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之外的“战争”，比战场之上更加激烈

“ 

新闻是世界史的秒时指针

——叔本华

”

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动第二次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抵达济南之时，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向济南增兵，阻挠北伐。

中国内战，日军凭什么干预呢？原来一战中，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战胜吴佩孚，山东又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划给张宗昌的地盘。

日军与奉系关系暧昧，在山东互为表里，有一定程度的同盟关系。因此革命军北伐，日军才要横插一手，节外生枝。

@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经济性权益让于日本，德国租借地及其他政治性权利交还中国。由于日本反对，最后的条约文本只写明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有关“交还中国”一字不提。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3日，日军进逼济南与北伐军交火，掩护奉军后撤。同一天，日军闯入山东交涉公署，将外交官蔡公时割去耳鼻虐杀。7日，日军向蒋介石发出了12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蒋严惩有关军官，解除抗日武装，撤至胶济铁路20华里以外。11日，日本占领济南，烧杀抢掠，造成6123人罹难、1701人伤残，史称“济南惨案”。

中日济南交火后，引起国际新闻界普遍关注。中方想痛斥日本狼子野心，获取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有理说不出，百口莫辩”。日方则趁机占领舆论场，颠倒黑白，把济案变为了施暴者的“一言堂”。

济案发生后，日军得益其在1920年代铺陈的新闻网络，在媒体上反应迅速，统一口径将冲突原因归结为北伐军大肆抢劫当地日侨。到5月3日，日本东方通讯社连发7篇报道，从不同角度增加细节，润色添彩，完全将日本士兵塑造成了无辜的自卫者，被迫抵御北伐军对侨民的侵害。

东方通讯社报道一发，被英文媒体争相转载，保侨之辞甚嚣尘上。为了唤起国际舆论的“反华情绪”，日通讯社还将济案与“南京事件”联系，称济案是一年前“南京事件”的重演。

@南京事件，即“炮轰南京事件”，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引发排外抢劫，数名外国侨民遇害。停泊在江面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美驱逐舰“诺亚343”号、“泼利司登344”号向南京城内进行猛烈炮击，炸死炸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

垄断中国新闻的英系报刊，在“济南事件”上明显受到了日方影响。5月初，两家最大的在华英系报纸《字林西报》和《大陆报》都大量援引日方对此案的叙述，连发《士兵目无法纪，蒋介石无力约束，事态失控》《南方部队大肆劫掠》《面对南京的诽谤，日本已失去耐心》等专栏文章，指向性明显。

面对日本将济南惨案与南京事件的无端联系，英系报刊也鹦鹉学舌。《字林西报》称，“济案是国民党重演'南京暴行'”；“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北伐军队是出了名的到处抢劫且粗鲁傲慢”；“日本在山东拥有巨大的利益，出兵保护理所当然”。《大陆报》还称，“人们在了解了英国人在中国（南京）的遭遇后，很难苛责日本出兵保护其在华侨民生命安全的做法。”

@《字林西报》用漫画讽刺北伐军是横冲直撞的“路霸”

不仅如此，英系报刊还借题发挥，上升到对中国民族性的批判。《大陆报》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都会把在华的外国居民拽回几个世纪之前，无论上海的生活条件如何现代，他们仍然活在未开化的中世纪。”《字林西报》挖苦道：“中国人难道就不能长点脑子吗？收回（汉口）租界有什么好处？劫掠南京又有什么好处？就算南军将济南城的日本人全杀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中国一直迫切地希望被平等对待，但通过一桩桩类似的事件，只会离文明世界越来越远。”

说来奇怪，英媒如此搬弄是非，有什么目的呢？英系报刊为何要在事实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如此轻信日本一面之词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四点原因：

其一：一战以后，英法意日为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彼此之间会互相照应，以维护战后世界格局。

其二：英日同盟虽被中止，但日本仍然是英国在远东维持战略平衡的伙伴。

其三：英系报刊为上海英国侨民控制，这些侨民由于长期离开母国，有一种以“租界”为中心的价值观。随着中国统一，收回主权事业的进展。英侨民担心他们在上海的特权受到威胁，因此为日本在山东的特权撑腰。
其四：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阶段，长期的战争给外界留下了“无序”“混乱”的刻板印象（类似当代的阿富汗、叙利亚）。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积极脱亚入欧，在国际上形象较好，信息源显得较为“可信”。

@《字林西报》在1931年日发行量8000份，与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日报》相当。1937年，日发行量达到10400份，占整个中国英文报刊市场的16%以上

英系媒体在中国问题上一言九鼎，一时间大江南北，世界各地，都被亲日宣传搞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却有几家外刊顶住压力，成为了一股清流。

与英系报刊的“助纣为虐”不同。《密勒氏评论报》和《北京导报》两家美国报纸倒说了不少公道话。《密勒氏评论报》没有引用日方的报道，而是转述前线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提供的新闻，称：“北伐军进入济南时是一片和平景象，堪称典范”；“蒋介石士兵对外国人颇为友善”；“济南冲突的原因是日本士兵向国民党士兵开火。”

《密勒氏评论报》还质疑日本在济案的动机，认为济案是日本保护北方军阀的一场军事行动，是日本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而制造的一场国际纠纷。面对英系报刊对日本的偏袒，《密勒氏评论报》毫不留情地指责英媒倒向日方，沦为日本宣传的代言人。《北京导报》立场没那么鲜明，但也说明要对日方的信息警惕。该报评论道：“无论事件因何而起，都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中日两国民众愤怒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谴责任何一方都要尤为谨慎。”

虽然相比日发行量8000份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只是周发行量5000份的小报，并不足以逆转舆论场“一边倒”的状况，但其公正客观的报道，还是为外界了解济案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美系报刊为何仗义执言？除了因为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的竞争关系、美国20世纪的知识界理想主义氛围、美国的贸易自由理念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该报一半的订户是中国知识分子。

无论怎么样，美报毕竟雪中送炭，殊为可嘉。那么“当事人”中国又在干什么呢？原来，南京政府直到5月5日才将报道见诸报端，且只刊登在《字林西报》上。称交火源于日军无端逮捕了国民党宣传人员。可惜的是，这篇姗姗来迟的报道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与美系“队友”的报道产生了冲突，引起了读者的怀疑。二是在侧重上避重就轻，忽略了日军更严重的暴行，相当于在宣传角力上自废了武功。

@字林西报大楼，上海黄浦区中山东一路17号

中方为何反应如此微弱，又如此缓慢呢？原来在冲突爆发前，北伐军为了孤立奉军，切断了济南通往外界的电报线路。济南的通讯完全依靠城里两座无线电台，一座由日本控制，一座由国民政府控制，5月3日冲突爆发后，日本士兵随即破坏了国民政府的电台，使日本电台成了济南与外界通讯的唯一渠道。破坏无限电台不仅阻止了中方新闻的传送，还妨碍了南京与济南的常规通讯。据报道，当时南京政府要联系蒋介石，也只能先传电报到济南150公里外的兖州，再通过传令兵递送消息。

南京连蒋介石都联系不上，怎么能知晓前线原委呢？只能是听天由命，任由日方歪曲事实，坐失新闻传播的黄金时机。

另外，当时中国也缺乏向外表达观点的信息渠道，只能借租界报纸申明立场。在宣传战落下风后，南京政府甚至派多位高官作为特使前往西方各国，就济南案公开演说，请求同情。其中，伍朝枢派往华盛顿，王宠惠派往伦敦，汪精卫奔赴日内瓦，胡汉民和李石曾前往巴黎，孙科前往海牙和柏林。如此费时费力，事倍功半，堪称国际外交领域一大奇观。

济南案一个月后，日军就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至此，北伐结束，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济案后，张作霖先表示出要给日军供给弹药，后又要求日军全面撤出中国，在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方炸死

统一全国后的南京政府，经历过济南案的惨痛教训，意识到了宣传战的重要性，通过建立国际科、颁布《外报登记办法》、渗透英文媒体等方式建立起了中国第一套国际宣传体系。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逼华北。中国终于和租界报刊产生利益一致，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更是在反法西斯宣传战上群策群力，一致对外。在盟军山呼海啸的攻势下，日本很快成为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通过济南惨案引发的舆论场角力，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冲突中，舆论阵地尤为重要，丝毫不亚于战场得失。而舆论对抗的差距，也反映了对抗双方的实力差距。宣传战服务于战争，且受战争支配，在战争中四面树敌，宣传上势必也会四面楚歌。在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只有身怀利器而不露，三寸之舌而不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R
推荐阅读

S
长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