中，不乏心怀不满而伺机反抗者，造谣惑众就是反抗的方式之一。在谣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变革中的受冲击者”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前车之鉴
当今社会依然有谣言，依旧有大量的“不明真相”的民众。近年来网络的普及，导致在网络上不时有一些真假难分的信息传播，也因此产生了认真研究谣言的需求。
为什么有谣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人们为什么传播谣言？今天研究谣言，并非是对谣言内容的荒诞无稽感到可笑，也并非对传播和相信谣言的民众感到可悲，而是试图理解谣言背后的社会变迁。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指出：“谣言并不一定是‘虚假’的，相反，它必定是非官方的。它怀疑官方的事实，于是旁敲侧击，而且有时就从反面提出其他事实。这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未能消除谣言的原因。”其实，谣言就是一种提醒，提醒社会其运行机制有一些问题。
关于当年的谣言，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是谣言出现有类似的背景；二是谣言的反复出现。
为何谣言暴发有相似的场景
常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把这句话中的“历史”改成“谣言”，同样是非常贴切。从谣言出现的社会背景看，基本上可以认为，大规模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民间的恐慌与不满。虽然可能有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蓄意造谣，但是没有民间的恐慌与不满，谣言是无法在大范围扩散的。
恐慌与不满是交织在一起的。产生恐慌的原因很多，战争、自然灾害、瘟疫都会引发。不满则往往是由于在战争、自然灾害、瘟疫等事件中，民众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得到官方或者精英阶层的保护，甚至于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
因此民众往往认为需要自己保护自己，整个社会风声鹤唳，这时一点小事就可能被曲解，引发一场大规模谣言。
1950年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江西省乐平县有几个学生愚弄同学说：“台湾解放了。”一时传遍全城。
又一天夜晚，一个学生装鬼吓人，引得大家大呼大喊：“捉鬼!捉鬼!”折腾了一阵子，第二天以讹传讹，传遍全城。这两件事居然引来了公安机关的追查，成为“造谣事件”、“闹鬼事件”。这种事情在当今一般不会引发什么严重后果，但是在当年紧张的社会氛围下，玩笑还是少开为好。
以“毛人水怪”谣言为例，可以说明恐慌与不满交织的后果。“毛人水怪”是一个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间传说，并且深深地根植在民众的集体记忆里，这种集体记忆为什么会转化为一个令人恐慌的谣言，值得思考。
从“毛人水怪”谣言的几次暴发可以发现有类似的社会背景，第一个共同点是大规模征集民工，有的是支前（战争），有的是修水利。民工流动性强，同时多多少少存在一些抱怨情绪。
民间多多少少对当民工有所不满，1946~1947年谣言暴发的同时就有农民暴乱发生；1953年淮河修水利时，就有一些妇女利用“毛人水怪”谣言阻止丈夫去当民工。第二个共同点是灾难，有时是水灾，有时是战争。
1946~1947年的苏北地区处于国共两军的拉锯战中，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1949年淮河流域的大洪水，给淮河流域民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破坏。1953年是20世纪50年代自然灾害较重的一年，也因为灾害带来的粮食压力，加速了中国政府在年底采取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1954年长江流域又发生大水灾。
第三个共同点是体制变革，1946~1947年的苏北是国共两党的两种制度在拉锯，1949年是国家政权的更替，1953~1954年是农业合作化的起步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
在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1950年代，大型工程主要仰仗人力。图为1959年广东普宁修建水库的场面。
有谣言传播时往往都有灾难发生，对灾难的恐慌是产生谣言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历史上“毛人水怪”谣言传播的地区曾经产生过许多天灾人祸，但并没有产生大规模谣言的记载。
同理，体制变革也是产生谣言的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江淮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情在这一地区屡见不鲜。那么让“毛人水怪”谣言大规模暴发的必要条件就只剩下大规模征集民工这一点了。
大规模征集民工之所以导致谣言，有两个因素，一是广大农民当民工是被动的，难免有不满，特别是对征用他们的基层干部不满；二是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为谣言的传播开了绿灯。
当年的基层干部，属于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所说的“他们的适应方式，从文化目标上讲是合法化，从制度化的角度看，手段却是非常规的”一类人。换句话说就是考虑目标合理而不太考虑手段合理。在一个合理的目标下，为了在短期内完成任务，
难免有强迫命令之类的事情发生。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有意无意地讲述一个“毛人水怪”谣言，很容易得到共鸣和传播，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谣言。大规模征集民工的事情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这些地区并没有产生大规模谣言，这里就得回到“毛人水怪”是一个地方性的集体记忆这一前提条件。
四、为何谣言反复出现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许多谣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多次重复。1950年的“割蛋”谣言在华北暴发后，虽然没有再次大规模重复出现，不过1951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当时属于绥远省）又出现“骟小孩蛋”谣言，闹得人心惶惶，不过事态很快平息。
1955年后内蒙古太仆寺旗发生过“半黑脸、半红脸”谣言。大大小小的“神水”、“仙药”风波，其实在中国大陆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还没有根绝。“投毒”的谣传，在当年也是不止一次发生。反复出现的谣言，最典型的当数“毛人水怪”，这一谣言最奇特的是在同一区域多次反复暴发。
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对反复出现的谣言有几点看法，对分析“毛人水怪”谣言有很大的帮助：
①谣言循环出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事件而现实化的结果。这一观点与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提出的“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有相通之处。
②上次危机的解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种记忆是谣言的温床。
③面对一个无法解释的危机，指定一个罪犯就是找到了原因。因此必须找到一些替罪羊来负担集体的罪孽，谣言的循环是替罪羊的必然命运。而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其喜爱的、几乎可以说是由制度产生的替罪羊。因此在谣言中会有传统的替罪羊。
前面已经分析了几次“毛人水怪”谣言暴发时场景类似，出现了科塞所说的“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此处的“现在”，就是当时民间的不安与不满，“过去”就是蛰伏于民间的有关“毛人”、“水怪”的种种集体记忆。
五、谣言不一定止于智者
告别精英心态
谣言是有害的，但是并非无益。谣言，一般会被认为是民众愚昧的结果。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成立的。然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渐进的，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对自然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因此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嘲笑过去民众的无知。
还要指出的是，无论何时，对自然科学的认知都是社会精英占据主导地位，广大民众的认知程度相对是低的，由此看来，不能用精英的观念去批评民众。几年前全国对SARS的恐慌，说明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对自然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
谣言暴发时，惩罚恶意传播者是必要的，提高民众的自然科学知识是正确的。但是只有正确理解谣言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才是防止谣言最好的办法。如果不是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话语去指责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如果不是用愚昧无知去指责民众，而是认真思考，为什么民众会相信谣言和传播谣言，是不是社会机制有些缺点，因此努力去修补缺陷，那么今后谣言就会少一点。
用阶级斗争的话语来解读谣言，把传播谣言者“污名化”，用专政的权力去压制谣言的传播，最大限度地屏蔽包含谣言成分的信息，虽然是一种有效的平息谣言的手段，不过并不能真正防止谣言的再发生。
早在195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指示：遇有重要的确属反革命的谣言发生，各级党委宣传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者受到惩办(轻则当众悔过，重则依法判刑)，传播谣言者受到警诫。但普通的揣测附会传闻失实不在此例。
保护民众合法权益
谣言的暴发与民众的利益得失有关系，当民众感到利益得不到足够保障时，谣言往往应运而生。
在谣言制造与传播的过程中，除了普通老百姓之外，有两个重点人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普通越轨者，一是社会变革中的受冲击者。社会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多少都会利用机会进行反抗，传播与制造谣言是反抗的手段之一。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越轨者。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有一些人利用谣言来图谋不轨。安徽蚌埠市在1949年就有人假扮水鬼，目的为恐吓群众，趁机盗窃。
由于民间中存在着深厚的鬼神信仰，因此装神弄鬼是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一种吓唬别人的习俗，特别是对付敌对者的一种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样不乏这类事件。
江苏省常熟县1951年就发生过地主扮成“狐狸精”纵火烧毁已分给农民的房屋财产、破坏土改的事件。
在安徽省当涂县，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个国民党特务在家中地洞躲藏6年，利用民间关于“黑白鬼”的传说，装鬼吓人，趁机盗窃。开展展览宣传，揭露谣言真相，可以有效控制了谣言传播。可见社会变革中的受冲击者是造谣的主体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些社会变革中的受冲击者还是国民，因此他们的最基本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保障了变革中的受冲击者的合法权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可以减弱他们造谣的动机。
文革时期《关于揭露和批判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部分论述》
谣言靠什么制止
有些谣言是可以靠“智”平息的，比如“放蛊”这类谣言，因此通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不过也不尽然，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局限。制止谣言更加重要的是信息的公开、真实与及时。
用人治的方法防止谣言，是把民众的命运交到少数官员手中。有时一位好的基层官员可以将一场灾难消除于萌芽。但是谁能够保证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呢。
1950年3、4月间云南楚雄谣言四起，说特务在井里投毒，后果如何厉害云云。楚雄中学一天有学生称“头晕”、“拉肚子”，有人起哄说“特务投毒了”。个别领导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学校里的反映。
几个学生干部在领导的支持下，揭发斗争一名“特务学生”，将“特务”捆绑，压杠子，好在其他领导制止了事态发展。云南盐兴中学的情况则不同，官员居然能够将死了一条鱼的小事，变成多人冤死的大案，肇事的官员自己后来也因此被处决，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位官员也是一位可怜者。
政府通常控制大部分的信息，控制或者影响各种媒体，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制止谣言方面是相当有效的。可是，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政府的这些东西对于预防谣言却没多大作用，因为只通过暴力性的强制手段禁止个人的自由对话是不可能的。
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如果当年能够有更多的信息公开，让造谣、投毒的嫌疑者有申诉权，许多悲剧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
也许制止谣言的最根本方法是信息的公开、真实、及时，美国学者卡斯·R.桑斯坦给出的观点，可能值得参考：如何将人民接受错误信息的风险降低呢?最显而易见、最标准的答案是：设立言论自由的机制，把人民置于均衡的信息中，让人们接受到知情者发布的更正确的信息。
对于政府来说，预防原则没有意义，因为一旦视野打开就会清楚，这一原则完全没有指导作用。理性的国家当然应该采取防范措施，但它们不应该适用预防原则。
转载自搜狐文化，公众号“打开”。
图片来自网络，欢迎个人分享。
易中天说：“中国人是这样的，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梦想爆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这就是中国，矛盾复杂，很难归纳成一个模式”。
那么中国为什么是这般‘奇形怪状’呢？且随易中天一起看看其中缘由。
《闲话中国人》
《品人录》
项羽最终还是打败了，他败在刘邦手里。但此前项羽战无不胜，而刘邦一直不顺。曹操爱开玩笑；至少是个英雄；文学成就无可争议，然而曹操何以成为曹操？康熙传位于雍正，是正统还是政治手段？父子兄弟之间，要用多少心思力气才能各自保全？
作者用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以五个历史人物为切入点，有据有料地告诉你，关于他们的英雄故事，政治角力，宫斗大戏。
《中国人的智慧》
知道魏晋的竹林七贤，甚至知道嵇康、孔融这些人，但魏晋是一个崇尚“美仪容”“真性情”的时代，具体是怎么讲？
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考、老子的方法、魏晋的风度、禅宗的境界......看完这本书，中国智慧的精华也算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遍。
《大话方言》
《读城记》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原价259/套
小编推荐价：188元/套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亦可购买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