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陈丹青、木心,先后赴美,在纽约地铁相遇,此后亦师亦友,近三十年。2011 年木心去世,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八年过去,集结为《张岪与木心》一书。
上周末,8 月 25 日晚,陈丹青携新书做客单向空间杭州店,分享了与木心的文学往事。
本场活动是“回到文学:木心先生重启写作三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1984 年,客居纽约的木心恢复写作,在三十五周年之际,单向空间联合木心美术馆、出版机构理想国、新京报·文化客厅、凤凰网文化,向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浙江籍写作者之一致敬,在 8 月 24、25 日两天内,包括陈丹青在内的十数位作家、学者,齐聚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展开了多场对谈与讲演。作为本次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在新书首发式上,陈丹青和我们分享了他记忆中 35 年前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80 年代在纽约初读阿城、王安忆作品时的震惊,亦分享了 1984 年的一份“秘密”:“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好玩:1984 年,我远远听说一大帮同辈人正在闹腾文学,同时,在我眼前,有位老头子刚刚恢复写作。对我来说,二者都是新人,热乎乎的,照木心的说法,像是刚出炉的大饼。我似乎享受着什么秘密,心里想:嘿,我也认识一个作家,你们都不知道!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木心恢复写作后的文学经历:从35 年前恢复写作,到台湾发表作品引起彼岸文坛震动,到并非顺利的大陆出版过程,到身后的读者愈众,达至九零、零零后。但木心个人的历程,除了年份重合,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交集。在陈丹青看来,木心的这种孤绝、局外:“不全是外界和历史的缘故,而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出于他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这一选择,非常明确、固执,而且持久。他没有寄过一份稿子给此岸。自从三十五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的,仅仅做他自己,再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我们印象里沙龙活动中的陈丹青,往往自由挥洒,但一谈起木心,他就会变得郑重,为了此次活动,他提前许久准备了长长的讲稿。今天我们把讲稿原文分享给各位朋友,亦在文后附上活动现场视频——
视频中的陈丹青,虽然大体照稿念,但也有许多溢出讲稿的部分,演讲完后,他亦邀请青年作家绿妖一起,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与现场众多读者展开互动,对比着讲稿原文看,不失为一种新的体验。
遥远的局外
谢谢诸位记得木心恢复写作 35 周年。我相信,除了文学专家,其实没人关心作家的写作周年。今天的木心读者略微增多了,但我不认为哪位木粉会确凿记得:35 年前他开始写作,并认为那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借题发挥。发挥什么呢?我来讲点我和木心的往事吧。如果咱们去掉这 35 年,一起回到 1984 年,就比较好玩,比较有话说……在座八零、九零后不会有感觉了,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应该记得,1984 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倘若我没记错,起于 1978 年,甚至 1977 年,后文革第一代作家和诗人接连登场。除了三零后的张贤亮,大抵是四零后与五零后。譬如刘心武、路遥、高行健、北岛、芒克、多多、张抗抗、张承志、冯骥才、韩少功、王安忆、梁晓声、贾平凹、史铁生、何立伟、马原、张炜、残雪等等。1984 年,两位稍稍迟到的作家一鸣惊人:阿城、莫言。我记得,李陀特别以 1984 年——也许是 1985 年——为专题,写了专文,描述以上文学壮观。到八十年代末,六零后作家余华、苏童,脱颖而出。以上名单肯定有所遗漏,但以上作家都能在电脑字库中立即找到全名。除了阿城和王安忆,迄今我几乎没读过以上作家,只记得 1982 年出国前,被刘心武的中篇《立体交叉桥》深度震撼,以至从杂志上撕下小说页码,带到美国。那时,我和星星画会的阿城做了好朋友,哪想到几年后他将扔出惊人的小说。1983 年,我认识了来美访问的王安忆,我与她同届,仅只初中程度,居然有人写小说,我很惊异,满怀感动读她的长篇《六九届初中生》,之后通信十余年,读她的新作,如今,她已是祖母级作家。总之,以上作家持续出书时,读者可能多于今天的网络粉丝量。西方的关注,紧随其后,据我所知,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他们的译本,随即出现以单个大陆作家作硕博士论文的学者。大家都会同意,这是断层后的文学景观。断层彼端,从五四到四十年代知名老作家,老诗人,到了八十年代,半数过世了,仍在世的茅盾、曹禺、艾青、巴金、冰心、沈从文、张爱玲等等,早已很少,或根本不再创作。我记得巴金写了《随想录》,传颂一时。艾青的公子,画家艾轩,给我念过他父亲在文革后写的几首新诗。夹在两代人之间,还有一位汪曾祺,忽然火起来。再后来,九十年代吧,有位老先生张中行发表了散文集,我非常喜欢。总之,断层之后,许多被封尘很久的名字,成为活的废墟。说来荒唐。1980 年,阿城告诉我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名字,我不知去哪里找他们的书。1983 年,我人在纽约,有位新认识的朋友递给我一本香港版小说集,封面两个字:《色戒》,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张爱玲。这就是 35 年前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35 年前,我也有自己的阅读记忆:我在海外阅读同辈的阿城和王安忆,同时,阅读沈从文和张爱玲将近半个世纪前写的小说。那位借给我张爱玲小说的家伙是谁呢,就是孙牧心。他说,他在 13、14 岁读到张爱玲首批发表的小说,算起来,那是 1941 年的事情。40年代的木心(图左)。摄于1946年,此时木心在杭州第一次举办画展,十年十九岁。图中中右者不详。
孙牧心是个画家,和我们这群青年混在艺术学院,假装留学,数他年龄最大。那时,我们必须申请留学才能出国,而在我的上海记忆中,有不少像他那样沧海遗珠式的老侠客,潜藏很深,故事很多。1983 年,纽约华语报忽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我很惊异,就去找他玩。我问他,你从前写的东西呢?他带着狡黠的微笑,说:没有了呀,全都没有了。
现在想想很奇怪,很好玩:1984 年,我远远听说一大帮同辈人正在闹腾文学,同时,在我眼前,有位老头子刚刚恢复写作。对我来说,二者都是新人,热乎乎的,照木心的说法,像是刚出炉的大饼。我似乎享受着什么秘密,心里想:嘿,我也认识一个作家,你们都不知道! 孙牧心是二零后,在我们这群狼羔子还没出生前,他就写作了。1939 年他 12 岁,写了小诗,拿去桐乡刊物发表。1949 年他 22 岁,仍然写作,但不再发表。45 岁前后他被多次单独关押,居然还敢偷偷写作,那就是幸存的 66 页狱中手稿。他缝在棉裤里,带出来,藏起来。反正,直到 56 岁出国前,他从未发表一篇文字,一首诗,他绝对不让人知道他在写作。出国后,他要靠画画谋生,决定再不写作了。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知道:1983 年,来自巴黎的台湾画家陈英德去看木心的画,听他谈吐,以为不凡,坚持要他恢复写作,于是,照孙牧心的说法,他以文字“粉墨登场”,在华语报刊发表文章。为什么他又愿意写了呢?我猜,一是环境换了,二是稿费补贴生活,总之,开了笔,他就收不住了。很快,台湾文坛知道了他。1984 年之所以对他很重要,是因为诗人痖弦在首期《联合文学》为他推出了他的散文专题展。1986 年,由纽约中报副刊主编曹又芳主持为木心散文开了座谈会,那是老头子唯一一次听取别人谈论他的文学。现在,曹女士,还有与会的台湾作家郭松棻夫妇,都已逝世了。
1984年,移居纽约仅两年的木心成了驰名台湾的海外作家。当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创刊号内云集着港台及海外知名华语作者,第一主角,却是木心。主编痖弦为他专设“散文个展”。
回到 1984 年,木心虽然不认识大陆的新作家,但他当然好奇。我把王安忆的《小鲍庄》给他看。其中描写村里苦婆娘收留个苦孩子,当做亲生,晚上抱着孩子的脚睡觉——木心指着这一段,脸上很感动的样子,说:“写得好,写得好,她非常会写!”我把阿城刚发表的《棋王》给他看,他指着其中一段,写王一生出村时的背影,非常瘦,裤子里空荡荡的好像没有腿,木心容光焕发,做出举杯祝贺的姿势,说:“你写信告诉他:一个文学天才诞生了。”我就写信告诉阿城。1986 年,阿城来美参加爱德华写作班,过纽约,住我家,我弄了饭菜,叫来木心,他俩居然谈到凌晨四点。那夜我们穿着拖鞋,我记得阿城上厕所时,木心忽然很好玩地凑过脸对我说:阿城完全是个书生呀,你看那双脚,十足书生脚。另一次我们吃饭,阿城请木心给他小说提提意见,木心很认真地说:“《棋王》,我数了,用了 140 多个‘一’字。”说起随便哪位作家,木心就拿出一句话,一段文,然后议论。渐渐他从别的渠道阅读大陆新作家,每读一位,都是捻出一两句议论。譬如他能背诵顾城的诗,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欣赏其中写长江的船帆的句子,说是像“裹尸布”,在不同海外作家的饭局中,他好几次完整背出那首诗,啧啧称奇。所以大陆新作家不知道,他们的海量读者群里,远远地,有一位老木心。王安忆,阿城,还有湖南的何立伟,对木心的文章怎么看呢?反应各不相同。1983 年王安忆访美,我给她看了木心某篇文字,她很快读过后说:像台湾的七等生。我于是不再给她介绍木心的其他书。何立伟表示惊异,2006 年木心首次出版大陆版本,何立伟特意写了一篇评论,发在南方周末。那时找个人评论木心,非常困难,我很感谢他。阿城,1992 年去意大利领受文学奖,在被要求为意大利读者选择的十几位大陆文学中,他列入了木心的《芳芳No4》,并扼要作了介绍,其中一句我记得,大意是:对中外文学的理解,没人可以和木心比。但阿城好教养,从没跟我提这事。最近他出了文集,我才读到。那时他知道我们的文学课珍贵,讲席结束后,我们办了所谓“毕业典礼”,风雪天气,阿城自费从加州赶来,用行李箱装着自费购置的专业摄像机,全程拍摄我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很可惜,那盘资料片连同阿城的许多音乐物件,后来失窃了。
90年代,木心和陈丹青在纽约。“我(注:陈丹青)很少和木心合影,这幅照片摄于1994年文学讲席结束后,有一天我和他逛大都会美术馆,出馆后坐在台阶上。”
我不确定 1984 年前后的大陆,还有谁听说过木心。没有伊妹儿和微信的时代,大陆消息都是口传,八十年代,不少旅美港台作家已经能去大陆,带回文坛八卦,其中说道:上海一位文学编辑(编者注:李子云)读到木心某篇散文,很喜欢,准备用在刊物上,她推荐给当时已经是文化部长的王蒙看,王蒙说,太小资了。我不确定以上故事是真的,还是误传。但那位台湾作家转告了木心——我也忘了他的名姓,反正是诗人——木心说给我听,而且开心地笑起来,说:“我是文学婴儿呀,刚开始写,他就要把我在摇篮里掐死……”。我暴笑,木心来劲了,喜滋滋补了一句:“顺便把摇篮也掐死。”
但这位文学婴儿很快爬出摇篮,长大了。大约在 1988 后,木心不再粉墨登场,不往报刊投稿,开始闷头写难懂的诗。我想:他一年年老了,就这样自说自话逍遥下去,将来谁读他、谁懂他?所以他一直是我的麻烦。在纽约,知道他的人大部分不屑一顾,上文学课时,常有讥笑和流言,有些背后说,有些就是我的朋友,当我面嘲笑木心。而他只顾自己得意,拼命写《巴珑》和《诗经演》之类。1992 年阿城来纽约,有天上午我们谈起木心,我说老头子完蛋了,将来他怎么办啊,谁读他?阿城说:你可别这么想。大陆的孩子咕嘟咕嘟冒出来,有像样的教育,读各种书,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懂木心?又过了十四年,2006 年,木心的书终于在大陆出版了,在头一批热情回应的作家中,除了几位我的同代人,孙甘露、小宝、孙郁、岳建一,全是七零后,包括昨天在座的李静。另一位七零后李春阳,日后为木心最难懂的《诗经演》做了全部的古文注释,上海一位七零后女教授马宇辉,为《文学回忆录》的所有中国古典文学部分,做了全部的校勘与订正……2011 年木心逝世,意外的是,上百位陌生的八零后孩子从各地赶来,一声不响站在殡仪馆门口,其中好几位在木心病重期间自行来到医院,守护木心,直到他死。
2011年,木心在乌镇去世。
2012 年底《文学回忆录》出版了,木心的读者出现越拉越多的八零后和九零后,我算了一下,当 1992 年我对阿城说木心完蛋时,大陆的七零后读者大部分还是高中生,八零后读者干脆在幼儿园,或者还没出生。如今,以我亲眼所见,木心的读者已出现九零后、零零后。说起木心在大陆出书,还有故事。他的一位故旧名叫胡塞,曾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任编辑(顺便一说,世界经济导报的题字,是木心写的),胡塞的公子胡钢,与我同代,七十年代与木心相熟,曾与木心一起商量写申诉书,争取平反。九十年代末,胡钢在上海与严博飞、小宝合伙开季风书店,私下里,胡钢通过他在纽约的哥哥胡澄华转话,再三恳请木心叔叔让他出版木心文集。老头子当时七十多岁了,知道来日无多,终于同意了。胡钢于是自雇秘书,将台湾版木心逐字录入。大家可能想见,在 2000 年前后的出版局面,胡钢以个人的力量承受出版十余册文集,包括市场营销,多么猖狂,而木心在大陆既不认识任何出版人,更无知名度,他不可能和新作家那样,再获得十年二十年光阴,累积声誉。但胡钢神采奕奕承担了这件事。1998 秋年我带着木心的书信首次见胡钢,他带我去他为木心文集租赁的小办公室,桌上堆着全部台湾木心版。结果,如大家可能预料的,此事搁浅了。木心又默默等了六七年,最后,2006 年,是刘瑞琳的理想国出版社做了这件事。那时木心 79 岁。今天纪念木心重启写作 35 年,我能提供的便是以上记忆。我以为,这是木心个人的历程,除了年份重合,与新时期文学完全不交集。我们或许可以讨论的是:木心和新时期文学为什么不交集?这种双向的不交集,意味着什么?但我无法回答。我很想知道,过去百年有没有相同的文学个例。五四新文学以来,若干作家是冷门的、非主流的、遭遇批判而被长期遗忘的、又被重新见光的,譬如民国时期的废名、徐志摩、九月派、七叶派、沈从文、张爱玲,譬如新时期文学中死后才被关注的海子、王小波……等等。因政治与地域关系而长期隔阂的,譬如对岸的姜贵、朱西宁、洛夫、向明、罗门、蓉子、管管、痖弦、郑愁予、王文兴、七等生、司马中原、郭松棻……等等。从彼岸的语境看,以上名字享有长期的岛内声誉,很早便在他们的文学史名单中,木心虽曾名噪一时,但他是外人,从未被归入台湾作家,如今纪念他的台湾作家仍将他视为此岸出去的人。由于暮年回归,他也不会被视为海外华人作家。从此岸的语境看,他的文学从未被批判,因为从未见光,他的才能没被埋没,因为他不在文坛。他在最后岁月获得小小关注,人听说他,未必读他。他很老了,却不是老作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新作家,因为他密集的写作期,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发生。因此,木心的孤绝、局外,不全是外界和历史的缘故,而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出于他自己的安排和选择。这一选择,非常明确、固执,而且持久。他没有寄过一份稿子给此岸。自从三十五年前恢复写作,他就决定完整地、彻底的,仅仅做他自己,再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但他暮年放弃了他的固执,低下头来,妥协了。他对什么妥协?母语,还有读者。他知道,母语写作的读者群是在母国。所以,只有一件事,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使木心和所有以上作家完全交集,就是,他用中文写作。我不想细说,更不想强调木心个人的长期困境。这是许多作家,包括世界文豪遭遇过的故事。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非常别致,正像他的文风,始终试图保持他的独一性。我清楚,他的困境,或者说,他的固执的选择,来自美学立场,所谓美学立场,其实,来自他的性格。性格即命运。木心说:“命运很精致”。1983 年他恢复写作,是命运,也是性格。他被剥夺了大好年华,是他的命运,晚年还是拿起笔来,是他的性格。而他迟至 2006 年,在他七十九岁时才在大陆出书,则并非全是命运,而是由于性格,我想说,“性格也很精致”:大家可能会同意,只要他愿意跟这边混,他并非不能在八九十年代推出他的书。但我完全无法想象和“大家”混在一起的木心。他的孤绝、自守、远离文坛,有时会令人想起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早获声名,后来远走,不露面,但她从来知道,仍有无数张迷远远等着她。木心不同。他短期获得台湾的读者,但他不去,不交集。2006 年在大陆出书后,他从未出席签售,一再婉拒北京读者的邀请。除了和极个别去找他的青年闲聊,他在乌镇和他在纽约差不多,一年到头坐在椅子上抽烟。所以我在新书的序言中,这是一个难弄的老头子。在最后岁月的胡言乱语中,他望着天花板,忽然清清楚楚说了四句没头没尾的话:不是不要,在乎要法,与其要法,不如不要。
他从未与我说过这些意思,直到糊涂了,才自言自语说了出来,显然是对自己的交代。我猜了很久,明白了:所谓“要”,是指荣誉和声名,所谓“要法”,是指获得荣誉的方式,以及,哪种荣誉。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世面有哪些荣誉,如何“要法”,于是,木心说:“与其要法,不如不要。”我重视这四句话。以我熟知的木心,精明,透彻,老练。同时,常年不安,因此,他非常真实。他不追求声誉,但不掩饰他渴望声誉,他甘于寂寞,但从不标榜清高。近年,不少读者和评家佩服他的淡泊、隐匿,超然世外,那是大误解。对我来说,他渴望,但是拒绝,他拒绝,同时渴望,那才是他之所以珍贵的理由。从“不是不要”到“不如不要”,木心度过了三十五年,死掉了。他如愿了吗?他有遗憾吗?熟悉木心的读者可能会记得他自撰的对子: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幸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唯叹壮志未酬
我猜,他最后的“私愿”是在大陆出书。而他的“壮志”,好大呀,对着厚厚的世界著名长篇小说,他会一脸的羞愧和认怂。我难以得知,他内心对自己失去的岁月如何抱憾,这是我们这代幸运儿无法理解的抱憾。
陈丹青在演讲中
这次活动的主标题,是《回到文学》。这句话指什么呢?浅层的意思,也许指木心恢复写作,深层的意思呢?我常听木心说起某篇小说,某种写法,断然说道:“不是文学”。怎样的算是文学,怎样的不算文学,可以永远争论下去。木心死后,有个青年女木粉问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与我同代的诗人,怎么看木心的诗,那位诗人说:“哦,木心的诗还没入门。”是的,每一位文学家、艺术家,都有内心的标准,都很骄傲。但我所见过最最骄傲的人,是孙牧心,因为我目击他为他的骄傲付了什么代价,付了多久的代价。同时,我也目击他也非常心虚,并为此折磨,只是他有他的方式,缓解这种折磨。由于长期没有声誉,听不到回声,于是他自己做自己的评判者,同时,为自己辩护。他的自我评判,他的辩护词,部分,我忘记了,部分,我不愿说。他经常在嘴上练句子,好比打草稿,暮年,他好几次对我说起一句西方人说的话——我知道,他又在练习如何评判自己,而且为自己辩护——我忘了那是谁说的,那句话是:重要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
8 月 25 日陈丹青《张岪与木心》新书首发式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