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她者”：中国当代科幻中的性别问题
文 _ 周旦雪（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博士在读）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他者”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与指代主体性的“自我”相对的概念。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 ·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在1985年发表的Can the Subaltern Speak?（《底层人能说话吗？》）一文中指出，“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1]在这种语境下，底层女性受到男性中心话语的压迫，成为“他者”中的“她者”，女性被视为次级的男性。从历史、文学和宗教的角度来看，女性的“她者”身份由来已久——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圣经 · 创世记》中的夏娃以及《荷马史诗》中的海伦，在几乎所有社会形式中，女人都被视为“依附于男人存在的‘她者’，常常隐形不见”[2]。如果说“他者化”意味着被主流话语排斥，“她者化”则是被完全消声。The Rape of Helen, Tintoretto 1580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长久以来，科幻小说被视为一种男性主导的文类。美国学者布赖恩 · 阿特贝里（Brian Attebery）曾指出，在科学的宏大叙事中，知识、创新等被描绘为男性化的，“自然”这个被动的探索对象则被描述为女性化的。[3]当科学与男性化特征联系起来，科幻在诞生之初便被视为一种强化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在科幻作品中，女性往往以一种“弱势化”或者“类型化”的她者化形象——女神、怪物、受害者——出现。科幻的现代源头公认为是玛丽 · 雪莱于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展现了18世纪到19世纪处于男权世界边缘的女性的生存状况，表达了对科技发展的资产阶级盛世中女性生存空间被压缩的担忧和愤怒。科幻小说的背景通常基于技术发展而建立的虚构社会，因而提供了批判男性技术统治的空间。澳大利亚学者海伦 · 梅里克（Helen Merrick）认为，科幻小说在探索社会文化对性别的理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性别所代表的问题空间对科幻小说的创作尤为重要。[4]本文试图就以下问题做出探讨：中国当代科幻叙事中的性别叙事和女性形象是否挑战了男性中心？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创造新的性别逻辑？关于技术的想象对重塑性别关系有什么作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否摆脱了被他者化和她者化的命运？女性科幻作家的书写又折射出什么独特的力量，给科幻带来什么独特的内容？耶鲁大学的石静远教授在小说集《春天来临的方式》的《代后记：性别构建与中国科幻的未来》中写道，“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催生了诸多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其棘手程度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文学类别”，女性作家“力图通过科幻与奇幻小说营造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囊括所有被边缘化的性别群体”。[5]吴岩教授在《科幻文学论纲》中把科幻作家分为女性、大男孩、社会边缘人以及现代化的落伍者，并指出“科幻文学是科技时代或现代社会中边缘人的呐喊”。[6]根据作家的性别划分出“女性作家簇”和“大男孩作家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女性在科幻中的地位的肯定。The Way Spring Arrives and Other Stories
Yu Chen, Regina Kanyu Wang
Tordotcom, 2022
优秀的女性科幻作家群体并未缺席中国科幻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点缀。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新浪潮”[7]发端起，赵海虹和凌晨就开始发表作品。21世纪最初的10年，“80后”女性科幻作家开始创作，代表人物有迟卉、程靖波、夏笳、郝景芳等。最近几年，又有更年轻的优秀女性作家加入了创作的行列，如王侃瑜、王诺诺、双翅目、慕明、顾适、吴霜、修新羽、范轶伦、糖匪等。近两年有三本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集问世—《她科幻》《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春天来临的方式》。吴岩教授指出，“女性是科幻小说中真正‘他者’的创造者”，这些他者不单单指弗兰肯斯坦一类的虚构生物，也指“异类、怪人、赛博格”。[8]与前文提到的普通文学以及文化研究中的他者不同，这种新他者包含足够的“反抗、建构”含义，动摇了权力与身份认同的话语体系。通过书写这些新他者，女性作家构建了自身的话语空间，其中包含她们的各种担忧、烦恼和期望。唐娜 · 哈拉维在其开创性的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中提出，赛博格反映了后现代世界的多元性，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打破二元对立，超越主流叙事，重塑了高科技背景下社会关系里的性别。在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各种形式的赛博格在不同程度上解构了由父权主导的传统社会性别秩序，改变了强弱关系，并展现了“后性别世界”[9]的可能性。除了女性科幻作家，男性科幻作家也通过塑造赛博格的文学形象挑战了性别关系。陈楸帆在《荒潮》中塑造了女主角——底层女性小米，以及被病毒感染后的小米赛博格——“小米1”。小米是外来打工者、被异化的“垃圾人”、“各种男性主体身份建构中的他者”。[10]柔弱的小米承袭着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善良，是邪恶的“小米1”的客体和镜像。她在变为“小米1”后带领“垃圾人”反抗，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这种反抗是以小米的逻辑思维、情感处理以及记忆能力的退化为代价的。虽然以女性的正面形象为主角挑战了传统科幻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但女主人公仍是在男性角色（陈开宗和宗族老大）的帮助下实现的成长。底层女性的苦难仅被视为对社会问题的再现和反思，最终没能超越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摆脱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在新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有的科幻作家则围绕性和权力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韩松《美女狩猎指南》的构思来自《侏罗纪公园》，讲述了在高度发达的生物技术背景下，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人造美女（克隆人）被投放到一个孤岛上，以供男性顾客上岛“狩猎”。这些美女实际上都是“恐龙构造的赛博格，是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的统一”。[11]故事中的女性形象以群像的形式出现，有的仇视男性，有的任由男性摆布。她们反抗男性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不惜与男性同归于尽，有的以戏弄男性为乐。小说中的性别叙事解构了男性霸权主义，故事中的这些美女不只是男性的“消费品”和附庸，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反抗意识。弗吉尼亚 · 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了双性同体的女性观。“他者双性同体”（the other bisexuality）是埃莱娜 · 西苏（Hélène Cixous）性别差异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很多作家将此概念运用到科幻小说的情节和设定中，来更加公平地分配性别权力关系。比如厄休拉 · 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黑暗的左手》中塑造了“冬星”上“雌雄同体”的双性人。在这个星球上，人们的地位和职责与其性别无关，大家共享特权和同等的机会。中国男性科幻作家们也做了一系列模糊性别的尝试。陈楸帆在《G代表女神》中塑造了一个有先天生殖器官缺陷的女性形象——G女士，她的性与人类繁殖意义上的性是分离的。在小说的最后，G女士遇到了同样有先天生殖器官缺陷的F先生，“G女士看着他，像是看着被闪电劈开的另一半自己”[12]。王威廉在《城市海蜇》中讲述了“她”即“他”的故事：张锋在女友文樱病逝后用她的身份继续生活。王威廉把张锋和文樱比喻为海蜇：“海蜇有雌雄，可以结合后用受精卵繁殖，但神奇的是，它们可以脱离异性，自我繁殖。”[13]这些想象并非单纯属于生物学范畴，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以及哲学内涵。这些作品都试图去瓦解、颠覆父权制和科技中心。正如澳大利亚作家贾斯汀 · 拉巴莱斯蒂（Justine Larbalestier）在专著The Battle of the Sexes in Science Fiction（《科幻中的性别战争》）中论述的，性别战争是为了颠覆传统的性别二元对立。科幻小说中的“人”不再仅局限于身心二元、性别二元、有机体与机器的简单对立，而是一种对流动性、组合式的可能性模式的尝试。打破二象性的思维范畴不仅可能带来性别的平等，而且从根本意义上动摇了多种权力关系，不再有强势和弱势、主动和被动、“他者”和“我者”之分。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曾罗列进入21世纪后中国科幻的核心母题，包括“宇宙裂变、星际战争、后人类、赛博格，还有种种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兴亡传奇”。[14]这些分类对情感的忽略暗指主流科幻应是硬科幻，要以科幻点子为中心。吴岩教授则指出：“科幻不一定是张扬理性的，反而可能是张扬感性的。它是对知识积累过快的世界的感觉与担忧, 它是对权力富集于男性、男人生活态度的审慎观察和反抗性建构。”[15]相较男性科幻作家对技术的关注，女性作家运用细腻的笔触反思和批判女性在两性社会中的地位。陈楸帆曾指出，中国女性科幻作品有“去性/性别化”的倾向。科幻作家凌晨认为，女性科幻作家“解构了女性自身，将‘双性化’的气质发挥到淋漓尽致”，她们的创作“既不乏女性的细腻柔情，又富有男性的大气理性”，“既不排除两性写作的差别，也不抹杀科幻写作的同一性，作品呈现出非对立的、多元的以及包容的特质”。[16]许多作家以婚恋、生育等为切入点，在展现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的同时，也对科技、社会、人性等进行了反思。随着技术的发展，生育和性逐渐分离，女性有了夺回自己身体控制权的可能。在赵海虹的《宝贝宝贝我爱你》的情节设定中，女性可以借助机械子宫在体外孕育，从而避免生育对工作和体型造成影响，女性似乎掌握了生育的自主权。但故事中丈夫小胡想借开发亲子游戏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骗诱妻子蓝子生子，从而通过仿制孩子开发出虚拟智能机器人——宝宝。借此，作者质疑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强调了母职的不可替代性，而故事中的小胡也意识到自己制造的宝宝是有缺陷的、不真实的，自己“并不能与真正的母亲相提并论”。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解放，夫妻双方的不平等关系被揭示，蓝子被客体化为纯粹的生育工具，可故事中的小胡也并非掌握生育自主权的人，是公司对产品开发的需求、小胡对升职加薪的渴望驱使他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女性的生育困境，也描绘了男性在职场中的压力。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不论男女都是“他者”。在一些科幻作家的笔下，生育的主体有了新的可能性，跨性别的生育被讲述。修新羽在《陌生的女孩》中细致书写了孕育孩子的身体变化和心理感受：由于对他人的基因过敏，人们只能生产和自身基因一致的后代，“如果我们想要孩子，只能生下我们自己，男生男，女生女”，[17]蚁群般分工明确的新式家族因此产生了。主人公“我”是母亲违法自然受孕生下的拥有独特基因的女孩。“我”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对自我存在进行了追问。大同世界似乎只是一个假象，虽然消解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但仍然存在“同类”与“异类”之分。作为不同于他人的存在，“我”从小被称为“杂种”，受到不公对待。小说中生育方式的改变引发了与法律、伦理道德、权力结构等相关的种种变化和问题。这并非一个简单讲述性别关系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复杂人性的、很难以非科幻形式呈现的故事。当然，并非所有对生育的想象都与技术的发展相关。迟卉在《虫巢》中想象了坦塔图拉星上独特的生育方式以及全新的爱情和家庭观念：在这个文明中，女人通过胎生的方式出生，男人则需要被种植出来。女孩在得到男孩果实后把他种到地里，浇灌并长成男孩树，慢慢地男孩树醒来，皮肤上的木质纹路淡化，开始脱离土地行走。女人在男人成熟的过程中教育他，最终男人和浇灌他的女人结合，女人怀孕之后生下他们的女儿，男人则重新变回一棵树，结出男孩果实，等待新的女孩来采摘。由此，一种异化的新物种生殖方式产生了，它扭转了性别关系、打破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定义，使人们可以反观社会现实中的问题。Head by Head, Edvard Munch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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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通过科幻提供的变形空间，想象了生育方式的改变如何导致性别和家庭概念的颠覆。性别议题不只关乎女性的困境，也关乎所有的性别群体。在这些科幻作家的书写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性别角色转换，女性不再只是男性的另一个版本，而是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打开了一种新的经验的可能性。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性别是混杂、多义的，人物形象往往代表某一类群体。本文指出“他者”和“她者”并非对立性别，所提及科幻作品中的“他者”和“她者”也并非以性别为本的群体。通过关注科幻中的女性和女性的科幻，梳理其中的人物群像和性别形象，可以发掘出隐藏在科幻这一文类中的人文关怀。借用科幻小说中极端的社会设定，这些作品讨论了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的偏见与不平等。性别与科幻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问题，对该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对各种更广泛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