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两位作家荣获第四届“延安文学奖”特别奖
日前，第四届陕西“延安文学奖”揭晓，贵州作家王剑平、孔海蓉凭借《“三线”背景下的个体》获特别奖。《“三线”背景下的个体》是中国作协2015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作品创作重点扶持项目，原载于《延安文学》2019年第5期。
“三线”建设堪称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改变了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和几百万中国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两位黔籍作家以记录口述的方式，反映“三线”建设的历史面貌，并收集了近千幅旧照片，为一个时代、一个家庭、一个工厂留下珍贵记录。
孔海蓉
甚至不用提问，只做一个倾听者即可
“‘三线’建设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但‘三线’情怀依旧挥洒不去，印刻在几代‘三线’人的心中。”作者之一、贵州省作协组联部主任孔海蓉回忆，多年前的一天，班上的同学从全国许多地方会聚贵州，虽然物去人非，往日的热闹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留在这儿的那些欢笑，那些感伤，却如影随行，那一刻，大家忍不住相拥落泪，抽泣交织着喜怒哀乐。
那时，作为“三线”子弟的她不禁想：难道那些因“三线”而生动的故事、因“三线”而精彩的人生、因“三线”而无悔的岁月，就要悄然流逝？事实上，许多“三线”人都期待一支彩笔描绘“三线”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恰巧，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希望贵州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能够有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展示“三线”的精神与贡献。经省作协副主席戴冰建议，于是找了同是“三线”子弟的贵阳市作协副主席王剑平合作。
王剑平与“三线”“厂二代”工人交流
王剑平说，自己作为“三线”子弟，自然乐意这一选题。但实际工作开始后，方觉工作量太大、难度也大，因为昔日的“三线”职工如今四分五裂，一个家庭、一个事件、一个故事……想找准一条线索刨根就底，几乎不可能。再有，一些“三线”老厂，现在仍生产军工产品，机密不可涉及。而且，去一趟老厂，得深入大山丛中，废弃的“三线”老厂有的几十公里，有的几百公里，大多路烂不堪，行车困难……凡此种种，都增加了创作的难度。
走访许多“三线”人员、“厂二代”过程中，王剑平惊异于接触的任何一个采写对象，都有太多的个体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反映了“三线”职工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也反映了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忆昔日生活，‘三线’职工们都有话要说，我们甚至不用提问，只做一个倾听者即可。创业的艰辛、生活的厚重，其饱满的信息含量，都在那些不经意的言说中。”王剑平说。
“三线”厂单身职工宿舍
他表示，相较于原创作计划，突然觉得他们的口述更精彩。于是，便调整创作计划，从而有了现在的《“三线”背景下的个体——解密“三线”历史，再现移民心灵》一书的创作，并收集了近千幅照片。这些照片有深山腹地的工厂遗址照，也有“三线”人生活的老照片，均是一个家庭、一个工厂和一个时代的记录。
“三线”厂遗址上的职工考勤牌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何为“三线建设”呢？王剑平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形势演变，周边时局异常严峻。当时，中国的主要工业和国防工业大部分集中于东北、华北地区，一旦爆发战争，这一切必将毁于一旦。没有备战物资及武器供给，战争爆发，只有被动挨打。1964年8月，从备战上考虑，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决定，并提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建设方案，要求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其中的“隐蔽”，说的是重要国防尖端项目要藏进山洞。“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帷幕。
“三线”建设写就了一个时代
他说，伴随“三线”建设，贵州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声势最为浩大的外来移民行动，至1978年，“三线”建设入黔人员，总计超过18万人。因人口集中，工厂周边自然形成了小集市，驻地的农民每年把种植的蔬菜、制作的农副产品等卖给厂里，厂里的商店，也向驻区周边销售日用百货。这种小集市的形成，既改善和方便了相互的生活，也令周边农民的生活有了相对保障，如此，便形成了以工厂为核心的小社会。这个社会虽小，但却独立而完整，时间长了，就连说话也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
1980年代，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冷战趋于缓和，历时近20年的“三线”又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日显弊端，其因偏僻闭塞、零星分散、交通不便、成本增大而难有发展。特别是企业生产由“军转民”，市场定位、供需信息、人员分流，诸如此类的矛盾
更加突出。于是，“三线”建设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标本，逐渐走入历史，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仍在持续。
“三线”老物件之一
“‘三线’建设写就了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它不仅对调整国内国民经济结构，拉动东西部差距产生影响，也对中西部人口分布调整、基础产能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基础教育的改变等，都构成了影响。”王剑平表示，必须承认“三线”建设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改变了诸多个体和家庭的命运，正如“三线”人当年的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
是这一代人为之自豪的光荣使命
“三线”建设基地都有哪些动人故事呢？作为“三线”子弟，王剑平在“作者自述”一章，回忆了当时特殊的“小社会”，以及众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说，自己于1966年出生在贵州修文猫跳河四级电站，工地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世界，工程连队、机关、学校、食堂、商店一应俱全。
“三线”时期建在猫跳河上的水电站
一家七口人搬了若干次家，住过最宽敞的房子，从未超过六十平方米。这些房子极其简陋，黄土筑墙，油毛毡盖顶，雨大时可冲垮墙，风大时能掀翻顶。但这样的环境吓不倒孩子们，大家从小的理想都是：长大后当水电工人。然而，随着人越来越多，单位解决不了子女工作，要吃饭穿衣，只能外出打工当“盲流”。
尽管最终没能当成水电工人，但工地上的那些故事，却永久地刻在了王剑平心里：载满水的消防车从山顶翻滚至山脚，被甩出的驾驶员死了，但全身上下见不着明伤，也不见血，直到工人们第二天在一丛干草堆里捡到一颗完整的人心；小男孩把白砂糖倒入他父亲的骨灰罐里，把骨灰拌着当炒面吃了；老区被一根钢筋从下巴戳进去，又从嘴巴里穿出来……
60年代的水钢“三线”，贵州参加“三线”建设的石阡姑娘在水钢车队前的留影
作为当时的“三线”工人，感受最多的则是生活的艰辛。有人刚到贵州时，因为条件过于艰苦，不久孩子就流掉了；有人身上长了好多虱子，晚上睡觉就把衣服脱下挂起来；有人实在饿得慌，在被褥里偷吃饼干；有人不明真相买了地主婆的东西，被叫去问清来龙去脉；有人吃坏了肚子，农民用滑竿抬着去就医……在他者眼中的“三线”一章中，画家陈启基更是以自己妹妹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三线”家庭几代人的辛苦生活。
正是这样同甘共苦的经历，培养了“三线”人淳朴而真挚的感情。受访者张明清说，几十年中，大家有过不如意，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无论在何时何地，彼此永远都是朋友，因为都拥有一个相同名号，它将深深镌刻在大家的心上，抹不去、擦不掉、伴随终身。因为，在“三线”待过的人会觉得，当年一起奋斗的日子，就是一生最值得也最风光的日子。
山洞中的“三线”厂遗址
受访者张明清说，当年从大城市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说心里没有落差是假的，但既来之则安之，当时大家是靠一种信念支撑着，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攻关小组，车间的工人也是精益求精，不断地改进生产技能，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几乎每次都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正如另一名受访者陈川华所言，“三线”建设都很苦，献出了一代人的青春、终身和子孙，但也是这一代人为之自豪的光荣使命。
撰文摄影：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毫
编辑：喻辉 胡蓉
统筹：王迟
编审：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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