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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媒体兴盛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对元朝的批评之语，其中不乏中肯之言，却也有一些并不怎么可靠的言论——其中流传最广的，或许便是“崖山之后无中国”。
如果看一看这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这句话是多么虚妄，也不难明白一些有关元朝的刻板印象是如何产生的。“华文通史”系列丛书之《解元：他们的元朝》，系统地整理了元朝在后人心目中的“印象分”不断下降的整个过程，让我们得以抛开一些偏见，重新认识元朝。
事实上，元朝虽然科举不兴，但从未打断中华文明的发展。元朝时期理学方面成就斐然，且社会上文化氛围也较为宽松。在元末明初，不唯士人怀念元朝、肯定元代的学术成就，明太祖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也完全承认元朝之正统性，认同明承元绪，对元顺帝以前的元朝历史给予正面评价。
朱元璋对元世祖忽必烈推崇备至。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于南京建历代帝王庙，内祀伏羲以来十七帝，元世祖赫然在列。而于大一统有功的秦、晋、隋三朝之君主，却“黜而不与”。可见，在明太祖眼中，蒙古族出身的元世祖，与汉唐圣明之君并无分别。
一直到明英宗即位之初（1435），明廷还以由宋入元的江西大儒吴澄从祀孔庙，以表彰其在理学传承方面的突出贡献。而书画成就为元人之冠的赵孟頫，其作品在明初尚广受好评，比如，当时的著名才子解缙便评价其“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古人，超入晋魏”。
然而，到明英宗正统年间，随着北方瓦剌势盛，明朝的排元情绪渐有抬头之势。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这可谓明朝的奇耻大辱。此时，朝野士林都充斥着严守夷夏之大防、斥元朝为“胡元”的声音。
随后，随着明朝内政日朽、外患日剧，此种倾向进一步加强。嘉靖九年（153 0），吴澄被黜祀；嘉靖二十四年（1545），元世祖忽必烈的神主亦被从历代帝王庙撤出。赵孟頫则因以宋宗室身份出仕元朝，其书法被斥为“奴书”“贱态”。至此，视元朝为“夷狄”、否定其正统性的观念正式成为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虽然后来威胁明朝的并非蒙古，而是建州女真，但对汉人来说均属“夷狄”，严申夷夏之防有助于凝聚汉民之心。在此背景下，与此时情境颇为类似的南宋灭亡的历史记忆被迅速唤醒。崖山海战一直被汉人视为南宋灭亡的标志，在元代就曾广泛受到同情，此时更是被阐发出深刻的意义，由此凝结为“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一表达。
有趣的是，造就了知名的“水太凉”典故的明末遗民钱谦益，其诗“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正与“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意思相近。
此外，加入过南明桂王政权，后逃入瑶人地界以避清军追捕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与同时期顾炎武“亡国”“亡天下”的论述异曲同工。这无疑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思想源头。之后，比王夫之年轻十岁的吕留良在一封信中称“德祐（南宋恭帝年号）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亦是借悲叹宋朝灭亡表达对明亡清兴的遗憾。
在轰轰烈烈的复明抗清活动中，明朝遗民还在海外留下了另外一条类似的思想线索，其中代表人物是追随过南明鲁王和郑成功，后奔赴日本乞师救援的朱舜水。朱舜水在抗清无望后寓居日本，受到水户藩藩主的礼遇。他在日本广收门徒，教授朱熹之学。由其门人编纂而成的《大日本史》，被誉为日本近世史学的精神坐标，他倡导的“尊王一统”，直接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川幕府编成了《华夷变态》一书。以朱熹之理学的标准来衡量，明清鼎革，是“夷狄”取代“中华”，这种颠覆华夷秩序的现象不啻为一种“变态”。既然华夷秩序已经颠倒，则日本也有争取“中华”中心地位的资格。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早以“神州”“中华”自居。
此时，“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观念，在国内和日本分别埋下伏笔，到了晚清，随着文化专制渐渐变松和民族危机加剧，两条线索终于合流，日本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曾国藩兄弟为弘扬湖南乡贤王夫之的学说，在南京重刊《船山遗书》，王夫之所写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黄书》等作品得以广泛流传，渐渐在清朝统治日渐腐朽之时，成为反清革命的核心启蒙读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革命风潮遍及全国。彼时，东渡求学的清朝留学生颇多，不少人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孙中山、章太炎与留日学生创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纪念会”，认为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中国业已亡国，现在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革命党为联合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反清，在宣传方面不遗余力，这背后亦有日本的参与。
鲁迅在回忆自己的留日岁月时提及，日本留学生中“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甚至《华夷变态》这本书，也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特别重视。这本原来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书籍，竟然于1906年在东京出版了铅印汉译本。
不可否认，当时确有一些日本友人同情中国革命。出于与“白种人”竞争的需要，他们希望“提携”中国，一起担负起“兴亚”的重任。但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随着世界局势的转变，更多的日本人是妄图通过支持中国反满革命，离间汉、满民族感情，侵夺中国边疆利益。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通宗方小太郎发布过一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的文告，称“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而彼时清廷日渐衰落，日本愿大兵长驱，替革命军问罪于北京，“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宗方甚至说，中国与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
在否定清朝正统的同时，强调中日同文、同种，这在当时很具迷惑性。据当时的西方外交官观察，在通商口岸，汉人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远低于满人。孙中山也曾提及，甲午战争时，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则雀跃欢呼，“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宗方小太郎此文，将“中国”的族群等同于汉人，将“中国”的范围限定于内地十八省。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也基本上持此种看法，他们最初只想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光复”内地十八省，并未考虑继承清朝的疆土。
不过，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立宪派的杨度等人，很早就意识到过于激进的排满革命会因内乱而致外患。梁启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中华民族”最初也仅指“汉族”，后来梁启超又通过区分民族与种族的区别，认为满、蒙、藏、回等民族亦可融入“中华民族”。到辛亥革命前，社会上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层出不穷，革命党亦受其影响。到1910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时，已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修改为“废灭鞑虏清朝”，明确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由种族革命转变为推翻清政府的反封建革命。次年，清帝逊位，更是将“五族共和”写入退位诏书。进入民国，历经“一战”冲击、五四洗礼，以及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刺激，民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古、回、藏等多个民族构成的统一体这一观点。
抗战爆发后，为对抗日本和亲日蒙古王公的分裂企图，国共两党达成一致，决定将成陵西迁。既然中华民族包含蒙古族，那么成吉思汗自然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在抗战的背景下当然显得不合时宜。
仔细考察后，我们可以发现，“崖山之后无中国”是晚清革命党发掘的明遗民以宋喻明的情绪化表达，并非历史实情，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支持。进入民国以后，伴随着纷繁复杂的情势，“五族共和”和“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观念互相博弈，引发剧烈碰撞，并一直影响至今。
这段复杂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历史学家克罗齐的经典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特定的历史记忆，在合适的时机常常会被唤醒、复活，成为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文化资源。而当下中国仍面临许多挑战，但与明末、清末时已大不相同，如果仍旧抱着“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观念，而不是以史料为根本，切实考察元朝的历史，那无疑是抱残守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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