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节选）
正文：
我想在这里就存在主义受到的一些责难进行辩护。
首先，存在主义被指责说将人们引入到了一种绝望的寂静主义当中，因为当所有的解决途径都被封阻的时候，世上的一切行动就理所应当地会被认为是全然无法实现的，也就会最终指向一种默观的哲学。而由于默观是一种奢侈品，我们又会被带回到一种资产阶级的哲学中去。提出此类责难主要是共产主义者。
另一方面，我们被指摘说突出了人类的阴暗面，到处宣显肮脏，可疑，恶心的行径，却忽视了那些欢愉之美，人性光辉的一面；比如天主教评论家梅谢尔女士就抨击我们遗忘了孩童的笑容。大多数人都指责我们忽略了人类的统一性，而去认为人是孤立的。共产主义者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主观性——即笛卡尔的我思，也就是当人类陷入孤寂当中之时。这就使我们无法回归到，与其他那些在自我以外且不能被“我思”触及之人的统一当中。
基督徒这方面，则批评我们否定了人类事业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只剩下了严格的无动机虚空，每个人都能为所欲为，没人再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评判他人的观点和行动。
以上这些就是我今天试图回应的责难；也是我为何要撰写此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原因。很多人可能会诧异于这里所提到的人本主义。我们试着看看此处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从一开始我们便可说，我们所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给人生赋予可能性的学说，一种宣称所有真相和所有行为都离不开人文背景和人的主观性的学说。存在主义受到最主要的责难，毫无疑问是针对我们强调人生阴暗面这点。我最近听说有位女士，因为紧张爆了句粗口，这时她就道歉说：“我看我都成了个存在主义者了”。所以，存在主义已与丑恶相提并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看作是自然主义者；即便此看法为真，令人诧异的是，我们所引起的厌恶与愤慨也远远超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一个完全能忍得了左拉小说，比如《土地》的人，却会在读存在主义小说的时候感到恶心。一个依靠常理的人（这实在是可悲），却会认为我们更为可悲。然而，有什么比“善施始于己”或是“恩及歹人反受其害，鞭笞歹人则受其惠”还更悲观呢？有很多常语可以被用在此话题下，且基本上表达都一个意思：不该与当权者为敌，不该与强权斗争，不该以下犯上，所有非传统之物皆属浪漫主义，所有不基于已有经验的尝试都必将失败；经验告诉我们，人之本恶，必须施以严法，否则将会无秩序可言。然而就是这些反复讲着这些悲观格言的人，这些每次一见到令人或多或少有些恶心的行径就说：“人嘛就是这样”的人，这些沉湎于现实主义老生常谈的人，就是他们指责存在主义太过阴暗，以至于我怀疑他们是否并不是因为它的悲观，反而更多是因为它的乐观而感到不满。说实话，在我意欲向你们阐述的学说中，令人害怕的难道不是它赋予人选择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吗？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应当提出那个纯哲学层面上的问题：到底什么叫存在主义？
由于如今谈论存在主义已成了一种时尚，某位画家或是音乐家轻易就被称作存在主义流派，因此大部分引用这个词的人都无法将它解释清楚。一位《光明》报的社会新闻记者都以存在主义者署名。实际上这个词如今已经被扩展延伸得毫无意义了。看起来由于缺乏像超现实主义这样的前卫学说，那些热衷于轰动与骚乱的人将目光投向了这种哲学学说（存在主义）上。然而这学说并不能在这方面给他们带来任何帮助；实际上这是一种最不招摇，最为朴素的学说。它是专门为专业人员和哲学家准备。尽管如此，解释起来也并不难。问题之所以复杂的是因为有两类存在主义者：第一种是基督徒，这其中我想将天主教派的雅斯贝尔斯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归入其中；另一方面，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应包括海德格尔，和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还有我本人。两者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他们都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是说，应从主观性出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考虑一件被制作出来的物品，比如一本书或是一把裁纸刀，这件物品是被工匠汲由概念而制作出来的；他参考了裁纸刀这一概念，也同样参考了先决的生产技术。这技术是组成概念的一部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制法。所以，裁纸刀是一个由确定方法生产出来，同时有着明确用处的物品。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能在不知道其用处的情况下将裁纸刀生产出来。我们因此可以说，对于裁纸刀来说，本质—－也就是能够将其生产和定义的制法及质量标准，这两者的总和——先于存在；因此像这样的裁纸刀或是书，在我面前的存在方式是早先就被决定好的。这样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由技术角度出发的世界观，让我们可以说生产先于存在。
当我们想象出一个造物主的时候，这个上帝在大部分时间里被看作是至高的工匠，无论我们考量的是哪种学说，都会涉及到笛卡尔或是莱布尼茨的理论，我们总要承认，意愿随知性后而生，或者至少说，意愿伴知性而生。并且，上帝在他造物之时，确切地知道自己所造为何物。因此，在上帝的脑海中，人类这个概念就像是工厂主脑海里裁纸刀的概念一样，上帝依照概念和技术方法创造人类，完全就像是工匠依照定义和工艺来制作裁纸刀一样。这样一来，人类个体就具像化了在上帝知性中的一种观念。十八世纪的无神主义哲学中，上帝的概念被取消了，但是本质先于存在这一思想并没有。我们大概到处都能找到这种思想：在狄德罗，伏尔泰，甚至康德的理论中都可以找到。人类是人性的所有者；这种人性是一种存在于所有人类之中的，人文观念。这意味着每个单独的人都是人类这个普遍概念的一个特殊实例；康德由这种普遍性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野人，原始人还是资产家都被迫归于同一定义下，并且拥有同类基本特性。
我所展示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最逻辑严密的。它主张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实在之物，其存在是先于本质的。这实在之物存在于能被任何概念定义之前，而这就是人类，或者是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人的存在性。存在先于本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人类先存在于世上，相遇，涌现，然后再被自己定义。就像存在主义者构想的那样，如果人类是不可定义的话，那么人类就该首先什么也不是。（能成为的话也）仅仅是之后的事，人会成为自己认为的那样。因此，人性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上帝来构思设计它。人类不仅仅如同自我构建的那样，还如同自我称谓的那样。就像在存在后自我构建，在奔向存在之后自我称谓的那样。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准则。这也被称为主观性，我们以此之名而遭受非难。但是，除了表达人类比石头或者桌子更有尊严，这还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想说人是存在先于一切的，也就是说人类首先是将自己投向未来并且是有意识自我计划于未来的物种。有别于一块苔藓，一坨腐烂之物，或是一颗花椰菜，人类首先是一种主观自觉的计划。没有什么存在于这计划之前；没有什么存在于理想的天堂，人将首先成为自己所计划的样子，而不是自己意愿成为的样子。因为通常所说的意愿是一种自知的决定，并且是在人形成自我之后。我可以加入某个党派，写本书，或是结婚，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比所谓意志更为原始，更为本能的选择的表现形式。然而，如果存在真的先于本质，人类应对自己成为的样子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第一步就是要给予全人类塑造自己的所有权，并给予全人类对其存在本身的全部责任。而当我们说人对自身负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说人对其单纯个体负责，而是对所有人类负责。主观主义一词有两个意思，而我们的对手以此来混淆视听。主观主义一方面想表达单个主体的选择，另一方面则代表了人类无法超越自身的主观性。其中的第二个意思才是存在主义的深层含义。当我们说人类自我选择的时候，其实是想表达我们中的每个人自我选择，却同时也想说在自我选择的同时也选择了全部人类。实际上， 在创造我们意愿成为之人的同时，也同样创造了我们认为理应成为的人之形象的，并不是我们的某一行动。选择成为何种模样，也同时确定了我们所选之价值，因为我们从来不能择恶而选；我们所选皆善，而且，非对全体有益之事对我们皆无益处（译者：此处为了遵从作者原意，保留双重否定，更容易理解的译法为“只有对全体有益之事才会对我们有益”）。另外，如果存在于本质之前，也在我们意欲存在并塑造自己形象之前，那么这形象就对所有人，对我们整个时代都有效。这样一来，我们的责任就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了，因为这责任关乎全体人类。假设我是个工人，而倘若我选择加入基督教工会而不是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么我就想指出皈依这件事实际上对人们来说是个合适的出路，人的天国并不在凡间。我不仅仅驱动我自身：我想为所有人皈依，这样一来我的行动就驱动人类整体。如果我要做更个体的事情，结婚生子，尽管这婚姻仅仅取决于我的状况，或者是我的激情、欲望，由此我不光驱动自身，更是驱使人类整体向往在一夫一妻制的道路上。因此，我为自己和所有人负有责任，我创造了我所选择的一种人类形象；做此选择的同时，我也选择了人类。
这让我们能够理解，诸如焦虑（angoisse,），被抛（délaissement），绝望（désespoir），这些有点夸张的词语。你们会看到，这极其简单。首先，焦虑是什么意思？存在主义者通常声称人类是种焦虑。这意思是说：采取行动并认为自己不仅是其所选成为之人，同时更是决定全体人类的规则制定者，这样的人是无法逃避其全面且深远的责任感的。确实，很多人并不焦虑；但我们认为他们掩饰，逃避自己的焦虑；当然，很多人相信只能驱动自己，并且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对他们说：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怎么办？他们会耸耸肩：并不是所有人这么做。但是实际上，我们总该扪心自问：如果全世界都同样这么做会发生什么？而我们要想逃避这种恼人想法的话只能寄托于一种错误的信仰。那些撒谎并辩解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的，往往是一些问心有愧的人，因为撒谎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者（自己相信的是）一种基于谎言的普世价值。甚至当掩饰这价值的时候，焦虑也会出现。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亚伯拉罕的焦虑”。大家应该都熟知此典故：一个天使命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如果真的是个天使来说：“你，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那么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每个人都可能寻思，首先这是否真的是个天使，然后我是否真的是亚伯拉罕？谁又能向我证明？从前有个患有幻觉的疯女人，说有人给她打电话，下指令。医生问她：“跟您说话那人是谁？”她回答说；“他说他是上帝。”那么谁能向她证明，实际上那就是上帝？倘若有个天使来到我身边，谁能证明那是个天使？如果我能听到声音，谁能证明它来自天堂而不是地狱，抑或是源于潜意识，还是由病态引发？谁能证明她们向我讲话？谁能证明我真的是被选中，从而将我的抉择和关于人类的概念强加于凡人之上。我永远找不到任何证据，任何迹象，来让自己信服。如果有个声音与我讲话，永远是我自己来决定这声音天使之语；如果我要考虑某个行为好坏与否，是我自己选择说这行为好而不是坏。没人指定我为亚伯拉罕，然而我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出表率之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就像全体人类注视着其所作所为，并以此为榜样。每个人都该对自己说：我是否真的是那种有权让全人类能以其行动为榜样的人？如果不对自己说这些，那这人就是在掩饰自己的焦虑。这与那种通向寂静主义、无所作为的焦虑无关。而是与一种简单的，一切有责任之人都了解的焦虑。比如，当一个军官负责指挥一次进攻，将一些人派去送死的时候，是他选择这样做的，而且实际上是他独自选择这样做的。也许上级有指示一些命令，但都太宽泛，必需由他（军官）解释。而正是这解释决定了十条、十四条抑或是二十条人命。他不可能在其所做的决定中毫无焦虑。所有长官都了解这种焦虑。这并不妨碍他们行动，相反，这是他们行动的自身条件；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预见多种可能性，当他们选择其中一个时，就会认识到这可能性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被选这一事件本身。我们了解到，这种被存在主义描绘的焦虑，还能被一种针对于所牵涉的其他人的责任所解释。它（焦虑）不是个将我们与行动隔开的屏障，恰恰是组成行动本身的一部分。
当提到被抛，这为海德格尔所钟爱的词语，我们只是想表达上帝并不存在，而且应当从中得出推论。存在主义者与那种想用尽可能少的力气来推翻上帝的世俗道德截然不同。1880年左右，法国教授们在试图建立一种世俗道德的时候大概是这么说的：上帝是一种既无用又昂贵的假设，我们将其推翻，然而为了道德，社会，文明世界的存在，某些价值却有必要被严肃对待并被视为先验存在的。
要诚实，不撒谎，不打妻子，生儿育女等等，这些都是先验必要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功课从而能证明这些存在的价值就算没有上帝也一样存在于理想天堂中。换句话说，而我也相信这就是，在法国我们称为激进主义的潮流：假使上帝不存在，一切也都不会变。我们会为诚信，进步，人本主义重新找到不变的准则。我们会将上帝变为一个在平静中寿终正寝的过时假设。存在主义却恰恰相反，认为上帝不存在这事是非常麻烦的，因为随之一并消失的还有在理想天堂中找到各种价值的一切可能性。再也不会有先验之善了，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无限且完美的意识来为其构想。善之存在，正直不诳之必要，这些都是不知所云的，因为确切的说我们在一个只有人类的维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能被允许。”这便是存在主义的起点。实际上，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就皆被允许，那么因此人就是被抛的，因为无论是此身之中还是形骸之外都找不到寄托的可能。首先便没有了可找寻的借口。实际上，如果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永远无法参照一种给定不变的人性作出解释；换句话说，决定论并不存在，人类是自由的，人即自由。因此，在超自然领域当中，我们无论是在身前还是身后都无法找到价值、缘由或是借口。我们无可辩解地是孑然无依的。这就是我通过说“人是被强制自由的”而想要表达的。被强制，是因为人并不是被自己创造的，同时又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到世间，便会对自己所为而负责。存在主义者不相信激情的力量，从不相信充沛的激情会是一股具有破坏性的洪流，将人类命中注定般地推入某些行动中，从而（这洪流）也便成为了一种借口。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为其自身的激情负责。他们并不相信人类能在这世上从某种天赐的预兆中找到救助，来指引自己；这是因为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随心所欲地探解预兆，认为人类无时无刻都被强迫创造人类，并无任何依靠。蓬热在他一篇佳作中说到，“人类是人类的未来。”这完全正确。可是，如果将其理解为此未来位于天国之中，为上帝所阅，那便是错的。因为这样一来都不再算是个未来了。如果将其理解为出现的人类无论是什么样子，都会有个未来去创造，都会有个空白的未来在等待，那么这句话就是正确的。但我们是被抛的。为了给你们举个例子来更好理解被抛，我要援引我的一个学生的事迹。他在下述情形中来找到了我：他父亲与母亲起了争执，并且倾向于投敌，他哥死于1940年的德军攻势中。这位年轻人，带着有些原始却又高尚的情感，期望着为兄复仇。母亲与他相依为命，父亲不完全的背叛和哥哥的死令她悲伤欲绝，只能在他身上找到仅有的慰藉。这年轻人此时面临抉择：要么动身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抵抗组织——也就是抛弃他母亲——要么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活下去。他深知这位妇人只为他而活，而他的消失或者死亡，会使她陷入绝望。他也明白，实际上，他为母亲所采取的每一件举动都会有回应，也就是帮助她活下去；不像为了离开去战斗而采取的每一件举动，都前途未卜，或隐没于沙中，毫无意义：比如动身去英国，他有可能在路过西班牙时无限期滞留在西班牙营地里。他也有可能抵达英国或阿尔及利亚，却被安排到办公室做文职工作。因此，他发现自己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要么具体，直接，但仅仅作用于一个人；要么作用于更加广泛的不定集体，全体国民，但正因如此而前景难料，有可能半路而废。同时，他也踌躇于两种道德之间。一边是忠于个人的悲悯之德；另一边则是更宽泛却功效可疑的道德。要二者择一，谁能帮他做出选择？基督教义？不行，基督教义里讲：要仁慈，爱友邻，舍己为人，选择最艰难的那条路等等。但是，哪条是最艰难的路？
谁是我们应待如手足般去爱的，是战士，还是母亲？哪个益处更大，是渺茫的，在集体中战斗的那个，还是明晰的，帮助一个确切的存在个体活下去的那个？谁能先验地决定？没人。任何现存的道德规范都不能这么说。康德伦理学说：永远不要将他人作为手段，而应当作目的。那么很好，如果我留在母亲身边，我是将她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但通过同一行为，我却冒着将那些在我身边战斗的人作为手段的风险。反之亦然，如果我加入那些参加战斗的人，我将他们当作目的，而通过这一行为，我冒着将自己母亲作为手段的风险。
如果这些道德价值模糊不清，而且总是对我们所考虑的，明确而具体的例子来说都太过宽泛的话，那我们只剩下相信自己直觉这一条了。这就是这位年轻人尝试过的；当我见到他时，他说：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情感；我应该选择真正将我推向一个确定方向的那个。如果我感到自己爱母亲深到可以为她牺牲掉剩下的一切——复仇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冒险的欲望——那么我就留在她身边。相反地，如果我感到自己对母亲的爱并没有那么深，那我就离开。但如何才能度量一种情感？是什么衡量了他对母亲情感？其实恰恰就是他留在母亲身边这一事实。我可以说：我爱某一个朋友深到可以为他放弃一笔钱财；只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才能够这样说。只有我留在了母亲身边，我才可以说：我爱母亲深到可以留在在她身边。恰恰只有当我完成了一件确认并定义了自己情感深浅的行为，我才能衡量这一情感。然而，由于我依求于这种情感来证实我的行为，我便将自己拖入到一场循环论证中。
再者，纪德说的很好，伪装出来和真实存在的情感是两种很难区分的事物：通过留在母亲身边来确定我爱我母亲，或是做戏假装是为了母亲而留下，这基本上是一回事。换句话说，情感由行为构成；我因此不能依照情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就是说，我既不能在自身中寻找能促使我行动真实状态，也不能向某种道德规范索求那些可以容许我行动的概念。你们说至少他去见了个教授咨询建议。但是，打比方说，如果你们向一个神父寻求建议，你们已经选择了这个神父，那么其实你们就或多或少已经知道他将要向你做何建议。换言之，选择建言者这行为，就已经是由自身做主了。证据就在于，如果你们是基督徒，就会说问问神父。但是有附敌合作的神父，观望主义的神父，也有支持抵抗的神父。选择哪个？如果这年轻人选择了支持抵抗的神父，或是附敌合作的神父，他就已经决定了自己将接收到什么样建议。因此，在来找我的同时，他就已经知道我将要做出的答复，知道我只有一句回答：你们是自由的，自己选择吧，也就是，自我创造吧。没有什么普世价值能指引你应该做什么；这世上不会有什么启示。天主教徒们答道：然而启示是存在的。承认吧，无论如何选择那些启示适合寓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在被俘期间曾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耶稣会成员。他是由下述方法进入耶稣会协会的：他历经数此惨痛的失败；年幼丧父陷入贫穷，他在一家宗教学校享有奖学金，这一直让他感到自己是受的施舍才被录取的。之后他又错失了一系列用来嘉勉儿童的荣誉奖项。后来十八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段爱情上的挫折。最后，二十二岁的时候，有件略显幼稚的事，却成为了溢出瓶子的最后一滴水，他搞砸了参军的预备训练。这位年轻人便因此可以将自己看作一无是处了；这是个启示。但是启示了什么呢？他本可以逃避在苦痛和绝望之中。但他却判断这个启示是说他不是为了世俗的功绩而生，只有宗教、圣洁、信仰方面的的功绩对他来说才是可能的，这对他来说很是机敏。这样他便自此见到了上帝的福音，进入到了协会之中。谁能恰恰只领汇到他单单一个人由这启示的含义所做的这个决定？由这一系列挫折大可得出别的结论：比如他最好还是去做木工或者革命者。所以他是自己承担了整个解读的责任。被抛的意思是我们自我选择将成为何等样子。被抛伴随着焦虑。至于绝望，这词意思极其简单。它是想表达我们局限于，依靠由我们自身意志所决定之物，或是依靠赋我们行动予可行的全体可能性。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