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 | 特别报道 | 阿甘本作为透镜：路斯的当代性评价与分析框架研究 （下）

作者：

韩涛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设计学院副院长

   5 四个分析视角：主体、客体、内部和外部

基于以上目标，以什么样的框架展开对路斯当代性的讨论，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建构框架对于分析路斯是重要的。一方面，没有框架，我们就会陷入对路斯复杂面向的无限穷尽与摇摆。另一方面，并没有一种唯一的框架可以涵盖关于路斯当代性的所有问题。为了深入推进这个话题，我们仍然需要借助于阿甘本的启示，以及在阿甘本对当代性概念理论阐释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于路斯的讨论。实际上，在阿甘本对当代性的两个追问——“与谁同代”与“如何当代”两个维度，已经隐含了两组关键性的讨论框架：指向“谁”的“主/客”，与指向“如何”的“内/外”。这两个维度形成的四个视角不但是关键性的，而且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图6）。

▲图6 路斯当代性研究框架：“十字”逻辑的形成以及四种视角的区分

第一，“谁”的维度必然导向我们和路斯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身份思辨，于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与作为“客体”的路斯，就成为第一组最为简化的两分。第二，“如何”的维度必然导向两种方式的区分——社会历史语境的规定性形塑与学科知识视角的主动性形塑，于是，作为社会条件“外部”与作为学科反思的“内部”，就成为另一组两分关系的形成。

如果说第一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时间维度，那么第二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空间维度。由此形成的四个要素的区分只是暂时的，仅仅是为了讨论问题方便。面对路斯的具体实践，这四个要素必须相互交织、相互转化。这一部分试图理论化、形式化这四个视角，并针对路斯的当代性研究设定具体的分析框架。

5.1 主体视角的两个层次

主体视角本身由两个层次构成。

一是追问“谁”在研究路斯？研究路斯的主体是谁？是个体意识的“我”还是集体意识的“我们”？是偏向左翼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例如海嫩）在研究路斯？还是偏向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在研究路斯？还是立足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技术乌托邦者在研究路斯？就像海嫩的研究所呈现的，左翼学者不会把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理解为一个平滑的、和谐的、田园式的发展进程，会更加关注路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时刻所提出的激进主张与策略，把路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的批判者，会更加关注路斯与时代之间的断裂性。相反，右翼倾向的学者会把资本主义进程理解为线性的、连续的、和谐的进程，把路斯理解、定位为嵌入在整体历史中的一个环节，会倾向把路斯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渡者。甚至，会把路斯的实践简化为一种风格，把路斯的遗产作为一种取悦大众的文化工业产品。

二是主要关注从我们的“当下立场”看路斯。即，基于我们此刻的社会语境与问题意识，主动性的、反观性的看路斯。换言之，就是带着“主观有色眼睛”看路斯，就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六经注我”。这种路径不需要受限于是否准确理解了路斯的所思所想，而是关注从我们今天的危机出发，追问我们应该着力观察路斯的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哪个层次。由此产生的必然是这样一种状况：打着“为我们当下服务”的目标，有意识的“误读”路斯，有意识的“曲解”路斯。历史的回归60年代以来学者们所做的路斯研究，都可以理解为，这是基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任务，对路斯做着一遍遍的、有意识的曲解。

主体视角的两个层次总是结合在一起出现的。看上去不客观，但却呈现了真实主体与立场层面的客观。比如，路斯的“装饰与罪恶”被进步论观点曲解为“装饰等于罪恶”，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些观点主要出现在二战之后，在美国主导的大工业与全球生产体系布局背景下，将路斯的格言口号化有助于推行现代主义风格的流行，以此掩盖降低经济生产成本层面的真实原因。虽然路斯的观点被曲解了，但故意曲解路斯观点的原因确是真实的。这种逻辑，就如同“假材料里有真历史”。这些观点往往将路斯激进言说的条件去除，仅仅保留了路斯言说的话语论断，从而神奇的促成现代主义建筑必然要去除装饰的刻板印象。就这样，在一代代学者对路斯的反复误读中，真实的路斯也就越来越模糊。这也就意味着，仅仅从主体性/主观性的阅读是不足的，必然需要一种客观性立场的矫正。

▲图7 路斯的当代性研究框架：对四种视角内在层次的分析

5.2 客体视角的两个层次

不同于主体视角从我们的当下性立场出发，客体视角是一个去主体化的过程，一个对于主体视角的反向操作。它们的基点就是回到路斯具体遭遇的那种真实情境，也就是进入到路斯的“当代性”。

这个过程同样有两个层次。

一是回到路斯本身：以“路斯”的内心看“路斯”的所言所行，以路斯的眼睛看他所面对的生活世界，以路斯的理论批判看他所遭遇的维也纳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然而，我们实际上无法真正客观的理解路斯的内心。在尝试进入路斯世界的过程中，主观的视角多多少少都会被无意识的带入。所以，只有经过一个去主体化的过程，只有有意识的去除附加在路斯身上的那些叙事，甚至要去除路斯自身对自我的主观设计，才能真正的回到路斯。所以，在客体化的过程中，我们能选择的标尺，反而应该是路斯所生活的时代，也就是，时代的客体性，这是路斯作为客体的基础。

二是回到路斯的时代本身：以路斯的建筑设计与空间实践看他所映射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与世界市场体系。无论路斯的所言所行如何的与时代保持距离，他始终是在具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运作的。今天我们借助于多种维度的跨学科文献，比如历史学家对世纪末维也纳社会的综述、经济学家对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数据考察、文化政治学者对一战前后世界格局的意识形态分析、技术史学者对现代性机器进化谱系的总体扫描，可以更加立体的把握那个时代。从而，才能研判路斯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具体距离。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非截然分离，而是整合、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主体视角是“六经注我”，那么客体视角就是“我注六经”，两者之间既存在着视角的两分，又相互折射。就像主观视角里有客观性一样，客观视角并不能绝对客观，总是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因此，对于主体与客体两个视角，只能以比较的方式辨证看待。在我们所读到的那些路斯的材料里，两者实际上是高度缠绕的，我们只能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能简单的切割成分离的两极，也不能将简单的等同化。实际上，路斯与我们关系的有趣之处，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5.3 外部批判的两个层次

外部批判视角同样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共同形成了构成路斯实践的社会条件。

第一个层次关注资本主义历史时间的积累。是关注资本主义总体历史发展阶段对路斯思想及实践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历史维度首先聚焦路斯生活的这段时期（1870-1933）。

从经济领域看，19世纪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模式，正在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转化。哈布斯堡王朝国内的经济活动逐渐被卷入到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再也无法独立运作了。另一方面，以维也纳环城大道改造为样板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城市空间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出现、房地产经济与投资、各种新兴技术设备的发明，日新月异的改变了19世纪晚期所有人的生活体验。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两个重要社会阶层的浮现。一是新兴的工业生产体系，正在塑造出一批基于科学理性技术背景的新兴中产阶级，二是传统贵族阶层逐渐转化为上层资产阶级，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者。这些群体后来成为了路斯建筑实践的经济社会基础：一方是作为资产者的资产阶级，一方是作为受众的中产阶级。路斯在20世纪住宅领域的诸多原则性探索，比如内外两分的原则、建筑与艺术两种类型的区分，都与这些经济社会转型直接相关。

从政治领域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民族国家的兴起，基于个体意识的市民社会在德语区的兴起，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动摇着传统奥匈帝国的威权政治统治基础。休斯克对早期现代主义政治环境方面做了精彩的总结：“在19世纪的最后五年中，奥匈帝国的局势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像一个小世界，是外面大世界的预演’——预演的是整个欧洲的社会与政治解体。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在断层中分崩离析，而在国际上，欧洲亦遭此厄运：垂直方向上是民族纷争、水平方向上则是阶段和意识形态的分裂”。路斯并不是一个紧密卷入政治纷争的人，但是哈布斯堡政治社会的日益腐朽却使他产生了远离现实社会的文化政治立场。这一点也能说明路斯之所以采取时代断裂立场的根本原因。

从文化领域看，对路斯的时代历史背景观察可以从两个维度看。一面从1870年向前推，至少涵盖19世纪，甚至可以推展到1750年资本主义发生的启蒙节点，在这个维度上，路斯延续了启蒙知识分子的教化大众立场；另一面，集中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二十年，在这段时间，路斯与19世纪晚期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帝国文化以及与帝国文化靠近的分离派持批判立场。

第二个层次关注资本主义地理空间的运动。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意识的纵向分析，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对资本主义不同国家地理单元的横向分析。实际上，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金融体系、技术发明、市场模式、商品流动在不同地理空间扩散时，一方面会让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紧密的连接成一个一个整体，并同化成一种单一化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地理单元社会空间条件上的差异性，面对标准化市场文化的冲击时，仍会产生了不同的城市文化变体。这些城市文化变体之间一方面是相互竞争的，一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要沿着路斯的成长经历考察他与资本主义总体发展规律的遭遇，也要沿着路斯的地理空间移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考察多种资本主义城市文化模型与生活经验在路斯一个人身上的碰撞。这样说来，路斯身上实际上携带了维也纳、布拉格、巴黎、纽约、芝加哥等多个城市的文化基因，而不是一个长期基于一种地方性文化之中的建筑师。路斯显然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具有国际化生活经历的建筑师，这些经历实际上神秘化了他的背景。路斯也非常聪明的利用了这种跨文化经验，在一个纸媒并不可能异地传播的条件下，路斯作为那个时代的跨文化海归绝对具有文化阐释与意见领袖的优势。事实上，路斯也的确这样干的。

5.4 内部批判的两个层次

内部视角主要关于学科的内在理路。同样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学科理路关于建筑理论层面的文化批判属性。路斯的学科内部批判发生在皇家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层面。面对皇家贵族文化，路斯的立场是激进批判的。在这些历史大变革时代多种因素的刺激下，以及对这种时代基调的激进反对立场下，路斯在这个时期（20世纪前后十年），集中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批判。路斯选择文化批判切入时局并非偶然。某种意义上，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是一回事。就像卡尔·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政治问题变得具有文化性的时候，文化问题也就具有了政治性”。在世纪末的维也纳，皇家政府出于政治原因支持新兴分离派艺术，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个事实上，哈布斯堡皇家与贵族集团实际上将美学与政治进行了一个巧妙的整合。对分离派艺术的支持，一方面呈现了皇家贵族试图接受社会改良的开明姿态，另一方面，这种姿态是假的，并且具有高度欺骗性。分离派艺术与巴洛克艺术一样，既是高度统一性的，也是高度排它性的。就像19世纪流行于贵族阶层的华尔兹一样，它们是特定阶层进行社会分层与保持文化领导力，也就是政治领导力的工具。面对大众文化，路斯的立场是文化启蒙的。路斯的文化写作延续了启蒙知识分子的教化与引导意识。路斯通过杂志媒介对大众生活所做出的那些引导与指导，通过比喻性的写作所完成的文化时尚启蒙，通过办学校进行设计教育的普及，都应该放在这个维度的传统上才能理解，而不是放在资本主义市场广告的维度讨论。换言之，路斯的个体建筑实践可以放在中产阶级范围内讨论，但他的文化与时尚写作，显然在完成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面对大众文化民主，也面对新兴中产阶级的文化培育，同时必然抵抗那种服务于贵族遗产的那类实践——维也纳分离派。

第二个学科理路关于建筑实践层面的语言实验与改造。它主要关注路斯自主性实践三个层面的谱系与贡献。第一个层面：路斯的实践在何种层面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建筑学学科的内在发展道路？如何面对建筑空间布局之中的社会分层？如何处理建筑形象对社会阶层的象征性指涉？第二个层面：路斯如何针对19世纪晚期的新社会条件提出建筑学所要解决的新问题？比如，如何解决大都会兴起条件下，通过建筑形式，具体的呈现公共生活与私密生活的两分问题？如何通过新建筑类型的发明面对新涌现的中产阶级在城市生活中栖居性问题？如何用建筑功能分区回应现代生活中不断细化的功能分区？如何安顿一点透视化的仪式场景在现代建筑空间组织中的比重？如何面对卫生间、马桶、管道在现代家庭生活空间中的物质性布局？如何在建筑结构与覆层层面提出清晰的实践指导原则？第三个层面：路斯如何对身后的建筑学发展之路产生了影响？提供了怎样的方法论启示？在空间手法上，提供了怎样的语言学贡献？在这一点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路斯的体积规划思想、立体漫游路径、以及路斯对家居空间的室内性、剧场性等新探索，至今对当代建筑提供者重要启示。路斯既通过文化实践对他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批判，也通过自主性建筑实践展开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说，对路斯而言，建筑的问题不能仅靠建筑解决（批判的语言），但建筑的问题最终仍要靠建筑解决（语言的批判）。

   6 建构 “十字” 框架：四个象限的区分

 在清晰的定义了“主/客”、“内/外”四种视角后，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十字关系，纵轴是内外，横轴是主客，从而形成了四组象限的空间——每个象限将由两种要素来界定。这样一来，关于路斯的所有具体问题，都可以尝试放入这四个象限的组织框架中。有的问题关于主体视角与外部批判视角，有的问题关于主体视角与内部批判视角，有的问题关于客体视角与外部批判视角，有的问题关于客体视角与内部批判视角。四组象限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构成了一个潜在的逻辑对仗，大体可以概括当前学界对路斯研究的四种路径，并可以形成四组关于路斯当代性研究的星丛。

 星丛，作为一种组织方法，借鉴了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启示。在本文中，可以用它来理解关于路斯当代性研究的具体问题的集合。它由具体的例子构成——可以来自路斯本人的写作与实践，也可以来自关于路斯的研究，特别是那些重要历史理论学者对路斯的研判。我们可以针对这四个象限，一方面梳理已有的关于路斯的研究大体处于何种位置，另一方面，通过追问与提问的方式，给出如果进一步深入路斯的当代性议题，可能面对的诸多具体的问题。逐渐的，这四个象限的问题，将最终连接成一个生成中的星丛。

▲图8 路斯的当代性研究框架：四个象限的形成及其评述

6.1  象限一：“主体视角” + “外在批判”

第一组象限是“主体视角”与“外在批判”的结合，即“主体透镜”与“社会条件”的结合。这组象限关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路斯？我们以何种当代立场研究路斯？我们如何从当下社会问题出发反观路斯的价值立场与实践策略？我们如何基于此刻的社会危机回溯路斯曾经遭遇的问题与化解的路径？

比如，比利时建筑历史理论家希尔德·海嫩（Hilder Heynen） 在《建筑与现代性》一书中，对路斯给出的“断裂的现代性”、“不连续的连续性”、“建筑作为栖居住的条件”等重要观点，应该被理解为左派知识分子对建筑历史的重新书写。实际上，路斯的言说与实践，仅仅是路斯的一部分。只有超越对路斯作品的分析（不是仅仅局限于此），进入到路斯作品形成原因、以及路斯文化判断形成历史依据的判断，我们才能进入路斯的具体问题语境，才能以当代之人的身份，研判路斯的研判。反过来，路斯也能以当代回音的角度，进入我们此刻的情境，成为可以同我们共同研判当代问题的共情者、感同身受者、以及我们的同代之人。正是在这样的相互往返与折返中，路斯和我们不断发生时代错置，从而产生时代断裂。回到路斯本人的讨论，就是让路斯进入我们此刻问题的讨论，也是让我们再次进入路斯内心焦虑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才是阿甘本所讲的，我们和谁成为当代之人，才是阿甘本所追问的，我们如何与路斯共处当代？

6.2 象限二：“客体视角” + “外在批判”

第二组象限是“客体视角”与“外在批判”的结合，即“客体透镜”与“社会条件”的结合。这组象限关注形成路斯思想与实践的社会条件与文化语境是什么？

从社会条件角度看路斯，就是要把路斯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观察，从而才能研判到底是哪些社会条件形塑了路斯。这种路径是对路斯本人的时代、本人的思想与作品的客观考察，分析路斯当时的生存条件、生存焦虑，分析路斯的理论反思所针对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研判路斯实践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尝试去理解路斯实践中不纯粹的真实原因。

比如，意大利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在《建筑与虚无主义：论现代建筑的哲学》中关于路斯与大都会关系的重要论断。卡奇亚里对城市（仍然具有共同体特征）与大都会（完全的陌生人社会）两种类型之间做了精确的区分。他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以及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对货币抽象逻辑通约人类精神生活的精微表达。卡奇亚里认为路斯与同时代的先锋派思想不一样。诸多先锋派在看似激进的语言实践底下，却企图在“城市”与“大都市”之间进行某种调和。这实际是一种假相。这种调和反而有助于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大都市现象，包装为温情脉脉的“城市”的表象。这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城市社会日益分裂的现实，进行的一种田园主义的补偿。然而，这种虚假补偿却正是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反，阿道夫·路斯的深刻性在于，他拒绝调和。路斯的建筑是大都会的建筑，而不是城市的建筑。对路斯而言，建筑要面对这种真实的社会条件，以不可调和（比如内外分离）再现“城市”与“大都市”的对立，而不是掩饰这种无法回避的矛盾。

6.3 象限三：“客体视角” + “内在批判”

第三组象限是“客体视角”与“内在批判”的结合，即“客体透镜”与“学科理路”的结合。这组象限关注路斯如何针对它的社会条件，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策略，对社会条件展开批判的？形成路斯思想与实践的学科理路到底是什么？路斯在何种学科理论的谱系上建构了自己的实践？其语言贡献到底是什么？

这个象限的议题，最接近建筑学本体论层面的研究。21世纪以来，区别之前作为文化批判者的路斯，作为建筑师身份的路斯重新得到了关注。艺术史学家约瑟夫·马舍克（Joseph Masheck）的2013年的研究专著《路斯：建筑的艺术》是这种路径的代表，其成果得到了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奥克曼（Joan Ockman）、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等诸多学者的肯定。路斯的当代性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以学科内在语言对多种矛盾的非常高级调节能力。就像在20时代晚期几个著名住宅个案里所呈现的，这种高级不在于他极端地站在哪一边，而是把这些分裂与矛盾既呈现为地质学的剖面，也呈现为片段的景观。

比如，路斯的体积规划方法与柯布西埃的空间漫游策略，何种层面是一致的，何种维度又是区分的？这种西方现代建筑条件下的空间语言与中国园林中的立体路径之间可比较吗？路斯的室内楼梯的双重系统构建与社会阶层区分是怎样结合的？我们可以把路斯的现代室内理解为一种关于双重分裂的地理学吗？我们可以沿着“内在性”这条线索，梳理出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维度下，建筑学是如何表达内在性的吗？比如，从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荷兰中产阶级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化中个人意识的充分发展、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意识的形成等这条学科历史线索，检视路斯在家居室内领域的实践，并梳理路斯（的作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探究路斯的判断是来源于他天才般的想象或直觉，还是历史洪流中特殊的个人表达。

6.4 象限四：“主体视角” + “内在批判”

第四组象限是“主体视角”与“内在批判”的结合，即“主体透镜”与“学科理路”的结合。这组象限关注即我们如何以自身文化视角与学科路径重构路斯的否定性语言？如何转译、挪用、再次发明路斯的语言，建构今天的建筑学？

比如，路斯的建筑语言遗产之于当代的意义？如何对路斯的建筑遗产进行基于数字工具的重新档案化？如何研判路斯建筑的克制性表达与欧洲禁欲主义传统的关系？如何理解路斯建筑的极简主义外表与美国抽象表象主义的关系（他甚至预言了美国极简主义艺术的出现）？作为反建筑立场的建筑师路斯及其与达达主义者杜尚之间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晚期建构文化的视野下，重新理解路斯一个世纪以前对覆层的理解；在21世纪数字文化条件下回看路斯对室内性的探索，比如建筑理论家克洛米娜（Beatriz Colomina）对路斯室内性、私密性等新视角的讨论；在当代性别研究的新视角条件下反观路斯的女性主义建筑等等。我们应该既适度聚焦路斯，又应该适度离开路斯，在主动的重构路斯的过程中，超越路斯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解决我们此刻当下的问题。

   7 阿甘本之后的路斯，或四种当代性

 本节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路斯的个人成长经历伴随了两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形成：首先是维也纳贵族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的完成，然后是对美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深入调研。概括的说，路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纠缠至少有两种：路斯成长在第一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主要生活在第二段（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他真正的工作是用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改造维也纳贵族资本主义文化，这几乎囊括了他的所有实践与文化立场。

从阿甘本的理论路径来看，当代性既不是一种编年体意识的总体时代性，而是个体与时代之间形成的独特历史关系，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后现代式的多元阐释中，还应回到阿甘本所指出的本意：具体个体不断地与“时代断裂”，同时不断得与“时代错置”。用阿甘本的话说，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歧异联系，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路斯正是这些策略的认同者与执行者。路斯的当代性在于路斯与他的时代之间采取的一种辩证的张力机制的距离，重要的是这个张力机制的相对距离，而非绝对距离，才是路斯之于我们的最为当代的价值所在：这个距离足够的复杂，足够的微妙；既深深的接受，又绝对的拒绝；接受时代条件，但拒绝时代结果。路斯也正是在穿梭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与自己的当代性。

路斯的当代性立场与策略——“时代断裂”与“时代错置”——本身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中诸多现象（比如现代社会、现代设计、现代人）的独特研判。比如，没有现代社会被财产立法（路斯的甲方是资本家+知识分子的结合）、价值赋权、资本积累、技术发明、劳动分工、生产扩张、消费裂变、功能分区、社会区隔（路斯的房子中社会阶层区隔仍然明显）、内外分离、表面覆层以及模版杂交等诸多现代性要素的历史，没有现代设计被职业化（路斯有职业意图）、学科化（当时学科知识在建构）的历史，没有现代个体感知体验、微观抵抗、身体政治和自我技术的历史，就不会有路斯当代性的历史。

对路斯而言，“时代断裂”是他的当代性立场，而“时代错置”成为了他的当代性策略。“时代断裂”与“时代错置”组合会形成一种复杂性，正是这些复杂性，给了统一性社会溃散过程中，个人如何揭示这种溃散的多样性选择。路斯是呈现这种多样性的先行者。路斯既处于时代断裂状态，同时又处于时代错置状态。两者表面上矛盾，实际上统一。即路斯以表面的分裂，形成内在的统一；分离派以表面的统一，掩盖了真实的分裂。对路斯而言，个人只能在维也纳的具体社会情境中，才能反对维也纳的虚假贵族社会；无法在脱离维也纳的前提下，批判维也纳的晚期帝国文化；只能直面时代本身，绝不能逃避；只能将自己错置、嵌入、进入自己的具体时代，才能既依附于时代，又与时代保持距离。这是一种非常辨证的方式，不是一种可以简单拷贝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剪切操作是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它绝无法被简化为一种标准化的当代性。对于路斯而言，当代性只能产生于不断试错之中，只能在具体的一错再错中，在每次重生过程中重塑自己，而不是来自于屈从同质化大众的集体经验。当代性来自于个体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被历史车轮大规模锻造，但同时要保持自己与时代的“独特”关系。阿甘本对“独特”一词着力的强调，更加明确了当代性绝非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可供复制的模式，而是一次次不可重复的具体行动。作为当代人的路斯，也只能在这种状态中才能成为路斯，成为一个无法被化约的独特品质的集合。

虽然四组问题象限之间有很多种张力，边界难以区分，但是基于阿甘本提供的基本思路以及十字研究框架的铺垫，我们仍然可以从当代性的维度，将四个象限区分为四种当代性。

对第一象限而言，“主体透镜”与“社会条件”的结合可被理解为一种“同时”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接近阿甘本的个体视角，“同时性”也接近阿甘本对“时代错置”的理解，就是将路斯理解为我们的同代人，并且认为路斯的困惑与我们时代的困惑存在内在联系。如果历史发展过程隐含着一种震荡的规律，那么，路斯一百年前的问题仍然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浮现。我们此刻的瞬间，包含着路斯。

对第二象限而言，“客体透镜”与“社会条件”的结合可被理解为一种“历时”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的理解不同于阿甘本的个体维度，更接近编年史的路径，也更接近宏观总体维度，也更接近对资本主义总体进程的总体研判。实际上，没有宏观、客观视角的考察，个体的当代性的敌对面就无法搞清楚。

对第三象限而言，“客体透镜”与“学科理路”的结合可被理解为一种“否定”的当代性——即对时代的凝视，这些凝视不是为了觉察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觉察时代的黑暗。这种当代性的理解接近阿甘本的理解，特别是是接近阿甘本对时代断裂的表述。就像卡西亚里所指出的，它主要关注个体（路斯）如何采用否定的辩证法策略，对时代进行激进的批判。

对第四象限而言，“主体透镜”与“学科理路”的结合可被理解为一种“肯定”的当代性。肯定在这里并非指简化的同意，而是指对路斯否定性策略的肯定。因此，这种肯定本身包含着否定。但是，这种肯定是选择性的，是我们基于当代社会语境，反向对路斯否定性的具体吸收，是一种挑选、转译、挪用以及误读过的否定性。

本文不是关于路斯当代性的个案研究，而是关于如何展开路斯当代性研究计划的前期框架准备。只有将阿甘本的理论思辨作为一个必要的理解框架，只有将观察视角放在路斯本人与其时代的具体关系上，我们才能说，路斯不是一个历史的“过渡者”，路斯是当代的，路斯仍是我们的同代人。路斯与其时代建构张力的意识，与时代保持距离的能力，在其时代中嵌入自身独特声音的方式，才是路斯真正与我们同代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出发点上，我们才不会实用主义的将路斯简化为几个重要格言的提出者、几个建筑项目的空间实践者，才不会将路斯，在多元追溯中变成一个个碎片。我们对路斯的研究立场与态度应当是：将路斯作为我们的当代之人，这才是我们今天研究路斯当代性的出发点。

 原文刊登于《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2021年第四期，总第66期第6页到第17页。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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