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 刘宇佳｜设计何以促进社会变革？社会设计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文 _ 张黎 刘宇佳（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概念，其内核实际上是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内涵之一。我们很难找到所谓反社会、超社会、不社会或者去社会的设计。早在19世纪，在“工业设计之父”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所主导的“工艺美术运动”中，即有对“设计应该为人民服务”“设计作用于社会改造”等蕴含着突出的“社会设计”内涵的思想表达。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设计教育家、批评家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的三部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为人的尺度设计》（Design for Human Scale）、《绿色律令：设计与建筑中的生态学和伦理学》——颇有先见之明地强调了设计的当务之急是“社会转向”，呼吁设计师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设计技能以推动切实有效的社会变革，为美好生活服务，而非继续作为消费主义的“同谋”而存在。在过去的50年间，“社会设计”在学界、企业、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等领域逐渐成为热词，然而这一术语到底意指为何呢？
何为“社会设计”？
社会设计由“社会”和“设计”两个有着复杂含义的概念构成，因此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更加模糊。这也是为什么学界内外对于社会设计的学科合法性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和质疑，虽然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社会”可以作为名词或形容词，“设计”则可以作为名词或动词。不同的组合方式也会形成不同释义，包括“在社会中（的）设计”（Design in Society）、“为社会（的）设计”（Design for Society）、“与社会一起（的）设计”（Design with Society）、“社会（的/化/性）设计”、“社交设计”等。
诚然，如前所述，设计本身就是社会的，具体展开有如下几层基本内涵。第一，设计本身及其产物都必然具有社会影响，涉及的材料、工艺、结构、形态、生产方式等也都是社会的产物，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本文所谈的社会设计更多地聚焦于产品被生产出来后所进入的大众消费与日常使用等环节，以及设计之物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文化意义。第二，设计是撬动社会文化创新的杠杆。社会设计的商业运作和产业融合是实现社会文化创新的必经之路。共享单车便是融合了商业、社会与文化创新的社会设计案例之一。第三，设计意味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共同决策。以2016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智利设计师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获奖作品《半间房子》（Half a Good House）（图1）为例。在政府资金有限、居民对生活方式的重大调整不满的双重压力下，阿拉维纳给出了与建设高层单体建筑不同的方案，即改建经费与设计介入由政府和居民各担一半：房子只建一半，另一半空出来，由居民自己决定怎么建，协调了政府经费不足与居民不愿意住“鸽子笼”的诉求。综上，可以说社会设计意味着强调“设计（的核心价值）是社会性的”。
图1 阿拉维纳的作品《半间房子》。左图和右图分别为由公共资金资助和居民建成的“半间房子”。照片由Cristobal Palma拍摄
作为一个具体领域的社会设计又是什么？维基百科上对社会设计的定义是：“社会设计运用设计方法来解决复杂的人类问题，并把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在中译本即出的《社会设计读本》（Social Design Reader）中，对社会设计有如下界定：“‘社会设计’一词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对社会世界的设计。该定义暗示了对人造现实世界的关注，因此只能由人类去改变，并且一直被人类改变。在这种视角下，‘社会设计’不可避免，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社会现实是我们所有个体行为的总和。”[1]
一份2014年发布的学术报告《社会设计的未来》（Social Design Futures: HEI Research and the AHRC）则将社会设计分为三类：社会创业、社会责任设计、设计行动主义（design activism）。当侧重“社会”时，社会设计强调将社会作为服务对象、实践情景、参与方式与价值取向，设计所解决的问题从纯粹的商业议程转移到了更复杂的人类问题；而当契合“设计”的实践属性时，社会设计则旨在强调设计如何促进社会变革，或设计何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这一点与由笔者引介到国内的“思辨设计”（speculative design）的核心伦理立意不谋而合（参见：《思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思辨设计是一种批判、推测与反思新兴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设计观念与实践，以社会为导向，旨在发现问题并启发思考与论辩——这也是社会设计的突出特征之一，即比起解决问题，更强调对“这个”而非“那个”问题的探究。
今天，社会设计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方向，其理论和方法还不甚清晰，未成范式。从强调社会、人和物的视角出发，其可能的子领域学科集群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强调对社会的关注与介入，例如社会责任设计、社会响应设计（socially responsive design）和转型设计（transition design）等；第二类强调人本价值，例如设计行动主义、设计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设计等；第三类则擅长“以物为媒”，建立人与社会的多元关系，例如思辨设计、对抗性设计和话语性设计（discursive design）等。
实际上，上述不论哪一种分类都在强调设计（之物）对社会整体的道德引导与伦理落地。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执着于以设计来改造、修复社会呢？原因之一，是我们业已处于以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为主导的社会进化阶段，进入了由技术统治的技术社会（technosociety），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交互关系被重新“集置”于新兴技术的逻辑之中。
下文将聚焦技术社会语境，以社会设计的两个分支——女性主义设计和话语性设计——为例，以期以微知著，呈现笔者对“设计何以促进社会变革”这一宏大议题的思考。
为所有人的女性主义设计
女性主义设计重点关注那些尚未被很好地关照到的边缘人群，及那些人群所遭遇的、被主流知识共同体所忽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设计不是“仅为女性的设计”，女性只是所有边缘弱势人群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社会性立意与英国设计理论学者索普（Ann Thorpe）在2008年提出的“设计行动主义”十分接近，这一理念关注受气候、战争等自然或社会问题迫害的人群，每一次设计行动都以具体任务为导向，有着明确的工作意图，其关键在于以设计去整合具有颠覆性美学的视觉实践与微观政治之间的融合关系。
诚然，父权制社会的商业设计，无论其表面的功能设定还是隐含的内在价值，甚至其使用方式，都主要面向、迎合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群的需求、取向与习惯。比如医生的工作服与常用工具，即使是最小的尺码可能仍不适合身材娇小的女性医生，这大概是因为在医生、建筑师、律师、金融等行业中，男性依然是主力。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就有过关于经期女性医生如何处理厚重的防护服穿脱及其卫生安全问题的讨论。当然，上述问题也并非女性主义设计关心的核心，女性主义设计在严格意义上的定义更接近于“通过设计的女性主义”（feminism through design），即设计作为媒介，尤其是以一种善用“物”为媒介的实践方式去干预、挑战、改变、激活人们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弱势边缘人群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关注与参与。
女性主义设计除批判主流文化中贬低女性的因素，暴露主流文化对女性的贬低与排挤，还基于关注、关怀和勇气的开放性意图，认可女性个体经验的价值，借助视觉叙事将之在社会话语与公共事务中公开，鼓励释放女性文化的力量与特质，为共同的女性经验提供理解与认可，进而更新社会对女性境况的解读和时代对女性价值的表征。
女性主义认识论是女性主义设计重要的智识来源之一，强调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自发性、即兴性。此外，被传统认识论所忽视、质疑的身体经验与身份体验等都是女性主义设计的重要资源，以生殖、生理、生育、养育等女性个体的身体经验为意图和话语的设计作品近年来显著增多。身体的样貌代表的是身份的叙事，会影响经济、观念、价值、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阶层诸多个体的社会信息。
以2010年尾崎优美（更广为人知的是其艺名Sputniko!）的硕士毕业设计作品《月经机器》为例，它呈现了在能以外部技术干预甚至取消女性月经经验的未来，女性可能会失去月经这一重要的身体体验，这种体验的丧失必然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困惑。该设备可以帮助未来被动失去月经的女性重温月经的诸种感受，比如腹部胀痛、腰酸、不间断地出血等，将女性这一典型的私人经验置于公开话语空间。
另外一个案例是日裔艺术家长谷川爱（Ai Hasegawa）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两件作品：《我想生一条鲨鱼》与《我想生一条海豚》。基于自己意外怀孕的经历，她反思并意识到人类女性身体具有孕育（非人类）生命的跨物种价值。如果人类女性没有做好成为一位母亲的准备，她是否可以将身体让渡出来，帮助其他物种的延续呢？基于知识建构论的具身性理论，女“身”可能更容易生动阐释人“心”。所谓“感同身受”，准确说来应该是“身”同才能“感”同，这也是女性主义设计的主流策略之一。
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地位及其私人身体经验可作为分析和批判主流知识的另类视角与起点。超越狭义的女性议题，当代女性主义设计实际上更关注社会权力关系中隐秘复杂的不公正机制，为边缘人群提供一种理解霸权的有效工具。比如，女性主义设计通过从“剩余物”（remainder）出发的另类视角，试图在人与物之间建立强调关怀与责任的新关联，制造与世界互动的新方式，接受并引入各种对话形式，并努力改变主流文化的固定样貌。
除了性别问题，女性主义设计还涉及种族、阶级、年龄、经济、能力等问题，以及人与生态自然、人与物之间的包容和修复力。女性主义设计也代表了一种追求差异性平等与多元的价值观，强调个体的赋能与群体的合作，其底色是质疑与批判，尤其是对强权、二元论、效率至上、结果导向等传统社会价值的反抗与更新。正如设计史学者巴克利（Cheryl Buckley）所提，女性主义方法既不是次要问题，也不是新颖的历史视角，而是当代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换言之，女性主义设计也应该是社会设计的重要维度之一。
以物为媒的话语性设计
话语性设计由美国设计理论学者撒普夫妇（Bruce Tharp & Stephanie Tharp）在其著作《话语性设计：批判、思辨与替代之物》（Discursive Design: Critical, Speculative, and Alternative Things，由笔者翻译的简体中文译本即出）中提出。从“以物为媒”的角度来看，话语性设计可以作为总领的“属”的概念，涵盖女性主义设计、思辨设计、批判性设计等新兴设计实践。作为“通过设计的话语”，话语性设计强调物作为引发意义的触媒，尤其关注技术问题，以基于反思的论辩作为意义构建与参与的方式，进而促发社会行动。不同于资本逻辑下的商品物，话语性设计里的“物”是一种“有益于思考的”（good for thinking）观念、意图和意义的物质性媒介。
话语性设计由“话语”和“设计”两个概念组成。从词源来看，其拉丁词根dis-和-currere的原意是“来回地奔跑”，即话语的历史本身就表征着言说者和受话人双方的主体间性。基于对世界现实的社会构建性的相信，话语驱动着社会现实、社会关系和自我身份的构建：世界现实是由话语构建起来的，同时可以利用话语去重新构建另一种社会现实。作为一种构建性实践，话语不再是简单的符号系统，更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在双方主体之间进行的互动。这便要求话语能够被接收、认知、讨论、反馈，同时能够影响话语的接受者。反观设计亦然，设计是设计师与用户之间的一种互动行为，互动的中介是“设计之物”，传递的是设计师的设计意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设计活动也是一种话语行为。话语性设计正是将设计和话语联通起来的一种实践。
话语性设计采纳了人类学对于人作为“活生生的社会存在”的关注以及对“非常规价值”的包容，即设计师要在社会整体的系统观念中理解用户及其需求，也邀请用户以超越传统人造物的基本形式和实用性的视角去理解物。其作为一种关注物的智识影响与启蒙价值的设计类别，主张“设计可以有益于思考”（而不仅仅是“有益于衣食住行用”的物质需求）。话语性设计往往出于超越实用与传统功能主义的设计意图，其叙事语言和思维范式与商业设计不同，超越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理念及物的基本形式和实用性，关注产品对观众智识的影响力，以提出问题的方式促进反思，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图2中的设计就试图诘问：当今数字技术和市场力量到底以哪种隐形的方式影响着城市公民？
图2 思辨设计案例“联合微型王国”(United Micro Kingdoms)，图片转引自：雷比. 思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M]，张黎，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
图3中的作品则关注个体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掌握权威监测数据。
图3 对抗性设计案例“野性机器狗”(Feral Robotic Dogs)，图片转引自：迪赛欧. 对抗性设计[M]. 张黎，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图4、图5中的设计分别试图反思：机器的设计原则一定要以人为中心吗？超生产力文化是否与人类的心理和大脑相适应？
图4（左） 物导向设计案例“布兰迪”(Blendie)，图片转引自：张黎. 人类世的设计理想与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与物导向设计[J]. 装饰，2021(1).
图5（右） 话语性设计案例“单任务手机壳”(MONOCovers)，图片转引自：张黎. 话语如何设计：另类之物与沟通伦理[J]. 艺术设计研究，2021(5).
诸如此类的设计有可能对个人行为、公众辩论、专业实践、制度政策制定及新知识生产等产生积极影响，并成为引发社会文化转型的燎原之火。[2]基于人类学与物质文化、社会学与非物质设计的基本立场，话语性设计将设计作为引发凝视与反思的事件，通过公众的积极参与与讨论形成对话与讨论，逐渐构建起关于某一社会、技术、文化等议题的公共话语。
未来社会设计的局部可能
综上，社会设计并不是一种具有独特设计方法、明确设计对象以及固定设计领域的设计类型，实际上它更适合作为一种锚定设计重点或理解设计意义的认知方式。前文尽力描摹了社会设计的历史与其模糊的当代形态，以下将草拟一些未来社会设计可能的工作重点。
物导向生态观。将社会设计的“社会”从人类的小社会拓展到人与非人的大社会，借用基于物导向本体论的物导向设计，对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本体论进行微调。当我们反思技术时代的社会文化创伤的深层原因时，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人类世的一种必然结果。[3]从人的视角出发应对人为问题，难免加剧以人类作为唯一中心的价值观。倡导物导向生态观，将人与非人视为“物”这一新的共同体，也许是未来社会设计要努力实现的一种新的伦理可能。
敞开学科自身。未来的社会设计不会局限在社会学与设计学的交叉融合之中，毕竟这两个学科领域也在不断地反思与更新，不再依赖或强调以设计为本的思路，而是以真实的问题与需求为导向，以伦理为主旨，尽力实现以多元、自治、兼容等态度为基本立场的设计创造。
多元主义。在处理文化问题时，需要区分不同的价值，并对边缘的、小众的、少数的价值保持尊重与敏感。按照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不存在让所有主体都满意的社会决策。因此，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如何识别不同主体的差异化价值。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设计，能够真正地尊重并包容多元价值是关键之举。
无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免黜，还是对另类路径的探寻，抑或对多元价值的尊重，最终都指向了人类对自我的反问和反思。旨在促进社会改革的设计，更多偏向社会语境，并不意味着去制造一种具有普遍性、通用性的物理实践装置，而是作为一场以启蒙与明智为目标的社会实验，以物为媒，激发不同群体的自我反思与共同沟通，从而形成某种话语，乃至开启某些行动，这才是我们以为的社会设计的重要潜能所在。
[1] 作为"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的最新译著(2024年即出),《社会设计读本》以社会设计作为主题,收录了多篇有代表性的论文。
[2] THARP B, THARP S. Discursive Design: Critical, Speculative, and Alternative Thing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9: 7.
[3] "人类世"是对一种地质纪元的指称,在这个阶段,人类及其活动给地球的地质和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其形成原因主要来自长期以来作为支配性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可参见:张黎. 人类世的设计理想与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与物导向设计[J]. 装饰, 2021(01): 27-31。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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