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现代科技之路》：国内首部全球史视野的加拿大现代科技史与现代性关系史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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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加拿大现代科技之路》
原作名：Mad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anadian History
主编：〔加〕爱德华·琼斯-伊姆霍特普、〔加〕蒂娜·阿德考克
译者：薛卓婷、张晓霞、曹湘洁
审译：高洁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品方：科学之光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页数：396页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定价：118.00元
丛书：科学文化经典译丛
ISBN：978-7-5236-0321-5
作者简介
爱德华·琼斯-伊姆霍特普（Jones Imhotep），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技术史与哲学研究所副教授，《技术故事》杂志特约编辑。200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科技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重点方向为机器与人类社会。2017年，他凭借《延展性与机器：格伦·古尔德与技术自我》一书获阿伯特·佩森·厄舍奖。
蒂娜·阿德考克（Tina Adcock），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西门菲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10年获剑桥大学极地研究方向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缅因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教授加拿大文化和环境史。她在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学术期刊上都发表过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探索了加拿大科学、技术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联系。汇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的科学和技术分享，丰富了我们对加拿大境内外历史的理解。本书围绕三个关键主题：人、技术和环境，探讨了科学和技术是如何让加拿大人想象和改造自己成为现代社会的。关注的主题多种多样，包括殖民人类学、科学探险、电疗、神秘科学、工业发展、电话、专利、神经科学、航空、空间科学和基础设施，作者探讨了加拿大人与科学和技术的现代接触，并将其置于更大的国家和跨国背景中。本书肯定了科学和技术在创造现代加拿大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向加拿大境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性学者传播加拿大案例研究的价值。
编辑推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们都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引擎。在他们看来，世界历史进程由科学革命推动，系统性的科学知识和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为这个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原动力。如今，我们已不再随意使用这种笼统概括的说法，科学革命也不再单一化地代表历史的突变。借用伏尔泰谈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妙语，它“既不单一，也不科学，更非革命”。当时的世界既有工业革命式的生产力转变，也有适应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当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并不是要褪去那个时代的光环，而是始终在尝试中发现并保留知识与创新的魅力。
目录
引言 加拿大的科学、技术与现代性
第一部分 对现代科学的认知第1章 与原住民建立友谊
第2章 科学家或游客，狩猎者或间谍
第3章 电力时代的“人体赋能”
第4章 加拿大的原子时代与科学边界
第二部分 技术与社会的冲突融合第5章 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6章 解密新式电话
第7章 小型科学
第8章 “巴黎-蒙特利尔-巴比伦”的跨度
第9章 加诺拉油菜与加拿大农业现代性
第三部分 科技与自然环境的交融第10章 加拿大的科学景观
第11章 “为了加拿大，为了科学”
第12章 “北极星”和“阳光胜地”
第13章 协商的极端现代主义
贡献者
注释
致谢
后记 加拿大现代化作为“人类世”的明喻
本书原版
Mad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anadian History
主编：Jones Imhotep、Tina Adcock
出版社：UBC Press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页数：368页
装帧：Hardcover
定价：GBP 69.00
ISBN：978-0-7748-3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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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言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们都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推进现代性发展的强大引擎。在他们看来，世界历史进程由革命推动，而世界革命的中心在西欧，系统性的科学知识和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则为这个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原动力。在这样的叙事中，科学和工业革命促成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其重要性与18世纪至19世纪那些撼动世界的政治动荡不相上下。这些历史发展起源于西欧，随后通过武力征服和商业贸易横扫全球。那个时代的人们，用地质学和天体物理学中才有的强大词汇来描述这些巨变一一深渊、地震、火山爆发、万有引力.....只有这些压倒性的词汇，才能描述这种超过人类身体极限的量级。那时的历史学家，将科学知识和工业机器视为无形之伟力。科学技术以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其新颖性和实用性及其对自然界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驾驭，斩断人类与蒙昧旧时代的纠葛，使人类从此迎来了理性、工业、民主和世俗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现代世界和现代思维的真正起源，也是世界性祛魅的源头。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已不再随意使用这种笼统概括的说法。过去四百年间，世界历史变革参差多态，整齐划一的现代性叙事方式已不再适用。革命不再单一化地代表与历史的断裂。比如科学革命，借用伏尔泰谈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妙语，它“既不单一，也不科学，更非革命”。当时的世界既有工业革命式的生产力转变，也有适应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并且，现代的审视也并不是要褪去那个时代的光环，而是始终在尝试发现和保留自然知识和物质发明的魅力。欧洲现代性起源的故事也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这些学者试图建构起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他们的研究没有弱化科学、技术和现代性三者之间的联系，而是使这一联结更加紧密、更加活跃、更加复杂。科学知识和工业机械产生于那个时代，也开创了那个时代。人类应该如何出产知识，应该如何设计和制造机械，这些科技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社会制度问题的答案。科学知识和技术生产从来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力量，它们本就构成了现代性的内部肌理。人类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生产不仅存在于机械装置、经济帝国和工业图景中，同时也深度构建了那些经历了激荡时代的人们的身份与认同、焦虑与渴望、理解与认知。
这本书促进了这一学术研究的丰富多样性。它透过“现代”的镜头，探索性地思考加拿大科技史的实用性。它并没有讲述起源于欧洲的科技传播史，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这个国家深深扎根于欧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土壤中，并深受殖民统治影响，而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科学知识、有形（技术）文物和现代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如何被调用起来，以及如何受到挑战的？本书梳理了加拿大19世纪和20世纪存在于科技活动中的模糊不清、矛盾对立及前后不一的状态，使这些说法以多种方式与加拿大的现代性这一主题紧密衔接起来。本书颠覆了一直以来关于现代性意义和体验的假设，因此在国内和国际的史学讨论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它们致力于探索科技如何为加拿大人构筑了场所，使得他们可以在其中作为现代人想象未来，摒弃过往，重塑自身。
“现代”（modern）一词，本是历史分析的一个类别，存在多种形式——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但却在最近几十年遭到猛烈的批判。“现代”一词作为专门术语，据说可追溯至5世纪末期的拉丁语，彼时它已具有“当下”的意味。在17世纪的“古今两派的论战”[1]中，“现代”这个词已经与线性时间的概念联系起来，对这个词的定义则基于“过往既不可追也不完美”，以及“当下是迈向完美未来的第一步”的观念。而至19世纪，“现代”对于像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这样的观察者来说意味着新奇及转瞬即逝的当下。它在文学、艺术、科学、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现代主义”中得到了表达，它们诠释了“当下现代”的意义。然而，在“现代”变化多端的形式中，最神秘莫测也最具争议的是它作为历史条件的状态，即“现代性”（modernity）。对于坚持认为它具有分析作用的学者来说，“现代性”标志着各种迅猛的转变，这些转变代表了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变：兴起的不仅仅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有公众影响力、工业资本、全球贸易、庞大的政府机构，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等。现代性也昭示着一系列经验常常要与更广泛的进程相冲突，需要批判性审视，例如：创造出的“陌生人社会”、持续性的社会变化、断裂及动乱。对新事物的评定，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失去的讲述，对理性方案支配一切的呼吁，以及人们贯穿其中则反复经历的驳斥、悖论和紧张关系（希望和恐惧、绝望和兴奋、堕落和重生）。但对于批评家来说，“现代性”这一概念的使用，仅是自负地假定出对历史的线性理解，泛化了对进步和发展的叙述，含蓄表达了西欧的优越性，进而默许了更加黑暗的科技史叙事方式野蛮地生长。如此以往，它不仅将欧洲经验奉为标准，还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简单粗暴地归类为“等待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正如迪派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指出，是将那些非欧洲民族打发到了“历史的侯车厅”。
“西方科学和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与现代化的历史及其问题密不可分。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因（Immanuel Wallerstein）所指出的，这两项事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所谓凌驾。人类的起源故事与“现代”的理念紧密相连。例如，“科学”一词如今指代对自然界的现象和秩序进行有规律的探究，但这个词在16世纪和17世纪没有一致的对应词。我们所理解的科学范畴是现代的产物，它与进步和完美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它也曾与厄运、不祥之兆和危险纠缠不清。同样，“技术”这一概念，也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为一种自主的历史力量，在公众所目睹的生产、运输和创新中形成的。因此，科学和技术（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承载着现代的矛盾。它们既代表了抽象的现代改良理想，也是改变甚至破坏传统规约、价值观念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推动者，而这些改变和破坏又引发了反现代主义者、基础设施破坏者、工厂机器捣毁者、环保主义者等群体的愤怒和沮丧。科学和技术被称为自由的工具，它们使人流、物流及信息流更加顺畅地跨越大洋和大洲。然而，它们也被用来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分类、奴役和控制，具体化了“纯正”的观念一将现代物品与前现代文化的混杂性对立起来，并将世界上非西方国家排入“被启蒙”国家的列表。这些矛盾被铭刻在科学理论和物质技术的结构中，而这些理论和技术又为泰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乌托邦式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核心隐喻；这些理论和技术以越来越抽象和量化的术语来描述人类关系，并激发了20世纪初未来派、达达派、爵士乐流派和精确主义等运动的现代主义审美。
扩大现代性的范围，作为一种思潮，逐渐成为对上文提及的针对现代的批判观的一种回应，即应当探索多元化的现代性，应当寻求现代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回应至关重要，其最显著的优点就是把现代性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从而将现代变成全球历史的主题。这种回应也认可了人们在努力应对更大的历史进程并努力融入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应。在这种观点中，利害攸关的是历史代表权和代理权，即世界各民族的人们根据自身的方式成为现代人的能力，从而完全参与到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但也有人会批判这些尝试，认为使现代性大众化的人实则倡导了自身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2]判断，认为这些尝试者掩盖和淡化了现代性的概念，剥夺了该概念原本能带来的分析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当现代性表示一个单一的（尽管可能有争议）过程或条件时，它才是一个有用的类别，即使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地方和时间有不同的体验，它们仍具有跨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共性。正如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所写，现代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社会无法为自己选择另一种历史条件，这些社会经历的相似性使得现代性不可能有真正的替代品。
现代性的起源和优越性并非故事的全部。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类别，现代性对于全球各国人民的感染力才是它的巨大价值所在。现代性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塑造的，尤其是由一些处于边缘或弱势国家的人们塑造的。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和人们的贡献，现代性才能成为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所说的全球性现象，“而不似病毒般流窜暴发”。现代性是受到有志之士青睐的，在欧洲之外也具有巨大响应；如果在研究中忽略了这一点，就只能在欧洲中心主义里打转，必然是看不到欧洲之外的地区和人民在一开始对现代性的期冀和贡献的。
现代，既是一种历史条件，也是一种历史愿景。本书旨在探讨加拿大现代性在全球的有用性，以思考和描述加拿大的科学技术。本书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现代性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塑造了加拿大社会以及加拿大人自身的经历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现代性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形式和一种生存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加拿大，现代性与科技的交汇之处，也正是当代人沟通和表达其意识中的现代性、寻求实现其现代主义愿景，或对现代的各种焦虑和过度行为做出反应的场所。科学和技术，正如其他意识层面的标准，使得加拿大人也内化了现代价值观、预设和态度，塑造了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其在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定位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至关重要。通过研究现代性概念的历史用途及其与科学技术的联系，学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般的历史经验，本书则是加拿大历史的经验。本书采用三个部分和子章节讲述具体对象（专利、神秘学、探索、科学理性和基础设施等），来阐明加拿大与科技的关系，并将其置于现代世界特有的更大的国家和跨国发展之中。
加拿大一直具有现代特征加拿大这个诞生于19世纪末的殖民国家一直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因此，加拿大主流的英语区和法语区的历史学家们，像其他国家的历史学者一样，仍然倾向于使用国民和民族国家作为他们的参照物，一直热衷于探究加拿大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政治中对现代性的多方面体验。一些历史学家，包括：基思·瓦尔登（Keith Walden）、克里斯托弗·杜米特（Christopher Dummitt）、贾勒特·鲁迪（Jarrett Rudy）、尼古拉斯·肯尼（Nicolas Kenny）和简·尼古拉斯（Jane Nicholas），直接研究了加拿大现代性的迭代。他们的研究范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范围从温哥华到蒙特利尔。然而，加拿大最近的关于现代的历史著作更倾向于采用间接的方式，选以下三个视角中的一个探讨该问题：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最直接相关的现代化、反现代主义、极端现代主义。通过这些视角简要地回顾一下，将有助于读者在下面的章节中了解类似的主题。
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变深深嵌入加拿大主流史学，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国家现代化带来的多样压力。这些压力在不同群体一一性别化、种族化、阶级化、老龄化和地区化的群体中，留下了不平衡的、往往是不公平的印记。我们比上一代人更了解现代化对男性群体私人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新工业化和理性化的工作场所中的表现。我们更了解女性群体在其生活和劳动的不同阶段的现代化经历，包括未成年女性、成年职场女性、家庭主妇等的现代化经历，以及儿童和青少年如何从不断现代化的家庭和学校中准备好，进入日益现代化的工作场所。我们也了解到加拿大原住民与现代化的邂逅，以及那些从古至今生活在被大都会视角看作是“偏远”或“欠发达”地区的人们的遭遇。
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在整个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加拿大，在女性、男性和儿童群体中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出了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各种迫在眉睫的危害：过度文明导致身体衰弱退化、社交放荡、性不道德等。正如卡洛琳·斯特兰奇（Carolyn Strange）的经典专著的副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些危害更为紧迫，因为它们来源于，或者经常被最直接地感知为清晰直白的现代快乐一一城市赋予年轻女性的新式自由，或者各性别青少年从商业化休闲中获得的欢愉。这些快乐不仅威胁到个人身体的完整性，也威胁到全体国民的完整性。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加拿大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国家，在整个现代进程中也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未成熟或处于青春期的国家。因此，有人认为，如今越发重要的是将现代化之力倾注到发展加拿大新生的社会经济潜力，促成一个完全成熟的国家，能利用其蓬勃发展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源为加拿大增光添彩。
但实现这一点究竟对谁比较重要呢？现代化的意愿沿着加拿大社会中有时已经陈旧的渠道流动。权力集中在特定群体的脚下，包括：政客、公务员、商品制造商和供应商、道德改革者及其后代、社会工作者、公共卫生官员、医疗、教育和精神病学的专业人员、城市规划者，以及本书集中展示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虽然这些现代化推广者所进行的项目往往披着时髦、现代的外衣，但他们支撑的往往是已经确立的前现代权力结构，正如辛西娅·科马奇奥（Cynthia Comacchio）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针对安大略省的母亲和儿童的现代化计划就正是如此。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往往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实质性、长期性，有时是预期外的影响。然而，加拿大历史学家也得出结论，这些努力的结果很少像现代化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全面或永久。
加拿大人对现代化的危害做出的反应分为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百货商店、夏令营、工业展览，这些是加拿大人学习如何成为现代主体的典型场所。对这些场所的研究表明，学习成为现代人的过程可能是困难的、有压力的，甚至是可怕的。即使在追求现代生活乐趣的同时，许多加拿大人也试图逃避现代生活带来的危害。他们在当今历史学家称为“反现代”的场所和实践中找到了避难所，这些场所和实践充满了强烈的真实感，或风险重重的体验，这在现代平淡无奇、千篇一律的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加拿大，反现代主义经常掺杂着军事、原始、民间、乡村或狂野的概念，而这些概念通常会混合成一个大杂烩。学者们已经证明了加拿大新斯科舍地区和北部地区是如何被建造成卓越的反现代空间的。他们还记录了大量的活动，这些活动使反现代主义者从现代生活令人疲惫或不受欢迎的特征中得到了身心的解脱。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狩猎、钓鱼、野营、登山、户外写生、收集民间知识和手工艺品、写作、阅读情感丰富的诗歌和骑警探险故事、从事荒野旅游项目，以及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和训练。
尽管加拿大的反现代主义者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并没有抛弃现代主义，而是将现代主义强行转入地下。不可避免地，他们的行动和观念不仅处在现代化框架的影响之下，还往往将他们表面上试图抛弃的非常现代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带入丛林或村庄。事实上，一些反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别是那些与北方和荒野有关的，已经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人对加拿大民族的想象。将近整个20世纪，围绕“七人画派”（the Group of Seven）[3]及其“腹地艺术”而建构出的谜一般的国民文化身份情结风行一时尔后又受到争议，这极好地说明了个人对现代性的反应如何通过象征国家的油画布大放异彩，进而给其他人的行为塑形。
近年来，在加拿大关于“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4]的学术文献日益增长，它们极其清楚地描述了现代性的危害。历史学家们尤其关注水电站大坝和电力工程，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标志性的超大型建筑。当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化项目也并不局限于市区中心。正如斯蒂芬·博金（Stephen Bocking）在本书中所述，以及蒂娜·卢（Tina Loo）和约翰·桑德洛斯（John Sandlos）等人在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国家和非国家层面的环保主义者游说并颁布了各种政策和方案，以他们认为有效和理性的方式管理内陆地区的非人类（间接地关联到人类）的数量和资源。但是，1945年以后的大型项目在建筑规模、资金规模和行政规模方面，都使之前在环保道路上前行的加拿大人的所有努力相形见绌，令其担忧。
尽管加拿大历史学家已经将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5]批判极端现代主义的开创性著作适配于加拿大本土环境，但他们对其细节进行了相当多的修改。在斯科特看来，“国家的视角”不能或不愿使“米提斯”[6]影响到那些自上而下的特质和极端现代主义的统一视角。然而，蒂娜·卢和梅格·斯坦利（Meg Stanley）发现，在皮斯河和哥伦比亚河上建造水电站大坝的工程准备规模正在下滑。工程师和地质学家会花费数年时间对工程选址进行第一手研究，进行详细的地图绘制和勘测，这也就是两位学者所说的“极端现代主义的本土知识储备”或“为更大的全局图景提升局部像素知识”。
斯科特基于他对20世纪中期“威权国家”的案例研究提出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加强”版本，并没有在加拿大发生过。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加拿大的处境，是丹尼尔·麦克法兰（Daniel Macfarlane）所说的“协商型极端现代主义”（negotiated high modernism）。公务员、工程师、规划人员和企业代表会举行社区协商会，开展公关活动，以进步和繁荣的名义，劝说“阻碍”这些工程项目的人们放弃土地，迁离故乡。许多公民则借机反驳公权并提出现代化的其他愿景，以使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享受同等权利。但最终，这些愿景在水电站面前败下阵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虚构出了最终结果，迫使当地居民同意。他们手中掌握着淹没整个地区和家园的技术力量，而这根典型的极端现代主义大棒让当地居民无法反抗。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突然脱离了自己长期以来习惯的自然和社会空间，只得绞尽脑汁与他们从未见过的钢筋水泥建立新的关系，被迫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创伤。
作为对过去的批判分析家，或许是因为对“晚期现代性”[7]的“世纪末”[8]的幻灭[埃达·克拉纳基斯（Eda Kranakis）在本书第9章中对这点有着精妙的阐述]，社会转向之后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强调加拿大现代化和极端现代性中薄弱、失败和破坏性的方面。科学和技术在这些阴暗的叙事中显得尤为突出。母亲们从未能像医生和儿童福利专家们所预设的那样精确；在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身体被证明是有缺陷的有机机器；钢铁机械的成败则成了自然世界和国家身份的定义。与此同时，工程师们重现了《旧约》中上帝的伟力（甚至是审判），淹没了平原和山谷中的一切痕迹。许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加拿大人对科学、技术和现代性的乐观情绪，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所体现，可能历史学家们会觉得这些乐观情绪过时而陈旧，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也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情感的钟摆可能正在开始再次朝另一个方向摆动。像蒂娜·卢和乔伊·帕尔（Joy Parr）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从加拿大那些误导性现代化实验中汲取了教训，看到了救赎和希望。在近年一篇关于极端现代主义的加拿大史学评论中，除了大型工程破坏性的一面，蒂娜·卢还强调了其创造性与变革性，并描述了全局观如何提高我们明智管理非人类世界的能力。乔伊·帕尔在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型工程的专著中，重点关注了居民面对重建世界的适应能力。这些学者转向积极的一面，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熟悉环境史领域，尤其是该领域一直在与衰退主义做斗争。衰退主义倾向于持续衰落的叙事，会让读者在面对持续的大规模环境问题时感到徒劳无功。加拿大人仍然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而晚期现代性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在加拿大，研究现代性的历史学家在回顾分析时，不需要戴上一副古董玫瑰色眼镜。但他们可能会考虑发掘和讲述故事的价值，这些故事展示了加拿大人应对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挑战和挫折时，所采取的脚踏实地、自我恢复、充满希望，甚至是乐观的方式，以期为他们的后代留下一些可能的智慧或灵感。
加拿大科学技术从来就不只是加拿大的传统上，加拿大的科技史在国别或主题的历史编纂学资料中都不曾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正如贝丝·罗伯逊（Beth Robertson）在本书第4章所述，来自边缘地带的观点能有效地对目前的科技，甚至是加拿大本身的叙事发起挑战。例如，本书从多重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加拿大的地理边境一北部地区（The North）。蒂娜·阿德考克（Tina Adcock）和安德鲁·斯图尔（Andrew Stuhl）分别在本书第2章和第11章中说明，关于加拿大北部地区的科学报告和探索许可，是如何同时增强和削弱加拿大在北大西洋地区的统治权和认知权。这两章节及布莱尔·斯坦因（Blair Stein）的第12章，都证明了加拿大对北部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主张往往是微弱无力的。避开加拿大漫长而寒冷的冬天而选择“阳光胜地”会让加拿大人变得“不够加拿大”吗？像候鸟一样去温暖的地方过冬是对加拿大的背叛吗？加拿大学者经常提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9]和加拿大北部地区的讨论，将其视为国家的公共事业，同时也支持软实力和硬实力自上而下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手段是否精确？要知道，这些手段表面上可以用来支持国家权威，也可以轻易（有时是无意中）让人看到国家这一宏伟“建筑”的“墙体裂缝”。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加拿大的其他边境，那里的科技史则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墙体”的不稳定性和多孔性。在追求实践的过程中，人类、非人类和工业制品在其门槛之间自由流动。在本书的前两章，有像理查德·金（Richard King，1810—1876年）这样的英国民族学家和乔治·帕尔默·普特南（George Palmer Putnam）这样的美国探险家来研究加拿大北部的人类和自然种群。国家或州政府有时会充满怀疑地审查这些外国人。同时，加拿大的标本、科学家和技术远远超出了加拿大的边界，这些人与物的流动勾勒出了令人熟悉又惊讶的轨迹（下文会探讨）。从以上简短的边境探险和考察中，我们在本部分先行得出两个结论（正文的章节将提供经验支持）：首先，加拿大的科学和技术从来都不仅属于加拿大。其次，加拿大的科技现代史的发展并未止步于边境，它既是一个国家故事，也是一个跨国故事。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这两点都不新奇。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展叙事将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描述为国际传播和转移的产物。历史学家追溯了在从帝国中心到被称为边缘或“处女地”的领土之上，宪法、科学和技术模式是如何传播，并最终移植在加拿大原住民文化和社会之上的。历史学家展示了殖民地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是如何使他们的国家沿着整齐划一的单行道，跨过了一个个普遍存在的里程碑。他们认为这些殖民地最终不仅成为国家，而且还发展出了独特的“技性科学”风格。虽然关于科学传播和技术转移的普遍主义、实证主义目的论在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过时，但它们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科技领域知识背景的一角，针对这些主题的第一代研究也因此成形。
这些最初研究的侧重点，主要甚至全部是关于“技性科学”及欧洲中心现代性的核心特征，如机构和教育、学科和专业化、边缘化和身份感、国家建设和市场经济、技术官僚和政治权力。这一领域的早期学术研究反映了上述历史学潮流及对加拿大主权和学术界以外身份感的学术关切，力求确定科学和技术在加拿大文化和历史中的独特作用，甚至提出了加拿大技性科学发展具有自己的“风格”。此处理查德·贾雷尔的工作值得特别关注，正是他的工作为加拿大在该领域打下了大部分基础。此前贾雷尔在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天文学和科学史哲学，但对美国的政治走向日益失望。贾雷尔代表着一种双重错位：他是一个美国人，却选择移居加拿大，并对其展开学术研究。在一系列广泛的话题、地区和时期中，他专注于“科学技术在加拿大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中心位置”这个主题。与这一新兴领域的许多学者一样，贾雷尔的研究重点，在于厘清加拿大的技性科学与欧洲-美国的技性科学有何区别。他的研究探索了加拿大国家的概念和形成过程；地理、政治和环境因素如何促进了加拿大科学实用主义的特性；看似激进的欧洲都市与保守的加拿大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地的历史条件，如人口密度、政治控制、经济资源等，是如何使加拿大的科学和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
这些研究迫切需要阐明的是，在一个被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重点关注和成果产出所界定和改变的世界中，加拿大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贾雷尔，以及卡尔·伯格（Carl Berger）、罗伯特·博斯韦尔（Robert Bothwell）、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特雷弗·莱维（Trevor Levere）、苏珊娜·泽勒（Suzanne Zeller）等人把国家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随后的加拿大科技史学家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探讨了这一假设，将国家本身作为一个历史因素提出问题。科技与商业和政治经济的联系这一新兴领域最能反映这种转变。泰德·宾内玛（Ted Binnema）在他最近关于哈得孙湾公司科学网络的书中，展示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企业赞助是如何在加拿大还没形成时就建立起国际物流和符号网络的，书中同时模拟了未来加拿大的科学、政治地位和商业利润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样，加拿大商业技术的社会史可以揭示民族国家的观点所掩盖的信息。在商业和经济史学家的工作的基础上，多罗蒂亚·古奇亚多（Dorotea Gucciardo）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电气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电力作为政治治理对象的观点。她认为，电气化是一种国际社会现象，它与加拿大的消费、家庭生活和劳动力的性别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对公司、消费者、商业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全新视角，它描绘了构成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度量、体系和历程。它也改变了我们对加拿大国境内外的理解。皮埃尔·贝朗格（Pierre Belanger）最近对采矿这个加拿大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话题进行了探索，说明了现代加拿大人的生活是如何通过矿物开采进行调节的。他还通过将加拿大的采矿活动置于全球经济基础设施的背景下，描绘了加拿大从殖民地到帝国的惊人发展历程：从一个英国的资源生产殖民地发展到一个独立自主的采掘帝国。如果加拿大人像贝朗格所主张的，将自己定位为这个地球上的大型“采掘国”一不仅是资源绐予者，而且是全世界自然财富的获取者，这又意味着什么？
从上文罗列的研究可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青睐比国家规模更小或更大的研究范围。研究新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科学技术的历史学家鼓励读者关注存在于本土环境特征要素和跨国别流动现象之间的动态张力。本土环境要素的重要作用在于，能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实践和体验科学技术；而人口、货物和思想的跨国别流动则能连接风格迥异的技性科学场景，并对那里的科学技术行为模式产生创新和变革性的影响。这些方法借鉴了目前在更广泛的后殖民、跨国和全球历史领域所使用的方法，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现也常常引起那些研究该领域的学者的兴趣，其中就包括研究加拿大跨国境、跨大西洋和跨国别历史这些小众但蓬勃发展的学科。
本书旨在介绍加拿大历史上跨度更大的跨国别转变时期，也同时揭示了加拿大科技史上类似的转变期。如上所述，本书的案例研究微观和宏观并重，揭示了加拿大各地独特的科技文化、科学实践和人工制品的本土元素，并将它们置于更大的历史回路和历史学探讨中。本书旨在对知识在加拿大的地位进行定位。这些章节展示了特定场所地区的独特性也是加拿大科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章节中的离散数据点，作者们为现代加拿大的科技活动建立了一个更加连贯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对加拿大科技中似乎不可避免的霸权风格置之不理，但正如大卫·西奥多（David Theodore）在本书第7章中所说的，我们对加拿大现代科技的精确轮廓仍然知之甚少。而到了爱德华·琼斯-伊姆霍特普（Edward Jones-Imhotep）所撰写的第8章，从航空工程师变身为军火商的杰拉尔德·布尔（Gerald Bull）的形象，真的是个非典型案例吗？（平心而论，我们依旧保持怀疑态度。）本书从微观层面以特定的人物和地点出发，试图在叙述中拼凑出现代加拿大的宏观技性科学史。我们希望能使未来的历史学家更好地区分正常与例外、普遍与特殊、平均与偏差，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假设和方法。
在本书各章节中，我们尽力避免对加拿大现代科技史采用例外主义[10]的方法。同时在学术的基础上，试图确定加拿大科技实践中在地方、区域和全国层面的标志性影响、主题和模式。各章节的作者既有科技史学家，也有环境史学家，议题涵盖了技术在加拿大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加拿大生态系统和气候的多样性和极端性，该国丰富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以及国家在科技工作中的突出地位。当然作者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论断，最值得一提的是大卫·西奧奥多，他断言“加拿大的常态科学[11]是小型科学[12]”。鉴于加拿大科技史学家将面临的大量档案和分析工作，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更多的是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假设，而不是关于加拿大科技现代化本质的明确断言。
同时，本书作者们认为，地方性科技史是范围更大的跨国交流网络中的节点。他们探讨了科学技术人员、研究对象和知识的跨界流动如何将加拿大的科技表现形式与其他地方的科技实践联系起来，并提出了加拿大的科技和这些活动中的个体、群体及其思想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读者们可能会比较熟悉本书中描绘的许多人类和非人类的活动路线。这些路径与较早的加拿大大陆史和帝国史，以及较新的边境地区和跨国历史中的路径相似。本书中的章节也揭示了医学、技术、工程知识、主要人物和科技实践等是如何沿着不同渠道从美国向北流动，从欧洲跨越北大西洋向西流动的。就这部分而言，加拿大向全世界同时提供了技性科学人员、知识、技术和物质的原始版本和加工版本。而像本书中詹姆斯·赫尔（James Hull）在第5章中提到，其中最美味的贡献当属香兰素[13]。
本书还描述了跨国轨道和路线，该话题在具有全球意识的加拿大历史中讨论得还比较少。20世纪中期，加拿大人在假期能享受到美国佛罗里达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充足的阳光，有赖于“全天候”喷气式飞机的发明一一尽管旅途会有点不太舒服。在巴巴多斯的“高空飞行研究计划”[14]中我们看到，技术既是工作的媒介，也是休闲的工具。已经有学术文献探讨加拿大在冷战背景下的地理极端环境，如极地、沙漠、热带和高山，当然最主要还是极地环境。爱德华·琼斯-伊姆霍特普在本书第8章中揭示了加拿大科学家也对热带地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随着对杰拉尔德·布尔生涯的了解，我们会看到加拿大居然与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有联系，这也许是本书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布尔将弹道技术改头换面，最初是为了帮助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实力国家在太空竞赛中与资金更充足的国家竞争。在20世纪末，布尔将这一技术转售给伊拉克政府，以帮助伊拉克实现现代化。布尔的例子说明了个人的“生命地理”（life geographies）在描绘加拿大科技史在域外范围和轨迹方面的潜在价值。这种流动的个人就像实验中的染料注射成像，以前隐藏在历史学家视线之外的路径，就这样被他们的荧光轨迹照亮了。
本书讲述加拿大远超国界的现代科技故事，有望与其他的加拿大跨国别史研究一同阐述和分析加拿大对全球社会和经济网的贡献，其中包括工业资本主义的定性结构。詹姆斯·赫尔、扬·哈德劳（Jan Hadlaw）和埃达·克拉纳基斯的撰写的本书第5章、第6章和第9章揭示了加拿大人对历史经济发展的反应和贡献，人们是如何被教育成为消费者的，工业生产是如何被重构为科学过程的，自然物质是如何被重塑为知识产权的。他们的叙述让边缘问题进入聚光灯下，重塑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如阿黛尔·佩里（Adele Perry）指出：“研究帝国的残缺边缘是有分量的。”我们认为，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研究加拿大现代史也是如此，虽说这种历史叙事往往被放在加拿大史学编纂的边缘。本书从边缘角度讲述的故事巧妙地颠覆了众所周知的国家叙事。看了他们的叙事，读者会开始感觉到现代加拿大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伫立偏远北方（参见本书阿德考克的第2章，斯图尔的第11章，第12章），没有那么平静（参见琼斯-伊姆霍特普的第8章，克拉纳基斯的第9章），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参见西奥多的第7章）。
然而，中心和边缘是相对可变的空间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组概念的社会、经济、智力和制度资本（或缺乏这样的资本）与他们的实际地位同样重要。那么，在现代加拿大历史上，科学和技术真的处于边缘地位吗？又或者科技议题只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少数历史学家的关注？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一在此处我们改写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5]的一句话：“科学和技术一直是现代加拿大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科技对加拿大的（高度）现代化至关重要，无论是好还是坏，科技生动地体现了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和矛盾的现代生活，我们在正文的章节中就能得到证明。
人、技术、环境本书主要探讨三个关键主题：人、技术和环境。从过去到现代，这三个主题是加拿大科技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包括医学、建筑和环境方面的历史学家。正如多莉·约根森（Dolly Jorgensen）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这三者在现代加拿大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三个主题的引导下，本书作者们将分析的目光聚焦在具有代表性的话语和材料上，提出并解答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理解加拿大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性的交汇时，身体对我们有何帮助？技术呢？环境呢？
第一个主题“人”中的章节，可被归为加拿大有关感官和有形历史，此类作品队伍日益壮大，且往往以现代性的体验为基础。本书的这些章节还能归到其他丰富的文献，扩充对医学与科学、技术、健康在概念、物质和社会层面的交叉融合。这些章节的特别研究兴趣，主要是加拿大的群体是如何被新的科学归类、科学理论和技术疗法重塑和重构的；通过掌握新的学科理论与实践，这些群体又是如何被训练得具有现代性的。章节从不同的角度，如地理角度、智力角度、社会角度，关注了较为边缘的群体或活动这一主题。这些关于现代性的全新观点促使读者重新思考加拿大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近期其他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本书第1章，埃弗拉姆·塞拉-史利亚尔从现代社会的时间边缘和后来形成了加拿大的空间边缘入手，讲述了英国医生理查德·金的故事。理查德·金于19世纪早期，在今天加拿大的努纳武特地区和西北地区进行了探险。塞拉-史利亚尔的章节从加拿大北部地区的无名小地如何形成民族志的观点出发，说明了金在那里的经历如何直接导致了英国种族科学的变革。金试图将民族志的见证和报告过程现代化，为理论民族学家提供数据、为实地人种学工作者提供方法。在此过程中，他被北方原住民当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所打动，并认为正是当时哈得孙湾公司的政策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对金来说，现代民族志本质上应是人道主义。这一学科的职责是要使它所研究的人民文明化，从而引导他们进入现代世界，使其在共同的基础上与其他现代人互动。
本书第2章也定位在加拿大的北方的土地上，蒂娜·阿德考克记录了两次时间离我们更近的探险，这两次探险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美国出版商乔治·帕尔默·普特南所领导的，目的地是加拿大东部的北极地区。以这些探险活动和它们引起的外交风波为载体，阿德考克的章节主要分析了管理对希望在加拿大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外国科学家和探险家而开展的工作。那时加拿大新出台的《科学家和探险家条例》（Scientists and Explorers Ordinance）赋予国家机构强制野外考察人员遵守某些规章制度的能力，但它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现代性的分类问题（以及进一步的专业化问题）。科学或探索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将科学探索与狩猎旅游区分开来？普特南的探险在理论上似乎是合法的，但是他们用当地候鸟练靶和食用的做法，却超越了北方野外科学的认知和法律界限。尽管当时美国外交官迅速寻求对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的方法，但这一事件还是暴露了加拿大在北极群岛上科学和政治主权的局限性。
阿德考克的章节和随后多罗蒂亚·古奇亚多撰写的第3章都展示了对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人们来说，喧器疲惫的城市生活有哪些治疗方案。当乔治·普特南和他的儿子大卫来到所谓“野外”环境中，以狩猎和捕鱼这样的典型反现代主义方式寻求出路时，其他城市居民则在为现代问题寻找技术方面的疗法。古奇亚多在文中记录了1880年至1920年电疗法（electrotherapy）在加拿大城市地区的兴衰。她认为，电是一把双刃剑：正是电力把现代生活提升到了导致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的狂热高度，但它也被认为可以治愈这些疾病。古奇亚多跟阿德考克一样，在该章节中探索了现代科学中合法与非法实践之间的界限：虽然所谓的电疗师很少接受过医疗培训，但在医生办公室里，人们可以看到电疗设备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电疗的应用被更广泛的合法化、被滥用了。通过揭露出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古奇亚多在章节中说明，现代性与医疗技术的碰撞本质上是亲密与性别化的。无论是从比喻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来讲，电流都一度穿流过加拿大人的身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特性。但是，社会和医学知识不断变化，最终主流思潮还是抛弃了电疗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疗法便销声匿迹了。
第4章，贝丝·A. 罗伯逊撰写的章节同样展示了关于群体和现代性的深度解读。该章考察的也是一组边缘话语与实践一一神秘学。罗伯逊在章节中考察了一群住在基奇纳-滑铁卢一带的灵修者的文化。他们奉托马斯·莱西（Thomas Lacey）为“灵媒”。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群人接触到了原子能理论，该章节讨论的便是这一情况。这些灵修者不仅成功地将现代物理知识融入了他们关于身体和精神能量本质的话语中，还创造了“神秘学科学”（occult science）这样的词，进一步探索“唯灵论”（spiritualism）[16]和科学之间的界限。以莱西为首的唯灵论小群体极其看好原子科学，他们相信原子科学的力量最终能让人返老还童，甚至长生不死。这种对现代科技改善人类状况的乐观情绪在本节的各篇文章中将反复被讨论，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1974年，在一套关于加拿大历史上的技术与社会的学科读物里，一群编辑断言：“与科技的发展相比，加拿大人更了解他们的总理，虽然前者才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框架的建构者。”经过一代社会史学家的努力，加拿大人对历史建构主体的认识才被拓宽。现在，对于支撑加拿大社会发展的基本科技架构，技术史学家也开始丰富其细节。本书第二部分的章节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加拿大的技术和现代性的具体问题。一些章节在实践中就地取材，从地区到国家层面，考察加拿大独特技性科学文化的成型。还有一些章节探讨了加拿大（人）现代性的意义，以及技术如何加强或挑战了这一点。还有一些章节追踪技术人员、技术知识和技术产品在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迁徙流转，将对加拿大的技术史的探讨延伸到加拿大发达地区之外。
在第二部分的第一篇章即第5章中，詹姆斯·赫尔质疑了加拿大城市化、第一波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认为，现代化实际上是从加拿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即基于科学技术和对自然世界的进一步了解而进行的工业研究和应用。他在章节中细致讨论了这一概念，主题包括了这场工业革命中产品和组织的性质；性别、阶级和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加拿大和美国工业之间的联系；以及加拿大在这场革命中的独特之处。赫尔不遗余力地寻求所谓的加拿大现代化的转折点，如“劳里埃[17]繁荣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挖掘为科技成果做出贡献的加拿大因素，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他的结论是，到1914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给加拿大社会带来了重大变化，且加拿大的某些第二波产业部门确实是世界级的，在这个意义上做出了重要的国际贡献。
正如扬·哈德劳在第6章所述，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在过去，几乎没有技术教育的相关信息流传下来。于是，哈德劳在获取到了技术教育的相关资料后，在章节中讲述了一个相对军见的故事。加拿大贝尔电话公司（Bell Canada）在国内中部城市开展过一个教育活动，目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引导其用户向拨号式电话过渡。自动接线的拨号服务在引入过程中威胁到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电话社交文化，也引发了现代人对机械化阴暗面的恐惧，包括社会原子化和技术性失业。贝尔公司利用业已存在的关系和实践，巧妙地化解了这些现代人的焦虑，努力说服客户自己拨号是“更可取、更进步”的方式。该公司用橱窗展示、打印手册和真人演示等手段教客户正确操作新式电话。哈德劳认为，正是通过学习如何使用拨号电话等现代技术，加拿大人从实际和想象层面都获得了自己是现代人的自我形象。
大卫·西奥多的第7章提供了一个关于加拿大战后科学的新视角。该章聚焦于一个特定地点：麦吉尔大学的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the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以克里斯托弗·汤普森（Christopher Thompson）和他的PDP-12微型计算机为叙述和分析的载体，西奥多阐述了“小型科学”的概念。“大科学”通常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导或默认的实践模式，与之相反，小型科学的特点有几个关键因素：个人研究团队，聚于某个学科，以及空间（已建成和未建成）和时间的有限经验。西奥多认为，虽然科学史学家经常关注科学问题更宏大、更多学科的发展；但对小型科学的关注，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捕捉到那些经常被科学史学家忽略的故事。小型科学也强调个人履历因素或小规模因素在创建和维护特定科学工作环境中的重要性。最后，如果真的像西奥多所断言的那样，“加拿大的常规科学是小型科学”，那么他的章节就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加拿大的现代科学实践。
爱德华·琼斯-伊姆霍特普的第8章则描述了一个加拿大人和他的装备的故事：研究巨炮的杰拉尔德·布尔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布尔的故事体现了在20世纪中后期的加拿大，围绕科学、技术和现代性议题的张力。就像“鲁宾的花瓶”（Rubin's vase）[18]的错视效果一样，根据个人的视角，布尔的巨炮既可以被看作是科学装备，用于推进大气研究，以确保加拿大在全球太空竞赛中的地位；也可以被看作超级大炮，用于恐吓邻国，从而重新划分区域冷战局势中的权力。地点至关重要：魁北克省和佛蒙特州附近的加拿大-美国边界。在那里巨炮更像是一个科学研究项目，但放到巴巴多斯或伊拉克显然就更具威慑力。巨炮的位置在转移，围绕着巨炮的现代情绪也在起变化。当布尔的巨炮从20世纪中叶的加拿大转移到20世纪末的伊拉克时，依然承载着一种特殊的技术万能药的意象，因为人们担心自己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不够快。然而，正如琼斯-伊姆霍特普所述，布尔认为自己的超级武器具有和平性质，但他技术专家式的理性论证，既没有说服当时的其他人，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实现。而他自己的身份，也从一位研究型科学家变成了一个军火商，直到最后成了别人的暗杀目标。
埃达·克拉纳基斯的第9章描写了孟山都公司（Monsanto）于20世纪末将其专利产品抗农达"（Roundup Ready"）[19]油菜籽引入加拿大草原地区之后的法律纠纷，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事件中的暴力与混乱。孟山都公司熟练地运用生物技术专利，挑战长期存在的农村农业社会化模式和土地使用模式，以其新的抗杂草种子覆盖了整个加拿大草原地区。孟山都公司也有着强大的法律专业知识。它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法院重新划定了人与非人的界限。法律界人士和加拿大公众中普遍缺失相关科学知识，孟山都公司则利用这一点巩固了自己的优势。长期以来，加拿大农民一直遵循极端现代化的农业原则，用科学技术帮助控制和整理农田。克拉纳基斯说明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孟山都公司的攻击下迅速瓦解的；在孟山都公司的攻势中，科学被用作控制农民的手段和煽动社会混乱的工具。在孟山都公司的攻势中首当其冲的是萨斯喀彻温省的农民珀西·施梅瑟（Percy Schmeiser），他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象征，代表着晚期现代技性科学对农民和农田造成的伤害。
克拉纳基斯的章节用来引入本书最后一部分关于环境的探讨再合适不过了。最后一部分中的章节，展示了非人类世界在加拿大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突出作用。加拿大环境历史学针对这些学科、实践和制品领域深耕数十年，论文数不胜数，数量还在增长。在加拿大以外，科技工作者与环境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也明显加强，最显著的可能要数被称为“环境技术”（envirotech）或“环境技术史”（envirotechnical history）的跨界合作。
在加拿大学术界，斯蒂芬·博金是专攻科学与环境的学者之一。他在本书第10章，调查了他所说的现代加拿大的“科学景观”（landscapes of science）。博金通过四个关键主题描绘了现代科技对加拿大景观的干预：国家权力在其领土上的扩展，从景观到利润的转化，对环境和人类活动的行政与监管，以及以晚期现代性下科学和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互动的扰乱，主要通过加拿大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和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20]，对现代化的进程产生有效的质疑。科学和现代性的共生关系帮助驯服了不羁的加拿大自然景观和生物，促进了条理化的改革。然而，正如博金所说，在这种共生掌控之外的人类和非人类也在不断挑战和扰动科学家和现代主义者的筹谋布局。
安德鲁·斯图尔在第11章中则在北极地区、加拿大本土科学和全球科学领域中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的章节重点关注了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套科学文本的跨国制作和流通，即《加拿大北极探险考察报告：1913—1918年》（Report of the Canadian Arctic Expedition 1913—1918）（共14卷）。虽然这次探险考察经常被描述为一个为国家服务的科学冒险故事，但它的报告是在国际科学界的协助下并根据国际科学界的标准编写的。这14卷文本的完成，对于加拿大科学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改善很有帮助。随着该报告在整个西方世界传播，它为随后的项目和学科的科学工作提供了资讯，甚至有些受其启发的项目和学科离北极和加拿大都很遥远。斯图尔在章节中指出，该报告提出了关于北极的新的经济和环境愿景，这些愿景增强了，但同时也颠覆了关于加拿大北部地区属性的既定观念。其他章调查个别科学主体和跨国旅行，斯图尔的章节则追溯这套探险考察报告及其跨国地理，这对其他章形成了很好的补充。
像塞拉-史利亚尔、阿德考克和斯图尔一样，布莱尔·斯坦因的第12章将目光转向了加拿大的寒冷气候；然而，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她关注的主要是技术问题与环境变化。斯坦因研究了环加拿大航空公司（Trans Canada Air Lines，TCA，后来的“加拿大航空公司”）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在航空方面的创新，包括“北极星"Canadair DC-4M客机和“阳光胜地”航线的引入，以及解决加拿大人在20世纪中叶对冬季机动性担忧的构思和营销方式。尽管这些新技术和新航线帮助加拿大人很好地应对了本国独特的地理和季节性挑战，但其中现代性对时空的瓦解，使植根于加拿大地广人稀和寒冷冬季的共同经历或国家认同感开始摇摇欲坠。面对难熬的加拿大冬季，一旦人们可以乘坐喷气式客机向南飞往加勒比海地区，把加拿大的冬天改成了“加拿大的夏天”，或者完全逃离加拿大的冬天，气候学上的必胜信念又给加拿大人带来了矛盾情绪。正如第11章斯图尔关于加拿大北部的科学一样，20世纪中叶的航空技术既支持了加拿大人长期坚持的北方严寒之地的意象，也动摇了这种意象。对于一些气候爱国者来说，能在阳光明媚、温暖如春的海滩上度过冬天，并不能让人感到安慰，因此，在1977年，约翰·克罗斯比（John Crosbie）甚至发出了“禁止晒黑”的呼吁。
丹尼尔·麦克法兰的第13章让我们的视线重新投向加拿大的心脏地带一一圣劳伦斯河。在20世纪60年代，圣劳伦斯航道及水电站项目建成。对这个庞大工程的思考，使麦克法兰提出了“协商型极端现代主义”一说。“协商型极端现代主义”是“极端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适用于加拿大等自由民主国家。从圣劳伦斯河的巨大工程来看，协商型极端现代主义与极端现代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工程师们热衷于从理性定量的角度看待复杂的环境地貌，收集当地的本土知识，对当时的地理原貌和建成后的景观进行模拟，并在当地创建了全新的环境技术体系。同时，当地的权力机构制定了详细全面的措施，取得了当地居民的同意，将其安置到现代化的村庄。知识也在传播延续。圣劳伦斯航道及水电站项目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大型工程项目的人才和专业知识，成为极端现代化的教学基地，全球各地的水利工程师蜂拥而至。尽管协商型极端现代主义倾向于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来实现其预期效果，但它仍然展示了政府和企业的巨大力量，加拿大人在圣劳伦斯河沿岸的生活和景观就这样被永久重塑了。
1980年，布鲁斯·辛克莱尔（Bruce Sinclair）曾预言：“我们将发现科学和技术，以接近加拿大经验的中心。”从那时起，研究相关活动的历史学家们为揭示这一论断的真相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现在知道，当加拿大还是欧洲定居者的殖民地国家的时候，加拿大人就通过产品清单和产品说明的科学技术，丈量了本国的广阔领土。技术使加拿大人拥有了“塌缩”时空的能力，将分散在各地的全体国民联系在一起。班廷[21]实验室发现了胰岛素，给各地的糖尿病患者带来了希望；亚北极地区铀的发现使加拿大与原子时代的破坏难脱干系。现代科学技术既能促进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型，在国际舞台上为加拿大带来骄傲和荣耀；但也可能带来耻辱，如医生在保留地和寄宿学校中用加拿大原住民儿童进行营养实验。总体上讲，本书肯定了科学和技术在创造现代加拿大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向加拿大境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性学者传播加拿大案例研究的价值。
【注释】
[1] 指在17世纪英法两国文艺界掀起的古今两派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古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是否应该被奉为经典和模范。古代派持肯定态度，而现代派则挑战这一价值观。（本书中凡是没有特别指明的，均为译者注，不再一一提示）——译者注
[2] “现在主义”这一概念源于哲学中描述强调“过去”和“未来”都无法像“现在”一样可以被证实。延伸到文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中，则成为一个贬义词，指代强行将当今思想观点用在对过去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文化偏见的行为。[3] 七人画派是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本土风景画派。作为反欧洲艺术文化的产物，七人画派的创作基于加拿大富有特色的荒野自然景观，成为加拿大本土艺术的开拓者，激发了加拿大人的国家意识和国民认同。[4] “极端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理论中，批判性的分支概念，是一种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流行的思潮。其思想中心强调历史的线性进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信心、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及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并相信人类借由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而最终得以控制自然，但常忽视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发展中保护传统、地方价值与社会的需求。[5]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及东南亚研究会成员。代表作有《逃避统治的艺术》《支配与抵抗艺术》《国家的视角》。[6] 斯科特借用古希腊语“metis”（音译为“米提斯”）指代符合本土社会环境发展的实践知识。[7] “晚期现代性”又称“液态现代性”，是被用来描述高度发达的全球社会特征的术语，“晚期现代性”的标志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日益私有化的服务和信息革命等。[8] “世纪末”（fin de siecle）的概念源于19世纪末以法国为主要发源地、席卷整个欧洲的诸多文化与艺术运动，后被用于笼统地形容世纪末期的思潮。[9] “技性科学”（又译“技术科学”）这一概念，被普遍认为是“二战”后开始流行的、将科学与技术相联系的跨学科的视角。研究者试图通过这一概念表明一种普遍性认识：科学知识不是由社会编码和历史定位的，而且是由物质（非人类）维系的。[10] “例外主义”又称“例外论”，是一种对学术研究的看法，认为某个国家、地区、社会、民族、组织、社会运动或历史时期具备特殊的性质，以至于无法被一般性的理论或规则所解释。[11] 常态科学，亦译“常规科学”。指在一定范式支配之下的科学。其目标是科学知识的稳步扩大和日益精确化，而不是获得新颖的事实或理论。故其任务在于解决“疑点”而不是“难题”。该阶段的科学家在发现观察结果与范式不符或运用范式不能获得预期结果时，不会怀疑范式本身，而只是检验和审核自己的假说、设计、计算及仪器使用方面的疑点。（资料来源：金炳华，《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12] “小型科学”是以较小规模进行的科学，例如由个人、小团队或在社区项目中进行的科学，在规模上与大科学（big science）相对，详见本书第7章。[13] 香兰素，又名“香兰醛”，最初为天然香草的提取物，是一种调味品，从19 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人工合成法。1981年，安大略省的一家纸浆和造纸厂供应了世界上60%的合成香兰素市场。[14] 高空飞行研究计划（HARP），指19世纪60年代中期，加拿大人杰拉德·布尔在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上建立起的一个试验场，旨在设计一种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超级大炮。[15] 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Poets are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 of the world）是雪莱的《为诗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中其最著名和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16] 唯灵论，又称“灵性主义”，指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不依附于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特殊的无形实体的一种信仰文化，1840年至1920年，其追随人数在英语国家范围内达到顶峰。1880年后，由于该信仰文化出现涉嫌媒体欺诈的指控，非正式运动的可信度已经减弱，正式的唯灵论组织开始出现在英语国家。[17] 威尔弗里德·劳里埃（Wilfrid Laurier），加拿大总理（1896—1911年在任）。他是加拿大第一位法裔总理，并且是加拿大任期第四长的总理；任内发展工业，建造第二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开发西部地区，并建立独立的海军；同美国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对英国商品施行优惠关税政策，但加强了对英的政治独立性。曾派兵参加英布战争。[18] 鲁宾的花瓶，又称“鲁宾酒杯-人面图”或“花瓶与人脸交变图”。知觉的对象和背景可以互相转换的图形。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创造。常用来说明知觉的选择性。[19] “农达”是一种以草甘膦为原料的除草剂，20世纪70年代初由孟山都公司开发，而“抗农达”则是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种子品牌，该种子对“农达”除草剂具有耐药性。[20] 公众科学，又称公民科学，描述的是公众和职业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通常，公众科学指的是公众成员参与收集、分类、记录或分析科学数据的项目。[21]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班廷爵士（Sir Frederick Grant Banting，1891—1941年），加拿大生理学家、外科医师。与C. H. 贝斯特（C. H. Best）等一同从动物胰腺中提炼出可供临床应用的胰岛素，为糖尿病临床治疗做出贡献，因此获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学之光供稿授权！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 ”，即可查看本书的豆瓣主页！本号推荐书目的版权归相关出版社或出品方所有，书讯由本号整理首次发布，其他学术公众号转发请注明原出处本公众号名称！欢迎转发，点个 “ 赞 ” 和 “ 在看 ” 以示鼓励！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