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看似是句废话，实则来之不易。这八个字其实拥有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逻辑。自由干活，很多人都觉得这乃是人之天性、天赋权利，但人类其实为此而奋斗了几千年。古代的农民就只有部分的自由。欧洲的古代农民相对还比较自由，因为自耕农在欧洲一直占有较大的比例。尽管如此，欧洲还是有相当部分被领主统治的农奴，他们不太自由。中国古代农民就更是很不自由了，秦以后，农民就被严苛的户籍制度所控制，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一代又一代接受着来自皇帝的直接性的严重剥削。这种黑暗的情况，终于在近代迎来了曙光，全世界的被压迫的人，都得感谢英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自由干活”乃人之天权的著名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他出版《政府论》的时候，是中国的康熙年间。“自然理性告诉我们，人类一出生即拥有生存权，有权享用大自然为维护人类生存而提供的肉食、饮料以及其他东西。”
乍看这话是句废话，但在人类启蒙之前，有无数人并不拥有自由生存权，他们也无权尽情享用物质资源，而是要将相当一部分产物上缴。
即便到了近现代，难道我们就拥有这个权利了？非也。“国家”作为一个利维坦巨兽，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君主专制，成为一种新的“奴隶主”。在苏联大饥荒之中，国家强令剥夺乌克兰人的粮食，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强行征缴，导致众多家庭最后的保命粮食也被征收，酿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惨剧。在红色高棉，类似的故事也在发生，人们被剥夺的不仅是劳动产品，还有思想和生命。如何阻止现代国家直接剥削人民呢？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感谢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先是细致入微地观察了“分工”这一市场的基础现象，然后进一步如是说：“分工完全确立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物就不能完全满足自身的需求了。他所需求的大部分物品，都是别人的劳动生产物，他必须要用自己劳动产物的剩余部分去交换，才能满足需求。于是，所有人要想生活，都要依赖交换。换句话说，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商人，而严格地说，社会也就成了商业社会。”
古代权贵垄断的不仅仅是物质本身，而且是享用物质的权利，因为那时候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古代那种农贸集市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市场，市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即“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交换权利”。有很多人厌恶现在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认为这是消费主义陷阱，但正是超市这样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存在，让绝大多数人类拥有了自由享受物质资源的天赋权利。所以拯救人类的不是神仙上帝，更不是某个政权，而是市场——市场自己会调配资源，市场自己会促进物质的丰富。市场更是天然地要求大众拥有享用物质的权利，因为只有这样，市场上的商品才能大量销售，而不至于成为少数权贵才能享用的特权。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不要市场、只要统一的计划，结果生产力惨不忍睹。70年代初苏联人相对过得比较舒服，就是因为相对引入了那么一点点市场机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柯西金经济改革下，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大获成功，年均增长率达到7.3%。 人类为什么需要伟大的思想先驱？因为正是他们从固化的体制和思维中跳脱出来，才带给人类新的可能性。所以70年代的苏联人也得感谢亚当·斯密，尽管他们从未相信过亚当·斯密——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领袖都不知道市场机制还能起到定价作用，还以为商品价格需要由行政命令来制定。亚当·斯密在当时只是提出了一种构想，甚至可以说空想，因为那时候“市场”概念还类似于现在的科幻小说素材。“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了商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表述。在那个只有贵族、奴仆、农民的年代，这样的想法可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但现在几乎全世界都选择了亚当·斯密的构想，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劳动交换着对应的产品，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我们是劳动的商人。自由市场就是分工和交换，市场决定了价格，并自动调节供应和需求。尽管国家权力在其中的干预方式和程度，是人类后来逐渐认识到的（因为有时候会存在“市场失灵”），但自由市场这个基础是始终必须保证的。经济危机，需要政府搭把手去帮忙（凯恩斯主义），但并不能成为政府长期替代市场的理由。那些试图打着国家干预的幌子，破坏自由市场根基的权力行为，最后都受到了惩罚——生产力低下、贫穷，甚至饥荒。因为他们总是无法摆脱“政府想要掌控一切”这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在现代国家，“自由干活”的定义其实大为扩展了。产生大量的官僚体系和行政冗余人员，其实也是违背了“自由干活”。因为这些职业本质上是不自由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自由地创造价值。以上，就是“自由干活”部分，下面我接着说“公平分配”。市场所起到的自由交换、定价、决定供需作用，都促进大家赚到了钱。不过赚到的钱并非全部直接流入民众的口袋，因为大家还得缴税。另外，市场并不能解决人类根深蒂固的一些不平等——种族、地域、资源、教育……甚至有时候，市场还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越是禀赋好的的地方越富。市场也会造成贫富差距，因为资本拥有者会不断增加他们的优势，实现财富集中和世代积累。然而，大家的劳动在本质上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这种差别至少没有财富所体现的悬殊那么大。所以，“公平分配”的财政机制就成了一种必需。这种公平体现在几个方面：地域公平、人群公平、性别公平。最近我看一个法国纪录片，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马克龙的税率改革，让法国的私营企业员工大为受益，因为他们负担的增值税等很多税率都降低了。与此同时，马克龙还针对性地增加了私企员工的国家福利补贴，比如养孩子的补贴。然而马克龙也剥夺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好处，他的改革让公务员们的税务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所以公务员们怨声载道。然而在宏观经济视角看来，法国的公务员确实拿走了更多，于是马克龙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群公平”。国家按照不同人群的收入情况，通过税收进行有效的收入调整，以保证国民收入平衡。如果马克龙不改革，法国的公务员阶层将会越来越占有更多的收入，造成法国的经济失衡。欧洲的财政调节机制，一直都是非常灵活的。在西班牙，个体户、大公司、劳动者的税率一直在随着具体情况而调整，比如今年就对银行和能源公司增加了特别税收，以拿走一些他们的巨额利润。与此同时，针对低收入年轻人的补贴、年轻人购房补贴、育儿补贴等丰富的补贴，又不断进行着“劫富济贫”。疫情期间，西班牙也曾经对全国个体户进行过大额的专项补贴，这是特殊时期的财政工具。以上就是“公平分配”，这需要政府非常频繁而专业地使用财税工具。总体而言，只要做到“自由干活、公平分配”的国家，一般都不会太差。一些国家产生经济问题，又往往是因为违背了这两个经济的基本要求。·END·欢迎加入我的讨论社群，现在已经有300位读者在里面与我进行你问我答、宏观经济动态和知识交流、独家专栏文章分享、时事动态探讨、好书推荐、往期被禁文章分享等等。这不是微信群，是“知识星球”app旗下的付费社群，费用88/年。欢迎扫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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