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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和技术之中，中国人不可能安家
如何重建当代中国人文学问？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标题做这样一个演讲？我想起了20世纪德国最了不起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来自他晚年、也就是1966年答记者的访谈：“一切本质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能有一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这件事产生出来。”
我关注到这样的表达，能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当中生了根，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从中产生一些本质和伟大的东西。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一种本质和伟大的东西吗？绝对不是。
现代科学发展真实的动力并不是人类的智力，而是资本，资本的驱动力。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资本的时代，向每个被卷入资本运动当作的民族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还能有家吗？
我们人类的家不可能是科学。我们中国人的家不可能是宗教。我们中国人的家在人文学问中，阿拉伯人的家主要在伊斯兰教中，他们是有家的。
中国人的家在何方？
请问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家在哪里呢？什么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人，人有他的人性，而这个人性并不是在科技当中实现的，而在一个精神家园当中实现。我们在某种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真理当中存在，这种真理可能是哲学的，可能是宗教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是宗教精神，是哲学精神。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如此，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当代中国人文学问的重建，就是指今天中国人的家的重建问题。
当代中国人文学问这个概念，涉及了古今、中西两个概念的关系，“当代”这个概念涉及古今关系，中国这个概念涉及了中西关系。
这就是我们这个概念的全部重要性。中国人向来有人文学问，唯一一个以人文学问立家的民族，到了当代呢？就发生了一个今天和古代的关系。这个今天为什么跟古代之间有一个古今之争呢？因为这个今天里面有一个问题，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
当下的中国人，并不生活在过去，我们也没有生活在未来，我们生活在当下。在这个当下当中，我们携带着我们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们还是中国人，却又包含了不属于我们的西方。于是，我们便没有了家。
我们没有家这件事，已经是很长久的事了。已经有了100多年的时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
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到一个比自己强大的文化，他来自西方。在这之前，我们中国人遭遇到异族的文化，都会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但是西方来了，西方文化携带着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使我们无以招架。
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技术，于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就展开到今年100多年，展开到什么程度？别的不说，就看中国教育的课程体系基本上就是西学的体系。
只有少数科目有一点中国文化，比如说语文课以及中国历史，除此之外全是西学，于是长久以来到这部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西方代表进步，中国代表落后。
我们今天中国人能否重建自己的家？和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我们要有一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当中扎根下来，在我们这个民族生活中才能产生本质和伟大的东西。
我将提两个问题并发表我个人的基本观点：即两个问题，一个观点。
1、第一个问题：
西方为什么成不了中国人的家？
西方文化以资本和技术这两项攻破了我们原先的家。其中第一项叫资本，第二项叫技术，资本意味着人与人的各种关系，由西方产生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资本的关系。第二项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叫技术。资本和技术使得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强大，他攻破了我们的家。
资本和技术来自哪里？
当然来自西方，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精神的产物。在资本和技术这两者当中中国人不可能安家，我们不可能以资本为我们的家，也不可能以技术为我们的家。
无论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到如何高的程度，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人性是什么？人性的根本部分是理性吗？不是，是超越理性的伟大的想象、哲学和感悟。一切创造的根源都来自于此。
所以中国人不可能在西方的资本或技术这种理性形式当中安家，就像西方人不可能在资本和技术中安家是一样的道理。
看看中西的关系，西方成不了我们中国人的家，因为西方近代精神是理性规范的精神，什么叫理性规范的精神？就是用理性来规制生活实践中的感性冲突。这个感性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
西方近代启蒙以为理性可以规制感性的冲突，规制的了吗？
中国传统的精神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这种感性生命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承认天道在人民生活中。并没有高于人民的感性生活之上的所谓理性的世界。天道就在人民的生活中，在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所以中庸当中这句话说，中国的学问是什么？“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们的学问是非常高明的，但是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这个“道”字就表示实践。正因为如此王阳明反对了朱熹，朱熹把大学三纲里的第二条亲民改成了兴民，王阳明说什么？不是兴民而是亲民，一个是改造百姓，一个是体察人民生活，一字差别，差别就大了。
我们能否把英语当中Reason这个单词翻译成道理吗？不能！
人民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中国思想认为天道之极致无非柴米油盐。我们应当站在哪一边？我们是站在理性那边？还是道理一边？这是放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我们跟着道理走？还是跟着理性走？有人主张跟着理性走，中国既然搞了市场经济，物质生活运动服从基本逻辑，当然应该跟着理性走。跟着经济理性走，经济理性如果遇到障碍要用法律的理性为他扫除障碍。
这就是经济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区别。
所谓经济理性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理性的学说，他有一系列经济范畴，价值、资本、利润、利息、工资等等这些范畴都是合乎理性的，而这些理性的经济范畴遮蔽了什么？遮蔽了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
马克思的学说对西方他们自己的近代理性主义进行了谈及根基的批判。我们讨论资本的时候有两种讨论方式，一种是经济学的讨论方式，理性主义。资本的增值是通过市场的平等交换实现的，所以符合理性。但是资本实际上是什么？是非理性的东西，是权力，是Power，而不是权利。权利是符合理性的，而权力是非理性的。
马克思用一本书阐释了什么是理性。它导致了今天的人类，不光是中国，贫富分化加剧，就像比尔盖茨在2008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他说人类只有在减少人与人不平等关系中取得的进步才足以让人类自豪，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进步，只有倒退。
在理性和道理两者之间，是不是一个我们面对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呢？
粗看如此。要么选择理性，要么选择道理。这样的想法，就把理性和道理看作了并列的东西，道理和理性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两种家中选择，是错误的想法，理性并不是家。
中国人两个汉字“道理”所说的才是家。所以我们并不是在选择两种不同的家。道理是家，理性不是家。除非我们面对两个同样是家的东西，才发现如果他们彼此是对立的，我们正面对非此即彼的选择。
并非如此，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想法，随着西方理性进入中国，我们以为可以有另外一个家叫理性，不！他不是家，正如他从来不是西方人的家一样，西方人的家在理性当中吗？不，在他们的宗教中。
2、第二个问题：
过去的中国为什么成不了今天中国的家？
这个问题同样重要，我们本来是有家的，100多年了，我们能否把过去的那个家找回来呢？我们能否把过去的中国作为今天的中国的家？为什么做不到？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二个问题。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这个道理之家，在西方理性来到之前，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了。
长话短说，一部《红楼梦》便说出了这件事的真相。《红楼梦》最初流传是在乾隆十九年，我们说康雍乾盛世，公元1754年，乾隆十九年，《红楼梦》第一个版本就在曹雪芹身边的朋友当中流传开来了，那时候西方文明还没有打进来。
曹雪芹一场大哭，他仅仅是写一个家族的盛衰的悲剧吗？我的认识当中，《红楼梦》是中国对自己文化悲剧性命运的大反思：出路是没有的。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只留下白茫茫的一片。曹雪芹的思想归于佛门，佛门不是出路，是无出路状况的最后完成。《红楼梦》就是一部政治，证明我们本有的道理之家已被破坏了，不是洋人破坏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把他破坏了，破坏的结果延续到了今天。
一部《红楼梦》已经证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道理之家已经坏了，已经瓦解了。王阳明做过一次努力，想要拯救，这一次伟大的努力就是宋明新儒学，他代表了中国人重建自己精神家园的努力，其中特别一派就是阳明心学。
王阳明的目标是什么？
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中国人心中有贼，所以他要讲破心中贼。他讲心学的期待就有朝一日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心学的果实结到了日本，帮助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但是中国依然失落，就因为阳明心学的失落，才有了后来的《红楼梦》。
我们就这样简单的勾勒了中国的这段历史，能够证明今天中国人处境的来历，于是放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事情就是，重新诊断我们自己中国文明精神自身的病症。
我们不能老说自己很美好，我们祖上曾经阔过。这种诊断成了今天中国重建人文学问的前提。下面我们要问，怎么诊断呢？哪些标准呢？
要批判中国文化很容易，各位，是不是已经有西方价值在心里了？有的，那个标准在吗？你只要搬过来就可以了，这个标准一拿来，一衡量，这种诊断方法只是以西方做标准，他并不能结果中国的问题。
所以我的回答是明确的，我们只有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精神演变的自身路径来诊断这个病症的来历。这是当代中国人文学问重建的第一步。
马克思说过：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只有先说出罪过的真相。
3、我的基本观点
我的基本观点：今天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做学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进大学做学者。中国人做学问，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国人的生命实践就是做学问。
中国人的学问不仅仅是在书本上。如何做此学问呢？
有两句话很重要。
一：章学诚——道德背于六经。
二：海德格尔——我们要有一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扎下根来。
西方人在《圣经》中，阿拉伯人在《古兰经》中，我们有根吗？
中国人做学问的传统，向来不像西方人专门做哲学专注，中国人喜欢讲思想。章学诚还说：古人不脱离事情讲道理的，道理一定是在事情中讲的。
张继训诂，我们确实要对经典做认真深入的解释，这叫训诂。语言是重大的事情，可以说出我们生命的意义来，每个词语对事物的表达都是意义的赋予，这是肯定的，绝没有所谓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词。
从“六经皆史”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我们虽然有六经，但是生命实践不断在展开，六经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六经不能说的，我们来说要民众的生命实践中来探究大道，如何探究法呢？什么叫民众的生命实践？就是民众的语言实践。
体会一下当下中国人怎么说话，不要去体会学者怎么说话。我们恰好要从民众的语言当中体会今天的天道在今天的人民生活当中如何展开。
张学成说有4种人：君子、贤人、圣人、众人。圣人就要学于众人。圣人是向民众学习生命实践，为什么这是圣人的学习对象呢？因为圣人求道，道不可见，就要从人民生活当中学到，因为人民生活是一阴一阳之际也。一阴一阳就是冲突。在冲突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冲突。所以胜任如何求道，从民众的生命实践当中的冲突当中求道。
时下的中国冲突还少吗？所以能做到互换角色就能成为圣人，就是伟大的思想家。从民众生命实践的感性生命当中领会到天道，然后把他说出来，到今天这位思想家还没有出现，但是时代会召唤他。
因此我的结论就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得做学问，重建当今中国的精神家园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事业。
我们会投身这个事业的，为什么？因为是被痛苦逼迫的，人类始终以痛苦为代价，学习真理。由于普遍的痛苦的逼迫，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投入到这个共同的事业中去，我们要打破权威，粉碎教条，修行精神，反本开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被赋予种权力，由他来阐发真理，民众只要聆听就可以了。
不！每个中国人都要参与，这是近代的原则。当代中国的豪杰在哪里？在你、我、他！我们中国人先树立起这一份自信来，我们是有根的，我们本就有根，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智慧的境界当中的一种，就是中国人开启出来。
正因为如此，今天每个中国人都要重做学问，我们不是简单的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等。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实践领到这些经典当中去，再把他领出来。这里面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语言。我们能否让我们现代汉语成为一种道说呢？语言就其本性来说就是道说，当一个诗人写出了不起的诗的时候他正在道说，他不仅仅是在表达他个人的情感。
所以中国人把语言的表述看得十分重要，中国人做学问文学这一头永不会扔掉。我们重新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的人文学问正在重建，照搬论语、照搬孔子，在语文课本当中都没有用。我们要让现代人对道的领会说现代汉语。这就是我所要求的重建。
重建的第一要求，文史必须打通。我写哲学论文的时候，追求的是哲学概念表达的清晰性和准确性，我忘记了文学，这是错的，如果有一天我王德峰的论文可以被收到中学语文课本当中去多好，这才是真实的意义。
要注意语言的根本重要性，把欧洲几个民族从古代社会带到近代文明当中去的是语言。我们想想但丁，把意大利带入现代生活当中去的是但丁的《神曲》，我们再想想德国，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的圣经，这是多大的事！德语因此提升了，因此能表达重要的思想了，否则法国人说德语是和马说话的语言。
想一想，我们年轻的一代是怎么成长的？他从小学的语言课本中，中学的语文课本当中理解了这个世界，所以文学课本的编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