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做得太好，也是烦恼

中国的计划执行以高度确定性闻名世界，在周密调研、长中短期计划的持续推进下，基本能在预定时间完成设定的目标，比如中国的年度增长目标、五年规划以及登月计划等等。

多数时候，担心的是进度赶不上计划，但有时候，进度比预期好太多，也是件麻烦事。

举个例子，对于三峡的正面价值，比如防汛抗旱、发电等担心由于大量泥沙淤积，可能将重蹈三门峡覆辙，毕竟长江泥沙含量虽然没有黄河那么恐怖，但也比较高，按照论证阶段估测，每隔几年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清淤，这就大大折损了三峡工程的正收益。

关于三峡工程的安全性不多说了，“炸毁大坝”的谬论和恐吓一直在流传，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考虑了，先不说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有胆子对中国腹地发动打击，就算用常规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攻击，坝体也不过是炸开一个几十米的口子，也就相当于打开几个关不上的闸门，相比汛期极为集中的大水，算不了什么，根本不会对下游造成太大的洪水威胁。

还是要庆幸，三峡移民工程开启的早，总共移民130万，其中16万左右外迁到东部十几个省市，110余万在重庆、湖北等本地安置，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级行动，整个工程从1993年持续到2008年，到2003年已经完成了64万人的安置，如果再晚几年就很难推动了，可以说抓住了一个极为宝贵、过时不候的窗口期。

看看现在的北京，论城市建设，要比南方的深圳等差很多，不是不想搞，而是根本搞不动，拆迁安置成本太高了，也就只能就地进行房屋维护、城市更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时机太重要了，过时不候。

就像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问题一直有，但有强大的政府信用支撑，尤其是过去高速增长，很多问题都被消化了，而现在必须改革，就是整体增长以及发展模式产生根本变化，问题越来越凸显。对于本次金融体系机构改革，将在几天后专门谈，在此只需要明白，任何机制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环境基础上。

移民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难题，核心是发展太快了。当年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16万东部移民是努力争取的结果，很多移民希望移居到东部沿海，但没想到的是，重庆发展太快了。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GDP从1997年的0.15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2.91万亿元，增长高达19倍。在全球最著名的城市评级机构GaWC的评级中，属于第二级的Beta级，可以理解为全球二线城市，与国内的天津、南京、杭州，国外的西雅图、费城、里约热内卢、卡萨布兰卡等同级，2022年10月入驻重庆的世界500强企业高达312家。

但没想到，当年外迁的面临融入本地难题，又看到重庆发展如此迅速，反而开始希望搬回重庆。当然，时代也变了，当年希望更多人迁出去，缓解财政压力，现在人成了最首要争取的，谁都希望人口越多越好。

时代变化太快，令人措手不及。

同样令人措手不及的还是三峡，正如前面所说，相比四个负面原因，最担心的还是泥沙淤积太多，导致用不了几年就会占据大量库存，严重影响三峡的使用。

然而，实际比原本预期的最理想状态还要好太多，现在不是担心淤积，而是忧心泥沙太少。

长江上中游泥沙减少的速度太快了，2003年大坝蓄水至135米，以2003年为界，长江泥沙含量锐减。比如上游和中游分界点的宜昌站2003-2013年年均输沙量比之前减少了90.4%，长江中游的武汉站减少了71.9%，长江下游最后一站的大通站也减少了66.5%。

三峡水库自蓄水以来，年均淤积泥沙不过1.1亿吨，仅为论证阶段推测的33%，而且下降速度极快。比如2003到2012年为1.92亿吨，而2013年到2017年入库泥沙平均仅为0.59亿吨，从2015年之后，每年入库泥沙基本稳定在0.6亿吨左右。

看起来这是好事，毕竟不用担心三峡工程会因为淤积陷入困境，但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问题，现在开始担心泥沙不够，想办法怎么搞到更多泥沙了。

大江大河的泥沙有利有弊，弊端在于因为淤积会导致洪涝灾害、改道，但利在于在出海口形成冲积平原，还能为江湖海带去大量丰富的营养。

拿数据说话，从4世纪到20世纪，长江携带的泥沙造陆超过7000平方公里，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河口冲击岛“崇明岛”，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造陆地也接近1000平方公里。

大量泥沙还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形成了长江口广袤的湿地，还为长江沿线带来了丰富的氮磷钾，形成了肥沃的中国三大平原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然而近些年泥沙含量锐减，不仅导致长江口填海造陆大大减缓，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被侵蚀情况，长江和沿路大湖营养物质也大大减少，危害生态系统。

更严重的是，还对中下游堤防造成新的危害。

正常情况下，河水泥沙不是越少越好，需要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这样河水冲刷带走泥沙的同时，也会有泥沙沉积填补，河道才能保持健康状态。

多了，少了都不行。

多了，如“悬河”黄河，因为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黄河下游有的地方河床甚至比堤外高10米；少了，水越来越清，河槽冲刷剧烈，河床越来越深，还导致河滩也开始被冲刷，导致崩岸险情越来越多，据统计仅2003年到2018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就发生了900余次崩岸，累计长度超过700公里。

以至于现在沿岸需要想办法填补泥沙缺口、加固大堤，上海每年仅填海造陆的泥沙缺口就超过1亿吨。

除了生态、安全、造陆等问题，建筑业也因为泥沙含量下降而极为困扰。

搞建筑是不能直接用海沙的，海沙含有大量氯离子，有很强的样化、腐蚀性，会严重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强度和使用寿命，比如1995年韩国首尔“三丰大厦”倒塌，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使用海沙导致钢筋被腐蚀。

因此，国家明确禁止海沙直接用于道路、桥梁、军民用住房和公共设施工程建设，必须经过复杂的净化处理才能使用，工艺复杂、成本颇高。

山沙表面粗糙、纯度不够，就连沙漠的沙子也不符合需要，迪拜位于沙漠但仍然要每年进口几亿吨沙子，最适合的仍然是河沙。

中国每年砂石需求量占世界的近一半，在200亿吨左右，河沙紧缺导致价格飙升，2018年前基本在10到15元亿吨，从2018年开始疯涨，到2022年高达一百多元一吨，在一些紧缺地区甚至涨到了300元左右。

建筑用砂紧缺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已经有国家永久禁止沙子出口。

为什么河沙涨价如此猛烈，这与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泥沙含量锐减有关，与粮食类似，一旦出现紧缺并不是说缺多少比例就涨多大比例，而是一定会涨到有人买不起。

2021年中国砂石产量为197亿吨，而需求量为198.9亿吨，缺口主要是建筑用砂，以至于近些年机制砂盛行，使用人工方式将岩石加工成不同大小的沙子，海沙也开始被利用，预计未来10年使用量超过15亿吨。

河沙缺口很大一块就在长江。

为了保护长江，国家在2001年颁布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从2002年开始对在长江采砂实行总量控制。根据公报统计，2011年至2015年5年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每年采砂总量控制在9720万吨，而随着长江含沙量锐减，到2016至2020年总量控制降低到8330万吨，2018年实际采砂才只有1301万吨，加上潘阳湖总计也才1779万吨，而当时洞庭湖禁止采砂。

之后由于建筑用砂价格暴涨，不仅允许加大采砂，还放开了洞庭湖，但即使如此，长江中下游干流加上潘阳、洞庭两湖，2019年也不过3500万吨左右，2020年也只有7313万吨。

真的没办法了，确实没沙子。

以至于现在开始往长江上游想办法，想要加强上游水库泥沙利用，而且就连航道疏浚产生的砂石也得利用起来，而在过去河道疏浚的砂石都是在指定水域直接抛弃，从试点以来，利用量直线上升。据长江航道局消息，2022年长江干线航道疏浚土综合利用量超过800万方，同比增长52%。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2022年黄河干流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而长江干流已经连续三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Ⅱ类水质意味着只需要经过常规净化处理就可以作为生活用水，可以作为鱼虾类产卵场使用。

全线达到Ⅱ类水质，难以想象。

这背后关键是中国生态绿化的速度远超最理想预期。

比如三峡库区，年平均植被覆盖度从1987年的58%大增到2021年的72.6%，森林覆盖率高达38%；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黄土高坡，现在想见到黄土可不容易了，小镇几年前去延安，到处郁郁葱葱，大树虽然仍然较少，但草地极为普遍。

还有北京，2016年雾霾仍极为严重，当时北京的天气几乎跟流浪地球里一样。小镇办公室、家里、父母家还专门买了工业净化器，噪声很大但效果极强，但买了还不到1年，突然就好转了，2022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近8成，一级优天数达138天，这背后同样是几乎“疯狂”的绿化投入，一个全球一线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4.8%，仅森林资源资产价值就超过9000亿元。

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省的付出，但也看得到国家为了生态付出了多少。

决策者又该如何对待专家意见?

迅猛的变化远超一切专家的预估，超过任何理性的推导。

当年担心淤积是符合逻辑的推断，只是现实发展不讲逻辑。

这也是为什么，在决策的时候，不能不听专家的话，但也不能全听专家的，毕竟专家更聚焦自己的领域，缺少全局、跨体系的思维，而人都是有局限性的，现实事物变化太快，所以才要求与时俱进。

决策者决策的时候，也必须有自己的思考，知识当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对专家的话要能听得懂，搞清楚有没有逻辑漏洞、判断的基础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化、是否有其他影响因素。

不听是刚愎自用，全听就会犹豫不决，这时候就考验决策水平了。

不要指望一劳永逸，旧问题消失了，必然会带来新问题，改革就是要务实，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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