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弛｜历史、区域与殖民：近代园林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文 _ 张亦弛（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学系博士后）
近代园林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这主要源自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重大转型：一方面，随着清廷没落，传统园林的大规模兴建活动逐渐停滞，造成近代园林“较之中国的传统园林，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中国园林全盛时期的艺术高度”[1]；另一方面，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园林带来新的生机，无论是园林理念的引入，还是园林技术的传播，都促使近代园林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一种与中国传统园林具有一定差异的景观形式。如何走出传统园林研究的窠臼，从近代园林特性出发进行考察，正成为进一步理解近代园林的关键所在。本文尝试从历史研究、区域研究和殖民研究三方面出发，试为近代园林研究提供方法与视角。
中国近代园林史
朱钧珍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历史研究
近代园林建设的时代背景促使历史研究成为考察这些特殊景观的重要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微观史和新文化史两种史学方法。
微观史学主要指“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2]这一领域于20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崭露头角，并在80年代后开始在欧美各国开花结果，先后演绎出法国的“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美国的微观史等学派。
与之相仿，新文化史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此后20年间快速拓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一些学者试图借助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历史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催生了这一研究方法。
近年来对于“空间”的关注促使历史学者将这些视角引入城市空间来探讨城市景观。诚如法国城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那样，空间不是被动的容器，而是一种社会产物。[3]一些学者开始将城市景观视为社会生产的产物，考察其内的社会生活，进而揭示深层的社会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王笛对19世纪、20世纪之交成都街道转变的研究。在该研究中，王笛考察了城墙、街道、店铺、茶馆等一系列城市景观，通过检视其内城市平民与社会空间的关系，揭示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间的相互作用。[4]一些学者则进一步将视角从广义的城市景观缩小到狭义的园林。比如，史明正和高磊分别考察了北京传统园林从皇家花园向公园转变的历史进程，探讨市政机构和地方士绅等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传统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变迁。[5, 6]
街头文化
王笛
商务印书馆, 2013
我们亦可尝试从这两个视角出发，审视中国近代园林。以上海近代公园为例，很多公园内的洗手间、直饮水等卫生设施都修筑于20世纪初期，这实际上与19世纪末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次鼠疫于1894年2月在广州暴发，造成数万人死亡，随后蔓延至世界各地。由于上海和广州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上海市政当局开始关注公众健康，并致力于通过改善城市环境来提升公共健康意识。19世纪的上海依然普遍采用传统的方式处理排泄物，这也致使市内环境污秽不堪，为此，市政当局开始在公园内修筑基础设施，比如分别于1895年和1898年在外滩公园和公共娱乐场修建了卫生间。此外，市政当局还开始在这些公园内推行直饮水，并先后于1895年和1912在外滩公园和昆山公园建造了饮水器。通过上海近代公园的卫生设施建设的历史可以管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影响，以及20世纪初公众健康观念的转变。
区域研究
在历史研究之外，区域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超越园林本身考察近代园林的视角。借由这一视角，观察对象不再局限于园林内部，而是可以将近代园林视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断面来进行考察。
区域研究中最为著名的模式当属“冲击-回应”模式。该模式最早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用以阐释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凝滞不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而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诸国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开始打破束缚，向近代社会发生转变。但80年代后，美国学界逐渐对该模式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费正清的弟子保罗·柯文（Paul A. Cohen）。柯文认为，“冲击-回应”模式过于以西方中心为出发点看待中国，对中国内部关注不足。为此，他提出“中国中心观”，即“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7]
在中国发现历史
柯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区域研究中的这些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理解近代园林的新钥匙，比如对镇江伯先公园设计的解读。位于镇江市云台山的伯先公园原名赵声公园，是为纪念民主革命先烈赵声（号伯先）而设的纪念性公园，由著名园林专家陈植设计，于1931年建成。公园依山而建，正门处设有一排台阶和一个树阵广场，在树阵尽头与正门相对处有一座赵声烈士铜像，形成极具仪式感的规则式中轴对称空间。在铜像后，则采用中国传统园林中挖湖堆山的技法，运用自然式布局，依随地势起伏，修筑“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林泉。在“冲击-回应”模式的视角下，这些园林布局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展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作为一座纪念性园林，该园并没有采用建立传统祠堂的方式来纪念烈士，这本身就反映了一定的域外影响。诚如陈植教授在该公园的设计说明书中指出的那样，根据美国城市的公园布局，“每市民二百人，公园面积，至低限度，当有一英亩，然后市民可充分利用”，但“镇江市民，几数十万，而仅有兹百亩之新建公园”。因此，他希望可以借修筑该公园的契机，达到提升整体城市景观的效果；[8]此外，规则式布局方式也是当时欧美纪念性公园采用的主要布局方式，但在运用时，陈教授没有简单地接受，而是注意到“各国庭院，最近趋势，建筑式庭院（规则式布局），已成‘明日黄花’渐归淘汰”。[9]于是，他强调“一切建筑物，当注意与公园环境之调和”，园内“除花坛外，其一切布置，应趋自然式，而避建筑式”。由此可见，以陈植教授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选择性地吸取西方经验，并与本土情况相结合的。
陈植造园文集
陈植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8
此外，区域研究中的“超越上海”和“互通”等视角也为我们进一步检视近代园林提供了有益的出发点。上海研究一直是区域研究的核心议题，甚至形成了以这座城市命名的学科，即“上海学”。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上海是一把“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为“过去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缩影”。[10]然而，2000年后，以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了“超越上海”的观点。他们认为，上海并不能代表近代中国所有城市的经验，因为各个城市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模式。在注重差异性的同时，“互通”提供了考察关联性的视角。这一源自人文地理的视角强调地理中的万事万物并非独立存在的，任何场所及其内的人或物都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场所存在着关联，而这些关联对于场所特征及其改变都有着重大影响。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Rhoads Mur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这些视角对于考察中国近代经营性私园具有重要意义。经营性私园主要指由私人所有，但对公众开放的经营性园林。作为一种迥异于城市公园和私家庭院的景观形式，这类园林曾广泛出现于近代中国的主要城市，例如上海的张园、徐园，天津的大罗天、露香园等。且这一景观并非我国独有，伦敦的佛贺花园及哥本哈根的趣伏里公园等都是经营性私园。“互通”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园林展现出的独特的国际共性。上述经营性私园的出现与“公共”思想的萌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规划建设方面，其均采用当时流行的景观风格作为主体，并在园内设置各类具有异域风情的建筑设施，如上海西园内的欧式印泉楼和伦敦拉尼拉花园内的中国房子等，从而构成混合的景观；在经营方面，这些园林普遍收取门票，并在园内引入各类经营模式和娱乐活动，借此盈利。而细化到近代中国的语境下，诸如上海和天津的经营性园林虽然都作为休憩娱乐的场所，但相较而言，上海的经营性私园较为着意于园林建设，旨在通过建造具有文人风格的林泉吸引游客；天津的经营性私园则更注重园内文化活动组织，经常通过在园内组织如京剧、曲艺、大鼓、时调等文化娱乐活动来扩大声名。这虽然与津沪两地的园林传统和民间文化多有关联，但于此也可见近代中国各地园林的多样性。
殖民研究
此外，殖民研究也可以为中国近代园林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这集中体现在殖民现代性和移居殖民两方面。殖民现代性由美国历史学家白露（Tani E. Barlow）于1993年首次提出，旨在阐释东亚各国殖民时期现代性的建构和发展。这一视角认为东亚现代性中的特征并不是对其他国家现代性的简单复制，而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现代性话语的重新编码。[11]移居殖民则是殖民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指移居者利用侵入的方式取代本土居民形成移居社会，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出独特的身份和主权。这种现象曾广泛存在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并由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正式理论提出。
在众多从殖民视角出发探讨园林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植物园研究。由于殖民扩张扩充了欧洲殖民者对于植物种质资源的认识，一系列植物园在殖民地和宗主国应运而生，并将殖民痕迹烙印于园林设计上。例如，美国圣路易斯的密苏里植物园就以大洲为基础分类展示植物，游人在数步辗转间就可观赏全球各地的不同物种，呼应无远弗届的帝国情怀。学者亦尝试运用殖民方法对植物园进行考察，比如金晶和（Jung-Hwa Kim）等考察了韩国首尔的昌庆苑植物园如何在日治时期成为规训居民的工具，[12]吉恩（Franklin Ginn）检视了19世纪的新西兰基督城植物园是如何作为殖民场地的同时又成为各方博弈的场所的，[13]巴布尔（Zaheer Baber）则探讨了植物园内殖民权力与相关植物科学知识间的关联。[14]此外，一些学者还运用殖民视角考察园林背后反映的现代化历程。比如，博兹多安（Sibel Bozdoğan）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安卡拉的公园建设。[15]她发现安卡拉当局受到该时期德国、意大利所营造的“年轻和健康就是现代共和国文化”氛围的影响，在市内大量修筑公园、运动场和公共活动设施，以图打破土耳其“欧洲病夫”的刻板印象，建立现代国家的身份认同。与之相仿，坂井文（Aya Sakai）则分析了位于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内的横滨公园的建设，进而揭示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如何将城市公园引入其城市和社会之中。[16]
Modernism and Nation Building
Sibel Bozdoğ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中国并没有经历典型的移居殖民，但是殖民研究视角却有助于进一步考察以天津维多利亚公园为代表的近代园林。天津维多利亚公园，即今解放北园，原为一块荒地。1887年，天津的英国侨民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决定在此建立一座公园，并命名为维多利亚公园，以为纪念。通过移居殖民的视角，这座公园反映了英国侨民是如何借助公园打造一个“白人”的殖民空间的。比如，该园在建园之初本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英国侨民却意图将华人排除在公园的日常使用之外：他们在19世纪末利用报纸散布关于华人在园内的“不堪”行为的言论，从而制造舆论，迫使市政当局颁布法令限定华人入园。此外，借由殖民现代性的视角，也可以检视现代化与殖民化是如何并行，并在维多利亚公园营造出混杂的景观的。比如该园主要采用具有典型英国园林特征的草坪构筑全园主体，并在园林中心处设置了一座在18世纪英国花园中非常流行的音乐台，四条具有法国规则式园林特征的放射性道路将公园四角与中心音乐台相连。但是，这座音乐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六角攒尖亭样式，园内的植物也均以天津本土植物为主。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背景下的现代性与殖民性相互勾连，并通过园林展现在众人面前，在发展现代城市的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特殊社会背景下欧美侨民与本地居民的关系。
1909年的天津维多利亚公园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历史研究、区域研究与殖民研究三个视角与方法虽然彼此有重叠和交汇，但都是从近代园林的某一特征出发向其他领域延展，再借由其他领域回视园林，由此产生新的发现和见解。然而，如何引入这些视角以推动近代园林研究走出传统框架，并从园林出发推进历史、区域与殖民研究的发展，也成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园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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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6期）
《信睿周报》第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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