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溯源》：一部国内鲜见的分子人类学领域集大成的蒙古学著作！
“ 《蒙古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溯源》旨在总结分子人类学30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传统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现代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起源和演化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作为一本分子人类学领域的蒙古学著作，国内鲜有。本人诚挚推荐此书，希望历史学界可以重视基于分子人类学上的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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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总结分子人类学30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传统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现代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起源和演化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
首先，传统学科关于此议题的研究成果是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本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其次，对蒙古语人群中各类遗传成分的起源演化历史进行详细的说明。之后，结合多学科的证据，对相关古代人群演化、混合并形成现代蒙古语人群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最后，本书也对蒙古语族语言的谱系结构、亚洲北部人群在古代经历的语言替换以及欧亚草原东部游牧人群的兴起过程进行了论述。
本书可供人类遗传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相关领域研究者参考。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对现代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方面带有高度创造性和探索性的著作。本书会令许多人读来异常兴奋。分子遗传学就像一面显微镜，能把埋藏在由书面文献与考古证据所呈现的历史事实之下的深层关系，放大后拿给我们看。很多通过其他途径难以阐明的疑惑，因而也就可能在这层更深的关系中获得梳理，读者从中可以获得丰富的启发性。目录
绪论
0.1 什么是分子人类学
0.2 本书的研究范围
0.3 本书的叙述框架
0.4 与蒙古语人群起源有关的史料与研究
参考文献
第1章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对蒙古语人群起源的研究
1.1 引言
1.2 石器时代至公元前后的草原居民：匈奴、东胡和其他
1.2.1 旧石器时代（50000―8000 BP）
1.2.2 新石器时代（8000―4500 BP）
1.2.3 青铜时代（4500—2300 BP）
1.2.4 早期铁器时代与匈奴、丁零和东胡
1.3 第一千纪的草原居民：乌桓、鲜卑、室韦、高车、柔然、铁勒、突厥、回纥、契丹、鞑靼和其他
1.3.1 乌桓与鲜卑
1.3.2 室韦
1.3.3 柔然
1.3.4 高车与铁勒
1.3.5 突厥、回纥与汪古
1.3.6 契丹
1.3.7 鞑靼、阻卜、克烈、篾儿乞、乌古和羽厥里
1.3.8 蒙兀室韦与早期蒙古部
1.4 第二千纪的草原居民：蒙元时期至现代的蒙古语人群
1.4.1 尼伦蒙古诸部与迭儿列勤诸部
1.4.2 蒙古人在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扩散.
1.4.3 现代蒙古人的形成
1.4.4 布里亚特诸部
1.4.5 卫拉特诸部
1.4.6 达斡尔族与虎尔哈部
1.4.7 河西走廊地区蒙古语人群的起源
1.4.8 来自欧亚大陆东部其他人群的影响
1.4.9 传统学科所见的现代蒙古语人群的来源
参考文献
第2章 分子人类学视角下的现代蒙古语人群的父系遗传结构
2.1 引言
2.2 C2a - F3796（星簇）在“原蒙古人”和尼伦蒙古诸部中的分布
2.2.1 背景介绍
2.2.2 材料与方法
2.2.3 统计分析
2.2.4 分子年代计算
2.2.5 结果
2.2.6 讨论
2.3 C2a - F1756（DYS448del）在全体蒙古人中的分布
2.3.1 材料与方法
2.3.2 统计分析
2.3.3 结果
2.3.4 讨论
2.4 C2b - M407在布里亚特人以及相关群体中的分布
2.4.1 背景介绍
2.4.2 材料与方法
2.4.3 统计分析
2.4.4 结果
2.4.5 讨论
2.5 C2a - M48在蒙古人西支人群中的分布
2.5.1 材料、方法与统计分析
2.5.2 结果
2.5.3 讨论
2.6 C2a-F8951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爱新觉罗氏中的分布
2.6.1 背景介绍
2.6.2 材料
2.6.3 测试方法
2.6.4 结果
2.6.5 讨论
2.7 Q - M242、R - M207和N - M214：蒙古时代以前的草原居民
2.7.1 父系类型Q - M242
2.7.2 父系类型R - M207
2.7.3 父系类型N - M214
2.8 蒙古语人群的其他父系类型的起源与演化历史
2.9 蒙古语人群父系遗传结构的整体面貌
2.9.1 父系遗传结构的层次
2.9.2 蒙古语人群父系遗传结构的整体面貌
2.10 单倍群C2 - M217不同下游支系在北亚人群中的分布和主成分分析
2.10.1 C2 - M217的谱系树以及4个分支在人群中的相对比例
2.10.2 前4种成分
2.10.3 主成分分析揭示的4类重要父系类型
2.11 蒙古语人群父系遗传结构形成的5个阶段
参考文献
第3章 从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蒙古语人群的渊源与流变
3.1 引言
3.2 现代人群与古代人群之间的继承性
3.2.1 第一种情况：完全继承型
3.2.2 第二种情况：大体继承型
3.2.3 第三种情况：少量继承型
3.2.4 第四种情况：名义继承型
3.3 距今5万—1万年之间北亚地区的人类迁徙
3.3.1 最初的现代人类群体的来源
3.3.2 3.5万年前后的关键分化
3.3.3 亚洲北部人群体质特征的演化
3.4 末次盛冰期之后的重新扩散
3.4.1 末次盛冰期之后人群的扩散
3.4.2 末次盛冰期之后细石器技术的扩散
3.4.3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和人群演变
3.5 父系C2a - F1756（DYS448del）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历史
3.5.1 C2a - F1756（DYS448del）起源和扩散的4个阶段
3.5.2 古DNA与相关古代人群的演化历史
3.6 父系C2a - F3796（星簇）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历史
3.6.1 第一阶段：距今8000—4000年之间的时期
3.6.2 第二阶段：距今4000—1600年之间的时期
3.6.3 第三阶段：距今1600—1100年之间的时期
3.6.4 第四阶段：距今1100—500年之间的时期
3.7 父系C2b - M407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历史
3.7.1 父系C2b - F8465的起源及其融入蒙古语人群之中的历史
3.7.2 父系C2b - M407起源和扩散的4个阶段
3.8 父系C2a - M77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历史
3.9 父系N - M214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历史
3.10 父系Q - M242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历史
3.11 从遗传学的视角看蒙古语人群共同始祖群体的形成
参考文献
第4章 旧石器时代迁徙、语言演变与东亚游牧势力的兴起
4.1 引言
4.2 从遗传学的角度看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变迁
4.2.1 蒙古语族诸语言的谱系与“原蒙古语”
4.2.2 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演变
4.3 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语言替换
4.3.1 判断语言替换的准则
4.3.2 父系遗传结构数据总结
4.3.3 塞尔库普人可能源自叶尼塞语人群
4.3.4 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哈卡斯人和绍尔人
4.3.5 图瓦人和图法拉尔人
4.3.6 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
4.3.7 雅库特人
4.3.8 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和喀木尼堪人
4.3.9 埃文克人和埃文人
4.3.10 科里亚克人和楚科奇人
4.3.11 讨论
4.4 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东亚游牧势力的兴起
4.4.1 蒙古语人群兴起的地理和族群因素
4.4.2 北亚历史上的游牧族群
参考文献
附录 亚洲北部人群的父系Y-SNP单倍群频率表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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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言
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生物属性的来源和演化历史是人类普遍的追求，是人类赖以确定自身在已知世界和时空中处于何种位置的基石。上古时期，家族谱系、歌谣、谚语、工艺品、故事、传说、神话和史诗等是承载相关历史信息的载体。文字出现以后，以史籍为主的文字资料成为主要的载体。近代学科体系兴起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对人类过去的演化历史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其产出构成了人类目前相关知识和认知的主要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被遗忘了，未能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所能获取的研究对象中留下可用的材料和信息。现代遗传学兴起之后，学者发现可以通过分析不同人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遗传结构的异同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以母系线粒体DNA在1985年被完整测序为标记，相关研究从人类经典遗传标记（如GM血型等）转向DNA序列层面，分子人类学由此诞生。
自分子人类学诞生以来，学者们对世界范围内的绝大部分人群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但也存在不少错误和有待细化的地方。目前，已有很多关于东亚不同地区人群的研究。此外，当前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已经从以测试位点数量有限为特点的第一阶段转向海量古今基因组数据的第二阶段。为此，有必要对第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一些总结。
首先，对分子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进行系统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为此，在本丛书中，我们撰写了《分子人类学基本原理与应用》一书。由于作者之一在硕博期间的研究以蒙古语人群为主，因此我们尝试撰写《蒙古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溯源》一书，对现代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起源和演化历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对于满通古斯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也有远期的计划，但完成时间不定。显然，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人群众多而我们的学识和能力有限，希望学者同行一起对这些人群的起源和演化历史进行研究和总结。
本书讨论的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是近30多年来分子人类学的相关数据和研究成果。早年的研究以母线线粒体DNA为主。在1999年以后，随着父系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的发现，父系的数据才开始慢慢积累。在2015年以后，全基因组的数据才逐渐增多。
本书于2016年初开始编写，因此绝大部分参考文献的截止时间是2015年底。但之后陆续增加了作者在2016年以后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大致在2018年中完成初稿，之后陆续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就内容而言，除了阿富汗的莫戈勒人和青海的康家人，基本上现存的其他蒙古语人群都有了相应的数据。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对蒙古语人群的研究在人群的层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后续的研究可以在部落和家族层面上继续开展。
本书第1章总结了传统学科所见的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起源和演化历史。在这一章中，按照时间的先后，对相关古代人群和现代人群的主体来源进行了讨论。最后，为亚洲北部人群总结了传统学科所见的11种可能的始祖群体成分，并对这些成分在诸蒙古语人群、突厥语人群和通古斯语人群中的比例进行了大致的估计。本章的部分描述可能略微繁琐。总之，相关的论述是为了说明：如果对人群的远古始祖群体进行合适的归类，传统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本身足以对相关古代人群和现代族群的来源和演变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描述。不过，对于缺乏文字记载或者文字记载不清的历史过程和细节，或多或少存在争议，存在不同观点。相关的论述以定性为主，前后继承关系在大多时候难以完全肯定。
第2章的前7节对蒙古语人群的七类主要父系遗传成分的研究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描述了分子人类学如何发现这些成分以及如何认定这些成分在蒙古语人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后3节对蒙古语人群的父系遗传成分进行了综合性的描述。前7节内容对于非分子人类学专业的读者来讲可能比较难懂，可考虑只细读每一节的结果和讨论部分。
第3章较多地从传统学科与分子人类学结合的视角来讨论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在论述过程中全面地阐释了不同类型的遗传成分演化过程对应的可能的考古学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这一章的论述以跨学科讨论为主。未有古DNA证据的论述可视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假说。
第4章讨论了亚洲北部人群的起源和演化过程的某些议题。蒙古语人群的出现可以认为是亚洲北部人群在经历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之后兴起的一大类主要族群。本章进行了一些关于族群形成过程的理论性的讨论。各节的论述看似较为离散，但实际上涉及的内容都属于亚洲北部人群演化历史的某一部分。
本书中由作者开展的研究均依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相关的研究大致开展于2011—2020年之间。没有学院和实验室提供的平台，这些研究是无法完成的。很多研究工作也是共同完成的。在此对实验室以及生命科学学院的全体教职工和同学们表示感谢！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历史系韩昇教授的指导，也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计算生物研究所徐书华研究员、汪思佳研究员以及所内师生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国内兄弟院校的师生和同行也给以大力帮助，如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呼伦贝尔学院、兰州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给予我们帮助的人很多，不逐一具名，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最后，在我们十余年的研究中，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给予我们信任，参与到研究项目中，提供了宝贵的样本，不少还提供了史料未见的家族起源信息。他们的热情和支持使我们终生难忘！也希望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理解蒙古语人群的远古起源过程提供一些帮助，这算是我们作为研究者能够给予他们的不多的回报。
最后，本书所属的丛书得以立项，并成功获得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得益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为确保高质量和权威性，书中凡是涉及地图的图均按国家出版规范要求重新请专业团队绘制并取得审图号。在此致以深切谢意！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的闫静莉老师和她的同事为本书封面挑选了能代表蒙古语人群文化传统的文物图案，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论述如有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2021年8月10日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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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绪论
0.1 什么是分子人类学
分子人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涉及遗传学、计算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分子人类学研究群体和个体之间在基因组层面的遗传学数据的差异，并结合其他学科的证据来研究人类的演化历史。分子人类学主要学科任务包括：①距今500万—100万年间人属各分支的演化过程；②距今100万—10万年之间智人物种的演化过程；③距今10万年以来晚期智人走出非洲并扩散到全世界的过程；④距今500万年以来人属各物种及不同地区现代人类古今群体的体质特征的演化过程；⑤距今10万年以来古代及现代人类族群的演化；⑥距今5万年以来人类文化传统演化的生物学／群体遗传学基础。关于分子人类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内容和最新研究进展，可参考本丛书的《分子人类学基本原理与应用》。以下仅作简单介绍。
分子人类学的诞生是以现代生物学和现代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和测序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在1967年，分子生物学家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艾伦·威尔逊（Alan Wilson）利用血清蛋白的氨基酸序列计算了现代人类和非洲猿类的分离时间。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分子人类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人类开始可以在分子层面对人类的演化历史进行研究。
分子人类学研究使用的基础数据是各类DNA序列上的遗传标记，如单点DNA突变、插入／缺失突变、长度多态（包括卫星DNA标记、小卫星DNA标记和微卫星DNA标记等）、大片段重复标记、DNA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s，CNV）和结构性变异（structural variants）等。这些突变类型有自身独特的遗传特性，应用于不同研究领域。
测序技术的发展和测序成本的下降对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新的测序技术有助于测试更完整、更准确的序列。测序成本的下降使得大规模测序成为可能，从而使研究者可以揭示更精细的遗传特征。基于现代人遗传学数据可以对现代人群的祖先的活动历史进行研究和推测，但古DNA数据才能给出关键的、决定性的证据。
分子人类学研究包含一系列的方法论，包括一些基础理论（如“分子进化中性学说”）、选择何种研究对象、如何测序、如何判定序列差异、如何计算个体或群体间的遗传差异、如何绘制DNA序列的分子进化树（突变模型、突变速率、演化模型等）、如何构建及命名系统树的规则、如何研究某个遗传支系的演化历史、如何计算及展示群体演化及混合过程，以及如何与其他学科结合并开展跨学科研究等。
近数十年来，分子人类学为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很多新的知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和公众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由于分子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现有研究成果都还有很多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总之，还有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目前，国内出版的分子人类学领域的中文版著作有近20部，各有重点。[1－16]其中，2015年出版的《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11]一书对此前关于东亚地区族群起源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此外，还有很多外文专著，如作为分子人类学鼻祖的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 - Sforza）的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17]以及德国马普所进化人类学所马克·斯通金（Mark Stoneking）的An Introduction to Molecular Anthropology[18]等。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涉及其他学科（如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以及生物信息学等）的知识、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如果想开展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还需要阅读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图书。
0.2 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本书中，我们将以分子人类学的数据为基础，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现代蒙古语人群的起源和演化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所有现代蒙古语人群以及所有与这些现代族群有亲缘关系的古代人群。其中，通古斯语族群与蒙古语人群有最亲密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也涉及通古斯语人群的起源。研究重点是那些对现代民族的族群结构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而较少关注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本书中，“蒙古语人群”一词包括现代蒙古语人群及其可能的古代亲族（部分存在争议）。
现代人（也就是晚期智人）大约在距今4.5万年前后扩散到了澳大利亚和亚洲东部各地[19]。在旧石器时代，亚洲北部地区的人口比较稀少。在蒙古草原及其周围地区，青铜时代（约3000 BC—800 BC）的人群扩散奠定了后世族群分布的基本格局[20，21]。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游牧部落在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游牧政权，不同区域的人群发生了长期而频繁的交流和混合[22]。到公元17世纪，现代蒙古语人群的分布地区已经基本稳定。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青铜时代至17世纪之间的时间范围。在历史上，有部分古代蒙古语人群或者他们的亲族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或者参与了其他非蒙古语人群的形成。因此，我们的研究空间范围不仅包括现代蒙古语人群分布的所有地区，也包含那些古代蒙古语人群及其亲族曾经活动过的地理区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匈奴人、突厥铁勒部落和回纥部落先后在蒙古高原建立了各自的汗国。他们不但对现代蒙古语人群的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也对其族群结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古代的东胡、乌桓、鲜卑、室韦、柔然、契丹和鞑靼被认为是“原蒙古人”（proto-Mongols）[23，24]。其后的蒙古部、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篾儿乞部以及林中百姓诸部落（包括斡亦剌、豁里秃麻、不里牙惕以及八剌忽等部）被认为是现代蒙古语人群的祖先人群。在公元12—17世纪，源自蒙古的部落广泛活动在蒙古高原周围地区、中亚、中东和东欧俄罗斯地区[25]，他们对当地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些部落也逐渐被当地居民同化，最终参与了当地的现代族群的形成。
现代的蒙古语人群包括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卫拉特诸部、达斡尔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东部裕固族、康家人和阿富汗的莫戈勒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卡尔梅克共和国[25]。由于历史上的频繁迁徙和反复融合，蒙古语人群的族群部落氏族结构是动态的。部分蒙古语人群内部还可以分成不同的部落和氏族。某一个族群在某一个地区可能以部落分支的形式出现，但在另外一个地区则被认为是独立的族群。而在部分地区，部落结构和氏族结构已经接近消失。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理区域，这些人群可能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
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生活的蒙古部落主要包括布里亚特人（Buryats）、巴雅兀特部（Bayaad／Bayaud）、明嘎特部（Myangad／Mingad）、巴图特部（Baatud）、敖汉部（Aohans）、巴林部（Baarins）、扎鲁特部（Jaruud）、扎赉特部（Jalaids）、喀喇沁部（Kharchin）、克什克腾部（Khishigten）、科尔沁部（Khorchin）、郭尔罗斯（Gorlos）、苏尼特部（Sunud／Sünid）、阿鲁科尔沁部（Aru Khorchin）、乌拉特部（Urad）、茂明安部（Muu Myangan）、四子部（Dörben Keüked）、翁牛特部（Onnigud）、阿巴嘎（Abaga）、阿巴哈纳尔（Abaganar）、浩齐特（Khuuchid）、察哈尔部（Chahar）、土默特部（Tümed）、鄂尔多斯部（Ordos）以及卫拉特各部（Ölöd／Ölöts／Olots）[26]。生活在蒙古国的蒙古部落包括喀尔喀部（Halh）、和托辉特部（Khotogoid）、达尔扈特部（Darhad／Darhan）、额勒支斤部（Eljgin）、萨尔塔忽勒部（Sartuul）、达里岗嘎部（Dariganga）、乌珠穆沁人（Üzemchin）、阿尔泰乌梁海人（Uriankai-Altai）、霍屯人（Khotons）、布里亚特人、巴尔虎部（Barga）、杜尔伯特部（Dörvöd／Dörbet）、扎哈沁部（Zahchin）、土尔扈特部（Torguud／Torghut）、巴雅兀特部、和硕特部（Hoshuud）、明嘎特部和额鲁特部（亦称卫拉特）[27]。此外，喀木尼堪人（Khamnigan）散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呼伦贝尔地区[28]。生活在中国的这部分喀木尼堪人目前是鄂温克族的一部分[29]。
目前，分子人类学已经对几乎所有现代蒙古语人群进行了遗传学调查和研究。因此，我们能够在族群层面上研究这些民族的起源。但是，目前还没有在部落和氏族水平上进行普遍的遗传学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我们将能够在部落和氏族水平上研究蒙古语民族的族群历史。
0.3 本书的叙述框架
本书的主旨是梳理近30多年以来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蒙古语人群的演化历史进行详细的讨论。本书是笔者首次尝试进行多学科研究成果的综述，经过分析思考，形成了本书的叙述框架。
第1章1.1节概括了旧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相关主要人群的活动历史。这一时期北亚地区的部分人群是后世“原蒙古人”和蒙古语人群在远古时期的始祖人群。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对后世人群的文化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第1章1.2节概括了公元第一千纪欧亚草原东部人群的活动历史。“原蒙古人”已经是这部分历史的主角之一，但早期的“原蒙古人”族群在后世大都衰落了，如东胡、乌桓、鲜卑和柔然。在这一时段的末期兴起的人群成为公元第二千纪蒙古语人群的直接祖先。在这一时期，“原蒙古人”诸部参与了欧亚大陆东部人群的历史进程，其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公元第二千纪蒙古语人群的文化传统。
第1章1.3节概括了公元第二千纪蒙古语人群的活动历史。在这一时段早期的大扩散之后，散布于各地的蒙古语人群与周围的人群发生深度的混合，形成了今天的蒙古语人群。
在第2章中，我们首先总结了近30多年以来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逐一地讨论了蒙古语人群的父系遗传结构中6大类主要父系基因类型的演化历史。基于这些讨论，我们为全体蒙古语人群在数量众多的父系基因类型中确定了4类关键的奠基者父系类型。最后，对蒙古语人群、通古斯语人群和突厥语人群的父系遗传结构进行了比较，这样有助于读者在北亚人群遗传结构的广阔背景下对蒙古语人群的独特演化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这章以讨论数据为主。
在第3章中，基于第2章总结得出的不同父系类型在现代蒙古语人群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影响，我们逐一地讨论了这些父系类型在蒙古语人群中的扩散过程与相关古代考古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关联。毫无疑问，目前已有的遗传学数据还不够精细、不够全面，特别是缺乏足够多的古DNA数据，不足以提供足够详细的描述和定论。本章以讨论可能的相关古代考古文化和历史进程为主，提出假说，留待今后验证。
与蒙古语人群的族群及其文化传统的演化历史相关的研究课题还很多。目前已有的分子人类学研究能为某一些议题提供一些证据，但距离“为蒙古语人群在过去数千年的族群演化过程以及文化传统演化的群体遗传学背景提供详细的描述”的目标还很远。因此，在第4章中，我们讨论了3个相对独立的话题。在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有待开展。
0.4 与蒙古语人群起源有关的史料与研究
现代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历史活动，对于整个欧亚大陆的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蒙古语人群的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即“蒙古学”。自11世纪以来，有无数的学者，包括来自蒙古语人群内部的学者，对蒙古语人群的历史进行了记录和卓有成效的研究，相关的著作和文献不可胜记。《中国通史·第八卷》的《中古时代·元时期》《叙说》部分对相关原始史料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总结[30]。由于我们均非历史学专业出身，在史学上的知识尚属浅薄，兼本书主要讨论人群起源相关问题，以下仅罗列与本书内容关联较为密切的一部分著作。
从公元13世纪开始，有一系列的文献资料记录了古代蒙古人的历史活动。《蒙古秘史》（Mongγol-un Niγuča Tobčiayan）约成书于公元13世纪[31]。这部著作用畏吾儿体蒙古文编纂，被称为脱卜赤颜（Tobčiayan，汉译“国史”），是元代宫廷秘藏的、记录历代蒙古大汗事迹的史书[32]。此书的蒙古文原文版本已经散失。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根据明初经过翻译和释读的汉文版本。《蒙古秘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蒙古诸部落的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蒙古秘史》一书的记录，也是后世无数学者研讨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和古代蒙古社会制度的思想源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用多种语言对这部著作进行翻译和研究。我国学者乌兰和日本学者原山煌对这些论著进行过总结[33，34]。目前有关《蒙古秘史》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即“蒙古秘史学”。本书后续章节将陆续引用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
13世纪初成书的《世界征服者史》是最早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历史活动的原始史料之一[35]。此书由伊朗史学家志费尼在1250—1260年基于其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编写而成。因此，这部著作是相应历史时段的权威性著作。此书由何高济从英译本翻译为汉文。此后，伊利汗国官员瓦萨甫编写了《瓦萨甫史》（T´ artkh-i Wasaf）。此书以接续志费尼的著作为目标，以记载伊利汗国的历史为主[36]。目前还没有汉文译本。
14世纪成书的《史集》（Jāmi´al-Tawārīkh）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繁的历史巨著，包含与中世纪各国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与蒙古史有关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37]。此书是波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dhl Allāh，1247—1318）奉合赞汗之命主持编纂。出自朵儿边氏的孛罗丞相为《史集》提供了相当多的远古时期蒙古部落的传说和史料。此书以波斯文写成，1946—1960年在苏联出版了俄文版。学者余大钧和周剑奇据俄文版译成汉文，并进行了校对和注释。《史集》详细记载了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许多游牧部落的起源和分化情况，为后世研究13世纪以前的蒙古诸部的历史、其他游牧民族的族源及各部落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史集》还包括了古代蒙古部落的社会制度和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此书是研究蒙古史和中亚民族历史的必备材料之一。《世界征服者史》、《瓦萨甫史》和《史集》被并称为伊朗文三大蒙古史基本著作。
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为了解蒙古帝国的内部状况，有数名西方传教士奉命或自发前往东方旅行，如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274或1286—1331）和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他们都留下了记录当时风土人情的游记[30]。此外，还有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38]。在汉文史料方面，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者彭大雅和徐霆共同撰写了《黑鞑事略》[39]。有关金帐汗国的历史，有大量记载保留在当时俄罗斯各公国和各个城市的编年史著作中。在外文史料方面，还有《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40]和《突厥世系》等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41]。
自14世纪以后，有很多种史料在蒙古诸部的民众间流传，包括《黄金史纲》（原名为《诸汗源流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纲》（俗称《大黄金史》）、《黄史》（原名《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蒙古源流》、《黄金史鉴》、《阿勒坦汗传》、《阿萨拉格齐史》、《金轮千辐》、《黄金史册》、《水晶珠》和《宝贝念珠》等[42]。在最近数十年来，这些史料也逐渐得到了重视并被深入地研究。这些史料最初大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近年来，学者们致力于将这些史料整理并正式出版。其中，《黄金史纲》、《蒙古源流》与《蒙古秘史》并称蒙古三大史学著作。有关西部蒙古人即卫拉特人的历史，也有相当多的文献[43]。元代之后，蒙古人与西藏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以记载佛教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史籍中也包含了相当多有关蒙古人活动的记载。这类史籍包括《汉藏史集》、《红史》、《新红史》、《青史》、《白史》和《如意宝树史》等重要著作，涉及蒙古王公贵族的家族世系、元代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历史活动以及此后蒙古语人群与藏区人群之间的密切交流[44]。这些史料大致成书于约14—18世纪之间，除了《白史》以外均以藏文写成。
就全体蒙古语人群的历史而言，汉文史料无疑是最丰富的。中国历代王朝均有良好的治史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史料。通常认为，历史上的东胡、乌桓、鲜卑、室韦、柔然、契丹和鞑靼等古代人群与现代蒙古语人群有亲缘关系[45]，这些人群被统称为“原蒙古人”。在这些古代人群中，只有契丹人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因此，汉文史料是学者们研究这些古代人群历史的主要材料来源。在后文中我们将陆续引用这些古代典籍。
自近现代以来，有关蒙古语人群历史的研究十分兴盛。在这个领域内，出现了很多享誉全世界的学者和著作，如瑞典学者多桑的《多桑蒙古史》[46]、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47]和英国学者巴克尔的《鞑靼千年史》[48]等。最近数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古代蒙古人的历史放在现代世界格局形成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49]和日本学者杉山正明[50]等。另外，编写蒙古语人群的通史也是学界的工作重心之一。此类著作包括《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51]，《中亚文明史·第四卷》[52]，亨利·豪沃思（Henry Howorth）所著《从第9世纪至19世纪的蒙古史》[53]，蒙古国学者孛·巴勒吉尼玛著《世界蒙古史》（蒙文版已出版，中文版待出），屠寄著《蒙兀儿史记》[54]，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著《中国通史·第七册》（即元代史部分）[55]，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的《中古时代·元时期》[30]，周良霄、顾菊英著《元代史》[56]，翁独健主编《蒙古族简史》[5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58]，黎东方著《细说元朝》[59]，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蒙古史纲要》[60]，以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编著的三卷本《蒙古族通史》[61]等。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2003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向国内外出版发行了《蒙古民族通史》，共分5卷6册、200余万字[62]。在撰写过程中，除广泛运用汉文、突厥文、蒙古文和满文史料外，还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古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种发表的研究史料。全书共引用书目近1000种，被认为是集大成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各调查工作组和研究者们对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语言和社会历史进行了调查。根据前期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总题出版了400余种图书，为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也包括与蒙古语人群有关的一系列图书[62]。
本书涉及的外文材料的译名一般采用中文材料中出现过的常用译名，仅在首次出现时备注外文原文，对于一些很不常见的名词（如某个小地点的遗址名）或在中文资料中未找到相应译名的，就不作翻译。
我们今天对于蒙古语人群及其古代亲族的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数百年来，特别是中国现代史学建立之后的前贤学者的研究成果。蒙古史料以译名复杂多变而著称。研究蒙古史往往需要熟悉多种语言，查阅多种文字的材料。前贤学者的研究可谓筚路蓝缕，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在后文中，我们将陆续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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